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话》通过依次介绍唐代著名诗人的代表性作品，论述了唐代三百年的诗风。所以，它既是唐诗赏析，又是断代诗史。书末有一个索引，把书中随文讲到的诗学名词，逐条注出篇目次第，以便检索，共计三百五十六条。就这个索引说来，它又如同一部专业性的辞典。
《百话》第六十三话《孟郊：诗三首》，讲《游子吟》“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时写道：对这两句诗，“从来没有注解。但如果不知道这里隐藏着一种民间风俗，就不能解释得正确。家里有人出远门，母亲或妻子为出门人做衣服，必须做得针脚细密。要不然，出门人的归期就会延迟。在吴越乡间，老辈人还知道这种习俗。”
这节话平淡朴质，可是深蕴情味。原来比较浅显的诗句，经施先生这么一讲，便增添许多姿致。而且还给我带来一些心事：生恐懂得像这类习俗的老辈人越过越少，而那样子讲说唐诗的随笔小品，以后怕也难得会遇到几许。
在这样赏析之间，一路读到唐诗的承传、流派、格律、锻炼，评比，种种论议，很是丰富的知识，而又始终像在听歌读画。于是这部厚重的书棒在手里，轻松愉快，甚至使人愿意学习钱钟书先生的榜样，敢于挨着字母去试一试逐条细读重得拿不动的辞典了。
《百话》前六十篇成于一九七九年十月以前，施先生说，他当了四十年的语言文学教师，这些文章写得像是课堂教学用的讲稿。后四十篇续写于一九八四年十月以后，施先生说，这一次他希望谈得自由活泼些，改用漫话的方法。但我读全书，并不感到“沟水东西流”，以为都讲得简洁明澈。书中还随时说到哪些诗句他自己也尚未弄清楚，有疑问，读者听来，不觉获致一种谊兼师友的情感。其实这正是很好的诱导，让读者乐意不时在阅读中驻留下来自己也去思考探索一番。
《百话》第四十一话《杜甫：五言律诗二首》，讲《旅夜书怀》颈联“名岂文章著，官应老病休”时，写道：“一般人以为杜甫在当时就以诗著名，其实不是。他出名的时候，人家还不很欣赏他的诗。他是以上疏救房<SPS=0911>而著名的。因为当时房<SPS=0911>以兵败得罪，无人敢替他申辩；杜甫不顾自身危险，毅然决然向肃宗上疏。他这一行动，震惊了满朝官员，一时朝野传言，使他出名了。”又说：“他的罢官，还没有到老病退休的年龄”，他是因疏救房<SPS=0911>得罪，终致去官。两句诗讲的是一件事，杜甫用两个反语，含蓄地发泄了他的牢骚。
记得韦迢《潭州留别杜员外院长》，也曾有“大名诗独步”那样的句子，施先生的话，也许还可以作一点申说吧？只是这一节讲解毕竟富有启迪，人们不禁要问：杜甫当年为何不以疏救房<SPS=0911>、声震朝野而自豪，却要因为诗各不彰而抑郁牢骚？是不是在他看来，品格是一个人的本然，而且万流归宗，每个人都理当做那些人人认为应该去做的事情。做了这些当然的事，不必沸沸扬扬。如果用这些以赢取声名，迹近贾贩。至于诗，却颇为不同了，这是杜甫的心力所瘁，性僻之耽，不被知赏，难耐萧瑟。而此种情怀未尝不可以体会，许多从不吟咏的普通人，在其各自的专业中都会培育起爱好和艺能，他们不一样盼望以其一技之长在交游中得到同心的知赏吗？
《百话》是一部五十四万字的大书，全书的校对质量在目下出版物中应推上乘。但是出乎意外，版权页上的作者名字却被印成了施“蜇”存。施先生自己大概是不会介意的，他见识得多了，经历得也多了。即如书中在讲张祜曾作诗不少时，接下去便写过这么一段话：“可是元明以来，张祜的诗已佚失很多，甚至他的名字，在《唐才子传》中，也误为张祜了。”郑逸梅先生的《艺林散叶续编》中还有一则轶闻：“施蛰存曩任上海杂志公司编辑，翻印晚明诸书，人询其标点何错误之多，蛰存云：‘当时所翻印者为明刻本。为爱护明板书，排印时每页均以玻璃纸笼之，标点即加于玻璃纸上。玻璃纸一经游移，标点遂上下不相称，而校对者又疏于勘正，于是错误多矣。’”令人懊恼的旧事，在五十几年以后重提，自然也就可以化为淡然一笑了。
我读施先生这部专著时不觉有一阵怅惘，是因为想起了画家黄永玉《书和回忆》那篇文章里，提到过“《庄子》和《文选》”的文坛掌故。正是这场论战，影响我推宕了读施先生的书直到如今。《回忆》写道：“在鲁迅先生杂文集里，我很欣赏鲁迅先生与当时是青年作家的施蛰存先生之间的一场小小论战……我很佩服施蛰存先生当年敢碰碰文坛巨星的胆略和他明晰的逻辑性。”这段话多么震动我！对照我自己的“推宕”，它成为准确砝码，衡量出了我的斤两。我早早“知道”施先生其人，也恰是“名岂文章著”啊！这就不能不令我辗转反侧，觉得这句诗真该当作这则品书录的标题。
(《唐诗百话)，施蛰存著，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七年九月第一版，5.50元)
品书录
谷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