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五六年五月，在莫斯科召开的国际斯拉夫语文盛会上，来自美国哈佛大学的俄裔语言学大师罗曼·雅各布森百感交集，一面同早年形式主义学派的故友什克洛夫斯基等人叙旧，一面频频赞扬某个名叫M·M·巴赫金的苏联学者并询问其近况。与会者多曾了解巴赫金于一九二九年出版的名著《陀思妥耶夫斯基创作诸问题》，却罕知其下落。毕竟岁月如烟，中间隔着战争和劫难造成的重重忘却。四年后，科学院高尔基文学所的青年学者瓦吉姆·柯日诺夫偶然从所资料库里捡出巴赫金佚文《拉伯雷在现实主义历史中》。出于对已故作者的崇敬，他同两个研究生请求上级发表该文。未果，却查明作者还活着，在远离莫斯科的一所外省师范学院教书。到底年轻人好动少虑，他们在摩尔达维亚的萨兰斯克市找到了那位苍老多病的“地下人”，又主动协助他整理出版成堆未曾见天日的手稿笔记。
就这样，一位本已湮没无闻的苏联学术巨星得以复现，在他萧瑟晚年目睹自己积年写作的著作以惊人速度传向世界，尤其在欧美激起持续不断的学术冲动。直到一九八四年，哈佛大学出版社推出美国学者克拉克与霍奎斯特合写的首本完整思想传记《米哈伊尔·巴赫金》，有关这位“二十世纪最重要思想家之一的考古挖掘工作方告一段落。
一幅拼贴复原的画像
尽管美国的俄苏研究发达过人，尽管克拉克与霍奎斯特是训练有素的斯拉夫语文专家和古董甄别内行，由美国人撰写天下唯一的巴赫金传终归是种学术破格。他们于六十年代中期之后几番访苏勘查，罗致多年的材料仅够拼贴一帧蒙面先知的模糊肖像。盛誉之下，引起不少同行的质疑批评，以至将此书喻为神秘色调浓重的“圣徒传记”。作者为己辩白，列举巴赫金研究的天然技术局限，如背景晦暗，档案简陋，同代见证人多亡故，手稿毁失严重且年代难考。加之巴赫金本人因残疾孤僻面与世不争，疏于通信日记，又对往事讳莫如深，造成众多神秘空白与悬案，令所有传记家无奈。
这位古怪老人究竟何方来去？
据查，他一八九五年十一月十六日生于莫斯科附近的奥勒尔镇。家族的贵族封号上溯十四世纪，支系散布莫斯科与西伯利亚。曾祖父典卖三千农奴创办过一所士官学校。但从祖父起改从银行业。父亲未再受封，作为银行职员在各地辗转服务。因此小巴赫金随家迁徒频仍，九岁时移居立陶宛首府维尔纽斯，十五岁又转赴乌克兰南部海港敖德萨。直到十八岁进大学，他的早期启蒙大体是一多重结构，即一面受东正教官方教育，就读俄制中学并从外籍教师熟习德法拉丁，一面又因在民族杂居文化环境下长大，接触多种语言、宗教与知识传统影响，养成他后来的泛欧视界和对话哲学观。
巴赫金在家排行第二。长兄尼古拉豪迈进取，热爱语言学并激发了弟弟的知识兴趣。尼古拉革命前弃学参战，后流亡英国，在伯明翰大学教授古文直至客死他乡。如同与长兄关系，米哈伊尔与家人联系因战乱日渐松散。其父病卒于三十年代，母亲和一个妹妹死于卫国战争中的列宁格勒围城。而他本人则因十六岁起罹患骨髓炎而行动困难，性情退避趋于内向，逐步走上一条罕为人知的治学之路。
一九一四至一八年，巴赫金转入长兄就读的圣彼得堡大学修习古典文学，受业师费·泽林斯基教授指点，始而关注小说进化、俗文学讽刺功能与语言对话现象。时值象征诗歌和形式主义文论的萌发期。巴赫金目睹蒂尼亚诺夫、什克洛夫斯基等在彼得堡建立“诗语研究会”，并积极会同雅各布森的莫斯科语言小组创组学派，从此潜心于同形式主义的理论较量与交流，成为该学派暗中最持久的对话者和超越者。
毕业后的巴赫金随着内战与饥荒旋涡离开彼得格勒，去乡镇谋生，结识一批后来成为苏维埃文化名人的朋友，其中如批评家伏罗申诺夫和梅德维捷夫，钢琴家尤金娜，文学教授庞姆皮扬斯基等。这些来自都市的知识分子乱世不忘读书，常烹茶相聚，切磋思想，通宵达旦。这种以知识兴趣为纽带的小组(крyжок)，据雅各布森诠释，是较社团为小，又比西方沙龙更重精神情谊的俄国文人传统组合，亦是重大学派理论的酝酿基地。巴赫金得助于朋友，先后在涅维尔和威帖布斯克两地充任统计局会计，为驻军和党校开课，参与组织群众文化活动。不久因骨髓炎与伤寒并发，右腿致残。幸得当地图书馆职员伊莲娜同情照拂，两人于二一年结婚。此后由妻子相伴，维持写作生涯。
一九二四年巴赫金在新经济政策条件下返回列宁格勒，并经朋友斡旋，申请到二等病残补助金。却因无职业和学术衔级，在借书和发表方面寸步难行。只得寄居友人寓所，间或私人授课，或为书局阅稿，月入仅一二十卢布，借贷不断。此时苏联学术繁荣，派系竞争热烈，在列宁格勒尤以国立艺术史研究所为形式主义论战中心。巴赫金无缘直接介入，便通过小组朋友分享信息，策动研究，产生专家们后来称谓的“巴赫金小组作品”。理由是，巴赫金当时创作力最盛，但无法发表，因而甘为朋友捉刀或与之合作。结果便有伏罗申诺夫和梅德维捷夫名下的三部新著及数篇论文，而他们又力助巴赫金推出他唯一的署名专论《陀氏创作诸问题》。此说在苏联先由塔尔图学派的伊万诺夫教授提出，后在美国得到霍奎斯特等人附议加固，但争辩不绝。苏联国家版权局对此谜案折中处理，宣布三部争议著作再版时，须将巴赫金列为法定合著人之一。
巴赫金自己对此少有解白。也许念及朋友恩重，也许事关他当时的个人安危。一九二九年初他因私自授课和受人牵累被拘押审查，病情加剧。幸而《陀氏》出版并得卢那察尔斯基书评肯定，复由密友尤金娜联络高尔基和阿·托尔斯泰发来援救电报，方于年底从轻判处他流放六年(原议十年)，并免于押送。
此后一段巴赫金携妻在哈萨克斯坦小城库斯坦纳服刑。那里寒冷贫瘠，文化落后。唯民情淳厚，容其夫妇自谋生活。巴赫金除了不准教书，尽可在供销社工作，为集体农庄培训会计，还为《苏维埃商业报》写过少数民族商品需求调查报告。刑满后不得回都市居住，他便托友人荐往萨兰斯克师院任教。刚一年又因肃反运动而辞职，移往莫斯科城外一百公里处的萨维诺瓦镇，就地等候回城机会并便利借书。
三十年代末巴赫金受雇为首都出版社临时审稿，又同高尔基文学所签约讲授小说理论。一九四O年他完成《拉伯雷》论文，拟用它向该所申报博士学位及正式聘任。不料战争突起，科学院疏散，档案馆遭轰炸。他的一部将出书稿被毁，另一些文稿则被他自己在艰难时期卷烟抽掉。应战争急需，这个残疾人在萨维诺瓦努力教授德语，多少遂其报国之心。
战后巴赫金重返萨兰斯克师院教书，升讲师又兼文学系主任，但生活艰辛如故，暂栖于一所废弃监狱。四六年底通知他去莫斯科补行论文答辩，此际学术界开展反世界主义运动，围绕巴赫金论文两派意见冲突，形成七比六票僵局，进而引起报章批评，高尔基所所长去职。延搁至五一年，国家学术任命局方裁定此案，授巴赫金副博士学位，而非申报的博士衔。于是副博士耸肩一笑，再不提进京工作之事。
晚年的巴赫金辛勤教书，谨恳待人，深得学生与当地群众爱戴。师院扩建为大学后分给他两间住房。老夫妇相依为命，心满意足，既不为平反奔走，也无意晋升教授或加入作家协会。同代朋友里熬过劫难者寥寥无几。巴赫金抚书自慰，安静隐居，清理一生思绪。谁知几个年轻人在他退休前夕闯入，催他交出《陀氏》与《拉伯雷》修订稿，交与作家出版社堂皇付印。继而柯日诺夫(此君现已跻身苏联文论第三代代表)运动多方关系，组织莫斯科学界名流费定、图尔宾等人发起抢救运动，将巴赫金夫妇接回首都治疗。一九七一年伊莲娜病殁后，众救兵又竭力为巴赫金争得莫斯科城区居住权，并用老人稿费向作协购置一小套住房。巴赫金同一头波斯猫在其中定居约三年，接受国内外纷纭朝觐，后于一九七五年三月七日辞世，终年八十岁，身后享誉宛若圣人。
复调、对话与小说理论
巴赫金已知论著(包括争议作品现有八本流传于世)共同组成一个错综缠绕的复合体，反映他在半个多世纪里就一组问题从不同学科层面进行反复探究的努力。后人将其创作活动粗分为四期，或以四种不同学术语言(分别为现象学、社会学、语言学和历史文学)为重心的相应研究阶段。其中早期(一九二四年前)与晚期(六一年后)首尾相联，专注于伦理哲学和人文方法论的思考。而第二、三期(指列宁格勒及流放外省期间)大体集聚精力在有关语言符号和文学史研究的课题上，从中产生他最为人熟知、亦为后人借用派生最多的一系列著名原创性思想，诸如复调(polyphony)论，对话观(dialogics)，杂语变异现象(heteroglossia)，狂欢化(car－nivalization)，以及围绕古典话语研究形成的独特小说理论。
复调论始于巴赫金对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结构的分析。身为俄国文学史上最擅表现双重人格与精神矛盾的作家，陀氏风格一面显示出列宁和高尔基都赞许不已艺术天才，一面又常令批评家抱怨其主题纠结或思想晦涩。用老托尔斯泰醋意盎然的评语：如此“全身心都充满分裂冲突的人不配充当后世楷模”。可西方文论偏奉陀氏为现代小说教师爷，事情因而麻乱难断。巴赫金以其卑微与多思癖性，较他人更能理解陀氏笔下那些拥有“伟大却尚未解决的思想问题”的小人物，而且他也深知陀氏研究的争论症结不仅仅在于文学。于是他在《陀氏》书中超然梳理众家意见，承认它们各据其理，都抓住陀氏某一嗓音或主题。合在一堆，不免杂乱纷呈，相互<SPS=0769>牾。但这不意味批评诸家偏颇，反而证明陀氏小说与众不同，属多声部结构，或曰复调小说。所谓复调，乃相对托尔斯泰式的“独白小说”而言。巴赫金喻托翁为通晓一切和全知全能的作者上帝，他单方面对笔下人物言行施以统一规定与调节，确保自己意志“无所不至地贯彻到世界和心灵的每个角落”。读惯这类小说的读者和批评家渐渐养成听命于威严声音调遣的潜意识，犹如音乐会听众判断优劣的准尺系在指挥手中的金属棒上。
然而依此独白批评积习在陀氏小说里寻觅作者的统领作用或主导倾向很容易碰壁。原因是，首先陀氏刻意改造了传统认可的作者和人物关系——他放弃了万能君主或乐队指挥中心位置，贯通了主宾或你我意识界限，创造出“不是无声的奴隶，而是自由活动的人物，他们与作家并肩耸立，非但会反驳自辩，而且足以与之抗衡”。再者，与多数小说家视界不同，陀氏的叙事方式偏向在共时状态下平行地展示诸多意识的并存竞争，而不像传统手法中单线牵引，或纵向安排矛盾的定向跌宕起伏。这不但导致复调小说的结构开放和未有终止性，而且使作者得已将巨大面生动的思想变动性集约于单一时空内，张力之强，令人感受到生命现象的深刻含混与多变，以致“在每个声音里都能听到争执，每句话中均可见出断裂以及瞬间向另一态度转换的意向”。
巴赫金复调论作为陀氏研究领域的重大突破引起了论争和质疑。在该书修订本里他改动某些原先说法，力图加固复调论的超语言学基础，即对话哲学。针对别人关于“人物独立则作者被动消极”的指责，巴赫金坚持认为陀氏不是那种简单推理意义上无主见的作家(即出让主权任人乱谭)：他的复调小说积极含义在于深刻地复杂化了传统的作者地位观念，“在他本人同他人的真理之间建立了全新的特殊关系”。陀氏在其小说里非常活跃，但他活跃在一种对话的而非主宰的方式里。这种由独白移向对话的观念变更是一巨大的认识论进步，其意义等于从地心说向哥白尼宇宙论的飞跃；而作者放弃全知全能的中心位置后，便可在人物相互作用、充分活跃的关系网络中形成自己游动感应的“越出位置”(Extralo－cality)，由此造成文本结构在更高层次上的多重复合统一。犹如爱因斯坦相对论对比牛顿定律，这样的复调式秩序统一当然优于独白主义的单项集约。
要弄懂巴赫金对话哲学(复调论不过是这一哲学借文学之题的实际挥发或转述)，似乎该补充解释三项与之有支撑性意义的巴赫金思想基础。第一，巴赫金在方法论上始终反对抽象理念主义与封闭系统论，认为它们致使现代人精神分裂，理论丰富而行动贫困化。在早年《走向行动哲学》等论文里，他发现人类日常行动(Act)如同古代门神拥有两副脸孔。一面是可以演绎推导的客观规律，另一面则表现为经验领域不可重复的事件性(Eventness)。由于现代理念主义忽略活跃而独特的第二面，他便强调人文研究超越自然科学方法观念，以“生动介入”方式深入了解事物的非系统现象，未知层面的潜力，以及专门学科顾及或归纳不了的关系网络。第二，因持这种多极感应的灵活立场，巴赫金在语言符号研究领域得以厕身于各大系统之间，在贴近日常交流活动的同时，寻找到一种超语言的对话原则。他所谓的对话，不单指人际交谈，也包括思想的共生性歧义与文化内部复杂运动。虽赞同结构语言学的专业化动机，他却不满索绪尔将语言和言语、人和社会劈裂对立的狭隘界定。在他看来，语言学属广义意识研究范畴，它不以文本或个人为中心，而应集聚于人与人之间的对话交流过程——因为意识思想都是符号反应物，唯经符号交流在人际发生，它不仅受制于语言自身规律，亦由谈话人的语言吐说(Utterance) 和多变的语境所决定。第三，该对话原则落实到作者地位或你我意识上，便吻合于陀氏的重要思想：“我不能没有别人，不能成为没有别人的自我。我应在他人身上找到自我，在我身上发现别人。”换句话说，陀氏与巴赫金有关作者作用的看法介于两种极端之间。人本观念认为“我(或作者)可通过语言表意或把握别人思想。”后结构虚无观念则声称“文字乃游戏，人生亦如此。谁也把握不了意义，因而无所谓自我”。巴赫金兜转双方，提出“大家一起经由对话掌握意义与自我”。或者说，“我能够表达意义，但只是非直接地、通过与人应答往来产生意义。”这种对话交流关系渗入一切，因此“个人真正地生活在我和他人的形式中”。一个声音什么也解决不了，两个声音才是生活的基础。独白只能消灭语言和思想，兼并真正的个性，或阻碍其发展。
巴赫金对陀氏的研究引导他进入小说理论阶段。在这里，他运用哲学人类学观念去透视古典话语规律与高低文化的渗透冲突运动。陀氏曾反复地将作者同上帝形象相比，欣赏《旧约》里仁慈宽厚的耶和华，并反感中世纪圣经对这一原本形象的人为扭曲。据此，巴赫金进一步发现神学经典叙事方式的演变所反映出的人类文化与文学内部力量消长，或称向心力和离心力的相互作用。例如，基督教初创期的宗教文本多以戏谑而亲近口吻描述耶稣骑毛驴、戴荆冠进入耶路撒冷，表现他的落拓随和，与民同乐，具有鲜明的对话或复调性质。而伴随大一统宗教统治的确立，他的形象逐渐僵化踞傲，不近人情，成为独白主义与官方文化偶像。
归结到小说理论，巴赫金提出自己大悖于流行理论的“反诗学”。与卢卡契在《历史小说》中追悼史诗衰亡的倾向相左，巴赫金颂扬小说对于史诗这一维系官方文化统一的定尊类型的侵蚀与挑战功能。同传统小说理论也相去甚远，巴赫金不承认小说类型的兴起始于笛福和理查逊时代，也拒不尊崇依照传统标准择出的那一套高品位正宗经典。他所感兴趣并尽力弘扬的是那些文学史上备受冷落、却能充分体现语言及文化发育过程中离心力量或颠覆因素的反教规种类，诸如薄伽丘、拉伯雷、但丁、歌德，以及承接这一支脉的陀氏。自苏格拉底对话和古希腊梅尼普式讽刺诗文以来，正是这股不断从民俗文化和粗俚杂语中汲取营养、强调怀疑讪笑与滑稽摹做(Parody)作用的文学势力构成了巴赫金所说的“小说性”(Novelness)。它如同文学王国里的罗宾汉式江洋大盗，专事骚扰与破坏，既造成文学文本中高低混合的杂语变异现象与形式创新，又日益瓦解史诗所代表的正统独白体系和崇古贬今价值观。
对巴赫金来说，小说类型研究是他透视人类意识冲突演进的一台X光机。为此，他无视其它文学类型(如叙情诗、悲喜剧)，而仅仅关注小说与史诗这两股超级力量的争斗。在拉伯雷遭人歧视或误解的小说《高康大》里，巴赫金最终找到能充分表述他复杂思绪的例证。《高康大》写于文艺复兴早期，正逢西方文化史上新旧交错、上下颠倒的典型“门槛时期”。犹如熄灭了灯光的舞台，被压制和禁忌的生活语言、形象与习俗得以呼啸而出，尽情狂欢。而拉伯雷也得以大胆拼合各类杂语与高低趣味，将其小说变成任意作为的实验室，制造出骇人听闻的古怪形式。
巴赫金对拉伯雷小说的分析重点分别是狂欢节活动与“怪诞现实主义”(Grotesque Realism)。前者是社会组织形式，后者则是对应而生的文学特征。作为正规社会制度之外的系统，狂欢节是宗教统治势力尚无法控制的领域。在这里，平民百姓放纵感官享受，宣泄生命本能，以短暂而无节制的吃喝作乐方式祭祀失去的盛世乐土，并通过苦难现实的象征性中断重温人类自由的乌托邦憧憬。非但如此，狂欢活动使得庶民贱奴及其所代表的非正统语言文化有机会公开登台，以丑角弄人身份亵渎神灵，混淆尊卑，形成与官方宗教相仿佛却又对它百般嘲弄诋毁的反仪式。在文学表现形式上，巴赫金指出狂欢仪式之于小说文本的一系列潜伏影响。其中如“广场概念”，即狂欢节使得市镇广场向百姓自由开放，影射权威场所界线消融，文化中心与边缘关系发生逆转。如“假面功能”，它以独特符号掩饰作用沟通贫富、雅俗和高低对立，暗示人们摆脱羁绊、进入新生存的可能，并给后来的作家变换口吻与立场以充分启示。最后，由此生成的话语与符号杂乱纷呈不但抵销了单一官方语言的强制纯化作用，而且造成语言自由转意、褒贬兼有的“欢闹相对性”(Jolly Relativity)。这种文学语言的狂欢或怪诞，在巴赫金看来，却是人类走向自由平等交流对话的生命动力。
巴赫金理论的旅行
巴赫金的学术思想自六十年代中期在苏联得到发现和整理，不久便经由欧陆交通进入西方学术中心的巴黎，继而移向美国。约二十年的传播及衍变表明他的理论具有独特的沟通与附着性能，并且对众多流派和学科产生广泛影响，因而被西方学者称之为“漏洞哲学”、“媒介学说”或“旅行理论”。要细致解释这一本世纪学术交流史上罕见成功的原因，一时尚难以做到。这里粗略尝试从三个方面加以说明。
首先是东西方学术思想的分合潮流与相互启发。巴赫金作品由两位著名保加利亚裔移民学者朱莉娅·克利斯蒂娃和茨维坦·托多洛夫先后带入巴黎，向欧美学术界加以推荐评论，遂得以于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形成第一轮轰动。但究其内在接受条件，除去浮泛于表的好奇(“象牙塔内爆出的又一日瓦戈事件”)，更深一层的重视则来源于西方学术自身的危机感与革新需求。当时巴黎结构主义正面临历史性的转向，新型人文科学范式革命在此加速酝酿并形成黑洞般的吸附力量。从俄国形式主义经布拉格学派到巴黎太凯尔集团，这一由东往西迁徙多年的学术运动终于至此开始了逆向寻根——要通过对早期俄国形式主义的全面深翻梳理来获取学术革命所需的启示、想象与经验教训。巴赫金应运而至，以其对形式主义长年的对话、批判和超越努力吸引众人，进而使自己成为西方研究俄国形式主义的中心命题和高级阶段(至一九七八年巴赫金在西方专论里的地位已基本确立)。
其次，上述戏剧性的循环不久便越出俄国形式主义与斯拉夫语文研究的专业内圈，随同对巴赫金传记与丰富文稿的深入调查，开始向不同学科渗透感应。这里起着关键因素的是巴赫金著作覆盖宽广、立场超越而又不拘于单一系统。例如他关于语言相对活跃的发现启发了克利斯蒂娃等人对文字互文性(Intertextuality)、作家隐退现象的重视。但巴赫金又似乎早早预见并提防到结构主义语言学落入虚无解构巢穴的趋势，因而网开一面，将文本中的矛盾与移位同宽大社会历史背景联结起来。这种导致诸系统、诸学科之间不断发生泄漏和再接的灵活态度使得一度坚定的结构主义文论家托多洛夫转而提倡巴赫金式的“对话批评”。而西方众多的马克思主义或左倾学者也颇得益于巴赫金对形式主义的批判，认为他的超语言观照亮了语言范畴的阶级斗争场地，打通文本与环境、个人与社会及雅俗文化间的壁垒。再如他对民俗文化、广义文本与日常事件的关注，也极大地激励西方学者针对当代杂语政治、文化复调以至“理论狂欢化”现象的研究兴趣。
最后，将前两项原因(东西方交流和学科渗透)合在一起，我们似可见出巴赫金在地缘位置和学术立场上的双重优越性：他不为教条理论和意识形态所限，注重贴近现实而又尊重他人的交流关系研究。在当今世界知识状况发生深刻变革，中心消散，界限模糊，所有学科、派别、种族或文化都在调整自身所处的网络关系时，大概只有巴赫金这样的对话哲学能避免僵硬和偏见，顺应历史潮流，信步所至，宾主相宜。
一九九O年元月十日于北京
(Katerina Clark，Michael Holquist：Mikhail Bakhtin，Harvard Univ.Press，1984；《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苏〕巴赫金著，白春仁等译，三联书店一九八八年七月第一版，3.00元)
赵一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