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花机是中国一大发明，中西学者研究者众。西方研究古代纺织技术的学者多从分析实物出发，用纺织技术原理加以解释研究。一九六五年，加拿大多仑多皇家安大略博物馆的著名纺织技术史家柏恩汉(H.B.Burnham)在《国际纺织史研究中心通报》(C.I.E，T.A.)上发表了分析中国汉代经锦实物的结论，认为汉代中国尚无提花机。汉代提花织物可能是在普通织机上使用挑花杆织成花纹的。此说在提出纺织工艺的解释上具有说服力，得到西方研究中国古代纺织技术学者的广泛认同。八十年代后也渐为国内一些学者接受。我国考古学和纺科史权威夏鼐在研究了马王堆汉墓的丝织物后，也修改了观点，转而同意了柏氏之说(《中国文明的起源》，文物出版社，一九八五)。可是，我国汉史名家孙毓棠却用中国传统旧学的音韵训诂之法，通过对汉代王逸《机妇赋》的审细坚实的考证，认为所描写的就是提花机(《中华学术论文集》，中华书局，一九八一)。音韵训诂一类旧学，须要相当功底和素养，方能用以治学。国内年轻一代纺织技术史研究者尚难用以研究探究，更遑论西方学人了。于是中学西学，两条路线，孰是孰非，无由评说。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纺织史卷》主笔库恩博士(D.Kuhn)撰稿时曾来华研究，与国内学者论及汉代提花机，甚从柏氏之说。而对国内学者提出的孙氏考证，则是关山难越。而今，学贯中西的纺织技术史家夏鼐、孙毓棠皆已过世，他们生前的最后时光也未暇详说个中曲折，这中学西学的矛盾似乎更难解决了。
读书献疑
梁加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