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杨用讽刺科举制度的诗来抨击联考，而现在也有很多批判高考的人喜欢把高考和我国古代的科举制度做类比。看来大陆和台湾虽然实行不同的社会政治制度，但毕竟同为中国人，不仅考试制度十分相似，连对考试制度的批评都如出一辙。高三的时候，我跟大部分高中生一样，十分赞成这种观点，直到大二才有所改变。那是一次校内的辩论赛，辩题是“高考录取分数线是否应该全国统一”。我们是正方：“高考录取分数线应该全国统一”。围绕这个辩题，我组织了一次集体讨论，对高考做了仔细的分析。考虑到反方可能用科举制度作为例子来证明：全国整齐划一的考试形式和录取形式将会使高考走向僵化。我们专门准备了一整套辩词来反驳这种观点，其核心就是不能将科举与高考做类比。虽说辩论赛是“辩题决定观点”，辩论中反方新闻系代表队也没有拿科举来说事，这个辩词未能派上用场。但“科举的弊端不能类推至高考”的思想却为我所接受，并信奉至今。也正是由于那次辩论，对于高考，我才开始从一昧的抨击转为冷静的反思。
首先，我们不可因为明清时期科举的腐朽而否定整个科举制度。科举制度的在其初期是利大于弊的，余秋雨《十万进士》中讲的非常详细：
需要确立一种能够广泛承认、长久有效的官吏选择规范，这种规范在哪里？
世袭是一种。这种方法最简便，上一代做了官，下一代做下去。中国奴隶制社会中基本上采取这种办法，后来在封建制社会中也局部实行，称之为“恩荫”。世袭制的弊病显而易见，一是由于领导才干不能遗传，继承者能否像他的前辈那样有效地使用权力越来越成为严重的问题；二是这种权力递交在很大程度上削减了朝廷对官吏的任免权，分散了政治控制力。
世袭强调做官的先天资格而走进了死胡同，因此有的封建主开始寻求做官的后天资格，而后天资格主要表现于文才和武功这两个方面。平日见到有文才韬略的，就养起来，家里渐渐成了一个人才仓库，什么时候要用了，随手一招便派任官职，这叫“养士”，有的君主在家里养有食客数千。这种办法曾让历代政治家和文化人一想起都有点心动，很想养一批或很想被养，但仔细琢磨起来问题也不少。食客虽然与豢养者没有血缘关系，但是养和被养的关系其实也成了血缘关系的延长，由被养而成为官吏的那些人主要是执行豢养者的指令，很难成为平正的管理者，社会很可能因他们而添乱。更何况，君主选养食客，无论是标准还是审查方法都带有极大的随意性，所养的远非全是人才。至于以武功军功赏给官职，只能看成是一种奖励方法，不能算作选官的正途，因为众所周知，打仗和管理完全是两回事。武士误国，屡见不鲜。
看来，寻求做官的后天资格固然是一种很大的进步，但后天资格毕竟没有先天资格那样确证无疑，如何对这种资格进行令人信服的论定，成了问题的关键。大概是在汉代吧，开始实行“察举”制度，即由地方官员随时发现和考察所需人才，然后向政府推荐。考察和推荐就是对做官资格的论定，比以前的各种方法科学多了。但是不难想象，各个地方官员的见识眼光大不一样，被推荐者的品位层次也大不一样，如果没有一个起码的标准，一切都会乱套。为了克服这种无序，到了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便形成了选拔官吏的“九品中正”制度。这种制度是由中央政府派出专门选拔官吏的“中正官”，把各个推荐人物评为九个等级，然后根据这个等级来决定所任官阶的高低。这样一来，相对统一的评判者有了，被评判的人也有了层次，无序走向了有序。
但是明眼人一看就会发现，这种“九品中正”制的公正与否完全取决于那些“中正官”。这些在选拔官吏上握有无限权力的大人物的内心厚薄，成了生死予夺的最终标尺。如果他们把出身门第高低作为划分推荐等级的主要标尺，那么这种看似先进的制度也就会成为世袭制度的变种。不幸事实果真如此，排了半天等级，没想到最后拿出来一看，重要的官职全部落到了豪门世族手里。
就是在这种无奈中，隋唐年间，出现了科举制度。我想，科举制度的最大优点是从根本上打破了豪门世族对政治权力的垄断，使国家行政机构的组成向着尽可能大的社会面开放。科举制度表现出这样一种热忱：凡是这片国土上的人才，都有可能被举拔上来，而且一定能举拔上来，即便再老再迟，只要能赶上考试，就始终为你保留着机会。这种热忱在具体实施中当然大打折扣，但它毕竟在中华大地上点燃了一种快速蔓延的希望之火，使无数真正和自认的人才陡然振奋，接受竞争和挑选。国家行政机构与广大民众产生了一种空前的亲和关系，它对社会智能的吸纳力也大大提高了。
其次，我们不能因为对科举制度的批判而否定考试制度本身。前文《考试能力是现代人生存的基本素质》中已经说了，通过考试选拔人才并非封建糟粕，而是与发达的市场经济相适应的人才选拔形式。说句笑话，咱们的高考还只是全国统一考试（现在都不统一了），美国研究生入学考试（GRE）则是全球统一考试，不分国家、民族、种族、母语都用同一张卷，考一次收费175美元，比咱们“酷”多了。GRE满分2400，中国学生没有2200很难申请到奖学金，低于2000则很难获得入学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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