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翻阅法国《读书》杂志，在一九九○年一月号(第一七二期)上看到题为《诺贝尔文学奖与名人》的评论，方知不仅榜上无名的中国人心存芥蒂，就连以获奖者多达14名而雄踞榜首的法国人也忿忿不平。自从萨特在一九六四年拒绝领奖之后，他们就如同在炼狱里一样坐卧不安，直到一九八五年法国新小说派作家克洛德·西蒙获奖才如释重负。可是从那以后仅五年没有获奖，法国人便又像进了地狱一般冤气冲天了。
诺贝尔文学奖僧多粥少，要使人人满意谈何容易。评论的作者似乎也体谅评委会的苦衷，所以一开始便堂而皇之地提出，诺贝尔奖既不是一个至高无上的评委会所赐予的最高奖赏，也不能说是最恶劣的因循守旧的评选，因为永远不会有一种适用于所有艺术作品的衡量标准。瑞典皇家科学院的院士们是站在美食学家的立场上，煞费苦心地把世界各地经常是互相对立的烹调方法、传统，以至于意识形态调制成一张理想的菜单，结果如何只能由顾客去品尝。
说到这里作者笔锋一转，立刻以“顾客”身分揭起评委会的老底来。原来在八十年代的评选过程中，只有一九八一年获奖的艾利亚斯。卡奈蒂和一九八八年的纳吉布·马哈福兹是全票通过，而一九八○年的切斯瓦夫·米沃什和一九八七年的约瑟夫·布罗茨基虽然作品新颖，但让他们当选却多少是出于政治上的考虑，因为他们分别是从波兰和俄国到美国定居的移民。一九八二年，评委会在评选加西亚·马尔克斯时意见不一，差点儿让他和秘鲁作家巴尔加斯·略萨平分秋色。一九八九年，人们预计获奖者不是墨西哥的奥克塔维奥·帕斯，便是乌拉圭作家胡安·卡洛斯·奥内蒂，不料半路杀出一个程咬金：西班牙作家卡米洛·何塞·塞拉。他的作品当然不能忽视，然而他在佛朗哥统治期间的表现却引起了窃窃私语……
揭发了一通之后，作者便提出责问：诺贝尔文学奖到底是文学领域内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还是名人荟萃之地？一下子就使评委会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困境。因为一九八六年已选了尼日利亚作家渥雷·索因卡，而未来十年中可能获奖的有中国的巴金、土耳其的雅夏尔·凯马尔、日本的大江健三郎、阿尔巴尼亚的伊斯玛依尔·卡达莱、南非的纳丁·戈迪默等等。作者认为这种局面只是填补空白，是使诺贝尔奖成为一个各国都有代表的联合机构；但如果诺贝尔奖确是名人荟萃之地，作者又问为什么一九八三年选英国的威廉·戈尔丁而不选格雷厄姆·格林？一九八四年当选的捷克作家为什么是雅罗斯拉夫·塞弗特而不是米兰·昆德拉？作者先围绕外国作家兜了一个圈子，最后言归正传、画龙点睛：法国的许多名作家为什么不能当选？法语作家西默农声誉卓著、渴望获奖，结果未能如愿便与世长辞。勒内·夏尔、玛格丽特·尤瑟娜、朱利安·格拉克生前就已被公认为经典作家，难道他们都不配获奖？还有自己提名的米歇尔·图尼埃……总之振振有词，愤慨之情溢于言表。
评论的作者为法国名作家慷慨陈词，其志可嘉。只是要使这些法国作家全部当选，恐怕还要增设几十个诺贝尔奖，但这样一来也就不成其为诺贝尔奖了，何况法国毕竟只是世界的一个角落。既然诺贝尔奖的评选有时“多少是出于政治上的考虑”，已属不公，如果再加上某种“老子天下第一”式的偏见，岂不是完全失去了评奖的意义？可以设想，让这位作者代表法国人去当评委的话，亚非作家的当选就会更加遥遥无期，因为他们在他眼里都算不上“名人”。
名落孙山而发发牢骚本是人之常情。落选的英国作家格雷厄姆·格林就曾揶揄说：“诺贝尔文学奖是一百来个候选人碰运气的赌博。总的说来评得不错，尽管有些获奖者难以服人：温斯顿·丘吉尔也能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他倒是不失英国绅士的风度，只是嘲讽了本国的首相，没有指手划脚地怨天尤人。其实诺贝尔文学奖固然世人瞩目，但说到底毕竟不过是一种文学奖罢了。无论有没有诺贝尔奖或获奖与否，作家都照样写作，文学都照样发展，所以实在不必为此耿耿于怀，更不必大动肝火。还是伏尔泰说得好：“种我们的园地要紧。”
吴岳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