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校园这个不大不小的“江湖”或是“生态圈”中，大大小小的学生组织与社团基本上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政治性色彩比较浓重的，以学生会、团委、学校组织的文学社、广播站等为代表，他们的特点是组织比较严密，有很强的承续性，与官方的关系密切，活动的内容也往往与政治性的任务有关。另一类社团往往以共同的兴趣组合而成，活动的内容以社团成员的兴趣和利益为出发点，但是往往组织上比较松散、能够从社会和学校方面得到的资源比较少、活动时断时续。
参加两种不同的学生组织的学生在气质和目的上也多多少少有些不同。参加“政治性团体”的学生，目的比较明确——在这样的组织中，认识的人可能来自学校各个年级和专业，同时密切与学校和老师的合作，也会带来一些实践、交流或者展现自我的机会。而参加社团的学生，则带有更多的理想主义的色彩，他们把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投入到自己喜欢从事的事情上去，收获的是比较纯粹的快乐。
这些区别我也是慢慢才明白过来的。刚到北大，传说中的“百团大战”对闷头学习了三年的高中学生来说的确有一种眼花缭乱的震撼力。于是经常能够听说某个人同时加入了五六个社团，并同时在三四个组织中担任“部长”、“助理”等“重要职位”。被禁锢了三年的社会活动热情，在许多新进校的freshman身上彻底地爆发了出来。
我也并不例外，一时间跃跃欲试，然而却也很怀疑“遍地开花”地投入时间和精力将带来不良后果，特别是看到许多社团在成员热情退却后迅速就变得奄奄一息的时候，我就和宿舍里的几个哥们儿商量：与其加入一个社团，为什么不自己创设一个社团？
创设一个社团意味着更大的自由和自主，同时也意味着更大的责任和更多的杂务。然而既然社团本身的目的就在于凝聚一批朋友，借用这个平台来做一些我们喜欢做的事情，那么我们为什么不更加积极地来控制这个进程呢？
说做就做，我们立刻开始分工准备社团的注册，注册本身就是一件非常有意思的事情——在北大注册社团，与在中国注册一个企业，程序上不乏相似之处。为了让我们的社团在活动和日后的发展上有更大的灵活性，我们绞尽脑汁地希望把“企业”的“经营范围”写得宽泛一些，最后终于得出了一个看上去颇为可笑的社团名称与宗旨: “博闻社”——以开拓社员见识、增长社员能力、丰富校园文化为宗旨的社团。
这样模糊不清的社团能够注册成功吗？关键在于对校园里管理社团机构的负责老师进行游说。游说又是一件颇为有趣的事情，我们向老师诚实地承认，我们的社团目前面目不清，但是随着它的成长，半年后我们会提出一个更清晰的思路。
游说终于成功了。于是北大“百团”中又多了这样一个小小的团体。我们用社团都干了些什么呢？我们撮合了北大负责北京招生的孙东东教授与北京四中学生的交流，作为我们回报社会的活动；我们四处奔走，和那些小有名气的校园歌手、talk show节目主持人、名记者和探险作家等大学生感兴趣的人去接触、谈判，或低声下气或盛气凌人地希望他们能够驾临我们荒凉的昌平园与学生见面或是开展活动。
坦白说，我们的活动成功的少，失败的多，但我们还是乐此不疲。我们后来发现社团的最大的意义在于让我们有了一个组织，我们代表这个组织去和社会上的各色人等平起平坐的交流；社团给了我们一个平台，让我们在这个平台上自由自在地实现我们各种各样的奇思怪想。也许从活动的规模、社团的名气、媒体的包装来讲，我们的社团不上规模，但是从我们几个社团的骨干的经历和锻炼来说，我们一直在做一个组织中最有创造性和最value-added的工作。我经常想起中国的VCD行业，也许如果我们加入了那些庞大和久负盛名的社团，我们可能仅仅只能在长长的流水线上装配某一个环节上的零件（比如：贴海报。新生，这是你第一年可能做得最多的事情！），但当我们自己为自己的社团以企业家的精神去做出努力时，不管最后我们是否成功，我们做的都是给VCD设计、制造芯片的工作。还是那句话，要做，就做最有创造性和最能增加附加值的工作。
事实上我们还是做了不少非常漂亮的事情。我们请来了中国的破产法专家曹思源给我们做了一场演讲。时隔多年后，我们在他的新书上看到了当时演讲时人满为患的相片。回到了燕园之后，赶上台湾大地震，我们的社团又第一个在没有任何官方支持与同意的背景下开始了校园募捐，李宁、金铭和许多北大的台籍学生都加入了帮助我们筹款的行列。最有趣的是，姗姗来迟的某个著名的北大慈善社团，在终于等到了学校对筹款活动的明朗态度后才找到我们要求联名开展活动，这让我们对那些半官方社团又有了一个新的认识。
有了自己做社团这样的经历，自己出来竞选学生会主席也就是一件顺理成章的事情了。竞选是一件非常锻炼人的勇气、意志力、判断力和表达能力的事情。说实话，这其实是我参加竞选的一个初衷。我和同屋的徐青、另外一个好朋友马运涛一起组阁，参加竞选。竞选的过程是一个不断赢得别人信任的过程，你会发现尽管平日大家可能都是相处融洽的好朋友，可是竞选来临的时候，她或者他的这一票是投给你还是投给你的对手，这里面其实折射着非常多的人性的因素：信任、利益、控制、人情。通过一场竞选，无论是胜是负，通过把自己摆在让别人来选择、判断和评论的不舒服的位置，你会在这个过程中更深刻地发现你自己性格上和心理上的弱点。
尽管输赢并不是最重要的，但是我们当然还是更愿意选择赢。当赢了之后，我们立刻意识到的是责任感和压力。既然在选举的过程中承诺了许多，如何把这些承诺一一落到实处，就成为了我们自我鞭策的动力。事实上，一个人的责任心、面对压力时的意志力，都是在完成这样的任务和接受这样的挑战之下培养起来的。英文中“leadership”这个词语，经常指的是一种在性格和能力上对人的测度，如果一个在大学期间从来没有担任过任何“leader”的人，他怎么能够在面试的时候回答一个最基本也最经常被问到的问题：Tell us about your leadership experience（请述说你作为团队领袖的经历）。
我的leadership experience自认为是一个非常快乐的心路历程，尽管有酸甜苦辣，但最重要的是，经历这些波折与麻烦本身就具有无比的价值。我在大学里最不能理解的就是那些不愿意经历也不愿意尝试的人，在大学这个人生的实验室里，如果你排斥对自己的改造和实验，那还不如躺在家里舒舒服服地看四年书。
最后，让我把当时法学院学生会竞选成功后我起草的一个宣言附在下面，当时那些激情澎湃的语言现在却觉得很矫情，但这就是大一的标志。
昌平园法律系学生宣言
在从矫情稚嫩的高中学生向融汇激情和理智的新一代中国知识分子的蜕变途中，立志投身于中国法律事业的最年轻的理想主义者们，始终没有放弃冷静理性的思考与焦灼痛楚的自我剖析。
直面自身的浮躁与喧嚣、好高骛远与急功近利，心系国家与社会的殷望和要求，每个98法律人的理想与信念迫使我们格外珍惜昌平园的每分每秒。
尽管个人的自由、独立的意志、鲜明的个性始终是98法律人最为珍视的本色，然而增强法律人的团队精神和用实践创造价值也是我们决不回避并视为不言而喻的权利与责任。
由此，每位98法律人慎重与坚定地将个人的一部分自由和权利拿出汇为公意，交付给即将成立的昌平园法律系学生会，并以民主的选举方式，和谐的权力制衡体系，保障法律人的权利，实现我们的意志。
制度的生命在于鲜活的经验，而不在于抽象的逻辑。所有98法律人相信，这一制度将在本届法律人手中充分运作并完善；而这一制度的精神，将伴随我们相传于未来、相传于我们投身其中的中国的民主和法制建设。
怀着对法的神圣的崇敬与信仰，我们谨以我们的尊严、荣誉和信念，互相共同保证，诚实拥护并遵循此项宣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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