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胡适是什么时间开始《水经注》研究的？据说他后半生几乎沉醉于“郦学”而不能自拔，他有哪些成果？
答：胡适对《水经注》的研究，其发轫当在二十年代之初，但全力以赴投入，大概如他自己所说是一九四三年，自此直至一九六二年他，去世。其研究成果全部反映在台湾一九六六年开始发行的《胡适手稿》上，共十集，但后四集与《水经注》无关。前六集分上中下三册，共十八册。这十八册内容当然是十分浩瀚的，然概括地说，主要是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赵戴《水经注》案的重审；第二部分是全祖望校本《水经注》的考证；第三部分是《水经注》版本的研究。
问：有论者云，胡适研究《水经注》，其动机、其重点是放在重审“戴赵相袭”案上。有人干脆说，因为胡适与戴震是安徽同乡，他是为乡谊挺身而出的。是这样吗？
答：胡适似乎并不回避这点。他一九五二年在台湾大学讲学中说：“我审这个案子，实在是打抱不平，替我同乡戴震(东原)申冤。”当然，问题并不在于同乡不同乡，关键是戴震到底抄袭了赵一清的著作没有？
问：戴震是一位博学鸿儒，在学术声望上比赵一清高，正如著名学者杨向奎教授说：“以东原之硕学，本已顶天立地，有此《水经》，对彼之成名，不过如九牛一毛，又何必要此一毛而玷辱后世？怪事怪事！”那么为什么会发生如胡适所说的“戴震蒙冤”案呢？
答：这桩公案的纠纷二百多年来无时休止。乾隆年间，全祖望，赵一清，戴震各自校阅自己版本的《水经注》，戴震校本完成于乾隆三十七年(一七七二年)，即微波榭本《水经注》。次年他奉召入四库馆，在馆内一年多，于乾隆三十九年(一七七四年)便完成了《四库全书》本《水经注》，此书由武英殿刊行，所以通常称殿本。殿本与戴震原来校定的微波榭本有极大的不同。赵一清于乾隆十九年(一七五四年)完成自己的版本，然到乾隆五十一年(一七八六)才付刊，即早于殿本二十年校毕，晚于殿本十二年刊行。可赵书在未刊之前，曾由浙江巡抚采入四库馆，因而馆内人士是能够见到赵一清《水经注释》稿本的。至于全祖望校本，在光绪十四年(一八八八年)才问世。赵本刊出后，学者们认为此书与戴震所校殿本“十同九九”。戴震的学生段玉裁首先发难，认为赵书袭戴。但不久魏源、张穆等先后撰文，认定是戴书袭赵，至光绪年间，杨守敬更说，“戴氏盗袭赵书，已成铁案。”民国以降，王国维、孟森、郑德坤等学者也纷纷斥戴，不少名流都卷入这场论战。
问：据说梁启超曾本着希望论战结束的愿望撰文调停过，此文好像收集在他的名著《中国近三百年学史》上。
答：是的，但梁的调停收效甚微，因学术上的说服力不大。直至今日港台郦学界仍论战不止，而大部分学者站在拥赵反戴方面，坚持戴未袭赵，为戴震辩解的，主要是胡适一人。
问：有资料说，日本郦学家森鹿三在一九三一年也撰过《关于戴校水经注》一文，论证戴书并未袭赵。
答：有这回事。但森的学生船越昭生也承认，森的拥戴反赵很像是一场孤军奋战。迄今为止，国际郦学界为戴震辩解的主要是段玉裁、森鹿三、胡适三人，尤以胡适投入的精力为巨。
问：许多学者认定戴袭赵的方法是把赵、戴二书所载一条一条地核对，查明二书相同之处，包括赵误而戴亦随之误的，以此证明戴袭赵氏。据说，胡适重审此案的方法恰恰相反，而是以他特有的考据手法来翻案的。
答：胡适是个聪明绝伦、经验丰富的学者。他在《戴震未见赵一清水经注校本十组证据》这篇最重要的翻案论文中，是逐条逐条地核对赵、戴二书的不同之处，且这些不同之处又都是赵是而戴非的。他说：“这十组证据都是赵氏书里的特别优点，而都是戴氏书里全没有的……这十组都是偷书的人决不肯不偷的，都是抄袭的人决不肯放过的。若单举一件两件，也许还有偶然遗漏的可能。多到了几十件，其中并且有几百字或几千字的校语，决不会被《水经注》专门学者忽略或遗漏的”。即从一个根本问题上为戴震开脱：戴震没有看到赵书，则抄袭之说从何谈起？胡适最后下结论说：戴、赵“两部校本有百分之九十八九的相同，这是校勘学应有的结果”。确实，要重审此案，胡适的办法是唯一的办法。胡适对他的同乡已是仁至义尽了。
问：胡适先生地位高，名声大，他是属于那种“登高一呼”的人物，那么他为戴震翻案的文章发表后，在学术界引起如何反响呢？
答：那时大陆未能见到胡适的文章，但台港澳的反响是巨大的。香港郦学家吴天任，澳门学者汪宗衍及大陆所熟知的辞书学家杨家骆和林明波等都纷纷撰文反驳。吴天任说：“胡氏于郦书版本，用功十余年，不可谓不勤，于赵戴公案，虽力为辩白，亦终难取信于人。徒增纠纷，而于郦书本身，究何补益？”杨家骆则公布了他对《水经注》卷十八《渭水》所作的抽样调查，用具体数据证明“戴之不忠于大典而复杂于赵，固至显然也”。“胡氏虽反复百端，为戴氏申辩，恐亦无法澄清”。
问：胡适先生为戴震洗冤之事，您又作如是观呢？
答：胡适花了很大精力，写了大量的文章，以反驳前人对戴震的指责。在考证中，他也纠正了前人对戴震的一些错误看法，然这些论证不涉及问题的实质，也就是说对“戴袭赵案”未产生根本性的影响。胡适的考证方法是可取的，但实际上又回避了别人提出的许多证据。戴震以多年功力校定的微波榭本与殿本、赵本差异很大，而他入四库馆一年多后，却能校出一部从体例到内容都与赵本“十同九九”的本子来。胡适说，“所以他们的两部校本有百分之九十八九的相同，这是校勘学应有的结果。”倘校勘学确具有胡适先生所说的有近乎数学求证那样的性质，因而可以得出“十同九九”的结果，那么同是戴震的校勘，为什么却校出殿本和微波榭本这样差别很大的版本来呢？胡适先生研究《水经注》的目的是想为戴震平反，然戴袭赵书毕竟是事实，而事实是无反可平的。
问：既然戴袭赵书无法否定，而戴赵二书又“十同九九”，那么殿本还有多大流传价值？我记得您在《中华文史论丛》上发表的《论水经注版本》一文中，十分推崇殿本，并把殿本置于各种版本之上，何以故？
答：戴震在校勘殿本时，确实存在着行为上的过错，但戴震又是有功的，因为他以最优秀的版本——赵一清《水经注释》作为殿本的底本，同时吸收了其他版本的精华，所以殿本又明显优于赵本，可以说殿本是明清郦学研究的总成果。这不应同戴震的个人道德混为一谈。再说，从目前的需要来说，具有普遍通行价值的也无疑是殿本。戴震的过错，学术界鸣鼓而攻，已非一朝，然他对殿本的功绩，郦学界却鲜有论及，这也有失公允。即使像胡适这样的大学问家也忽视了。我认为，戴赵公案是郦学中的一个枝节问题，胡适先生在这个问题上倾注了大量的精力，且无法推翻“戴袭赵案”，或许是这位聪明的学者一个不小的失着吧。
问：您前面说了，胡适还对全祖望《水经注》校本和各种《水经注》版本也作了深入研究。
答：对于全祖望《水经注》校本，胡适的考据成果一下难以说清，但总的说，我认为他在这方面的成就不是很大。胡适先生在郦学研究上杰出的成就是他对《水经注》版本的搜集。尽管他搜集的目的并不是在郦注版本学上下功夫，方法上也并不着重郦学史，但在客观上却做到了集郦注版本之大成的结果，其成就是非常值得称道的。一九四八年他在北京大学举办的《水经注》版本展览，展出的各种版本达四十一种之多，可谓是前无古人，也是迄今为止搜罗版本最多的学者。这是胡适先生对郦学研究的一个很大贡献。
读书献疑
陈侃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