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银河反对本质主义的论证在我看来是非常地本质主义的——她说“没有实验的证据可以证明,女性……比男性更重感情”,但是,有任何实验的证据证明了女性与男性恰恰同样重感情吗?断言男女之间不存在先天差别,这个断言自身也是先验的,或曰“本质主义”的。这也正是前述六、七十年代女性主义运动陷入的误区。在我看来,要害不是否认两性在感情方面的差异,而是不要用“重感情”、“不重感情”之类简单的描述,并代之以更细致的观察、领悟,更精密的语言描述。
三篇文章中,尹吉男那篇介绍介绍像“游击队女孩”这样的组织,比引入大堆理论和术语,我觉得,更能让中国女性们通过比较而鉴知自己的处境。尹的介绍多少有些简略,后半部分谈的其实是中国的事儿。正好我手头有份一九九五年七月十七日英国的The Times,登了大半版对“游击队女孩”的专访。抄一段下来,也算是展示些九十年代女性主义运动的“新动向”。
记者问:“你们的作品被称为‘女人的艺术’,你们对此怎么看?”沉默。尔后,“弗里达”字斟句酌地道:“如果艺术表达体验,而女人的体验不同于男人,并且她们的作品关涉她们的私生活和个人体验,那么,为什么不能把女人们的艺术归为特定一类呢?”而另一位游击队女孩“玛丽”反驳道:“但是如果把女人们的艺术作了性质上的限定,这类艺术就会被看成是没有多大价值的。”“那我们就必须改变这个价值体系。”“弗里达”说。“但男人的观点被视为是普遍的,所以如果把女人们的艺术归为一类……”“够了,我讨厌这种思路!”
“玛丽”和“弗里达”的争论,大约就是传统的与激进的女性主义之争。这里的“玛丽”和“弗里达”都不是真名,而是已故的艺术家的名字。游击队女孩们的真实身份一直是个谜,她们在公共场合永远戴着面目狰狞的猩猩面具,只在外出用餐等必要场合换上暴露较多面部的黑绒面具。据她们自己说,害羞、畏葸的女人一旦戴上面具,便成为令人眼花缭乱的“表演者”。
对张宽的“男权回潮”的观察结论构成反证,“游击队女孩”运动恰恰起于八十年代中期。而她们的影响,可以举一位文化艺术批评家罗伯特·休斯(Robert Hughes)的转变为例。这位先生在八十年代宣称性别问题在艺术界已不复存在,而去年,他评论伦敦举行的一次美国艺术展时说:“即使你不是一位游击队女孩,也能看出它没有包括足够的女性作者。”
说《读书》
中国人民大学 象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