我在这里主要想用王友琴的《鲁迅和中国现代文化震动》这本书为例，来初步讨论如何可以在哲学和文学关于人的讨论之间建立一个桥梁或中间地带。鲁迅关于“国民性”的作品属于广义的文学，同时可以看作是一种由中国人的具体实例来探讨“理想人性”这一哲学问题的工作。我以为王友琴的书可以看作是拿鲁迅的作品来尝试例示：如何可以把文学工作安排在一个比较抽象的概念架构里，借以替一般性的抽象讨论找出一条联系实际的道路，增加一些可证验性，对往往架空的辩论多一点较易共同接受的约束。
鲁迅在他的“学习年代”就找到一项他以为对救国救民有重要意义的工作：用文学来改变中国人的精神状态。他于一九O二年到日本，不久进弘文学院学习。许寿裳在《亡友鲁迅印象记》中说——
“鲁迅在弘文学院的时候，常常和我讨论下列三个相关的大问题：
一、怎样才是最理想的人性？
二、中国国民性中最缺乏的是什么？
三、它的病根何在？
他对这三大问题的研究，毕生孜孜不懈。”
在鲁迅提出的三大问题之中，第一个可说是道地的哲学问题。关于这一点，他很少直接“说”(say)什么，而是用讨论较具体的情况“指向”或“显示”理想人性的内容。亚里士多德便曾说过，诗的作用是由特殊表现或指向一般。其实这也适用于广义的文学；甚至对于哲学的某些部分，这种做法也是比纯用抽象概念表达更合宜有效的，庄子和柏拉图是著名的实例。这样从内容而不从表达方式来界定哲学，可以把鲁迅的许多作品看做是一种广义的哲学工作。哲学的目的在澄清我们的思想，对于如何接近这一目的，可以选择不同的道路。经验证实，讨论具体情况往往比抽象论证在把握真实上较少偏差。
另外两个大问题为头一个普遍课题提供了中国人最关心的一种较特殊较具体的聚焦(focus)。不但它们本身重要，而且也可以把研究它们看成一条趋向解答第一个问题的途径(比“构造主义”所注意的共性要丰富且更与生活有关)。注意这两个问题当然出于如何探求救国或进一步使中国进入较合于理想的情况的动机。第二个问题可以说是要先认清“现象”，而第三个问题则试图进一步把握“本质”。两个问题都采用了负面的形式，这当然出于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人痛苦的受挫感和迫切的危机感，未可厚非。但不能不承认鲁迅有时有过激之处。
我觉得在鲁迅的发展过程中，由于对历史进程所汲取的教训，他对于中国的希望、理想及讨论的聚焦都趋向于缩小、降低、或者至少延期，把较广的目标搁置起来，等时机到了再拿出。先集中精力在精神层面上正视实际的情况，支援比较正面的动力，躲开亡国的命运并设法让中国站起来，然后才有可能追求更高的理想。这种想法当然是相当普遍的，但是鲁迅并不像很多人的短视：他不同意以手段代替目的，而且不忘记较全面的发展。例如他对木刻及别的美术的提倡，收集重印笺谱，对有理想的青年的热情，在末期还用了大量的精力和时间讨论较普遍的主题，翻译介绍像《死魂灵》等与当前急务关系较不明显的作品，等等。
我所谓他的缩小、降低、延期可以用几个例子来说明。他一九O七年写的《科学史教篇》，在结束处指出科学之不足，说不但需要牛顿、康德、达尔文，也需要莎士比亚、拉斐尔、贝多芬。又如在“五四”前后他讨论妇女问题，讨论如何做父亲，讨论儿童教育，以后就很少直接探究这些较基本的课题。对辛亥革命的失望，使他消沉了六、七年。以后为了“慰藉那在寂寞里奔驰的猛士”呐喊了几年，跟着又再经历了同志们“有的高升，有的退隐……”以后所产生的寂寞心情。一九二六年在厦门他还是拿不定主意是否走教书做学术研究的道路。而一九二七年大革命的分裂给了他极大的刺激，开始了他对当时的政权短兵相接的斗争……直到一九三六年去世。在这一过程中，鲁迅可以说从宽远的理想和探讨愈来愈缩小聚焦。到最后几年，主要针对右左两方精神价值上的偏向，特别是政治上不择手段的急功近利，就其在实际情况中的具体表现作出了坚决(对右)而痛苦(对左)的斗争，甚至在病中反击，很伤害了自己已经残弱的身体。
鲁迅死去五十多年了，我们又累积了许多幻梦破灭的历史经验。如果鲁迅活到今天，他会从这些经验中汲取一些怎样的教训呢？他会对我们说些什么呢？——既然我们不可能让他起死回生，只有把同样的问题来问我们自己。事实上很多人也在离开鲁迅问这种问题并且提出各式各样的答案。可是我还没有看到有人能继承鲁迅的谨严，他的看事较全面，表达确切而艺术性高，先后轻重掌握得较贴切。
回到王友琴的书。她的着眼点不在鲁迅的发展而在鲁迅眼中的中国，选取了国民性来做为把握鲁迅多方面工作的中心课题。
作者为这一个重要课题所作的努力，内容丰满，活力旺盛，值得精读。可是，全书的组织缺点不少。所用的一些大概念，往往有混杂，生硬，用字不妥，以及因借用而在读者心中引起与作者意图不符的联想……种种的短处；可是大都是为了要用大家熟悉的几个中心意念为杂多的基本现象找出一个贴切而耐用的安排方式，在内容上还是相当成功的。失误可说是次要的：例如借用的“功能”、“认同”及自创的“超意图”对读者初步的理解，可能阻大于助。作者想用它们来表达的观念，是相当自然而在我们思想中占有关键性的位置的，值得作较仔细的辨别区分。
这类在概念选择及表达方面的缺点大概是难免的，特别因为本书可说是在学风主流不正的气氛下做一种大胆的初步尝试。如果企图把握较合宜明确的概念对素材做出较谨严的处理，不但需要作者更大的努力，也可能扼杀了凭借直观及锐气所获得的一种材料的丰富切实及整体的生动活泼。另一方面，以这本书为基础，作者及有兴趣的读者也许可以进一步澄清改进本书所(想)用的若干大概念，并用类似但比较多一些分析的办法，选取及组织起别的一些有启发性而切实的素材来。
本书想从把握鲁迅的问题，解决的途径或方法、概念、成果以及遗留的问题来认识及解答这样一个问题：他作了什么？第一部分包括两章，目的在确定鲁迅心中为自己的工作所选择的中心目标。作者以为鲁迅的答案是：分析揭露中国的国民性并用文学来表达自己的所见，用以帮助改进中国人的精神世界。
第一章企图为国民性定位。作者认为这是存在于基本心理学及社会学所研究的两种不同对象之间的一个“层面”。“国民性”当然不是很明确的一个概念，它的位置和作用介于本能和理性之间，和“传统”及“文化”有某些相近的意思，表现为习惯，习俗，惯例等。作者说：鲁迅自己，曾用过很多词汇来指代他所捕捉和探索的那一精神层面。用得较多的是国民性，此外，还有国民精神，国民魂，民族性，思想根柢，国民风气，，民族根柢，社会全体的症结，思想习惯，病根，老谱等等。
鲁迅这些相关的说法不但可以帮助我们对国民性这一词取得一种不太死板的了解，也顺便显示了文学比哲学在传达思想及印象这一任务上的一种优越性：在不同的上下文中用不同的表达方式，使我们对作者的概念的把握比用严格的定义要生动有力；何况这类概念恰好是不能定义或至少不能给以严格的定义的呢？作者在她的书中，主要讨论了国民性这一概念与常用的“传统”及“文化”两个概念的关系。我在本文中不想卷入这一讨论，只预备单用国民性一词，同时记住上列鲁迅所用的另外那些词汇。
第二章分三节。第一节指出研究国民性的普遍重要性：在我们行为中国民性这一层面有很重要的作用，因为我们对外界的反应取决于我们内部的状态，而国民性在每一国民的心里占有相当大的位置。如果用机器来作比，国民性是软体中很重要的一部分，可说是包括了大部分或全部隐蔽了的程序系统。作者指出国民性这一层面是厚的，在中国尤其如此；又是浑沌的，所以我们一般对它的作用没有自觉，因而也失去了对之权衡以做选择的能力；又是飘忽的，因为它的内容及作用并不完全固定而是常常改变的。认识与揭露国民性的内容可以帮助我们把视为当然的一些行为和想法提到自觉的层面加以鉴别，扩张我们选择的范围，增加我们改善自己的可能。又因为这一工作是困难与复杂的，我们需要对这一工作做出更大的努力，才有希望获得较大的成果。
第二节指出研究国民性在现代中国事实上的特殊重要性及迫切感。这一点是大家较熟悉的：因为受了西方来的冲击，认识到“现代化”的必要，而又未能顺利完成这一任务，在百多年来屡次受挫，不能不愈来愈多责怪自己，寻求病根。
研究国民性的主要目的是改造它。鲁迅在日本时以为“善于改变精神的……要推文艺”，他的注重杂文，是以后的事。在第三节中，作者就鲁迅的创作历程把文学做为一种制裁力量来讨论，讨论了鲁迅由医学转向文学的过程，并阐述了鲁迅关于“病态文化”的观念(所以要找“病根”)。最后说，文学可以使我们同时认识到生活和人“是”怎么样的，以及生活和人“应该”是什么样的；然后就看到两者间的差距，不但激起改变“是什么”的愿望，而且看到“该”改变成什么样子。
国民性的内容最中心而难于把握的特点是它的浑沌状态。本书主要的第二部分就用“走出浑沌”为总题。这一部分包括了五章：从第三到第七，而以讨论“潜规则”的第四章为最长也最中心，几乎占了全书三分之一的篇幅。
作者在第三章中把“层次”的揭示做为鲁迅作品所以“深刻”的主要原因，并举例来说明在鲁迅作品中如何辨析层次掀开人的内心世界及揭穿一些“神话”。在这里“神话”意指生活中流传着的一些并不符合事实但却反射出人们内心状况的一些说法。作者说，“所谓层次，一般说来指的是因果关系中的顺序及分类。”这一说法，比较我所想的要明确，但恐怕过于窄狭。特别是有关人的现象，我们所知太少，一般距离掌握到正确的因果规律颇远，贴切的描述分析可以帮助我们去假和减少混淆，排除一些错误，但多半并不能揭露出事物本身的运行规律。所以像文学，“现象学”，“语言分析”主要目的和作用仍然是澄清思想及概念，一般不见得能使我们直接把握住具体的因果关系。分层次虽然有助于我们认识其中的“顺序及分类”，但是我以为我们该更注意“确切地描述”我们认为重要的现象，尽管在大部分情形下，我们看不清其间的因果关系。应该说，分层次首先是帮助我们得到确切的描述。
“层次”这一概念，含义丰富，往往可以给我们一个有力的做分析的武器。我也讨论过这个概念，可是总不能找到一个让自己较满意的较清晰而全面的看法。作者在本书中对这概念的各种用法，我也不大能掌握得住。层次分得恰当，可以帮助我们去假存真，掌握或接近问题的症结，减少若干自欺欺人的想法。虽然不见得能找到一个现象真正的原因，至少可以排除掉一些假的原因。——总之，我以为这一概念值得好好研究，而且我想，如果能学习鲁迅借助于切实的具体情况来澄清概念的方法，可能成果较大。
在第四章里作者探索了文化或生活中的“潜规则”。作者说：“潜规则”往往不是通过直接的说教，而是通过不成文的行为示范而被传播被扩散的，并通过行为的习惯而内化于人们心里。主要是指人们的行为规范和价值原则。一一作者企图由这一探索为鲁迅的作品所写的“一鼻，一嘴，一毛”组合成“或一形象的全体”。
作者以鲁迅的作品为素材，勇敢地罗列并解释了八大项“潜规则”：
1.政治：不受限制的权力的观念(包括两项分则)。
2.家庭：缺乏爱心(亲子关系中，认为父母对子女有“恩”；婚姻缺乏爱情；两性关系中的“双重标准”)。
3.群体：不合作(下分两点)。
4.个人：不发展(对“个人主义”的误解；缺乏内在道德制约；以压抑为美；个人人格分裂)。
5.历史：在循环中不变。
6.学习外国：来自深层的抵拒。
7.对待挫折：精神胜利法(包括欺凌第三者来取得代偿)。
8.人生态度：马马虎虎，不认真。
这些都是一些往往有人提到的现象，称之为“潜规则”有点勉强。一般说来，规则意指人所制订的相当明确而形式化的条律(rule)。可以说这些常见的现象中隐含了若干中国国民性运行的基本规律，如何由它们发掘出若干意义较清楚的“潜规则”该是一个有趣而不见得容易的工作。从这个或许有点学究式的角度来看，作者未能再做分析就把这些现象叫做规则是有点令人失望的。
可是作者能够由鲁迅作品中抓出这些重点并集合起来做了一个较为全面而且具体的说明，不但为研究鲁迅，我以为也为研究(中国)国民性提供了一个比较固定而鲜明的基础，使进一步的加深与推广的研究有一个也许初具规模的坐标系统。我以为这一成绩是比对一两点作细致的分析更难也更重要的。
接着作者进一步用两个有趣的实例印证了她的“潜规则”在生活与作品中的重要性。第一个例子是对小说《风波》细读与分析，“从而说明鲁迅笔底下所写的生活是暗合上述规则的”。第二个例子，选取了鲁迅的一个观察做为原型来置入中国文学史的大背景做“放大”分析：中国文人“总说女人先来引诱他”。我觉得这两个例子颇有意思，关于它们的讨论正是作者的特殊能力可以不受拘束来发挥的成果。
第五节比较鲁迅和其他学者对传统文化探讨的方法及所做结论的形式，从另一个角度来说明鲁迅的思想及作品的内容及特征，同时也提出了作者一些自己的看法。这一节的篇幅之大与份量之重远超过了随后的任何一章：我以为这一比率失调反映了作者未能给全书的结构一个合宜的安排。应该说，这一节讨论的主要不是作者所标明的“结论的比较”，而宁是以鲁迅为例把我前面已提到的在讨论大概念时两种方法或途径做了一个较具体的对比：用抽象语言来“说出”还是用恰当的特殊情况“指向”所要表达的意思。
例如鲁迅借“狂人”某君的嘴来说：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这正是给了我心目中的这一区别一个很形象化的解释。与此密切相关的是揭示一种“层次”错误：指出讨论的问题不合适把没有简单的“是”与“不是”的答案的问题当做有这样答案的来处理，结果只能是：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只有无休止的争论和重复，没有合作和认识的累积。
例如问中国文化优还是劣，是“动”的还是“静”的，儒家是不是人道主义，中国有没有民主，中国重个人抑重群体，等等。显然这些问题没有简单的是与不是的答案。甚至只是进一步分别概念(如民主，个人，等等)的不同意义及结论的不同方面(如中国文化在某些方面优，在某些方面劣)，也还往往不够。我们真正关心的往往不是，或不只是，对这些问题的是与不是的答案，而宁是如何达到某些并不完全明确的目标或解决某些并不太清晰的问题(如怎样现代化，怎样改进中国人的精神世界)。这些问题当然牵扯到价值问题，而关于价值问题我们对具体情况较有把握做判断。这也是为什么文学特别重要，因为，像前面所说的，它常可以帮助我们进一步认清现状“是”怎样，从而刺激我们对“应该”怎样做活生生的反省。
如何有效地沟通配合文学与有关人的哲学当然是一个自古已有的大难题。我只能说，多做些(自我)反省，尽量避免说空话，分别何处“说出”或只“指向”比较合适，多注意分别“假的”不同意与“真的”不同意(例如双方结论不同只因为所用的概念实际上不同)，努力使概念比较清楚而符合没有偏见的直观，等等。一一这些空话也该借实际应用它们来看问题才能较好地“指向”我们想要的它们的内容。我们也许可以说，鲁迅的工作恰好可以看作是把以上的空话付诸实践所得的成果，所以研究鲁迅的著作(及行动)可以帮助我们把握以上这些空话的较亲切的意义。
作者在她的书里指出，鲁迅对国民性及文化的分析与描述和批判并非概念式的或学院式的，并不注重说出一些大结论及一个可以孤立了表达及讨论的理论性的体系。他没有参加五四前后及一九三四年的两次关于中西文化比较及结合的可能性的直接讨论。(他也没有参与发生于两者之间的“人生观论战”。)“那些讨论，所用的术语往往很大，做结论又快，也就显得笼统空疏。”鲁迅的文学化的方法是不同的。我近来常想到，在西方学院哲学中，几十年来也有相似的“两条路线的斗争”，粗疏说来，因为对传统哲学的空疏不满，有各种企图把讨论“拉回地面来”的建议及发展。我以为比较鲁迅和“学院派”及“实权派”的看法与做法，并进一步把方法与目标及实践之关系多加反省，对研究如何做哲学也会颇有助益的。但是这只是一个印象，我还并没有能得到比较清楚的想法。
多年来若干人都说，因为孟子说过“民为贵”，表示中国早注重民主，因为孔子说过“仁者爱人”，儒家是一种人道主义，近来又有人说，因为中国常讲“天人合一”，所以早已注意到“生态保护”了。这种由一点跳到全体的论证，往往引向若干不切实际的感情用事的争论，把或有或无的“真不同意”混杂地掩盖在对这些大结论的“假的不同意”中。例如儒家希望通过自我克制及明确的等级制度，维持社会的秩序。在一个朝代兴起的时候，或多或少用“阳儒阴法”来帮助，一部分也因为战乱之后，人口较少，往往在一段时间，在一定程度上达到这一个建立保持社会(或皇帝所要求的)秩序的目标。可是这种做法，一面阻碍了实质的发展，导致了“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圆圈式的循环，另一方面有其内在的局限性，而且是一种负面而非正面的精神，以清规戒律为主，宁牺牲发展以维持现状。
例如鲁迅讨论了他称之为“寡妇主义”、“坚壁清野主义”之类想法做法的局限性及缺点。特别在与人有关的问题上，我以为很难用先彻底解决一个问题，然后再攻下一个问题的办法，得到好的成绩。反而是在发展中，虽然问题甲没有完全解决，它会为新的问题乙取代，而在这过程中，我们可以较接近了原来较大的目标,同时也可以认识到原来所制定的目标其实并不及新想到目标更符合我们真正希望的情况。从这一角度来看鲁迅的竭力提倡发展，我想可以更容易同意他在这一方面的意见。
第四章第五节另外提出若干有意思的看法。例如作者提到弗洛伊德及荣格针对西方情况所提出的某些看法，其中要处理“潜在的紧张”及(对于“认同”)过度的认真，可能不适用中国人的实况，甚至问题恰恰相反。总之，这一节包括很多，我不能在本文一一讨论或条列。
第五章及以下两章以“功能解释”、“意图”和“选择”三个大概念为主题。一个问题是，像阿Q为什么会那样对外界反应及有他那些想法呢？又如据说熊十力曾说，他在看《儒林外史》的时候，全身发汗，因为发见其中许多丑恶的东西还在他自己生命的深层中发生颇大的作用；为什么会这样呢？大概可以这样说，在中国某些特定而很少在本质上改变的情况之下，这些介于本能与理性之间的不自觉的想法和做法，满足了个人和社会的某些被扭曲了的需要，有一种“功能”，因而易于模仿，而且在社会情况基本上改变不够多的实况下，容易历久而不变。
需要与意图是分不开的。因为若干的原来的愿望得不到，甚至不可能得到，就会产生若干代替品，使本能的要求得到一种不正常的假的满足。这些代替品或者暂时有减少痛苦的作用，但长期普遍地使用这些代替品，后患无穷。不但不能帮助满足本有的合理的愿望，甚至用不合理的愿望来代替了它们，或者至少失去了用正面的愿望摆脱取代那些说出来都会觉得歪邪的想法和做法：例如嫉妒或别的心理使人做出许多损人不利己(甚至也损己)的事来。
在第六章，作者讨论了意图，超意图及意图的扭曲。“超意图”一词此处是指“偏离意图”的言行。偏离和扭曲起初往往是由于外界条件不容许正视原来的意图，用有效的努力把它实现；久而久之，忘了原来的意图，反而代替品成了公认的目标。例如鲁迅说到清代学术中乾嘉之学注重文字与考据，原是因为统治者的高压，使人躲开易犯“错误”(因而受迫害)的义理之学以及诚实的史学。可是后来成为风气，反而几乎成为大家作学问唯一的最高的目标。
本书第二部分的总题是“走出浑沌”。浑沌状态有几种不同的情况或层次。有些可以说是全不自觉的，像阿Q的大部分的想法和做法。有些是有规定的，但按规定做的时候，并不知道为什么(或说意图为何)该有这些规定。进一步也可以为规定找出理由，但是我们未必能接受这些理由，因而我们就面对了在不同的规定与不同的理由之中做出自己的“选择”的课题。
第七章讨论选择，注意点在于一个知识分子最基本的一个选择：你要做哪一类的人？一个常见的阶段是“认同”或者说选哪些人或哪类人作自己的榜样。在这一过程中，自己所找的榜样可以改变，对同一(类)榜样的认识也可以改变。较成熟的人会认识到自己有自己的特点，不会和所选的榜样处处一样，进一步可以有一个比较明确的自我认识，从而会自觉或不大自觉地以某种人“自居”(一个鲁迅常用到的概念)。如果一个人能够“活到老，学到老”，特别是在认识自己这一任务上，我们就可以说，一个人一生一个重要的目标应该是努力确立他或她的“自我本质”。作者在这一章中以认同，自居，和“自我本质”确立为标题，讨论了“内心冲突”和“道义承担”两个相关的重要主题。
最后一部分标题为：未完成的鲁迅。由题目我自然想到我们应该如何由鲁迅死后这五十多年的经验中汲取教训，对鲁迅当年的看法重新估价，并对当前的情状努力做出像他对他的时代所做出的那种反应。可是对我这种想法，似乎只能具体地去做，可以说出来的一般性的抽象结论不多，且试着去说，也难免空疏，于事无补。据我的了解，作者所选的是比较切实的一个建议：我们不但要通过认识鲁迅和他的作品，进一步认识我们自己，还要把握并付之实践“他的这种文化批判精神，使之成为不断实现自我超越的力量泉源”。作者把鲁迅或他所指向的健全文化比做沙漠里的仙人掌，我们的任务是为它提供明丽的阳光及充足的雨水：“如果我们每一个人都能提高自己的文化和思想水准，那么民族的文化精神植株就会更加丰茂华美。”
王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