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完这一辑,却真的有些惊讶:纪念的文字占了这么多的篇幅。“新青年”的摇篮已经百岁,钱理群、陈平原钩稽往事,以为纪念,他们的拳拳之心,我们这些“与北大没有直接因缘的文化人”是能够体察的。北京大学是晚清改革的产物,那场改革的悲剧故事和此后发生的巨变不仅是生动的记忆,而且也铸造着我们的现在。一九二五年,鲁迅说过这样的话:“北大是常为新的,改进的运动的先锋,背了许多谣言:教授和学生也都逐年地有些改换了,而那向上的精神还是始终一贯,不见得弛懈。”值此百年纪念的日子,我们愿北大精神源远流长、青春永在!
今年也是青年运动三十周年的日子。那年五月巴黎街头的故事,已经成为几代青年灵感的源泉。王昶回忆那个激动人心的五月,他叹息着追问那究竟是戴高乐主义的亡魂还是“面目不清的革命”?索飒永远地追念切·格瓦拉,是因为这是一个“坚定地站在受苦民众一边的人”,他深信“人民永远不会错,会犯错的是我们。”三十年前的中国,也正是风云激荡的时代,青年运动在这边又是别一种风景。东西之间相互呼应,含义有如此不同,我们该如何理解这时空变换中的历史?
本期推出了一个新栏目,《刊海远眺》,说的却依旧是旧事:《世界》杂志仍然纠缠于日本的战争历史,他们追问“‘自由主义史观’能使我们自由吗?”《泰晤士文摘》谈论社会主义国家的历史,冷战政治与民族主义。《我们的同时代人》来自苏联解体后的俄罗斯,那里的人们对于十月革命的看法南辕北辙、针锋相对。革命的浪潮曾经滔天,而今留下的似乎只有纪念、诅咒、反思,以及遥远的回声。
人们在回忆中前行,回忆也可能就是我们的现实。这是余华先生对于生命的叙述:“他似乎生活在时间的长河里,他的叙述里转身离去的经常是一些古老的背影,来到的又是虚幻的声音,而现实只是昙 花一现。于是就有了这样的疑惑,从一八九九年八月二十四日到一九八六年六月二十四日之间出现过的那个名叫博尔赫斯的生命,是否真的如此短暂?因为人们阅读中的博尔赫斯似乎有着历史一样的高龄,和源源不断的长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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