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人向来有谀地的传统，古代诗文已把祖国山水赞美得淋漓尽致，即使在不起眼的偏州小县，也会有文人封点的“四胜”、“八景”。小时学作文，跟着传统的语言格式走，也模仿过那一类的描写。不过，有一处地方，得到的赞辞极少，这便是长城地带。长城地带在古代文人的歌咏中，只有弓刀、白骨与荒凉，在世代民间传说中，也尽是些悲惨的故事。其实长城战事，即使在王朝时代，也常常是远逝的事情。可是在承平岁月，长城还是唤起人们不平静的心理。“饮马长城窟，水寒伤马骨……君独不见长城下，死人骸骨相撑拄？”长城地带是一个悲剧地带。
然而，长城地带的悲剧属性完全来自南方人在北望长城时的心情。在长城脚下生活的人们，不可能终年作冷月荒垣的感慨，他们像所有地方的人们一样，必须利用当地的环境特点，开辟自己的生活空间，建立自己的社会地域。早在《汉书·匈奴传》中已然披露了长城内外人民“往来长城下”的积极气氛。长城的修建，作为一种新的地理因素，重新规定了人们行为的位置。原来的事情，可以在这里，也可以在那里，而现在，必须在长城。至少，长城的关口所在，都变成交流行为确定不移的会聚之所，交流程度的强化使这些地方突显出来。比如作为长城关口的“宣大市中，贾店鳞比，各有名称。如云：南京罗缎铺、潞州绸铺、泽州帕铺、临清布帛铺、绒线铺、杂货铺，各行交易。铺沿长四、五里许，贾皆争居之”。
长城地带的形成，必定产生深远的人文地理影响，作为地域属性，它理应有一份独立的资格。对那里的人地关系、社会景观、历史功能应给予独立的考察。近代以来，对长城地带在学术上率先进行独立考察的为数不多的人中，有美国地理学家欧文·拉铁摩尔(Owen Lattimore)，这已是近六十年前的事了。拉铁摩尔不是“胡人”也不是“汉人”，没有站在某一边(特别是南边)而排斥另一边的天然立场，而具备旁观者的角度。另外，他对地域的分割不以国家而论，他的注意力亦不是重在“文明”不在“荒远”，而能放大视野，超越政治与民族，将两边合观为一个“亚洲大陆”。在对亚洲大陆作如此宏观俯视，究其整体发展时，拉铁摩尔发现“对汉族是边缘的长城，对整个的亚洲内陆却是一个中心”。
所谓“中心”的概念是，在长城的两侧，并立着农业与游牧两大社会实体，两大社会在长城沿线的持久性接触，形成互动影响，反馈到各自社会的深层。这一中心概念的建立，纠正了以往以南方农业社会为本位的立场。以往绝大多数人在讨论二者的影响时，话锋向来在北方“野蛮”游牧社会如何“乱”了南方“文明”农业王朝这一端。至于南方对北方的影响，除叙述农业社会如何以货物交流北方而外，便再无其他考察。当然，强调二者影响的相互性，无意要将二者的方方面面都拉到平起平坐的位置。但至少，在考察二者的关系时，不应将游牧社会定位为无内部运作、无实际进化、只行“侵边犯塞”职能的一伙概念性人群。草原游牧社会具有从无到有、曲折演进的历史，而这一历史，由于地理的“缘分”，离不开南方农业社会的存在，更具体一点讲，离不开长城地带的存在。
拉铁摩尔认为，在亚洲大陆，当南方农业社会未成熟壮大之前，无论哪里，都是种植、养畜的混合经济。不能种植的地方，则几乎没有人烟，也就是说，不存在单纯的游牧经济，因为但凡人们可以种植，则不会选择游牧。北方的人们聚集在草原边缘的山地林莽之内，草原地带本身是空旷的。后来，精耕农业在南方出现，农业社会形成，在地域上不断壮大，向四面八方可能进行农业的地方拓展。在此期间，伴随着部落(或国家与部落)间的争斗。原始政治的不相容性，使一些部落被驱赶到几乎不能进行任何种植的草原地带，于是，纯畜牧经济出现，而在草原上的畜牧，必须游动，最终形成了游牧社会的一套组织办法。在司马迁的记录中，“戎”——“狄”——“匈奴”名称的变更正反映了这一过程。
关于草原社会的形成，拉铁摩尔概括为五大特征：第一，放弃混合经济而转为完全的草原文化。第二，完全依赖天然牧场，无须饲料储存。第三，移动权重于居住权，因牧场不能持久使用。第四，与马厩不同的管理马匹的高超技术。最后，熟练的骑术，这需要马镫和马嚼的发明。他认为，是“中国从有利于建立中国社会的精耕农业的环境中，逐出了一些原来与汉族祖先同族的‘落后’部落，促成了草原社会的建立”。所建立的草原社会与南方农业社会同时发展，二者之间的地域遂呈现“边疆形态”。需要注意到的是，此处所说的边疆形态有其专门的内涵，它包括巨大的自然差别和社会差别，它是古代世界特有的历史地理形态，与现代国家边界不同，在美国和加拿大之间存在漫长边界，却根本不存在拉铁摩尔所说的边疆形态。
拉铁摩尔进一步对长城出现所造成的影响进行了分析。他认为秦始皇长城的修建，加速了草原社会的政治发展，长城增加了所谓边疆地带的政治分割强度，使长城以外依存汉族的小部落不复存在，分散转为统一，最后是由头曼—冒顿整合起来的草原帝国。拉铁摩尔多次强调，在农业社会与草原社会的关系史中，主要是农业社会限定了草原社会，而不是草原社会“扰乱”了农业社会。拉铁摩尔的结论，主要出自宏观理论分析，尚缺乏细致的实证考察。但将长城地带看做核心，思考它的双向影响，特别是到草原社会去“发现历史”，其学术意义不容低估。
在长城地带，人文地理与自然地理一样具有过渡性，它是一个渗透着农业和草原势力的世界，一个两种势力接触并汇合于此，而不能被任何一方永远统治的世界。但是，所谓“过渡性”是相对于“农耕”“游牧”两个便利的概念而言，任何一个在历史上、在地理上长期存在的社会形态，在事实上，都是非“过渡”性的。在这里，也需要我们去发现历史。在“过渡”社会中，因“正常”社会的统治者无心认真经营“过渡”政治，这里的政治永远是消极的。但“过渡”却是进行贸易的绝好地方，在这里，贸易永远是积极的。长城地带可能是一个由军事骁将和商业奸雄控制的社会。然而，正是由于在长城地带不可能建立完整的内地体制或草原体制，单于与皇帝都不善于管理一个半农半牧的社会，因此过渡地区的人们有机会较多地受到自己利益的支配。
利益与机会是统一的。在长城地带，社会组织、社会控制的松散性是其主要机会形式。据《明会典·户部·屯田》记载：这里的“军余家人自愿耕种者，不拘顷亩，任其开垦，子粒自收，官府不许比较，有司无得起课。”徭役租税的疏漏，人口的流散，造成更灵活自由的集市经济，官府更易于同商人勾结，向来严谨的军事活动，在这里，也充满商机。清人纳兰常安在《行国风土记》中记道：“塞上商贾，多宣化、大同、朔平三府人，甘劳瘁，耐风寒，以其沿边居处，素习土著故也。其筑城驻兵处则筑室集货，行营进剿时亦尾随前进，虽锋刃旁午人马沸腾之际，未肯裹足。”因为有暴利在前，商人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
因为军事与商业的突出地位，这种地区人们对于城镇(堡)的依赖大于其他地区。边地城镇的问题，是许多长城地带的研究者(包括拉铁摩尔在内)所忽视的一项内容。施坚雅在一九七七年曾指出，必须注意边地城市在军事防守与社会管理两方面的职能的和谐性。一九九六年，美国年轻学者Piper Rae Gaubatz(中文名字：高贝贝，现为马萨诸塞大学地理学助教授，一九八七年九月至一九八八年十月曾在北京大学地理系作高级进修生)出版了一部研究中国边地城镇问题的专著，对长城地带的城镇历史地理进行了系统考察。她提出，长城地带的城乡发展模式是，城镇先于农村，城镇重于农村，而城镇更多地受到商业而不是农业的支撑。城镇显示自身的意义不在于规模，而在于功能。由于军士们或多或少都要从事生产自给，军镇向民镇的转化，是普遍现象，许多军镇在转化开始以前便已多少具有了民镇功能。
城镇问题的提出，使长城地带的研究向前走了关键的一步。这里与长城共存的不是荒原，也不仅仅是稀疏村落，还应包括沿边城镇，而城镇与长城的关系更为直接，应该说主要是城镇与长城共同组成这里的人文地理结构。从长城城墙扩展到沿边城镇，使我们的观察从军事学移人社会学。由于沿边城镇在据守、管理、交通、商业、金融、手工业诸方面的社会职能，长城地带的社会生活才得以运转，长城自身也才能具有活力，离开人类社会的支撑，长城只是一件死物。
放眼历史而观长城，其活力贯穿于军事、社会、经济、文化等一系列层面。长城地带，以两边为腹地，两边的社会发展规定着它的意义。长城的意义在最后一个王朝时发生重大转变。康熙皇帝的名言“在德不在险”，“众志成城”对长城进行了功能上与道德上的双重否定。其实，长城意义的骤降并非由于人们道德上的觉醒，满族上层与蒙古族上层的政治同盟，清政府在草原社会施行的政策是其本质原因。取代长城的不是看不见摸不着的“德”，而是那个实实在在的理藩院。王公制度、昭庙制度减小了草原的移动性，增大了草原的分割性，草原社会因此出现深刻变化。变化内容之一是弱化了草原社会的军事属性，利益不再来自战争，而由贵族政治、宗教组织决定分配。
经过历史的曲折发展，长城时代终于结束，咒骂长城恨不能将其哭倒的历史故事已不再动人。在新的时代心态下，长城得到了道德重建，“修我长城”成为恢复民族自信的号召。长城地带，曾为家乡，现在面临的是全面的社会更新。
《中国的边疆》，拉铁摩尔著赵敏求译，正中书局，一九四一年版。
Piper Rae Gaubatz：Beyond the Great Wall：urban form and transformation on theChinese frontiers.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6.
唐晓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