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学期一开始，别国学生准备上课，中国学生先聚在一起过年。哈佛有个中国学生会，常组织些社交活动——新生刚到时接飞机，平时办舞会、放电影，过年大家吃饺子、跳舞。
我基本不去舞会，这次赵荣拉我去了。他说学生会缺人手，我们可以帮忙。舞会在Dudley House。Dudley House是研究生活动中心，也是食堂。一进大门，就看见丁宜圆坐在一张桌子后面，桌上有一张字条：哈佛学生五块，其他学校学生七块，小孩不要钱，其他人八块。丁宜圆为学生会工作，已经干了两三个月了。她分管财务，有时放电影、开舞会也收收门票。和丁宜圆一同坐在桌后的是个秀气的姑娘，年纪和我相仿，淡眉毛，大眼睛，小耳朵，穿一件淡蓝色毛衣。
“哎呀，赵荣，”丁宜圆说，“你怎么才来！他们等人搬音箱呢——就在楼下。”
“马上，马上，”赵荣说。
“我们不用交钱？”我边跟着赵荣走到楼下，边问。
“不用，我们是服务人员。”
“丁宜圆身边的那个女孩年纪真小，你认不认识？”
“她叫刘蕾，教育学院的，上二年级，在学生会当财务部长。”
我们说着走进一间堆放杂物的小房间。音箱放在那里，灰扑扑的。我们用小推车把它运到楼上。赵荣接好了线路，接着帮忙张贴装饰品。他干活总是不遗余力。
我帮忙搬了桌子、椅子，又走回门口。丁宜圆和她身边的刘蕾一边收钱一边聊天。丁宜圆抱怨学生会在财政方面不够务实，经常不加考虑乱花钱，弄得财政部很为难。刘蕾皱了眉，连说参加舞会的人太少，收入不够。
学生模样的人们陆续进来。有个人先徘徊了一下，发现确实要交钱，才从兜里掏出钱包，拿出五块钱。丁宜圆提醒说是七块，他扶扶眼镜，仔细再看了看桌上的字条说：
“我是麻省理工学院的，也要交七块吗？”
刘蕾瞪了他一眼，那人又掏出钱包，添了两块钱。
“收钱就得铁面无私，”刘蕾严肃地说。
“人家看你是小女孩，清纯可爱，才乐意交钱的，”丁宜圆说。
一切准备就绪，主持人还没来，两人都不高兴。丁宜圆说：“贺志永怎么还不来！他每次都迟到。”
“我敢肯定，”刘蕾说，“今天他要迟到半个小时。”
“然后花半个小时道歉，说路上堵车，迟了半个小时。”
半小时之后，身穿黑色燕尾服的主持人贺志永到了。他年纪四十上下，中等身材，方脸，短短的鬈发像希腊哲人。他说话一字一顿：
“大家肯定注意到了：我们的门票涨价了。为什么呢？因为今天的晚会可不仅仅是普通的舞会。这是一场隆重的晚会。据我所知，哈佛中国学生会还从没举办过这么隆重的晚会……”
“门票再不涨价，学生会就要倒闭了，”丁宜圆低声说。
“我们请了好几位音乐家来表演，有扬琴、笛子、手风琴、小提琴，也有京剧清唱、诗朗诵。有的演奏家甚至是不远万里从国内赶来的……”
“确实不远万里，”刘蕾说，“不过是去纽约，顺便到波士顿逛逛。”
“除了这些节目，楼上还有台球、乒乓球、卡拉OK，我们还放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的录像……”
丁宜圆和刘蕾都轻蔑地一笑，那意思是“见鬼的春节晚会，没劲！”
“哎呀！我差点忘了一件大事。实在是对不起大家，今天我迟到了半小时——路上堵车非常厉害，一条长龙，一动不动……真是对不起。实在是……我这人总是一不注意就得罪人。得罪人实在是件恼火的事，非常伤脑筋！在这里我只能再一次向大家致歉……希望大家能够原谅……好，好，晚会马上开始……实在抱歉……”
又过了半小时，晚会正式开始。扬琴奋异响，京剧唱新声。可惜笛子独奏太糟糕，还不如丁宜圆这个业余爱好者，手风琴也一般。小提琴很好——是“梁山伯与祝英台”，我坐在后排听了一会儿。可惜演奏的时候有人说话。音乐舒缓时说话的声音小，音乐激昂时说话的声音也高，周围一片嗡嗡响。音乐最激昂的时候，我前面的两个人聊了起来。两人都身材壮实，浓眉大眼，酒糟鼻子。
“您是哈佛的？”一个说。
“对，我是法学院的，”另一个说。
“真的？哎哟，不简单。中国人过来学法律的不多，能像您这样进哈佛法学院的更是了不起，了不起。”
“这……哪里敢当？混饭吃，混饭吃。请问您是做什么的？”
“我是哈佛商学院的。”
“哎哟，原来是商学院的。商学院排名数一数二，名声在外，难得，难得。”
有人嘘了两声。两人稍停片刻，又相互要电话号码和email地址，以后好联系。其中一个翻了一会儿口袋，摇头说忘了带名片，可惜。
演奏结束后，跳舞开始。我见丁宜圆和赵荣坐在一块儿，也走过去坐在他们旁边。丁宜圆说贺志永想尽办法弄节目，从各处请人来演，不论好坏都请，结果还是没多少人愿意听。
“您有什么资格！你！”门口突然一阵吵闹——是个中年男人的声音，带南方口音。
“您不愿交钱买门票，当然不能进去。不交就算了，请往一边站站，别在门口挡路。”这声音很尖，是刘蕾的。
“我站在哪里关你什么事！你一个黄毛小丫头，怎么蛮不讲理？父母怎么教的？你以为这是中国，可以随便骂人？告诉你，这是美国。站在哪里，这是我的自由……和权力！人权！你懂不懂？我愿意站哪里就站哪里——这又不是你家的地方，对不对？这是美国！”
刘蕾直叫：“谁随便骂人了？你这个人，怎么根本不讲逻辑！保安，保安！”
一场争吵引来好几个看热闹的人。保安大概去哪儿玩去了，桌子空着。中年男人身穿红色带黑条纹的羊毛衫，戴大框金边眼镜，上身粗壮，腿细长。他两腿分开，堵着门口，同时挥舞手臂，越说越起劲：“什么！别人说几句话你就叫保安。这里可是讲言论自由的！言论自由！你真的一点也不懂？你小小年纪，就对人这么粗鲁，随便乱说话，还不承认！这样蔑视言论自由的话，你都能说得出口！告诉你，等将来法制完善了，像你这样说话的人都得关监狱！你以为你在哈佛上学，就很了不起？就可以随便使唤别人？实话对你说吧，你这种人我见多了。这世界还讲不讲人和人之间起码的尊重？还讲不讲起码的道德准则？还讲不讲……”
刘蕾要反驳，丁宜圆和两个学生会的人把她拥到别处去了。刘蕾边走边数落保安：“真正用得着他的时候，就不知哪儿去了！该给他的上司打电话！每次舞会还得为请保安付那些钱……”
几个人目送刘蕾远去了，再看着中年男人。他把手插到裤兜里，在墙上的布告栏前面站了一会儿，然后穿上外套出了大门。
学生会的经济状况看来的确不容乐观。晚会也没意思。楼上唱卡拉OK的房间里，一对恋人站着合唱一首情歌，另外四对分坐在四张沙发上，女生都把头靠在男生肩上。推开另一扇房门，一群人在看春节联欢晚会的录像，我忙把门又关了。再回到舞厅，刘蕾坐在一个角落，接连三个人请她跳舞，她都板着脸，一口回绝。三个人都惋惜地把眼睛转向别的女生。音乐的间隙里，人们在抱怨：“真忙。忙死了。杂事一箩筐……”
“现在学生物不行了。毕业后，现成当教授的工作很难找，只好当博士后。什么叫博士后？就是把博士贴到墙上，一贴几年……”
“别听导师的——他一会儿指东，一会儿指西，牵着你的鼻子转，到头来什么成果都出不来……”
我离开Dudley House往宿舍走，晚会的喧嚣渐渐远去了，冷风盈耳。我觉得孤单。一回到房间，我就摊开纸给方晴写信。这封信我已经酝酿了两三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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