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今为止，我的学兄弟妹们还能共同朗诵这样的名句：“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明明德与新民二大目的固不难了解而实行者……”我老是挂在嘴上的“读书人要像读书人”这个话题，其实就是我咂摸了多年《大学一解》之后的个人化总结。我曾经有感于梅先生《大学一解》，创新一篇《大学三叹》，过会儿我拿给你看，聊博一笑，但确实代表我的心声。
按梅先生说的以“生新民”为要务的大学机构，今天似乎有点“变了颜色”，大学那种崇高的、理应让人敬仰的形象在逐步黯淡。我给你看的这篇文字，就是半年前我回到我曾教书的武汉那所大学的“失望之旅”后写下的。那一次我回去本来是想给我原先所在的那个系投点钱，也算是给我未完成的“教书育人梦”做一点弥补吧。可当我回到学校时，几个强烈的感官冲击促我打消了捐款的念头。还是那句话--“那堵墙已经变了颜色”，我站在校园里，只有“思古”的份。
几座巍峨的大楼拔地而起，寓示着学校的发达兴隆。原先的那座古色古香的象征建筑虽被“仁慈”地保留了下来，但已经变成了煞风景的赘物。学校业已合并了周边的另几所大学，换了个更阔气的名字。人文精神的沦失，某种程度可以从这种“做大做强”的风气中得到反映。国人如今一般喜欢把“做大”“做强”联起来说，但明里人都明白，做大和做强并不是一回事。尤其对某些高校的“航空母舰化”更是如此。我只看到了“高楼平地起”“分田分地真欢喜”的虚骄心态，心中的大学已经荡然无存。学校领导的好大喜功不过是上世纪80年代个体户摆“天价宴席”擂台的反人文丑剧在这个领域翻版上演。
这让我想另一个笑话：我的一个哥们装修完房子，请大家去参观。一进他家，我便惊呼：“嚯！哥们儿你行啊！居然能把7000/平米的房子装修成3000/平米的档次！一般人想做成这样都不容易！”并非我说话刻薄，实在是因为我那哥们儿品味不怎么样，叠床架屋，把一个好好的居住环境搞得令人生畏。这个装修房子的类比正可以形容当今某些大学的扩容。
语文老师都知道，教学大纲中有一条是培养良好的“语言思维品质”。而如今，一些名校因为扩容或者“升级”，放弃原有的名字，取而代之以俗不可耐的新名字。
我不禁要问：为什么暴发户的思维品质移植到了我们的大学校长头脑中？把一个好端端的、方正简洁的大学牌子给改换成民办大学的类似字样，这就不能简单的从笑话的层面上去理解了--端正的思维、读书人的品质，首先就从这个牌子上丧失。关于大学的改名，我只是举个例子；但这个小例子，就可以反映出当前学校思想的苍白和蛮荒已经到了什么样的程度。大学领导者都是这种境界，那大学的人文环境又会好到哪里去呢？斯文扫地矣！我只能说出这句话。
以前人们说“斯文扫地”，是指书生、知识分子受欺凌，是指读书人坚持公义公道而遭迫害。现在用人单位说“斯文扫地”，只能怨那些受了高等教育的人自己打了自己的脸。
上世纪80年代的一段时间里，大家习惯把“大学生”和“人才”直接等同起来。记得当时的天津市委书记同大学生对话时，一位学生提问：“怎样解决大学生就业时’才非所用‘的问题？”市委书记回敬了一句：“人才？在哪里？谁说的你们大学生就是’人才‘，配’人才‘这么一说还早了点儿吧？”而现在，这样一个层面的对话，也成了“中国校园简史”里的一个遗迹了。
思来想去，“斯文扫地”并非这些孩子们的责任。执教育的人都该想一想：是谁造成了这种无比尴尬令人痛心的局面？这次你采写的“对应届毕业生说不”系列可以说是一个“低调俱乐部”的言论汇集；我的这篇言论，可以说是低调里的低调。我也希望有个答案。
采访后记
老冒跟我一直聊到凌晨才罢。他一再表示，“你到我这儿采访，我会给你一个’走题‘的东西；我不会告诉你应届毕业生比起有工作经验的往届生来存在什么不足；你也甭指望在我这里帮应届毕业生讨教到’良方‘。现在号称能让一个平庸之辈’立地飞升‘的戴提尼式的骗局太多。据说耶稣在被钉上十字架时，曾经把这世界上的人分成了两种：一种是好骗子，一种是坏骗子。说实话，我连一个’好骗子‘都不愿意做……闻切斋只’闻切‘，不开药方，也开不出药方……”后来老冒还谈到了自己的理想，说是曾和友人相约，将来办学校，做个校董，以圆自己未遂的梦。
当天我住在他家，有机会重新翻开那篇《大学一解》，这几行字映入了我的眼帘--
间尝思之，大学机构之所以生新民之效者，盖又不出二途。一曰为社会之倡导与表率，其在平时，表率之力为多，及处非常，则倡导之功为大。二曰新文化因素之孕育涵养与简练揣摩。而此二途者又各有其凭藉。表率之效之凭藉为师生之人格与其言行举止。此为最显而易见者。一地之有一大学，犹一校之有教师也，学生以教师为表率，地方则以学府为表率，古谓一乡有一善士，则一乡化之，况学府者应为四方善士之一大总汇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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