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接上回,话说戴笠不解,问道:“你问这干么?还不是为了史量才在‘申报’上抨击领袖,说他不肯抗日!”
赵龙文点头道:“这就是了。如果还有其他纠葛,那我就不准备杀死他,以免讨好了这一面,得罪了那一方;驼子跌筋斗,两头不着实;给他顶多弄个残废,交交差就行了。如今只是为了他责备领袖不抗日,领袖才下了这个决心,那问题简单,一切遵命!”当下两人商议了一阵,赵龙文自去布置,戴笠也回到南京。经上海时小作逗留,有一天却在杜月笙的宴会上碰到了史量才。两人从天气说到了时局,史量才面容忧戚,把戴笠引到主人家书斋坐下,坦率问道:“雨农兄,方今之世,能在委员长身边说上几句话的,老兄是其中之一。如今华北危急,强敌入侵,怎的我们内部反而这等模样?真叫人寒心!今天‘申报’接到一则新闻,说红军北上先遣队已抵蒲城、过安徽,却碰到委员长的部队四面包围。红军先遣队副司令寻淮洲壮烈战死,临终尚高呼:‘为抗日救国奋斗到底!’雨农兄,这等新闻,凭铁石心肠,听了也得落泪……”
“‘申报’决定刊登这段新闻么?”戴笠变色问道。
“雨农兄放心!”史量才叹口气:“‘申报,难道吃了狮子心、老虎胆,敢登这段新闻?即使登了,新闻检查处也不会放过我们。今天兄弟斗胆上言,无非是告诉阁下,目前民间的抗日要求极其强烈。雨农兄明察,兄弟是个老上海,是个小资本家,并非什么共产党。但抗日要求也很迫切,‘申报’上已经登过好多次了。这为什么?只不过希望政府抗日,不让我们资本家倾家荡产,颠沛流离,甚至当个亡国奴而已。”史量才说上劲来,长叹道:“委员长当年在上海,后来从苏联回国又来上海,曾经气愤愤向人说过:‘苏联的帮忙才是真的,美国,日本等国的帮忙都要大利息。’我当然不懂蒋先生这句话所为何来,但蒋先生前些日子在北平把清华教授冯友兰抓了,这件事情实在……。冯友兰不过到苏联去了一趟,回来谈谈苏联印象,这是人之常情嘛,冯友兰又不是共产党,连他都要进去。”史量才紧皱眉头:“雨农兄,有机会碰到蒋先生,就说说上海人士对国事的一般意见。兄弟人微言轻,你只说是一般意见好了,不必提名,免生误会。”
“好好好,”戴笠完全摹仿蒋介石的腔调:“史先生是‘申报’的负责人,为民喉舌,要求抗战,委员长也常同兄弟谈起史先生,认为史先生热诚爱国,为人耿直;可惜不常见面,多领教益。兄弟自当转达尊意,必要时约定一个时间,请史先生多多发表意见。最近不会离开上海吧?”
史量才不知是计,照实答道:“十一月间,兄弟要到杭州一行。”
戴笠大笑:“史先生真会纳福,深秋时候玩西湖,倒另有一番光景。委员长此刻也正在旅行西南途中,待你们双方回来,我再来约期不迟。”两人便回到大厅入席,按下不提。
却说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十三日,史量才坐着私家车,正在沪、杭国道疾驶,突地迎面来了一辆黑色轿车,不知怎的,那轿车就在他前面猛地停止,似乎机件发生了故障,史量才的车子无法前行,也不得不停了下来。说时迟,那时快,黑色轿车上跳下三个大汉,直奔史量才一阵乱枪,史量才倒卧血泊,就这样没头没脑完了。
史量才惨遭暗杀,京、沪一带舆论哗然。认为在堂堂沪、杭国道上,竟会发生这等案子,无法无天,简直不成话了!南京政府各级官员,也感到此事不妙,主张严办,以安民心。全国各地也纷纷函电询问,表示关心此事。蒋介石表现得更出色,拍台拍凳,一个劲儿痛骂:“简直不成话,非给我查个水落石出不可!”一方面急电浙江省主席鲁涤平,说凶案发生在浙江境内,严令查缉凶手归案,不得怠慢。
鲁涤平这当儿正在趾高气扬,因为进攻福建人民政府、十九路军时,浙江毗连闽、赣,在军事运偷及补给工作上十分重要,鲁涤平在陈布雷的设计下,使浙江铁道军运效率发挥了一些作用,事后得到了蒋介石的奖励。这番听说要逮捕杀史凶手,那敢松懈?连日召开会议,大动脑筋;食不知味,夜不安枕。鲁涤平的如夫人抱怨道:“你这样忙法,忙坏了身体,怎么得了?”鲁涤平道:“难得我在讨伐十九路军战役中有功,如今委员长亲自下令要我缉捕杀史凶手,怎能怠慢?一旦凶手归案,委员长免不了又要奖励一番。到时候纱帽红顶儿愈染愈红,岂不快哉!”
鲁涤平当真努力追凶。可是不追也罢,一追,却迫出了更伤脑筋的事来:原来赵龙文布置这次暗杀并不机密,漏洞极多。当时当地,查出了凶手所坐的黑色轿车,乃是杭州警官学校所有之物,杭州、海宁一带很多民众目击过这辆车子,人证俱在,赖也赖不掉。这一来,鲁涤平不知如何是好,如夫人的抱怨也更甚:“我叫你不必如此卖力,瞧!”戴笠比鲁涤平更急,只得夤夜报告。蒋介石闻讯大惊,心想如果把真凶捉到,势必枪毙,枪毙几个人无所谓,可是难保赵龙文不把戴笠牵出来,牵涉到戴笠,岂非等于把蒋介石牵了出来,那……。蒋介石于是比戴笠更急。
戴笠难免吃了一顿耳掴子。过后,蒋介石拍拍桌子:“你说该怎么办?瞧你把这么重要的一件案子,却交给脓包去办!”
“是是。”戴笠答道:“我有一个妙计。”
蒋介石瞪着眼睛喝道:“快说!”
“报告委员长,”戴笠松了口气:“目前问题中心在那辆车子。我们随便找三个死囚拿去枪毙,留下口供,承认是他们三个人盗窃汽车,劫史量才,绑票不遂,引起枪杀;设计周密,贻祸警校;车子是警校的,但人不是警校的。这么着,就说全案业已解决,岂不干脆?”
“不好不好,”蒋介石骂道:“你真是混账!目前的问题不在汽车,而在鲁涤平!娘希匹!谁教他认真追缉凶手来着?做了那么多年的官,还是一窍不通,真气死人里好,现在他手里倒有不少证据,传将出去,如何得了?”
戴笠征了一阵。
“你还记得哀世凯刺杀宋教仁的情形么?”
“记得记得!”
“那你说一遍!”蒋介石脸上倏地掠过一丝狞笑。
“那是民国二年的事了,袁世凯要代理国务总理内务总长赵秉钧、总统府秘书洪述祖布置暗杀宋教仁,在上海北火车站下的手。事后袁世凯为掩人耳目,令江苏都督程德全、民政长应德闳缉凶。程、应二人当真将凶手捉到,把赵秉钧、洪述祖等往来电报和其他证据也抄了出来,加以公布,使袁世凯非常狼狈,结果毒死了赵秉钧灭口,拖出个洪述祖正法,才告了事。”戴笠说到这里,心中一动。瞅一眼蒋,只见他呲牙咧嘴,眉头紧皱,正在朝着他狞笑。半晌,戴笠完全会意了:“委员长的意思,是要把鲁涤平走上赵秉钧的后路么?”
蒋介石这才敛起笑容,以拳击桌道:“前车之鉴,前车之鉴!难道你要我象袁世凯那般狼狈么!”
“是!委员长!”戴笠一个敬礼:“雨农今晚就去杭州,三天内准有分晓!”
三天内果然有了新闻。报载浙江省主席鲁涤平中风猝死。但报上无法刊载鲁涤平“中风”之前,曾吃过什么东西?而这些食品,省卫生处压根儿没想到应该予以“化验”。
但这事情瞒不过鲁涤平的如夫人,她在呼天抢地的号哭中,不免透露一些愤激之言。这些话自有人传到戴笠耳里,戴笠又慌了手脚,心想一不做二不休,如果鲁太太活在世上,这件案子难免泄露出去。于是把这番意思呈报蒋介石,研究如何下手,她不同死者,鲁涤平应酬无虚日,请他吃点“特效药”容易办得;他的如夫人可不同了,女流之辈再加上新寡,而且已经看出丈夫“中风”的疑点,一定有所警惕,而且也无法给她一顶“私通奸匪”的帽子,这倒如何是好?
蒋介石笑笑:“雨农,你如此这般,把她结果算了,理由呢?就说她受了我新生活运动的影响,丈夫猝死,以身殉节,不是名正言顺么?”戴笠大喜,果然照办了。于是,第二天鲁涤平的如夫人也告“殉夫”淬死。
却说蒋介石去掉了一个史量才,外加陪上鲁涤平及其如夫人两条性命,仍旧无法阻止全国民众的抗日呼声。岂但阻不住,这呼声反而越来越响,不可收拾。转瞬间雪花飞舞,腊鼓频催。甲戌年即将过去,乙亥年眼看就到。蒋介石溪口小住,围炉取暖,思绪万千,好生烦恼!免不了同陈布雷闲磕牙。喝口参汤,说道:“想我围剿共匪,不遗余力,没料到光阴似箭,共匪既未消灭,日本也不给一点面子,尽给我找麻烦,使我好不焦急!”
陈布雷呵呵手掌,不慌不忙,摇摆着那个橄榄实,挪动两片干瘪嘴道:“委员长应该高兴才是。刚才我看到‘中央日报’上一篇东西,简直太好了。”
“你说!”
“那篇东西不知出自何人手笔,委员长理应调查明白,给他奖励才是。他说:二十三年秋,委员长夫妇开始利用飞机,旅行全国各地。在中国历史上,无论为帝王、为总统、或为军事首长,当属创举,令人佩服!委员长夫妇先由刚从欧洲归国的张学良将军伴同前往洛阳,参加军校开幕典礼。旋复视察西安,然后再往甘肃,此行经历了北部与西北部共十省,旅程在五千华里以上。”陈布雷笑笑:“底下就是说委员长如何为国辛劳,力谋统一等等!”
“布雷,”蒋介石突地敛起笑容:“这一类文章以后还是谨慎刊登为宜,因为去年我这次旅行以及今年还想继续到川、滇、黔各省去看看,我的目的不外乎加强各省对共匪的围剿,剪除当地地方势力,这两个目标我们可以做,但不便明说,你快通知南京,叫他们注意了。”蒋介石低声说道:“还有一个目的我不妨告诉你,你可不能泄漏。”
“我怎敢随便说话?”陈布雷慌忙答道。
“我告诉你,今年我决定继续到西南的主要目的,是想找一个后退之所!日本的做法固然如此,美国何尝肯放松一步?不同的地方,只是一个已经派兵来攻,一个在想用政治手腕使日本就范而已。我两方面都不得罪。动刀枪一来打不过人家,二来伤了感情,不如找个地方避避风头。可是去年在西北看了一趟,毫无是处;今年再去西南,西南特产丰富,大概没有问题,你说这计划可好?”
“好极了,好极了!”陈布雷抚掌赞叹:“这真是,真是,套句时髦话,叫做伟大的杰作!”
“不过话也得说回来,”蒋介石喝完那杯参汤:“前几天见着兆铭,我们曾谈到关于对日态度问题。兆铭的意思不妨向东京使个眼色,叫他们别太着急,我这里围剿问题还未解决。问题是这个眼色如何使法,表错了情,可是得不偿失!我曾经想过,就说:日本人终究不能作我们的敌人,我们中国也究竟有须与日本携手之必要。敌乎,友乎?该请日本当局仔细斟酌,你说好不好?”
陈布雷连忙掏出钢笔、小本子,记录着蒋介石“敌乎,友乎”的大意。待他说完了,陈布雷把脑袋摇晃得有如个唤郎鼓:“好得不能再好,这个眼色使出去,日本人一定心跳。问题是用什么名义发表?用谁的名义发表呢?”
蒋介石思索一番:“在‘外交评论’杂志发表吧,显得郑重其事一点。这是论文,也算是我们一个有关外交路线的文件,试探一下也好。至于名字,用徐道邻具名也罢。”
蒋介石喜出望外,在该文刊出不久,汪精卫也命林柏生在“中华日报”上发表“对日两条路线”,论调完全一致。
“我现在布置得大致就绪了。”蒋介石从溪口去杭州,再到南昌度过阴历年、又在雪花纷飞中出发庐山,把杨永泰、陈布雷召到牯岭,密商大计。首先是结束南昌行营,把“围剿”总部搬到武昌,同时修改了侍从室的组织。那个侍从室组织始于民国二十二年,最初由林蔚文任主任,后由晏道刚继任。原来编制是第一组警卫,第二组秘书,第三组调查及记录,第四组总务,另附设侍从参谋若干人。
修改以后,侍从室分设两处。第一处处长晏道刚,下设第一组总务,第二组参谋,第三组警卫。第二处处长陈布雷,下设第四组秘书,第五组研究。第四组组长毛庆祥。第五组组长由陈布雷自兼,设秘书八至十二人,以设计委员会原任委员徐庆誉、张彝鼎、李毓九、高传珠、徐道邻、罗贡华、傅锐、何方理诸人任之。原编第三组代理组长萧赞育改任侍从秘书。预计把第五组扩大工作范围,找一个可靠的地方组办公室,于是决定把它设在汉口三北公司楼上,从事研究内政、法制、文教、时事、中日关系、经济等类。
“不要受抗日意见影响。”部署完毕,蒋介石郑重嘱咐:“却要搜集一切抗日意见,毫不客气给他们打击!你们耳目不够灵活,我让戴笠配合你们的工作好了!一旦我首途西南,你们一起出发。”说罢回到南京。
南京在全国抗日空气高潮的氛围中,呈现着不宁。尤其是日本外相广田在新年中发表了“中日亲善、经济提携”的演说以后。华北危急,迫在眉睫,连一些军校学生都受不了这口鸟气,磨拳擦掌,要求抗日,蒋介石心想此事不作肯定表示,那还得了?于是在元月底接见了广田的代表有吉大使,声明中日之间,本无仇冤,广田演说,非常中肯。接着召黄郛、汪精卫到南京,商讨华北政局,说明这是“地方事件”,应该就地解决,不得动武,并派出秦德纯、吴开先与日本代表谈判。蒋介石再就“中日亲善”发表谈话道:“对日本外相广田演辞,吾人认为也具诚意,吾国朝野对此当有深刻之认识,务以堂堂正正之态度,与理智道义之指示,制裁一时冲动及反日行为,以示信谊!”
正是:满纸岂是荒唐言,人间一片辛酸泪!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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