却说面对蒋介石的论调,民众反对道:‘你同豺狼讲信义,岂不是与虎谋皮么?”
“你们休管闲事,谁再要乱嚷嚷,拿去宰了!”蒋介石指挥签订“协定”,逮捕青年,端的指挥若定。只见他命令秦德纯与日本代表在大滩会议,订立“大滩口约”,规定察东各地,中国不得驻兵,划为非武装区,丢掉了察哈尔的东部。只见他正式下令“取缔排日”,对新闻记者发表“中日有提携之必要”:“中国人民不但无排日之行为与思想,且亦无排日之必要。中日经济提携应先从改善两国间之现状,并恢复其正常关系做起。”只见他派人同日本外务省接洽,就“日本对华经济提携原则六项允对中国在上海设立二万万元借款”表示有兴趣。只见他授意汪精卫在中央政治会议报告外交方针道:“读了这次广田外相的演说,认为和我们素来的精神是大致吻合的。我们愿以满腔的诚意,以和平的方法和正当的步调,来解决中日间一切纠纷,务使邦交敦睦。互相排挤互相妨害之言论行动一天天消除。”只见他派出王宠惠到日本交换“亲善”意见,没多久南京、东京同时发表中、日公使晋升大使。只见他接到驻华北日军武官借口中国政府援助义勇军孙永勤部,向北平军分会提出苛刻要求,驻津日军举行示威的消息以后,一方面命令何应钦与日方“妥为谈判”,一方面应日方要求,撤换了冀省府及天津行政长官的职务。只见他命令何应钦同华北日军司令梅津秘密签订“何梅协定”,中国在冀察主权大部丧失,中央军撤出河北,东北军调陕西剿共。接着,日关东军代表土肥原借口张北中国军队拘留日本特务人员,向察省府要胁,并派飞机飞平示威,蒋介石终于答应了日本人的要求,察省主席宋哲元撤职。
蒋介石透了一口气,觉得对于日本“邦交”真的已经做到尽善尽美,无懈可击的地步了。
但忽地来了个“闲话皇帝”,事件,把蒋介石又气得大叫。原来当时上海有一家“新生”杂志,在二十四年六月间第二卷十五期中,刊登了一篇“闲话皇帝”的文字,内中“涉嫌”侮辱日本天皇,日驻上海领事正愁没事干,见到这篇文章,立刻大做文章,他向上海市政府和南京政府提出了严重抗议,亲日派大员纷纷叫苦,急电蒋介石报告,希望他出出主意,平平日本领事那口“气”。
“他们要求什么?”
“要求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向日谢罪,要求改派亲日作家检查图书,要求禁止侮辱满洲国,要求处‘新生’杂志作者、编者以徒刑!”
“都答应了!”蒋介石气呼呼吩咐道:“我花了好多劲,才把中日邦交扭了过来,如今倒给这家杂志轻轻破坏,那还了得!这家杂志的负责人叫什么名字?”
“杜重远!”
“把他抓起来!”
蒋介石再问道:“那篇‘闲话皇帝’是谁写的?”
“易水。”
“也把他抓了!”
结果只抓到了“新生”主编杜重远,作者易水不知所终。于是一方面通缉易水,一方面判杜重远入狱一年零两个月。杜重远所犯何罪?根据什么“法律”?实在高深莫测。但所判徒刑一年零两个月,有整有零,证明蒋介石对这一类“法律”,的确有他一手。但“闲话皇帝”并没有到此为止,蒋介石对日本的“严重杭议”一一允诺,训令上海市府向日方道歉,撤换上海公安局长,取消图书审查委员会,封闭“新生”周刊。这还不算,再由南京政府下“敦睦友邦令”:“凡以文字图书或演说为反日宣传者,应以妨害邦交罪!”这还不算,南京政府同国民党中央党部接着联名通令:“此次‘新生’记事,确有不对之处,核属妨害邦交,以后国民须尊敬皇家之尊严,严禁同类之记事,违者严惩不贷!”
上海市民,全国民众,对这件事情感到哭笑不得。蒋介石在台上受人责骂,杜重远在狱中却得到了识与不识的热诚照料,按下不提。
却说蒋介石把“新生”事件告一段落,便动程出发西南。先命贺国光率参谋团入川,设法集中川中兵力,发挥“围剿”力量。武昌“三省剿匪总部”委副司令张学良、参谋长钱大钧主持,然后带着杨永泰、晏甸樵、陈布雷、陈诚、吴稚晖、宋美龄等纷纷分头坐飞机经宜昌赴重庆,浩浩荡荡前往。刘湘心中不乐意,嘴上不能不敷衍。当下蒋介石一行分头同川中军政界、教育界、新闻界人士接触,大谈新生活,联络旧军阀。正打算把过道红军歼灭干净,不料田颂尧吃了个大败仗,红军赴贵州去也。蒋介石于是在上清寺陶园召集会议,准备同晏甸樵先去贵阳一行,指挥围剿。席上众人纷纷发言完毕,蒋介石说道:“我来重庆已半月,所见所闻,觉得川人多疑善变,志大气狭,你们可要小心少田颂尧贻误军机,我得拿点颜色给刘湘看看,派孙震接他职务,如有变化,蓝衣社在此布置严密,一定逃不过我们的耳目,我先走了。”
蒋介石急急忙忙到得贵阳,那时光红军又已突破封锁,继续前往。总司令薛岳向蒋透口气道:“叨委员长洪福,前两天红军围扰息烽,迫近省垣,局势严重!此地天无三日睛,地无三尺平,人无三分银,围剿前途,实在可虑!”蒋介石道;“红军目的不在贵州,过了这一阵,大概可告无事。如今王家烈已经去职,我想让吴忠信出任贵州主席,你说合不合?”薛岳笑笑:“只怕礼卿兄不干。”蒋介石失笑道:“是不是太穷了?我替他想办法。黔桂接壤,礼卿同李、白诸人有交情,可免除心理上的不安。”于是发表吴忠信为黔省主席。上任之日,省府库存只有两千余元。蒋介石苦笑道:“这买卖可真赔本,我先垫下五万现洋再说。”
贵州省民、财、教、建四厅厅长,发表曹经沅、李仲公、叶元龙、朱庭佑四人分任。就职之日,由吴稚晖监誓,蒋介石不免训话一番,从中央政令得达黔省的“喜事”说起,说到黔省军阀擅政,百度凌乱,财用尤竭,希望好好补救。最后谈到美国经济考察团已在来华途中;英国的财政专家哈蒙德罗斯也将来华,商谈中国加入英镑集团;而南京、东京双方也将互派经济考察团,作为中日“经济提携”的前奏。蒋介石心想美、英、日各国都在打主意,但嘴上却说成各国都愿帮忙,于是他拍桌大叫:“欲挽救今日民族危急,解除全体民众的痛苦,须有一个国民经济建设运动。”散会后就吩咐陈布雷起草纲要,为孔、宋、蒋、陈大发洋财铺平道路,按下再表。
却说贵州天阴多雨,晴天殊少。蒋介石一行人等逗留没几天,却病倒了宋美龄、吴稚晖、陈布雷等人。游览过花溪、安顺,喝过茅台,看过“龙场驿丞余姚王守仁”的祠堂、阳明洞、苗民节日,大家也就提不起劲来。蒋介石却为通过云南的红军着急,心想如果龙云放走了红军,或者军队拦不住红军,这问题委实烦恼,于是率领一干人众,追到昆明。
昆明高原地势皑爽,气候温和,西山滇地,风景绝佳,蒋介石住东陆大学(云大)前院,随从宿翠湖金铸九别墅,龙云等人连日排宴,表面看来,中央与地方之间的交情不错,仔细想想,这里面大有文章。蒋介石召集幕僚商议道:“这云南地方确是不凡,我们不能放松了!这几天来我冷眼观察,龙云对围剿似乎不感兴趣。共匪在会理、西昌间窜伏甚多,他却满不在乎,你们说如何是好?”大家便纷纷发言,有的说:“建设厅长张西林瞧不起我们。”有的说:“教育厅长龚自知简直当着和尚骂贼秃,对中央不够敬重。”有的说。“前实业厅长现任富滇银行行长缪云台好象倾向中央,但言下之意,反而要中央帮忙地方。”有的说:“民政厅长丁兆冠同我们格格不入。”有的说:“财政厅长陆子安深沉得一句话也不讲,摸不透他在想什么。”
蒋介石听完各人报告,狞笑道;“如今围剿第一,大家切忌破裂,将来慢慢收抬他们好了!明天让我把龙云拉上飞机,同他巡视匪势,指点进剿方略,看他积极得起来不?”
却说蒋介石跟着红军的屁股东追西钉,红军长征两万五千里,蒋介石个人大概也追了万把里。可是说句俏皮话:“送君千里,终须一别。”任凭蒋介石苦苦“围剿”,红军反而在蒋军那边得到不少武器给养。“围剿”情形,有如送行,红军终于到达陕北。当时毛泽东主席有首“长征”诗道:“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五岭逶迤腾细浪,乌蒙磅礴走泥丸。金沙水拍云崖暖,大渡桥横铁索寒。更喜岷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端的气魄不凡!
事后蒋介石才知道,红军为了实现“九一八”以来所坚决提倡的民族革命战争主张,于是冲破了他的围剿计划,直接出兵抗日。长征在二十三年(一九三四年)九月底开始时,中央解放区只留下项英、陈毅等一部分负责人坚持游击战争(后来成为新四军的基础)。红军主力一、三、五等团突破对方层层封锁开始西征。一夜之间全军突围,从江西、福建到广东,转湖南,下广西,到贵州遵义。一九三五年一月,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召开遵义会议,克服了若干错误,确立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领导。并决定继续北上抗日,在遵义附近集结主力击溃了“围剿”部队,半个月后复向云南突进,绕道川康边境进入四川,与原由鄂、豫、皖撤至四川的红四方面军会合于懋功。继又在四川毛儿盖召开会议,克服了张国焘下西康或去新疆的逃跑主义,坚决执行到陕北去走上抗日前线,继续北上抗日。
这个长征,经历了人类想象以外的艰难困苦,前后左右都是“围剿”部队,天空还有飞机轰炸,蒋介石在德、美、意等军事顾问协助之下,是准备把红军消灭在长征途中的。他自己也率领幕僚东追西钉,但红军反而击溃了蒋介石四百一十个团和无数地主武装,占领过五十四个城市,一路上浩浩荡荡,直趋陕北。
红军除了与蒋介石作残酷战斗之外,还要与险恶的山川、粮食缺乏的困难以及疾病等作斗争。如冲过乌江天险,巧夺金沙江,奔渡大渡河,抢夺沪定桥,爬过天气严寒、空气稀薄的大雪山,走完荒漠无际的大草地,突破天险的腊子口等,有时不得不吃草根和皮带。红军终于战胜了这一切困难,跋涉十一省,费时一年,在一九三五年十月间完成了两万五千里长征,到达了抗日的前进阵地陕甘宁解放区。
话说红军在到达延安途中,蒋介石也离开成都径飞南京。途经西安机场加油,蒋介石遥望陕北,恨不得一张嘴把红军吞了。地方官员免不了拜见一番,说一些“残匪不堪一击,指日可望铲除”的风凉话,蒋介石心中没有好气,兀自坐在机里,继续飞行。那时光南京一片纷纭轧砾之象,尤其是行政院与监察、司法各院之间,龃龉尤多,秘书长叶楚伧拚命打太极拳,但朱家骅、罗志希、徐可均、萧青萍诸人还远迢迢自京入川大告“御状”,蒋介石大伤脑筋,不在话下。还有伤脑筋的,蒋介石感到杨永泰越来越蹊跷,大权在握。别有企图。一时也无法换人,只好偷偷地嘱咐陈布雷:“凡是他承办的各项呈件,在我批复后不必立刻送去,你应该详细阅读,记下要点,准备万一。”
更有伤脑筋的,日本军部竟不给他一点面子,要求撤退驻在华北的南京军队宪警,不特此也,还要撤除国民党平津党部。蒋介石除了立刻答应,命第二师、第二十五师、宪兵团先后撤退,把宪兵团长蒋孝先调到侍从室,还命陈布雷草了一个电文给南京中央政治会议,不料出了乱子。
原来正在华北危急当儿,蒋介石一贯采取妥协办法,不独全国民众悲愤填膺,即南京政府中也群情慷慨。蒋介石忙着围剿与开办峨嵋训练班拉拢川省军官,汪精卫代他“当家”,却无以自解于众人。因此汪精卫接到这个电文以后,细察电文语气,蒋还是“忍辱负重、准备雪耻”这一套,这一套固也系汪精卫所愿,但在日本人之前,人情全部给蒋介石一人做去了,而如把这电文发表,一片责难却集中在汪精卫身上,怎么想也不合算,于是汪精卫、何应钦等便把这个电文扣下不发。而且在八月间,汪精卫忽萌退志,到青岛“养病”去了。
蒋介石不免让张岳军到青岛一行,表示挽留。说是中枢无主,应请速回,可是未得要领。蒋介石也不客气,打道南京,出席中央政治会议,可是任凭怎样说法,南京的空气还是不见好转。十一月一日六中全会开幕时情形更糟,汪精卫在照相时被人打了三枪,虽然后来据戴笠报告,这姓孙的刺客是王亚樵派来的,但全国人心大快,同时也议论纷纷,而抗日的呼声更加高涨,这使蒋介石闷闷不乐。正在汪精卫遇刺那天,冯玉祥应蒋邀请从泰山上下来参加六中全会。义兄、契弟见面,不管过去如何,但契弟既接二连三把义兄清来了,冯玉祥不免同契弟长谈一番。他劝道:“你给我几个电报,我都收到了,我给你那个千多字的复电你有什么意见?我主张开放党禁、开放言论、真正团结、大赦政治犯、奖励抗日精神、起用抗日将领、立即发动抗日战争等等,这些意见我是不会改变的。”
“这次请大哥来京,主要是共赴国难,”蒋介石皱眉说:“一切慢慢来,急,恐怕反而误事。”
“你的话也有道理,”冯玉祥也皱眉道:“不过言为心声,我怕你还是不肯抗日的。有人告诉我,说你在九月间发表过一篇文章,叫做‘中日关系的回转’,你说:‘中日两国无论自那一方面看,都应该提携努力,以图亚细亚的繁荣。’你又说:‘中国外交政策的基本结局,可以和平两字尽之,在东亚和平的大理想之下,考虑日本的利益,作相当的妥协让步,不一定不可能。’这是什么意思呢?”冯玉祥说下去道:“而且,日本人的野心也越来越露了,九月底日本华北驻屯军司令多田发表过一本小册子,叫做‘我帝国对支那的基本观念’,这家伙公开宣言吞灭全中国,你为什么不表示态度呢?不但不表示态度,而且派吴鼎昌率领经济考察团到日本去,在东京成立中日贸易协会,你不是明明告诉大家,真的要什么‘经济提携’么?而且,今年二月间你还派陈仪同厦门市长王固盘两人,坐着逸仙舰到台湾庆祝日寇占领四十周年大典,你又有什么辩白呢!”冯玉祥气得颈红面涨。蒋介石却淡淡一笑,说声:“大哥且听细表。”
欲知蒋介石表了些什么,请听下回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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