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看过这部小说,已是几十年前的事,至今记忆犹新的,乃是关于外交官的事。其中有两件事被描绘得极为不堪,一是外交官服饰的辫子和翎子,另一是使馆眷属在馆门前晒晾女人的缠脚布,惹得外人议论,以为中国有什么庆典而悬旗祝贺。读后极感不快,这是凭空捏造恶意丑化,或可说是“汉儿学得胡儿语,转向城头骂汉儿”的作为。
数千年的封建遗毒,旧中国固然有不少见不得人的风俗恶习,如抽鸦片、缠小脚、讨姨太太等等,为西洋人所讪笑诟病;但有的则是属于东西文化之不同,未可以西方人的眼光来看待。以辫子而论,它是于十七世纪中叶随少数民族进入中原的,当时因政治压迫而引起反抗,自是应该;然过了二百年之后,它对西方国家而言,已成为中国的民族习俗,和翎子一般,是中国的民族服饰。外交官员到欧洲去周旋坛坫,穿着本国的民族服饰,是顺理成章的事,况且十八世纪欧洲的宫廷集会上,西方的贵族们不是也曾有过小辫子?而且他们拖的才是地道的“猪尾”,短短的;我们拖的则应该是长长的“马尾”。时到今日,非洲、中东的使节大都穿的是本国民族服装出国访问的,何必一定要奉燕尾服或西服方为正宗?
至于在使馆门前晒晾缠脚布,则全属捏造胡扯,那时代的妇女一向有自卑感,不敢与男子抗衡,凡是她们的下衣、亵布、脚带之类都认为不便在众目昭彰之处露面,总是拣人迹稀至低隙之地阴干,连阳光下都不能公然晒晾,何况在官署的大门前,更何况在驻在国的京师。
东西习俗之异同,的确给出使人员带来了许多困难,剪辫易服,那是革命党的事,身为使臣,当然万万办不到。要眷属跟洋人握手、跳舞、宴会甚至于亲颊,那更不用说了。所以有很多命妇不肯随夫持节,像洪钧状元的夫人只好以诰命假给其妾赛金花,那倒并不是曾孟朴的小说家言。但也有落落大方的妇女,如曾国藩的长媳曾纪泽的夫人,随袭侯历使欧洲数国,周旋应对,博得极好的赞誉。
清季和各国交聘,互换常驻使节,开始于光绪元年,到辛亥为止不到四十年,这四十年中,清廷虽然腐败,官吏虽然颟顸,但对东西方列强,倒也不敢掉以轻心,尤于出使人才之遴选,决不马马虎虎,总是挑拣读四书五经由科第出身的人充当。那时还没有外交部那样的常设机构,原有的“理藩院”是管理藩属国家的机构,对敌体的东西洋大国当然不适应,便另设一个“总理各国事务”的临时衙门,其中官吏都是差使不是实官,是从各衙门官员调充的,也是极一时之选的红差使,不是一般人可以滥竽充数的。随着外患日亟、交涉日繁,水涨船高,这个衙门的重要性仅次于军机处。它始设于英法联军之役,直到八国联军之后,才正式改为“外务部”。
这四十年中,若和今天的共有一百几十位驻外使节比起来,那时的使臣不能算多,一共也不过十数人。我曾把他们稽考一下,发现有两个有趣的特点,首先是他们几乎都是由汉人充任,旗员不过只有三四人,其中有后来任陆军大臣的荫昌,他留德学军事,外语说得非常好,入民国还做过袁世凯和黎元洪的侍卫长,当然不是一个糊涂的满洲贵胄;还有一个是裕庚,他有两个声名甚噪的女儿随任巴黎,即回国后被人僭称为“公主”的德龄和裕龄。满族妇女本来不缠足,自然是更不会晒晾又长又臭的缠足布的。只有一个出使帝俄的崇厚,是个荒唐鬼,擅和俄国订了辱国条约,几乎惹了杀身之祸;幸而有曾国藩的儿子曾纪泽替他补救,总算争回一点被他断送的河山。
另外一事是那些使臣大都颇有文才,在旅程和持节之余,多能撰写日记和纪游之作,使锁国的中国人能够开开眼界,知悉一些欧美日本那些国家的风土政教礼俗人情,这在那时是破天荒的事。解放以后湖南人民出版社曾由钟叔河先生主编的《走向世界丛书》,差不多把这一类著作搜罗无遗,是一套非常好的读物。
现代人一直侈言“国际公法”,其实所谓“国际公法”,是一种“不成文法”,并不像《联合国宪章》,有条文并经会员国讨论通过签字的“成文法”,换句话说也是以欧洲人为中心,经过若干年国际关系和习惯演成的。读四书五经出身的中国外交官哪里懂得它许多?所以有些地方的确吃了亏并被人视为闹“笑话”,这也是文明与落后和以强凌弱的必然结果。例如连“中兴名臣”左宗棠也想率军进入帝俄领土去追捕已受帝俄保护的政治犯,幸而被人提醒劝阻,否则这位左文襄公的威望恐怕会大大的受挫。就连那时最熟谙西方且是清廷第一位出使欧洲的郭嵩焘,也因在伦敦请一画师画像画出了他的耳朵而闹出不大不小的风波,成了外交界的笑话。从前人画肖像不许画出耳朵,现代人哪知有这种禁忌?更何况欧洲人。
欧洲国家的互派使节,犹似我国春秋战国时代诸侯的“交聘”,大国之间互派“大使”,次一等称为“公使”。清廷大概并不知有这种差别,因为是皇帝派遣的,便自称为“钦使”,在西方则并没有这个名称,西方其实只是把它以“公使”看待和接待。还有传说,西方国家有庆典时,一直把对号入座的十三号座位和十三号礼车指定给中国使节,这是否和李伯元一样是无稽之谈,而中国人那时又怎知道“十三”这个数字的意义?
清廷不知道大使是代表本国元首(皇帝)驻在他国的,官阶必须很高,后来的北洋和国民党政府倒是懂得这一点,所以派遣到大国的使节总是部(总)长一级,甚至有做过国务总理和摄行元首职务的;而清廷则还是以天朝自居,沿着明代册封藩王及属国的人选,大都为七品的翰林院编修和检讨,除了第一个派遣驻英钦使的郭嵩焘是个例外,他是以正二品的兵部侍郎奉使的。他之所以例外,因为实际上郭嵩焘是负着英人马格里在云南遭杀害向英方的“谢罪”使命,其后便不是这样了。大多数使臣都是中级官吏的四品道员开缺命以三四品卿寺的京堂衔头出使。故虽云“钦使”,无怪人家只能以“公使”看待了,因为公使只代表本国的外交部长、不能代表元首。
不谙外情而闹成纠纷的,是光绪元年派遣郭嵩焘出使英国,还按清代在国内派遣册封使臣及各省乡试年份的主考,总是有正副两职,而这个“正”、“副”的意义并不是今天我们所知道的意义,副职不过是正职的属官,如副部长、副市长之类,清代的“副使”和“副主考”的职权完全和正职一样,并无分别,西方人当然也不懂这个意义,并且西方是从来没有“副大使”或“副公使”这种外交官的。清廷于派出郭嵩焘之外,又依惯例派一个广东人刘锡鸿为副使。到了英伦要递呈国书,郭、刘两使要一齐觐见维多利亚女王,英外交部却不接受刘的以使臣的礼节觐见,仅认为他只是使臣的一个随员。刘锡鸿狃于国内的惯例,怎肯把堂堂使节降为随员身分,当然大吵大嚷,向英外交部和国内总理衙门交涉争闹,搞得国书一时递不成,并且弄得郭使大为狼狈不堪。后来清廷没有办法,只好把刘锡鸿另调为驻柏林使臣了事。
我的题目是《外交书话》而不是“外交史话”,却说了以上许多清季外交史事,跑野马且离了题,实则也说明清季的使臣绝大多数是文人学士,能够执笔为文,并不像李伯元笔下那样的脚色。像崇厚、刘锡鸿之流当然不是没有,但占极少数,而且刘锡鸿也写了不少在欧洲持节时的文字,虽然和郭嵩焘发生龃龉时人家右郭而左刘,但在外交上的表现,还不能算个糊涂蛋。他的遗著《英轺私记》近由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还是一本可读可传的书,所以也决不至于如李伯元笔下那样丑化得淋漓尽致。
清代外交官的开山祖和第一流人物,当然要推郭嵩焘,他是曾、左等湘军策划者的幕后人物,为了办外交讲洋务,负了重谤。他的故乡湖南是个奇怪的地方,既是戊戌变法维新派的策源地,又是守旧派的大本营,土豪劣绅如王先谦、叶德辉的势力根深蒂固,把郭嵩焘骂为“鬼子”“汉奸”使他不齿于乡里。他的仕途又很偃蹇,晚年差点连住宅都被烧毁不得宁居。晚岁发愤著书,多是主张学习西方科学技术的政论,对当时及稍后的洋务运动极有影响。他的养知书屋、玉池老人许多诗文集在八十年代中期由岳麓书社汇为《郭嵩焘诗文集》出版。
另一个知名外交家兼文学家是薛福成,他是桐城派后起宗师曾国藩门下四大弟子之一,其他三人为吴汝纶、张裕钊、黎庶昌,差不多都是持过节和出过洋的开明人物。薛福成是到光绪十五年出使英法意比四国的,他的《出使四国日记》是记述欧洲地理政俗风土人情最知名的著述。我们在小中学课本上,读的便是他所写的欧洲避暑胜地和蜡像馆的记述。他在任宁绍台道时,在道署建立一所“薛楼”为藏书之所,北伐时孙传芳部下驻扎于此,马矢堆积、宋元为薪。我曾做过一任改为图书馆后的小馆员,兵粪马矢,狼藉尺页,手加拭拂,使成全帙。书香粪臭,兼而有之。对这位一代名医之弟,平添景仰之心。
清季交聘的国家,欧亚南北美合计只有十八国,开始时且以一人兼持三四国使节,所以人数不多,一直到光绪十年后,方才满员起来;同时国人的眼光也渐渐习惯,不再目出使的营生为去圣贤之邦、入蛮夷之国的“汉奸”和“鬼子”了。因而人材辈出,著述繁多,极一时之盛。
当时第一流外交人才端推以世袭一等侯爵的曾纪泽,凭藉他父亲的威望,折冲欧洲坛坫,不但为清廷挽回不少断送的国土,而且还潜心学习外语,博览西方政教文学典籍,能以中英文合璧写出律绝句旧体诗,真不愧为一代名臣之子。
另一位也是袭侯而进入外交界的李经方,声名便不逮曾纪泽远甚了,其实两人并不是曾、李的嫡亲儿子,都是中年艰嗣过继进来而后出生其他儿子的。李经方晚于曾纪泽六七年才出使日本,因为在日本纳了一个东洋女子为妾,便传说是被日本招为驸马。到了甲午战后,又被派为割台专使的尴尬差使,更成为众矢之的,那时李鸿章父子同运,狼狈不堪。
四十年中的外交人员,其来源可分为三个时期,早期的都是读四书五经的翰苑人物。中期的已是略谙外情的人了,但还不是专门培养出来的所谓“职业外交家”。清代有一处稀为人知的地位不高的衙门,叫做“会同四译馆”,是专门培养翻译人才的。这个衙门也和理藩院一样,它所翻译的语言文字只是中国的藩属国家和国内的少数民族。所谓“重译”,是“天朝”认为盛事的,因有些国家地区无法直接译成中国的语言文字,需要先译成某国文字再由其文字译成中国的语文,犹似现代的文学作品《死魂灵》是从日文译成中文的,并非从果戈理所写的俄文译成。而且这个衙门的地位不高,被视为与太医院、钦天监同等看待的一种方技人员。所以早期外交使臣所带的随员,高至仅居下使臣一肩的参赞,也雇聘外国人担任,于一般事务外,还兼充“舌人”之责。
和东西洋列强交聘,当然不能再倚仗会同四译馆的卑员,势必要另起炉灶,得风气之先的传教士早已在上海开设那种学校了,政府便也急起直追,办了同文馆、广方言馆等选择幼童入学,并择优出国学习。这批人学成回国,便是中国第一批“职业外交家”。到了光绪季年,外交使臣很多已由他们担任而且成为终身职业,一直到一九四九年全国解放,方由上马杀敌的将军们接替他们的任务,重回到光绪早年的那种情况。
这批职业外交官如伍廷芳、施肇基、胡惟德、陆征祥等,都在光宣之际当上了使臣。当过国务总理摄行元首职务的顾维钧,是此中的翘楚,解放时则成了战犯,在光宣时代他还够不上当使臣的资格。他写了一部洋洋百万言的《回忆录》,叙述了他历仕四五个朝代的数十年外交生涯,是近年治外交史的珍贵瑰宝,这位老练的职业外交家,下笔字斟句酌,写作丝毫不苟,只是读来觉得沉闷,须得耐着性子读下去。他的前辈以状元出使沙俄的洪钧,也是以外交家而兼作家,为了一幅中俄边界图上了人家的当,丧失大批国土,几乎身败名裂,此事在曾孟朴的《孽海花》小说中有详细记载。这种悲剧,若要说他是闹笑话,也未免太残忍了。
沟通中西文化、造就外交人才最知名的容闳,虽然不曾任过使节,但在培养外交人才方面是那时的第一人,他西学东渐的名著,是开一代风气的不朽之作。
还有一位职业外交官同文馆出身的张德彝,到了辛丑条约签订那一年才膺出使英、意、比三国使臣之命,但他早已两次作为随员遍历欧陆。他之所以近来名气大噪,是他在作《随使法国记》时,适值一八七一年法国大革命,目击巴黎公社起义的场面,这是绝无仅有的中国人身历目睹对这件震撼世界大事的记载,所以张德彝也随之名垂不朽。
外交人员不限于大使和公使,参赞和秘书也应属之,但是领事按照严格的说,它不是外交官而是商务官,所以过去常有不由本国人而敦请异国人担任的。现在这种严格的区分早已不存,领事也久已是外交官了。清季有两位充任领事的名人,一是黄遵宪,另一为郑孝胥。黄遵宪字公度,是旧体诗的提倡“吾口写我诗”的革新诗人,且为戊戌维新变法的重要人物;郑孝胥则是两截人,其上截不论诗、书都属清季第一流,但下截却做了背叛中华民族的丑事,千秋骂名,秽德彰闻。两人都是举人出身,郑孝胥且是二十三岁中的福建乡试解元。黄遵宪光绪二年随何如璋出使日本充任参赞,郑孝胥则是要晚十五年,光绪十七年跟李鸿章之子李经方使日时的副领事。后来黄遵宪一直当外交官,先后任旧金山和新加坡的总领事,到了光绪二十四年戊戌政变前夕方任为日本钦使,幸而已离京到沪待发,总算在租界得到庇护,不曾如谭嗣同等六君子之罹难,然日本使臣是做不成了。
郑孝胥只是驻日本筑地的一个副领事,却做得有声有色,我看他的下半截对日本卑躬屈节百般献媚,大致是在那时种的根。郑孝胥长达百万字的《郑孝胥日记》近来出版,对这一段时期的生活有详尽的记载。郑和黄两人地望、学问、政历有很多相近却又相异之处,倘使要仔细道来,非四五千字不可,为本文篇幅所不许,我已另撰《人境庐与海藏楼》一文详述,在此便不多赘。
但有一事却可一读,前几年我为一出版社编一部近代诗选集,需要找一张黄遵宪的照片,所找到的都不很满意,记得不知哪一期的《人民画报》刊过一帧黄公度的彩色半身照片,大致是在旧金山总领事任上摄的,穿的当然是清朝衣冠,翎顶辉煌,威仪棣棣,令人起敬。可惜翻遍四十年来的《人民画报》,竟没有找到,殊为可惜。我之所以提此一事,目的是在驳斥李伯元的谰言,倘然南亭亭长能看到这张照片,则以辫子、花翎周旋于国际坛坫又有何不可。
黎庶昌是曾门四弟子之一,他使日时于政务之外,还以余力和使馆随员杨守敬及访日的董康一道,搜罗自日本遣唐使携去的中国本土业已不存的古籍,使许多失传的典籍重显于故土,这是有功于中国文化的一件大事,不是后来的职业外交家所能做到的。
有两位读四书五经出身的外交家和教育家,竟然背弃儒家传统而相信西方文明到了生死以之的程度,那便是曾纪泽和吴汝纶。吴汝纶虽不是外交家,但为了要担任初创的京师大学堂监督(校长)而先亲到日本考察取经,回国之后,便对中国旧医完全取否定态度,他晚年在桐城临终时,坚决不要中医诊治而特派一艘小轮到上海敦请西医为他治病。曾纪泽也是如此,他在临终时发了高烧,竟不顾家人亲友劝阻,戴上了退烧的冰袋帽子,引起了守旧派的不满。死后有人送了一副挽联,记得下联一句是“始知西医不宜中”,讥嘲他是给西医的冰袋镇死的,真是可笑的无知。
辛亥革命已历八十多年,驱逐胡虏的口号及以文字为革命武器,都已成陈迹,为保持历史的纯洁,有许多不真实的地方,理应为之作客观真实的平反,以恢复它的真面目。想到从锁国数千年只在儒家四书五经中打滚的士人,能冲出藩篱走向世界,与素昧平生的世界各国周旋于坛坫,委实不是易事。百年之后,我们成为外交官员的一举一动都已举足轻重的重要国家,对那数十位清季外交官的作为,不能不说是一种渊源。至于他们之未能取得什么大的成就,那是“弱国无外交”颠灭不破的五个字,不应怪他们的。
周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