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评论,似乎需要一种制高点。六十年代初叶,茅盾曾写过好几篇小说漫评。不能不承认,茅盾的成就名望学识乃至年龄阅历,均使他能对那一时期的作家与作品作一种无顾忌无遮拦的俯视。可韩石山没有这样的优势。而且,他所论述的作家的名声或年龄,不乏大于他的。这种情形可能带来的某种失重或困难,对他的文学内功是一次不小的考验——否则他还未出手,就有可能伤害了自己。
韩石山似乎需要一种心理上的支撑,来平衡或化解那种并非全是由学力决定的失重或困难。
他在评价贾平凹时如是说:
我与人交谈,平素可虚与委蛇,唯作文章,但求直抒胸臆,既不愧于自己的谫陋,也不敢念及朋友的情分。
正是这种忠实于艺术的价值取向,使他得以无愧色地游戏于排列森然的文学创作之林。
全书开篇的长论是以王蒙的长篇小说《活动变人形》作为分析的标本。王蒙是当代文坛获得荣誉最多的作家,韩文却是以评价其不足作为立论的基础。说王蒙的小说更多地是停留在叙述的层次上,而没有形成描写的场景;说王蒙的语言滔滔,然而忽略了节制的意义,我以为,这些看法不仅坦诚,而且也都有见地。
书中有一篇《巴里加斯的困惑——小说体的作家论》,写得很别致。这是一篇以小说形式来展开的评论。被评者是颇负盛名的青年作家马原。这篇评论除机智而含蓄外,更使我惊叹的还是他批评的不留情到了尖刻的地步。如对马原借鉴外国现代作家的某些来源与出处,他竟然向我们提供了原文。虽然文中的举例难免会有某种虚拟,人物与事件都可能掺和着小说成分,但批评的指向却是明确的。
纵观全书,会发现韩石山的评论中,越是谈到名人名作,他的笔越是放的开,越是议论风生。全书写得好的也恰恰是这些篇章。如蒲松龄的《聊斋志异》与纪晓岚的《阅微草堂笔记》,其成就高低早已盖棺论定。但他却认为,蒲松龄一生潦倒,屡屡失意于科场,终不得登堂入室;纪晓岚则身居高位,荣华尽享。所以,蒲松龄作文,尽力显其华丽,而纪晓岚之文,反倒平实得多。因此纪晓岚的语言成就似乎高于蒲松龄。他又以类似的人生体验与情感分析,对沈从文与郁达夫的语言成就作了一番比较,认为郁达夫少年成名且学贯中西,故而语言清澈如水,而沈从文是未受正规学校教育的“乡下人”,语言上的文白杂糅,显示出某种自缚与自炫的心态。这些均可说是见人所未见。
平心而论,韩石山的评论是有理论的。但他更擅长的是情感的体验与分析。而且,他的评论在作情感分析时特别地迷人。当他要努力显示文章的理论气氛时,往往会现出力有不逮时的疏漏与附会。不是他缺少理论,而是他的气质与个性使然,是操纵他思维的语言方式使然,对于韩石出来说,也许还是顺其自然的好,因为强行改变,不仅效果会适得其反,而且也有悖于韩石山直抒胸臆的初衷。
(《韩石山文学评论集》,长江文艺出版社一九八九年五月第一版,5.2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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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