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岁曾吟郑君里，樱花红白闭禅关。
悠悠世事凭翻覆，落落诗流倦往还。
谁识心雄万夫上，无穷事在一楼间。
未来天地从君卜，大海潮头壁立山。
诗中“郑君”，谓海藏楼主人郑孝胥，楼在上海南洋路。郑氏《海藏楼杂诗》第四首首联云：“移樱四十株，<SPS=1298>丽会成列”，“樱花红白”正是此楼景物。《香宋诗钞》(四川人民出版社)中无此篇，据赵元凯等书末《后记》称：“九一八事变后，先父以民族大节，与伪满诸人断绝，虽旧友郑孝胥亦绝书函”，此诗因之不入《诗钞》。兹从《海藏楼日记》抄得。《日记》下文接着写道：“题一绝于诗后云：欲将孤愤傲群贤，人定何堪说胜天。自是衰迟偷生者，汗颜翻为一诗传。”此“题后”诗在《海藏楼诗》卷十一的“丙寅诗”中亦未录存。做研究工作的人在赵、郑诗集中见不到这些篇章，是颇可遗憾的事。赵诗“心雄万夫”“事在一楼”，尤其结尾一联，分量着实不轻。其时郑孝胥年已六十七岁，故自叹“衰迟偷生”徒以一诗传名为恨。
陈叔通《百梅书屋诗存》中有《书<海藏楼诗>后》，可当一篇郑孝胥评传读，其后半首云：
食不御肥鲜，衣不改韦布。
俭啬若故常，未以车代步。
吊贺却亲知，凶嘉惟礼具。
偶尔涉其庭，阒如老僧住。
诗骨天开张，气足与辞赴。
寸楷魏唐参，隶尤压缣素。
犹忆叶家园，七十祝初度。
倘勿锡九龄，庶几保迟暮。
“锡九龄”句下，作者自注云：“七十犹居沪，卒年七十九。”前人的笔记里说：“昔褚渊为齐司徒，贺客满座，褚<SPS=0728>叹曰：使彦回作中书郎而死，不当为一名士邪？名德不昌，乃复有期颐之寿。”是之谓“寿则多辱”。赵熙的“绝书函”、删《诗钞》，岂非皆缘郑孝胥不幸而“锡九龄”，遂不得以“名士”保其迟暮乎？有趣的是《海藏楼诗》卷八《答左笏卿并示介庵》篇亦用此典，有句云：“彦回名德既不昌，何用长生贪久视！”看来“名德”一语，大有玄机，要讲说明白，纵花雨缤纷，未必顽石便点头。
上引百梅书屋“书后”一诗，约作于一九三九年前后(前有《戊寅正月十一日》，后有《庚辰嘉平初四日》)。据《民国人物传》第四卷中《郑孝胥》篇所记，郑氏一九三八年三月二十八日死于长春，“书后”一诗，想是在得郑氏死讯后有感而作。
郑氏七十生辰，为己巳(一九二九年)三月十二日，其《日记》中有“高梦旦等二十余人公宴余于江湾叶园”语，叔通先生盖亦预座。又，《日记》戊戌十一月朔日下曾写过一段话：“清则养德，侈则丧志，故入其居而知其人之素操矣。然胸中雅俗常不可掩，使龌龊无检，亦自失于鄙猥也。贤者之室，萧然而意远，<SPS=0694>然而物简，身所游处，不著于世味，尊生之理亦备。其斯为德韵之表也欤。”可与“书后”诗中“涉其庭”数句参看。
书目文献出版社辑印《沈尹默诗词集》(一九八三年三月)，其“旧体诗同”部分《秋明集》中有《用太夷<春归>韵赠仲恺》七律一首，盖作于一九O八年。《海藏楼诗》收诗始于己丑(一八八九年)，《春归》为开卷第一首。沈先生步韵时，去原作已十九年，全集虽只见此一篇，仍不免令人起“饱吃惠州饭，细和渊明诗”之想，至少或亦可见出海藏楼诗在当时一些人心目中的地位吧。
岳麓书社一九八六年五月重刊三十年代的旧籍钱基博《现代中国文学史》，内有论述郑孝胥的专节，称其“诗体百变，咸衷以法，语质而韵远，外枯而中膏，吐发若古之隐沦”云云。可是而今还有谁记得这些呢？
《香宋诗钞》删剔并未尽净，如《怀人》篇中即有这样两句：“岁暮怀人星斗南，石遗、海藏与<SPS=0348>庵”。我以为既已有“绝书函”的实事并作了交待，则旧作纵然照原样存诸集内，亦无妨碍，或且更有利于展示历史的真面。至如叔通先生那般再写“书后”，意味自尤为深长了。
美锦自裁
岳麓书社一九八六年五月重印了钱基博的《现代中国文学史》，在《出版说明》中特地指出：“本书是解放前的一部旧著，是作者早期的著作，某些观点不尽正确，如在《新文学》编中对周树人即鲁迅早期阶段所作的评论，就显然是不全面的。鲁迅在一九三三年出版的《准风月谈·后记》中亦曾谈及。”
按《准风月谈》初版于一九三四年，上述《说明》有误。《读书》的读者，手边想有此书，似乎不用我再在这里来摘抄那篇《后记》中的有关原文了。鲁迅把署名戚施的《钱基博之鲁迅论》从《大晚报》上剪存下来，说“觉得它很有趣”，为的是这位戚施先生兴致勃勃地介绍钱基博之“独具只眼”，其实未曾“谈及”钱史。
倒是并非文学史家的郑逸梅确曾批评过这本书，写有一则《钱基博撰<现代中国文学史>不惬于人意》，见于他的《掌故小札》(巴蜀书社一九八八年四月)。文中举例说：“如马其昶下附叶玉麟”，在引了钱史中的论述后，评云：“未免过于苛求，有失中正之道，实则以言桐城流派，今日舍叶莫由，毋怪叶对钱氏此论，颇不以为然，而形诸言辞也。”这里稍感不足的是只见郑先生自己的意见，至于叶玉麟本人“颇不以为然而形诸言辞”的“言辞”却未被引录。文中又举第二个例子金松岑《天放楼文言遗集·笏园诗钞序》中的一段话，在引了这段话之后，《小札》写道：“则松岑对于钱作，亦殊有不惬意处，借序言以泄吐之耳”，并续加评议道：“松岑一代奇才，笔阵纵横，奇崛宏丽，不可方物，其文尤胜于诗，足以独树一帜，而钱氏列之为附庸，甚不允当也。”看来郑先生所谓“不惬于人意”的“人”，显然包括他自己在内。
读者从上引《掌故小札》中短短的几句话里，也许已能约略想见钱史的内容和体例了。钱史的初版序言自谓：此书步《汉书》之成规，援《晋书》之前例，“广征轶闻，侈陈词赋”，“抑扬咏叹，义不拘虚，在人即为传记，在书即为叙录”。有位读者来信称道它“部勒精整，叙次贯串，其宛委相通之法，良得史公之遗。而<SPS=0453>辞雅洁，尤为独出冠时。”钱先生于书末《四版增订识语》中回答说：“雅洁愧曰未能，部勒则所经意，得失寸心，不敢自诬。如云宛委相通，史公之遗，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矣。”以<SPS=0894>谦之辞自许，说明它不是率意之作。
《掌故小札》中别有一篇《郑海藏诗集独缺第十卷》，文章开头写道：“海藏往矣，姑置其品不论，以言诗，则规模谢灵运，浸淫柳柳州，又以孟郊琢洗之，沈挚之思，廉悍之笔，一时殆无与抗手。”这里“以言诗”以下数语，是钱基博《文学史》中的原话，见于岳麓重印本第二六五页，足证郑先生对钱史的论议也有认同的去处。只是郑先生在节引上文时稍有疏忽，原文说郑孝胥“三十以前，专攻五古”，接下去才是“规模”至“抗手”的三十余字，之下还有“三十以后，乃肆力于七言，自谓为吴融、韩<SPS=0044>、唐彦谦、梅尧臣、王安石，而最喜王安石”云云，此外散论尚多。《小札》中剪裁之言，不免稍有“养其一指而失其肩背”之嫌。
重印本的《出版说明》中又说，此书“所谓现代，系指旧民国纪元(此处疑夺一“前”字)之一九一一年至—九三O年这一时期”，即五四前后的二十年。被鲁迅剪存的那篇戚施的文章说，钱史“长至三十万言，其论白话文学，不过一万余字”，所以本书有详于一般文学史所略的特色。我们从书中结识到像马其昶、叶玉麟、金松岑以至更为生疏的一批诗文作者，读到他们在一般诗文选本和文学史料选编中难以见到的冷落了的遗篇，而被此书当做有代表性的有影响的作品来加以叙述，还往往牵涉到朝章国故，交织着遗闻轶事，自然觉得新奇而饶兴味。郑板桥有句云：“分明一匹鸳鸯锦，玉剪金刀请自裁”，所以，如果说资料详赡而评论不够“全面”，我倒觉得也还不足以为虑。
读书小札
谷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