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而言之，我认为知识分子——假使这号人存在或有理由存在下去(后一点不大可能，似乎不尽人意)——正在抛弃他们过去的预言家功能。说到这功能，我不仅指他们假装能未卜先知，而且包含他们一直梦寐以求的那种管理者作用：‘该做此事，这样较好，听我的没错。在你们面临的一片混乱中，唯有它是立足之点，也是我的立场。’古希腊圣哲，犹太先知和罗马立法官至今仍然作为楷模，萦绕在我们教授和作家的脑海里。而我却梦想着，会有那么一位摆脱了自明与全能的知识分子，他努力在时代的惯性和约束网中探查并指明弱点、出路与关键联系。他不断更换位置，既不知明天的立场也不去限定今后的想法，因为他对现状的关切超过一切。”
以上的话，是福柯一九七七年三月十二日答法国《新闻观察》专访时所言。稍早一些，在同另一位当代法国哲学家德鲁兹的著名对话里，福柯还表示过，一九六八年五月风暴之后的巴黎知识分子任务已变：他们无须像以往那样走在民众前列(像萨特)去表述集体的真理，或者以行动去实践并验证自己的浪漫理想(如马拉、丹东)。当今的哲学理论本身已经变成了一种实践或行动——“它是局部和非整体性的针对权力结构的具体削弱与毁坏。”(见《福柯文集：语言，反记忆与实践》，一九七七年康奈尔大学英文版)
一七八九年革命留给法国学人诸多精神遗产，其中便有英国人讥诮过的所谓思想上的“巴士底狱惊惧症”，以及为了自由憧憬而不顾一切的“断头台崇拜”。本世纪六十年代后，随着最后一代公民贵族型左倾思想家的隐退，法国人文学术日趋精细剔解与局部否证，似乎认同了波普尔《开放社会》一书提示的历史教训，即“大人物犯大错误”。上引福柯言论正是这种新学风与知识伦理观变化的印证。
然而毕竟是法国人。福柯、德里达倡导的研究范式转换，未曾祛除法兰西知识传统禀承的浪漫激烈。早年面对要塞和街垒的习惯冲动，经由讲坛、沙龙、咖啡馆一路退入象牙塔，在那儿凝聚成书本世界里经久不息的哗变趋势。起义的学者们向意识的纵深挺进，沿途破坏语言囚笼和结构枷锁，并抵制一应理论重建可能导致的垄断局面。对他们许多人来说，福柯生前设想的西方文明“第四知识共因时期”(或称后现代时期)就如同共和制一般确凿必然；而传统学术领地上供奉百年的理性君主，要么逊位，要么再当一回路易十六。
利奥塔报告后现代知识状态
让－弗朗索瓦·利奥塔(Jean Francois Lyotard)是福柯之后的法国哲学重要代表。与前者相同，这位如今的巴黎大学并美国加州大学教授，在跻身学院派正统之前曾经长期地热衷牙激进政治。自五十年代起，他先后声援过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斗争，参与组织一九六八年农泰尔学院新左派师生联盟，还作为Socialismeou barbarie杂志著名撰稿人享誉巴黎进步知识界。但据其英国研究者班宁顿观察，利奥塔政治态度在一九七四年出版《利比多经济学》前后骤然有变，标志是受德鲁兹《反俄底浦斯论》影响，在学术观念上由现象学转向后结构主义所关注的西方文化精神裂变特征。此后他在《后现代状态》(La Conditionpostmoderne， 一九七九)和《异争》(Le Differend，一九八四)等著作里展示语言学应用倾向，并紧追欧美文化哲学新潮，上升为有关后现代主义论争的中心人物。
利奥塔的变化并非一无连贯性立场。从他一篇轰动性文章《知识分子的坟墓》(载一九八三年夏《世界报》)看，他一面附和福柯强调知识分子类别与职能分化，申明其统一目标及集体责任的丧失，一面又保留形而上革命精神，要求破除笛卡尔以下对哲学整体论(totalité)的迷信，代之以鼓励差异和自由欲念的局部独特性(singularité)思维，从而向根本上瓦解资本主义的窒息生存机制。如此“知识分子的掘墓人”，由激情抗争走向冷静自戕，又因此做起反权威的权威，这大约是西方学术革命在当前演进的逻辑之一。
更能体现利奥塔思想特色的书是《后现代状态：关于知识的报告》，这也是他代表法国哲学向欧美同行发起时代性挑战的著作。该书全长不足七十页，却立论高远，攻势凌厉，引起的反响有如海啸地震。对此后果美国左倾思想领袖杰姆逊评论说，此书从表面看是以中立态度专究当代科技和知识发展规律，但实际上命题宽广复合，至少交叉勾结了三项现存的重大哲学难点，即在科学哲学领域推进库恩与费雅拉本德的科学革命理论，在社会学层面<SPS=0769>牾哈贝马斯的合法化与交流活动学说，而在美学和文化研究范畴指向至今难决的后现代主义争端。(见该书一九八四年美国版杰姆逊前言)
这样的立体综合型理论，解读起来颇费事。这里拟分四步简要说明利奥塔的报告，然后再谈它造成的学术影响。
第一步先看作者对当代科技与知识状态的分析。依照库恩等人对科学革命规律的了解，近来科技发展趋势中的反常频率与范式危机特征日益明显。利奥塔更关心其中几项足以改变人类知识性质的具体动向。其一是所有新进科研分支都同语言学有关，诸如电脑语言、信息传播、电子控制论、翻译与数据库技术，这意味着大规模将知识移入可操作的输出入渠道，并按效益原则废弃那些不可变为数字信码的知识。其二，由人脑进电脑的知识外在化，除了便于它作为商品同生产交换系统并网，还促使知识者道德淡漠并奉行操作伦理，结果将导致知识与权力的恐怖整合。其三，与人文社会科学的理论狂欢现象并列，前沿科研领域(尤其如量子论、灾变学等)纷纷呈现中心消散、规律不齐、验证有限等非稳定随意态势，而科学共同体不再关注已知的增加，却专心生产未知。
鉴于上述趋向，利奥塔试图分析当代科技与传统知识间的“范式不可通约”性质，并追究双方冲突互斥给西方文明造成的根源性危机。在他看来，当今最发达社会所有迷乱的症结都在于知识状态不同往常，或“改换了游戏规则”——从科学、文学到艺术，历经百年变迁，无不在眼下发生了同源并列性质的“叙事危机”。何为游戏规则和叙事危机？我们第二步被带入利奥塔精通得意的语言符号领域，看他怎样把成串的“语用学粒子理论”拼成他立论的基础。
自列维—斯特劳斯到普洛普、热奈特对神话与小说结构的研究表明，叙事方法及模式在人类思想发育史上意义重大，它既有助人由野蛮到文明的认知能力提高和部族习俗养成，又经口头叙事到图文叙事的演进，保障了公认知识的筛选留传与文化积累。叙事研究的封闭结构后被福柯打破，发展出动态历时的知识考古方法与话语理论。福柯所谓话语(discours)是指从索绪尔创立的“语言和言语”标准两元论系统中分离出来的一种严肃言语行为。其功用是作为知识载体和传导工具，以权威性陈述迫使人认可它为意义或真理，并在此基础上形成如潜在定规或程序般的束缚力，使人无法脱离话语去进行理性思想。借此考察知识的原生形态，福柯得出他著名的论断，即视话语为一种压迫、排斥和控制的权力形式，而人文科学不过是历史条件下思想控制与占有的产物。(见《知识考古学》，一九六九)
站在巨人肩头，凭借上述叙事和话语观念，利奥塔有意确立他从语用学角度重新阐释知识构成与社会文化形态的特殊方法论原则。他将语言行为及其游戏规则提升到支配位置，看它是社会存在的隐形基础，而整个人类社会制约关系刚体现为一张弹性可变的语言游戏网络。理由是，不但个人透过语言了解制约关系并在它调控下发挥自身交流影响，而且所有社会文化机构(从军队、商业、科研到官僚组织)亦在语言层次上反射为话语实践中的“物化”制度。承认这一时新的方法论原则，利奥塔即在书中获得立足点，从而转向论证两类知识的差异矛盾，以至最终指明危机由来和全局影响。
具体地说，他是以维特根斯坦式语用学工具完成了“叙事知识”和“科学知识”的基本区分。前者被当作由原始口述方式演化而来的传统知识体系：它兼容言语的能力标准与各类游戏规则(如指示、描述、评价、质疑等)，含带有关效益、正义、幸福及美的价值观念，并且能通过叙事实践中说、听、指三角传输网直接构成社会制约关系。与叙事知识相对，科学知识作为前者的派生，仅仅有关真理的限定与选择。它所需语言游戏只有一种，即指示性陈述，并据其真理价值为人接受(可以无视伦理或公正概念)。此外它不直接形成社会制约，仅在专业机构内开展游戏。
按说人类文明与社会制约有赖于两类知识并存互补。作为语言游戏，两者有效性及规则不同，因而不可以其中之一去裁判另一种。问题是，如尼采所见，科学自有一股“忘却过去的力量”或称知识意志。它一脱出专司记忆的叙事母体便要侵吞扩张，并以自身标准去否定前者，预想未来。这便形成利奥塔所谓“文化帝国主义逻辑”：叙事知识宽容退让并放弃 整体维系与平衡功能，科学却愈发认定它缺乏根据、落后搀杂，“只配给妇女儿童享用”。结果是演成如今西方的不治症：非但科学知识在否定叙事知识的同时无法完成文化意义上的替代，而且照利奥塔所论，科学执拗如钢的“合法化需求”已经导致包括它自身在内的普遍的知识“非合法化状态”。
第三步涉及合法化问题。此题的经典论点出自西德社会哲学家容根·哈贝马斯。他认为当代资本主义危机趋势呈连锁状，由经济、管理向着社会同一性和生存意义领域实行顺序排挤性发展，最终匮乏的将不是物质，而是资源耗尽的文化动因与合法性证明(见《晚期资本主义合法化问题》，一九七三)。利奥塔将哈氏社会伦理概念套改为语言游戏，以便论证更深一层的叙事危机说。据他研究，处于文化起源优先地位的叙事知识本无合法之虑(只需占据叙事者位置便自获权威)。而科学游戏的三方则要求严格：叙事者应陈述关于指谓的真理并提供证据；倾听者要拥有作为潜在叙事者的理解与反辨能力；所指谓目标须得在叙事中与真实相一致。这种由真理意志主宰的科学叙事法则，福柯曾正确描述为话语形成过程中的主要“排斥系统”，它确保科学不断清除分离杂质，以证明自身合法有效。(《话语的秩序》，一九七一)
自柏拉图起，科学即开始依赖不科学的叙事将自己合法化(悖逆之一)。就是说，为让人承认接受，科学天生需要某种形而上的预设充当真理前提，据此形成不同时期的合法化叙事，诸如泛神论、绝对理念和逻辑经验主义奠基的现代科学哲学。但科学哲学作为两类知识的混合物本身也不纯净。本世纪科学革命揭示了科学的荒诞谬误历史及其可笑的证明法则。于是波普尔之后再度实行整肃清洗，一面将归纳演绎的实证改为假定猜想的证伪，一面孜孜寻求更严密的科学语文学和精确洗练的元科学。后果如利奥塔所示，是科学家逐步放弃对超验第一证据的追求，转而奉守操作主义和可错尝试性科学实在论。如今真理仅存于科学游戏之中，除去专家内部的共识，再无其它合法依据。
以上科学非合法化过程呼应尼采的著名悖论：“欧洲虚无主义从科学的真理要求中诞生并转过头来反抗科学。”利奥塔深化了这一逆反含义，指出受害者不单是科学自己，更包括叙事知识及整个知识合法性(悖逆之二)。原因是，如哈贝马斯所论，科学合法性本同古代立法权威密切相关，因而具有社会学意义。但它受内在真理意志驱使，只能挟持叙事知识步步推进，并以消耗对方的方式不断回头向母体索取新的合法答案，直到从内部蚀空双方，即瓦解否决了“元叙事”(métanarrative)的中心支撑维系作用。这一复杂逆变产生于十八世纪启蒙与资产阶级革命。当时科学与民主并进，人民讨论正义一如科学家争辩真理，由此造成两套宏伟合法叙事的混映交辉，自由英雄与知识英雄双头联体。而知识合法化的主题裂解始见于一八○七年柏林大学建校原则，该历史宣言确认探索科学真理为大学(及后来效法的西方教育科研体制)首要目标，尽管它仍希望维持真理与自由公正社会理想之间的形式统一。此后，现代科技势如破竹，在逐步拆解科学家顶礼膜拜的牛顿式宇宙论殿堂的同时，也相应反噬了与之共生的人文最高典范及其整体叙事构架。
第四也是最后一步，我们回到利奥塔的结论与对策。何为后现代主义？作者解释说，他以“现代”一词首先确指那些含蓄地声称自己同某种宏观叙事体系有关，并能利用相应的元话语证实自已合法的理论。这些“现代”理论又可称作“启蒙叙事”或西方现代史上两大“合法性神话”(即人性解放和知识自省统一性)。其特征是知识作为英雄主角在线状历史发展中不断克服矛盾与谬误而走向伦理和政治的和谐终点。而它们使用的理性进步话语既可用来判定知识合法，又能核准社会制约的有效程度，由此形成真理验证与宏观叙事体系的双重束缚与同源性。
所谓“后现代”在知识层面上指示人们对上述话语和宏大叙事的怀疑否定，即不再相信那些历史性伟大主题和英雄主角，也不去期望找到返回宏伟叙事的道路。像前沿科学家一样，人们开始甘心情愿地承认知识局限、断裂、反悖并且缺少稳定，于是各自玩自己的语言游戏以建立局部决定论，或干脆倾向操作性创新。
在此后现代知识状态下，利奥塔预告的前景是充满争异、冲突与不规则语言游戏的准英雄世纪，它类似古希腊哲学黄金时代中禁欲派、怀疑派与诡辩派纷争散乱局面。而后现代学者只能适应并认可知识的非合法化状态，并依靠大量边缘性、局部性“小型叙事”(petit récit)去机动地发明新规则，倡举并发展争异而非同一性，在此基础上确立一种利奥塔称作“谬误推理”(Paralogie)的后现代合法方式。
后现代主义哲学话语种种
利奥塔的后现代主义理论并非独一无二。要把握其特点和倾向就必须简要地将他同别人进行比较，方可见出由差异导致的意义与影响。
作为一种跨学科的应变与发展理论，后现代主义因涉及当代西方文明的自身反省和意义再释而日显重要。自六十年代以来，这一困扰主题从美国到西欧，又由文艺建筑扩散到整个社会与文化研究，并从七十年代后期起进入更超验的元哲学批判与理论竞争阶段。与此同时，围绕后现代文化各种表层现象和形式特征的初步分析也逐步转向对危机全局性质和灾变根源的综合调查，并因此形成排斥性的哲学话语。
应当说，早在利奥塔之前或同期加入讨论并发挥了理论影响的人很多，屈指数来便有美国文论家欧文·豪，伊哈布·哈桑，艺术批评家哈罗德·罗森堡，英国史学家派瑞·安德森，建筑评论家查尔斯·詹克斯，法国社会学家让·鲍德里拉，荷兰比较文化学者D·W·福克玛，意大利美学家罗纳托·波吉奥利，西德艺术史家彼得·毕尔格等。但近十年来能以强大实力继续在哲学话语层次展开角逐的人数锐减，可称得上高段位棋手的寥寥四、五位分别是西德的哈贝马斯，美国的贝尔和杰姆逊，以及法国的利奥塔本人。他们各自的理论立场和思想倾向集中反映出后现代主义论争的发展动向，也反衬出利奥塔自身所代表的哲学思潮。下面大致勾勒这一多边型冲突交错态势。
丹尼尔·贝尔置身于灾变症状最突出的美国，率先从后工业社会理论切入后现代文化研究，因而占据了全景阐释的优越位置。他在《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书里依据经济、政治、文化三领域断裂说追查冲突机制与危机根源，认为后现代文化(或反文化)是文艺现代主义极端扩张而导致的文化霸权局面。它意味着话语勾通和制约无效，鼓励文化渎神与信仰悼亡。对此贝尔持新保守主义立场，要求向新宗教观念回归，并在哲学上严峻批驳以福柯为首的法国后结构倾向(见《超越现代主义，超越自我》，一九七七)。
受贝尔启示，同是美国著名文化批评家的弗莱德里克·杰姆逊却从左派激进立场出发，援引马克思主义整体叙事威力，将后现代文艺特征印证于后工业社会结构变化。从而说明，现代派文艺由反叛颠覆走向后现代的大众化商品复制与形式上的混拼摹仿，实际反映出资本主义文化生产的内在危险逻辑：它迫使艺术放弃批判，顺应消费和科技型生产关系，加速表征的紊乱。因而后现代不单有关艺术分期及形式改变，它更从哲学高度指示与当今社会经济发展同步对应的晚期资本主义文化形态——在其中最关键的两种危机动向分别体现为理论话语界限消蚀与语言表征规律失控(见《后现代主义与消费社会》)。
利奥塔《后现代状态》一书于一九七九年问世，标志着论争中心由北美转向西欧，或从宽泛归纳进入欧陆哲学内部的寻根活动。一九八○年，哈贝马斯代表德国哲学神圣传统正式参赛，在一篇题名《现代性对后现代性》的论文里同时抨击了贝尔和利奥塔各自的“反现代主义”倾向。哈氏认为，现代化或韦伯所谓理性化蓝图是一项未完成的工程。它自启蒙时期开始设计定向，却在后来实施中误入歧路——关键在于未能遵循科学、道德、艺术备自不同的认识范式去发展复合的理性化制度。而文艺现代性作为整个工程之一部失败惨重，原因是它自毁专业界限后不能提供通用交流方式。对此，哈贝马斯的抉择是不放弃启蒙设想，反而回头纠正原设计的错误，分三个层次完成理性的修复重建。同时，他呼吁从左右两侧抵制反现代主义的进攻：一面是贝尔为首的美英新保守派将危机归罪于文艺现代性并对它加以驯化规约，另一面是法国后结构主义过激的反叛导致对理性的虚假否定。
将利奥塔置于上述纷争背景下，我们大致可以得出两点初步评价意见。首先，从方法论和学术视界看，利奥塔与众不同地新颖独特，代表着西方人文科学自语言学转向以来最时髦的趋势，并且有能力循此途径勾通各有关领域，大胆逼近争议核心的认识论与知识社会学问题。这无疑为课题的突破深入提供了动力和机会。如同美国文论家哈桑的评语：利奥塔透过对语言的强调，一举建立了他有关道德、政治、哲学与文化方面特殊而深刻的综合见解，从而促进了我们对于后现代性本质的认识。另外，同其他几位棋手的“现代风格”相比，他确实在这盘国际象棋赛里超越了常规的布局和棋路，真正以后现代知识态度对待后现代主义命题。例如在社会制约模式上，贝尔受美英结构功能主义影响提倡调节和谐原则，视知识为整合推进力量；哈贝马斯坚持法兰克福学派的精神物质二元冲突原则，突出知识批判功能。而利奥塔摆脱双方限制，以开放变动的语言游戏原则另辟认知蹊径，这对于渴求创新的众多中间派学者(如杰姆逊)便产生强烈吸引和启发力量。尤其是利奥塔关于后现代知识状态在文艺美学领域引起“表征危机”的论点，如今已推动大批学者的专业论证。
其次，从政治倾向看，利奥塔究竟属于哈贝马斯定义的“年轻保守派的反现代主义”还是美国左派及后马克思主义者拥护的“抵抗派后现代主义”？这里简单化地区分激进与保守似乎已经不合适，因为衡量尺度本身是现代的。比如，哈贝马斯称利奥塔具有“返回前现代的怀旧意识”，并据此断定他为保守。那又该如何解释他的偏激否定呢？这其中谜底，一如杰姆逊持中解说，既反映出法德哲学之间的传统宿怨(崇尚个性解放的一方仍竭力抗拒代表黑格尔式整体思辨的另一方对手)，也由于法国后结构主义历经巴塔耶、拉康、德里达到德鲁兹的激烈学术解构，已经为利奥塔提供了质疑现代知识的充分条件。
有趣的是，率领众人走出“人的时期”的福柯，在他去世前对于利奥塔一哈贝马斯论战故作冷漠，表示不偏向任何一方。只是在《什么是启蒙》论文里婉转点明：现代与后现代不是严格时代标志，而是指不同的知识态度。前者面对自我和世界的未知痛苦焦躁，依旧不放弃穷尽一切的企图。而后者乐于也安于承认全知的不可能，因而无所谓怀旧或前瞻。依此看来，利奥塔是代替福柯及法国后结构主义当了靶子。其实他若少说几句预言家的套话，岂不合乎福柯在本文开篇被引述的那个梦想？毕竟不问何时何地，做个后现代哲人还是可以的。
(Lyotard，Lo condition postmoderne，1979，Le Editions de Minuit)
哈佛读书札记
赵一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