浩然以田园诗人名著于世，故大凡诗选，皆入其清幽疏旷之作，这当然不错。不过，在编订全集的时候，对反映其求仕一面的作品，就不能视而不见了。因此两书校注者在序言中都着重谈到这一点，并就此详尽地分析了诗人仕与隐的矛盾。
关于诗人的第一次失意，史乘多有记载。《北梦琐言》云：“唐襄阳孟浩然，与李太白交游。玄宗征李入翰林，孟以故人之分，有弹冠之望。久无消息，乃入京谒之。一日，玄宗召李入对，因从容说及孟浩然。李奏曰：‘臣故人也，见在臣私第。’上令急召赐对，俾口进佳句。”诗人不合念了一首《岁暮归南山》，中有“北阙休上书，南山归卧庐。不才明主弃，多病故人疏”之句，因此惹得龙颜怫郁，说，没见你求仕，这弃从何来？“缘是不降恩泽”。此事是否确凿，今人尚有异议(详见傅璇琮主编《唐才子传校笺》)，不过历来讲浩然生平多以此为据，不妨姑以为信实。倒是因此而记起同是唐代的另一桩轶事：宣宗朝，令狐<SPS=1382>荐李远(李商隐诗《怀求古翁》即其人也)知杭州，帝曰：“我闻远诗云：‘长日惟消一局棋’，岂可以临郡哉？”对曰：“诗人之言，非有实也。”乃俞之。(详见冯固《幽闲鼓吹》)其实，浩然的“北阙休上书，南山归卧庐”又何尝不是“诗人之言”？即如后来的柳三变词云“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也可同作此看，后来却因此而真的去“奉旨填词”，倒是令词人抱恨的。即使存弹冠之望，也要作“诗人之言”，这是中国文人的一个特点吧？很有些文人气质的宋徽宗就颇解此意。当年陈简斋以《和张规臣水墨梅五绝》见赏并因此得官，其诗中便有句称“相逢京洛浑依旧，唯恨淄尘染素衣”，若这位南面之君也较起真儿来，简斋就难免放归了。
可见，浩然所吟诵的“耕钓方自逸，壶觞趣不空。门无俗士驾，人有上皇风”固然令人艳羡，但对多数处世之士来说，仍然只是一种想望，不过“泯泯俗尘中，持是聊自浣”(严复《说诗》)而已。王维《送孟六归襄阳》：“杜门不复出，久与世情疏。以此为良策，劝君归旧庐。醉歌田舍酒，笑读古人书。好是一生事，无劳献《子虚》”，也是在浩然不遇之时所作的宽解之辞。古来士子才人的抱负并不真的就在于此。因而浩然诗中乃有“忠欲事明主”，“端居耻圣明”之句，甚而作“犹怜不调者，白首未登科”之叹。
仕不成，乃隐。过起任情自适的诗人生活，“心飞逐鸟灭”的诗人真可谓天地间一大自在人。他人只能想想的，浩然可以做了。
假令这果然就是人唯一所愿的生活，或者说安身立命的世界，那么从此倒不必再有所求。可偏偏浩然又有再入长安之行。多半是出于郡守韩朝守的主动荐引吧，大约浩然并未十分认真。故因与寮友文酒而违韩约，且事后并不为悔，则这一次误了前程，不惟是“诗人之言”，而更是诗人之气了。王士源说他“骨貌淑清，风神散朗”，“交游之中，通脱倾盖”，不为无据。不过这至少还是说明，浩然虽更多地生活于性灵的世界，以诗人之情性，发诗人之言辞，但毕竟社会所要求男儿的是博取一番功名，成就一番烈烈轰轰的事业。诗人既呼吸于斯，又怎能无涉于现实的世界呢？李白赠诗：“吾爱孟夫子，风流天下闻。红颜弃轩冕，白首卧松云。醉目频中圣，迷花不事君。高山安可仰，徒此揖清芬。”是特特表出其为诗人的一面，而时人与后人所称扬于他的，也不外乎此。在“唯恨淄尘染素衣”的宦途，人们是将他悬于性灵生活的理想之境的。
大致说来，仕与隐的矛盾，在浩然，并非特例，也不很突出。就其所存全部之作而观，所呈露的仍是清幽，恬淡，闲远之逸韵，是得自其独藏的一份灵心惠质吧，所幸浩然得以终生持守(法国诗人勒韦尔迪说：“偶然的机缘完结了，乃有了艺术。”这是浩然作为诗人的幸运了)。见于记载的几桩轶事虽不足概括诗人一生行事，却是很能显示其性格特点的。
在现实的生活中，能够保存几分性灵之真，也就不易了。千载之下，读其清气可感，清芬可掬之作，不也仍止得一句“吾爱孟夫子”么！
(《孟浩然集校注》，徐鹏校注，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八九年八月第一版，5.05元；《孟浩然诗集校注》，李景白校注，巴蜀书社一九八八年三月第一版，7.45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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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繁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