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谈论写出精品的同时,往往要借助文学史上的经典之作发力。中国就有四大经典值得大书特书,加上外国几千年来的文学遗产,足够引以为鉴的了。“经典”这个词倒是更适合于谈论艺术产品。那么,把当下的精品和历史上的经典做一比较会发现什么样的同构与差异呢?简单而言,把当下的某些作品指认为艺术精品,实际上是预支它为未来的经典,因为我们总不好把时下的好东西就地认定为一定可以名垂千史的经典之作。但不能不说多少有一点这样的心理(如果确认精品的行为是真诚的),精品问题是文学批评讨论的范畴,而经典问题则被划归到文学史的研究领域里,国外的“莎学”和中国的“红学”大都如此。精品是个不很牢固的位置,今天被认为是艺术精品的作品,明天也许就无人提及,你说是精品,我却觉得言过其实。经典的地位却相对稳固,“贬低莎士比亚的企图,即便它来自于像托尔斯泰这样一位经典作家也是成功不了的”(韦勒克语)。然而,在历史发展到二十世纪末的今天,经典的神圣地位已经出现松动的迹象。近期以来,不断从有关报纸上看到这样一条消息,说在美国的许多著名大学里,莎士比亚、弥尔顿、乔叟等经典作家,已经不再是英语文学系的必修课。理由是这样的经典作家和作品对今天的学生并不是必需了解和掌握的。代之而起的学科,是教学生创作肥皂剧的技巧和大众娱乐产品的制作手法。这些东西应当说连我们所指认的精品都够不上。这大概就是后现代的艺术特征吧,至今我们还没有读到对这一事件的反驳意见,世界变得真是太快了。
在中国,经典还没有到了被逐出大学校园的地步,我们的艺术从业人员,对民族经典和世界艺术经典的了解与掌握还远远不够。但经典的冷热和大众传媒一样有着潜在的联系,四大名著中的哪一部一旦被改编成电视剧,就能在书店里引起一阵热销,把经典小说拍成经典剧作,是当下的一个热门话题。有著名导演坦言,中国新时期以来,是“文学驮着电影走”,反过来也一样,有不少作家的作品,正是被拍成电影直至到国外拿奖后才声名鹊起,一时轰动。其实,从极端意义上讲,艺术形式之间的相互转换是十分困难的,一部作品在自身的艺术形式上愈臻完美,被转换为别的艺术形式的可能性就愈小。鲁迅小说被改编成电影和电视剧就非常困难,电视剧《红楼梦》和小说《石头记》之间,用同一标准衡量其内涵,就有明显的高下之分。再忠实于原著,也会失去许多丰富性和深刻性的东西。也有对经典之作进行稀释和大动手脚的,出现在电视里的《雷雨》就是一例,据说如此大的改动是受到原著者认可的。然而,对经典作品的改编成功与否并非是有没有得到原著者承认的问题。反过来讲,把成龙、史泰龙、施瓦辛格的经典动作片动手改成小说,热闹程度就要大打折扣。
用大众传媒的手法去拆解经典,虽说用的是“忠实”、“弘扬”等词,实际还是对经典的权威性进行有意无意的消解。这并不完全是坏事。过分把经典视做每一根“头发”都是精心安排的结果,经典就会为我们呈现出一副冷酷的面孔,感觉太过遥远。“红学”发展到今天,出现许多怪论奇谈,虽说只是红学家的事,但无形中也对原著的权威性进行着当代消解,好坏得失真的不能一概算定。有些研究方式和结论,正如同电视剧的这样或那样的改编一样,是当下文化思潮在文学艺术领域的巨大投影。照目前这样的路子走下去,美国大学里发生的逐出莎士比亚的事件,在我们这里也不是没有任何心理基础。有对“红学”的怪诞研究,就会有“一不留神写出一部《红楼梦》”的戏言;有真实再现传统名著艺术华彩的“成功改编”的先例,就有对《雷雨》的“创造性”制作。然而,如此这般之后,经典或许就次数更多、距离更近地来到我们身边,引起我们重新翻阅它们的兴趣,十分有助于经典的社会普及。
经典作品的地位相对固定,但还不能用统计学的方法计算经典的数目,一般而言,经典是“那些在讨论其他作家作品的文学批评中经常被提及的作家作品”(佛克马语)。这个标准非常模糊也非常苛刻。“关于某一批作家作品的知识属于文化阶层拥有的一般性知识,因而为批评家提供了一个参照系”(同上)。成为经典作家作品就更加不易,谁敢宣称自己已经写出“经典之作”,上帝一定发笑。经典除了被长期认可、共同认可外,并不一定当下就被认可,乔伊斯的《尤利西斯》第一版只售出五册,但它今天却属经典之列。经典总和一个遥远的过去与未来相联系,经典作家往往不知道自己已被列入经典之列。
那么我们的“精品”之说呢?它实际上是批评家对当下作家作品也许会成为“经典”的虚妄假设,是对这些作家作品未来价值的冒险承诺。呼唤精品做为一个口号和一种期望是可以成立的,认定就有游戏色彩了,必须要有对概念的具体阐释作为注脚,我们大家的“精品”观太不相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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阎晶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