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接上回。话说何应钦在广州周转不灵，无法支持，不得不挂冠求去，以免下不了台。李宗仁一方面“准予所请”，一方面招待立法委员。报告将提名居正为行政院院长，此言一出，举座愕然，因为居正此人无论如何没法在这当儿有所成就，况且蒋介石和居正矛盾很深。民国二年，孙中山先生派居正出任山东讨袁民军总司令，蒋介石曾想到居正的司令部谋个参谋长当当，被居正所拒绝，蒋便怀恨在心。到了民国十八、十九年，全国掀起反蒋高潮，居正曾因发表过一些反蒋言论而一度遭蒋介石软禁于上海，而李宗仁的语气更为亲蒋者所反感。李宗仁道：“今日之下，出任行政院院长的同志一定要有一样法宝：对付悍将！居先生有对付悍将的能力，所以兄弟愿意提名！”当下有人不服，问“谁是悍将？”“是不是指正在前线死顶苦撑的高级将领？”“是不是指汤恩伯？”居正的任命于是遭立法院否决。蒋介石对广州李宗仁的影响如何，由此也可见一斑了。接着李宗仁等忙成一团，在东商西量之余，决定再提名阎锡山为行政院院长，因为阎锡山已变成光棍，同时蒋介石在利用日本兵这着棋的计划上还得用阎锡山，特别是这个泄了气的山西土皇帝对蒋还肯低头，于是立法委员们也就奉命举手通过了。
“姓李的这小子！”蒋介石愤然对儿子说：“你看看，你看看，敬之辞职获准之前，姓李的派于右任、阁锡山、吴铁城、陈立夫、朱家骅来看我，还带来了他的一封亲笔信，信上说得这么客气，娘希匹原来他真的死不瞑目哩！”
蒋经国打开文件一看，只见李宗仁的信上写道：“介公赐鉴：杭州聆训，感奋至深。仁以德薄能鲜，主政四月，无补时艰，有负期许，弥深惭忑。乃承勖勉有加，中枢各同志复纷相督促，际兹党国危急存亡之秋，何敢自逸？惟有誓竭驽钝，共图匡济。一息尚存，义无返顾。今后局势，逆料必益趋艰难，但在钧座德威感召之下，吾人果能精诚团结，以奋斗牺牲之精神，并力共赴，仁固敢坚信必能转危为安，卒获最后之胜利。此间同志均亟盼钧座在穗主持，仁也深望能朝夕有所秉承。如一时不克前来，即恳赐一时间，使仁得亲趋承训。……”
“这个家伙！”蒋经国道：“还是这一套。”
“不对。”做父亲的说道：“他自以为背后有美国人撑腰，他以为美国国务院对我如此冷漠，今后我们这个摊子非他出来不可了！”他冷笑：“也不撤泡尿照照自己的面孔！”停了片刻，蒋介石低声道：“经国，今日之下，光靠我们苦撑，吃力得多，如果能够把朝鲜、缅甸、马来亚、非律宾等地成立一个东亚反共同盟，情形或许不同吧？这是你母昨天信上说的，是美国国务院中一位朋友建议的，你说可好？”
美国国务院中固然有人替蒋介石着急，也有人在为李宗仁高兴。中国大陆天翻地覆之时，美国国务院也三三两两，闹了个满天星斗：中国问题“严重”，蒋介石是唱不下这台戏了。正当蒋家父子在草山研究国务院“朋友”的建议时，太平洋彼岸的国务院专家们也在研究美国对蒋李二人，究竟该怎样对付？
有人说，如今宋美龄正在美国，不妨请她详细报告一番，再予定夺。这个建议立刻遭到否决，于是专家们纷纷发表意见。有人说：“我反对支持李宗仁，因为李宗仁的头脑还是北洋军阀的头脑，不合今天潮流。我们支持蒋介石已经失败，再支持一个还不如蒋介石的人，我认为是失策”这番话引起了另一批“中国问题专家”的不满，认为司徒雷登在中国几十年，最后在李宗仁身上用功夫，说明李某尚有可为。反对拥李的专家道：“李宗仁到现在为止，还以为只要凭藉枪杆，便可以纵横天下，一点不注意政治资本，长期陷于孤立，这毛病今天补救已经来不及。想当年一九二七年后，李宗仁不是没有好机会，但蒋介石往往能够卷土重来，李宗仁在武汉之役不但一败涂地，而且连他广西老家也四分五裂。陈济棠攻入梧州区、桂平区；何健攻入佳林区，龙云攻入百色区，南宁被围困，李宗仁只有邕、柳两孤城，不但省外十几万部队全部垮台，连驻在省里的吕焕炎师都叛变了。李宗仁当时朝不保夕，连他的副首领黄绍竑都告动摇，投降老蒋了。如果不是因为蒋介石把胡汉民监禁，促成了胡派古应芬等戈与孙派、汪派、以及与胡派互相倚靠的陈济棠联合反抗，要在广州开战，那末李宗仁的桂系也就永远起不来，完了。”那专家说到这里，补充道，“今天的中国情形大不相同，李宗仁更没有办法可以收拾蒋介石的残局，所以我不同意支李倒蒋，换一个人倒蒋倒还可考虑。”
另一名专家发言道：“今天，李宗仁在广州同蒋展开最后一个回合的角力，我觉得还可以利用利用。我的意见是在一九三一年时，经过‘非常会议’这出戏，使李宗仁有了个完整的地盘，征兵征粮，十分方便，成为西南反蒋阵营的一根支柱，并且在广西统治十几年之久，所以我以为李宗仁还有他的一套。何况今天的中国问题如火燃眉，我们既要反共，又要逐蒋，恐怕只有李宗仁最具资格。”
“我表示不同意见，”原先反对李宗仁的专家慢吞吞起立，说出一番话来。……
与此同时，李宗仁也在广州研讨战略，对付老蒋。十几年的广西皇帝固然说明了“对蒋作战”的胜利，但不能说已经击垮了蒋介石。当时国民党内汪、胡、孙三派联合反蒋，促使蒋介石不能不采取以退为进的做法。当时的情形是：除ＣＣ及黄埔外，凡国民党党员几乎都与汪、胡、孙三派有关系，遂使老蒋孤立。同时广东军人一致反蒋，进驻京沪的十九路军与“非常会议”中人也早有协商，李宗仁在这一斗争中只是个配角。
而陈济棠的近视更非老蒋对手，蒋下野后陈以为从此天下太平，他的实力足以把那些元老书生吓坏，这使汪精卫十分难堪，愤然说：“我汪某人与其做小军阀的工具，不如做大军阀的工具”；加以张发奎又与桂系将领发生磨擦，便出现了“大世界会议”。在蒋介石而言，他仍掌握着中央军队。宋子文捏住了金融命脉，“非常会议”并未报伤他丝毫实力，下野只是以退为进，算定了任何人上台都没办法，终有一天国民党中的反蒋者会请他回来，事实也真的如此。
一九四九年的国民党情况，要不要蒋介石回来呢？李宗仁当然不会赞成，美国人也一样。李宗仁检讨往事：蒋介石经过二次下野经验，驾驭党内派系的本事更高明了，各派人物大都醉心功名利禄，老蒋却有的是金钱与权势，要他们怎能不向蒋低头？干是以李宗仁、陈济棠为主力的西南政治分会便一蹶不振，邓泽如、胡汉民相继去世；邹鲁、林西郂也倒向老蒋，一九三六年的“六一”最后军事反蒋便告结束，余汉谋来了个倒戈相向、陈济棠仓皇出走。
陈济棠垮台，李宗仁、白祟禧缩回广西之后，局面已变，只希望有个办法维持面子罢了。双方刁斗森严之际，白祟禧就对他的心腹潘宜之说过：“真奇怪，我们这种人材蒋介石不用，他要用什么人呢？”这说明了桂系反蒋完全为了不为蒋所用而已，十分简单也十分空虚，因此当桂系无法支持，蒋介石仅仅“允许李、白仍任广西绥靖公署正副主任”这个条件时，桂系便结束了这场“六一”反蒋运动。潘宜之在那当儿说过：反蒋路线有二，其一是诸葛亮路线，始终与曹魏对立，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其二是司马懿路线，在魏做官，待机篡魏，后者无疑是适合桂系本意的，而且诸葛亮路线到死还是失败，兆头不好，于是桂系便采取了司马懿路线，利用“七七”机会，忙赴南京出任副总参谋长，或飞徐州出任司令长官，“待机篡魏”。
“司马懿路线”其实也就是投降路线，其目的在争宠分肥，可是事实证明李宗仁还是失败了，不但被蒋歧视，且受陈诚、陈立夫的监视，反而耗尽了多年来在广西搜刮得来的本钱。
美国国务院专家们对李宗仁不太乐观，但除了他，国民党或民、青两党之中，更无一人可同蒋介石在这时候拼它一下，连“扶助培养”都来不及。有些个别的“中国通”以为李宗仁很“左”，但司徒雷登等在中国目击时局发展的人们，连年的报告又否定了这种看法。
国务院的专家报告，李宗仁并不“左”。若干年前广西曾有一个“开明绅士”对李、白建议过，广西如要反蒋，必须一反蒋之道而行。蒋独裁，广西就要民主；蒋违反三民主义，广西就要实行三民主义；蒋抗日不力，广西就要坚持抗日；蒋排斥进步人士，广西就要收容这批人士；以小法西斯反大法西斯不可能成功。这番话使李、白极端矛盾。如果采用，李、白根本不是进步、民主，实现三民主义的角色；如予拒绝，但这番话浅而易明，舍此就无法反蒋。于是在再三考虑之下，广西作了形式上的采用。
国务院专家们再度研究李、白“建设广西、复兴中国”的口号和“广西建设纲领”，发现其中全部精神在于“训政”，认为“训政”是建国大纲规定的必经阶段，认为蒋介石的失败是有训政之名而无训政之实，因此要搞好训政。李、白以中国人喻之为初学走路的小孩子，必须大人扶着走路，否则会跌得头破血流；而走得太快也会跌交，因此先得训政。
广西的建设成就又如何？根据左翼人士的分析，李、白夸耀“广西有组织”，在于建立了封建的保甲制度，地主、富农、富裕中农分任村长、甲长、乡长、区长，都由县政府委任，且兼各该地的小学校长和民团后备队队长。政治、军事、教育三大权集于一身，这就是李、白所盛称的“三位一体”制。这种“有组织”使征兵、征粮、征工乃迄“征魂”的法令让每一个老百姓无法幸免，而这种做法却美其名曰“自治”，其实是为李、白的彻底剥削提供了方便
这种做法符合美国国务院对中国统治者的要求，但问题是一九四九年的李、白不可能把蒋介石治下的土地如法炮制了。
专家们再研究所谓“广西民团”，左翼人士名之为土豪劣绅的卫队。李、白成立这种卫队时，还派人到豫西土皇帝别廷芳处寻求参考，最后以村长任小队长，乡长任中队长，区长任大队长，县长兼了县的民团司令。
广西民团是为李、白守卫家当的工具，是强迫老百姓接受李、白彻底剥削的工具，这一点同美国国务院希望于中国统治者的要求符合，但一九四九年的李宗仁，显然不可能把这套玩意儿耍得像当年一样了。
另一个美国专家又报告了报端所载“广西小学教育发达”的真相，李、白所谓“发达”，系指一村建小学一所，一乡建中心小学一所，但这些学校大都只有一块招牌，有无教员、有无学生，就没人理会了。一九三八年监委白鹏飞坐汽车出巡，顺便参观那些学校，发现有一间乡村小学只有一个女人。时值五月中旬，白鹏飞问她学生到哪里去了，她说还没开学。问她校长何在？她气愤愤地说：“还不是在狐狸精那边！”另有一间学校只有三个学生在门口玩纸牌，问校长在哪里？答称送货到墟上去了。问他们别的教员呢？孩子们诧异地反问还有什么教员？另一间学校见校长和三个客人在吃狗肉，问他学生呢？说是放假了！白鹏飞回到南京后说，他看到的还是沿公路的学校，那些穷乡僻坡的情形更可想而知了。
国务院认为国民党统治区的教育情形不见得比广西更好，这一点不重要。谈到李、白标榜的“行新政用新人”，感到不会有什么新鲜之处，但也有特殊之处。
原来李、白比陆荣廷、莫荣新之流到底高明得多，老一辈的公务员已“不合时代”了，他们要用的人必须懂得既反蒋、又反共，因此李、白最喜欢曾经参加过共产党的人，这些人不会“危害广西”，又有一套所谓“进步的理论，斗争的经验”来对付南京，于是广西的留苏学生便走上鸿运，韦永成、张威遐等都到过苏联，其中不乏托派，省外的托派也纷纷入桂，黄钧达、刘士衡之流被李、白待之如上宾。估计桂系所用的“新人”，共产党的脱离分子与托派分子约占十分之八；邱昌渭、朱佛定之类的新官僚约占十分之二。共产党的脱离分子与托派分子的理论本来也为李、白所害怕的，但他们只是空说，没有行动，不可能妨碍他们的统治，也就放心了；而这批人也不外名利二字，经过李、白一番工夫，共产党脱离者和托派都变成了李、白的拥护者。
谈到抗日，专家们发现了李、白的抗日只是打击老蒋的口号，一九三二年白崇禧在联合纪念周上公然说过：日本的侵略不过是感冒发烧，服几贴药就好，但共产党问题如肺结核，很容易使国民党死亡。这个比喻说明了桂系反共重于抗日。他们连“同是炎黄子孙”的观念都没有，倒是“宁赠友邦，勿与家奴”，这就是桂系口中的“民族主义”。
美国国务院的专家们有人主张拥李倒蒋，有人认为李不如蒋，还是另起炉灶的好，但决策者认为此时此地，除了利用李宗仁，已经来不及发掘第二个李宗仁了。
“绅士们，”杜勒斯道：“李宗仁与蒋介石是一样货色，在我们眼睛里，谁能够替我们在中国消灭共产党，谁能让我们多赚钱，我们便支持他！
“我们美国的目的如此简单，可是蒋介石政权却如此复杂，他不但没有成绩，而且愈来愈糟。我以为中国局势所以这样不好，原因之一是中国的反共武装有中央与地方之分，蒋的作风又不能够充分团结地方武装反共，因此我们是分别援助地方势力来加强反共力量，我们不但装备李宗仁，还要装备其他地方势力。大家知道，各地军阀二十年同蒋介石的对立与磨擦，只可以说偶或可以松懈一下，但无法彻底解决。李宗仁是地方军阀，又有反蒋历史，因此我们支持他做副总统，拿他来团结各地军阀！
“绅士们，你们或许有人认为李宗仁不中用，但别忘记，二十年来蒋介石的统治已使中国人绝望，可是我们这位李宗仁先生一直没有在国民党中央做过大官，他的好坏除了广西老百姓之外，中国人知道的也很少，所以我们还是应该支持李宗仁，可以引起中国人对南京的幻想。
“还有！”杜勒斯没停没歇地接着说道：“还有最重要的一点：那是我们的忧虑：我们眼看蒋介石领导反共，不断溃败；再这样发展下去，岂不是要完了？蒋介石完蛋是活该，但我们在中国的利益也要完蛋，岂非太冤？那末还有谁反对预告布下李宗仁这着棋子，准备在必要时由他来保存反共的烂摊子呢？
“目前李宗仁在广州处境很窘，他的左右大都是蒋的人。文官在骂他，武官不理他，他为难，我们也不见得舒服，”杜勒斯摊摊手：“好罢，在没有办法之中，先让他搞一个第三路线、第三方面、第三势力，把反共的力量能抓住多少便抓多少，免得使这股力量也往共产党那儿跑！”
“据我所知，”一个专家说：“李宗仁搞第三势力的目的，无非为了搞自己的政治资本，我们如果对他期望过高，恐怕会失望吧？”
“好啊！”杜勒斯道：“我们当然可以放弃李宗仁，像掷掉半截香烟头一样，没有什么困难，但你们以为，今日之下，谁还能向蒋介石这个老顽固争一日之短长呢？”
另一个专家接着发言道：“我刚从上海来，是中共进入上海之前，最后一班飞机把我‘夹带’到香港的。唉，飞机上简直挤得喘不过气来。”他感叹：“中国的局势，也真使我们喘不过气来，因为国民党太糟，糟到没法说，别说蒋介石，我对李宗仁同样没有信心，可是也同样想不出该用谁来顶替蒋介石！”
“据我这几年所知，”专家道：“怎样在毛泽东与蒋介石之间找寻一条道路，这是李宗仁那一批人最感兴趣的。记得有一次，国民党中委黄季陆跑到广西，在欢迎大会上大喊道：‘李、白二公肩挑着左反共产党，右反蒋介石的担子领导我们向前迈进，’把李、白两人乐得眉开眼笑，合不拢嘴来。绅士们，这就使我们看到了李宗仁那一套有这么一个原则：既要与蒋介石立异，又要与毛泽东绝缘，老实说在中国要能这样闯出一个局面来，还确实是不容易的。”
“我要问，”有人开口：“晏阳初这帮人的理论，不是既反蒋、又反共吗？”
“这个，”专家沉吟道：“这种说法也似是而非的，我可以讲一个故事，——诚然，晏阳初很适合季、白的胃口，但只是一方面。记得一九三二年，晏阳初派他的重要助手汤茂如到广西，李、白隆重地把宾阳县给他实验乡村建设和平民教育。汤茂如怎样建设呢？他先买一部新型福特小车，供他往返于南宁宾阳之间；他还带来了一批着高跟鞋、烫头发、修尖指甲涂寇丹的女干部教育平民，规定实验县的职员们，薪水以港币发给。另外还有一位市政专家，草拟了一个‘三民主义市政计划’，供给李、白建设桂林市。绅士们知道这个计划的内容吗？哈！除了有三条马路定名民权、民生、民族与三民主义有关之外。其余再没有同三民主义有关的东西，也没有参考美国的东西在内了！”
杜勒斯等人一齐皱眉。
“绅士们，”专家叹道：“从李宗仁到蒋介石，从晏阳初到大大小小的专家，老实说他们花美金花得太痛快，而我们目击中共成功，也未免太痛苦了！”
“我才他妈的不痛快！”李宗仁在广州一筹莫展，团团打转。“蒋介石倒是舒服，他赖在草山不下来，我也没办法了！”他命令秘书：“拟个电稿，要他到广州来，我这个代总统恁说也耍不开，老子不干了！”电报跟着到达草山。
蒋介石有了笑容：“哼！呸！”
但在李宗仁这方面，他并非愚蠢到从坐以待“币”以迄待“毙”，他当然想挣扎，办法之一是派甘介侯到美国活动，看看风色。
尽管美国的执政者还在对蒋、李耍开戏法，但甘介侯亲眼目睹，美国老百姓对蒋李已毫无兴趣，特别是华侨，支持解放军的人一天多似一天，甘介侯感到寒心。五月卅日，纽约《华侨日报》上刊登一封留美女学生梁某的信，附美钞五十元，托该报转交上海人民解放军作为慰劳金。信中说明这笔钱是她年来为人洗盘洗碗、扫地板、看小孩赚来的辛苦钱，而她的热情更掀起了华侨爱国的热情。甘介侯看在眼里，苦在肚里，因为蒋李目前正需要华侨“献金”，但华侨金是献了，可是与他无关。
为了宣传国民党是在中国替美国老板“剿共戡乱”，纽约各戏院放映的时事片中，有国民党在上海杀人的纪录片。摄制者的目的在于表达“卖力反共”，在美国放映的效果是适得其反。电影院里不分华洋人等，一致表示反感，甘介候看在眼里，听在耳里，作声不得。
但经过几天奔走以后，甘介侯的处境更加狼狈起来。有一个署名“老华侨”的华侨在报上公开声讨甘介侯，问他：“你既说代表桂系李宗仁‘代理总统’来‘慰问侨胞’，一定想知道一下华侨最痛恨你们的事，并且一定能在听了之后有办法解决的？
“我在抗战初期因拥护抗战之故，化了五百美金，买了一万多元法币的救国公债，至今形影全无，竟被你们的国民党政府‘救’入荷包去了。近数月又被你们的金圆券害了不少。我们华侨恨你们的坏政府，此是最大原因，你应知道。你的李宗仁既称‘代理总统’，当然应该有办法发还侨胞的钱。如果做不到，就请你‘行人’，别再胡说！”
甘介侯脸都青了，拿报纸的手都在打颤。
正因为为了‘欢迎”甘介侯，纽约华侨公所便受到了侨胞猛烈抨击，五月三十一日《华侨日报》公布一信，甘介侯越看越发抖。那信道：
“华侨日报编辑先生：你们骂甘介侯，骂得真痛快，但对于纽约中华公所欢迎甘介侯的荒谬举动，则未免太过客气。该公所最近做了几件不对的事，如不久前在华侨学校开会，说是办理什么移民案事，但在会场中竟有人大放其反共演讲。美国国会最近提出的排华移民案，分明是大名鼎鼎的拥蒋反共健将周以德提出来的，与中共何关？公所既反对排华开会为何变成反共？”
甘介侯把剪报转寄广州，表示他“慰问华侨”工作阻方极大。李、白等人看了也暗叫不妙，那信上还说：“此次甘介侯来美，显然是为了向美乞援，继续援蒋内战，纽约中华公所欢迎他，就无异欢迎美国侵略中国。中华公所前数月打过电报声言拥护蒋介石戡乱到底，已经大错特错，现在仍然不改，将来必遭侨胞唾弃。如果那些国民党虫要反共，叫他们回到他们的党部打电报好了，为什么中华公所要甘心被其利用？
“现在中华公所既欢迎了甘介侯，甘介侯也‘慰问’到了中华公所，我倒有一个问题想诸中华公所问甘介侯办一办。
“去年十月，我到中国银行汇了七百元美金的金圆券。我家人收到时以金圆券价值大跌，太不合算，于是将原票打回，叫我去换回美金。上月我亲自到中国银行去领，计得回美金五元六角。足足损失美金六百九十四元四毫。我要甘介侯解释我的六百九十四元四毫血汗钱到那里去了！
“和我同样被甘介侯的政府抢掠的侨胞多得很，有的甚至损失数千元美金。中华公所既会请官僚吃饭，开会欢迎，为什么不代侨胞向他们交涉？如果交涉不成，今后就再也不要用我们华侨的血汗钱请这些吸血鬼吃饭！至于那几个想托大脚的‘侨领’，很可以自己请甘介侯到家中去给他‘慰问’。”信的具名者为“餐馆仔”。
蒋介石也迅速知道了甘介侯在美国碰钉子的消息，他的遭遇并不比宋美龄更好。在美国的华侨固然亟盼一个康乐富强的新国家出现，美国人民反对援助国民党的情绪也日渐明显起来。正当上海解放后两天，五月廿九日美国加立浦民意测验所公布在全国各地举行对中国问题民意测验的结果，征询美国公民赞成援蒋抑或赞成不干涉中国。结果百分之四十七赞成对中国采取不干涉政策，仅百分之二十二赞成援蒋，百分之卅一无意见或表示不清楚中国实情。据该所所长加立浦博士说他所派出的民意测验员，先问对方是否了解中国情形，然后再问赞成援蒋否。同时这个测验的时间正当陈纳德返美竭力鼓吹援蒋之后举行，结果还是这样，足见美国人民反对干涉中国政策的情绪之高。
绝望的蒋李又听到更加难堪的报告：“加立浦测验中反对援华者，百分之四十三直率反对，百分之四认为援蒋已无用。”
正在美国奔走的宋美龄也为加立浦民意测验的结果而伤心，宋蔼龄则愤愤地抱怨周以德等人太不行，在这紧要关头，居然坐视加立浦这种“无关重要”的人出冷门，宋蔼龄指着报纸大声说：“这种说法影响太大，你瞧！”
宋美龄不得不读下去道：“如果以被征询者的教育程度分析，则大学毕业者有百分之五十五反对援蒋，中学毕业者有百分之五十反对援蒋，小学毕业者有百分之四十一反对援蒋。由此得知，教育程度愈高，愈反对干涉中国政策及援蒋。
“更值得注意者大学毕业生中仅有百分之二不知中国内战情形；中学毕业生中，则有百分之九不知中国内战情形，小学毕业生中，则有百分之廿五不知中国内战情形，因此可知愈知中国内战情形者，也愈赞成不干涉中国，愈反对援蒋！”
宋家两姊妹的难堪固不言而喻，美国国务院代理国务卿韦伯的心情也不见得愉快。韦伯接见了甘介侯，而两人也都读过了报上公布的民意测验消息。
“我代表中华民国代理总统李宗仁先生拜望阁下，”甘介侯道：“这里是李先生的一封私人信，请收下。”
韦伯把信接了，往国务院发言人怀特面前一放，笑道：“甘先生一路辛苦，什么时候回国？”
“快了快了。”甘介侯道：“这次我奉命而来，对外公开说是慰劳华侨，其实是想请贵国政府采纳李先生的计划，有利于贵我双方的反共。”
韦伯道：“对中国的局势，老实说我们也很为难，众多的民意测验等于对我们捣蛋，国务院因此不便把对华问题搞得太那个。”
“是，”甘介侯道：“中国问题目前在于这个：蒋介石先生主张以台湾为最后根据地，李宗仁先生主张以华南西南为最后根据地，并在华南西南建立防线，希望贵国支持。”
“详细情形如何？”韦伯道：“要在华南西南建立防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喔！”
“是啊，韦伯先生真清楚，”甘介侯道：“李宗仁、白崇禧先生的华南西南防守计划，是从福建中部西经江西及湖南南部，到四川边境再折向北方。具体点说，这条防线从厦门以北福建海岸开始，直达湖南衡阳，此外，……”甘介侯再掏出一份地图，往桌上一摊，笑道：“韦伯先生，怀特先生，请看！”
随着甘介侯的食指在中国地图上指指点点，韦伯等人耐着性子听这个献地图的人在那儿嘀嘀咕咕，说什么：“我到美国来，目的在于使贵国相信，本党有办法守得住这条防线，贵国应该在军事和经济上继续援助，大大地援助！喏，这儿是华西，华西地大物博，幅员不小，本党在华西各省的防共计划刚才也已经当面奉上了。这项计划事先曾经对贵国前任国务卿马歇尔先生报告过，承蒙他热心表示赞成。”正说着韦伯接到一个电话，说完之后对甘介侯笑道：“哈哈！甘先生，你们的ＴＶ宋先生也到了。刚才的电话就是说这件事。你们的ＴＶ这次夫妇都来了，外加秘书一名，仆人两名，行李二十三件，今天从巴黎乘世界空运公司班机降落拉瓜蒂机场。”韦伯对怀恃微笑道：“哈哈孔早到了，ＴＶ宋跟着来，蒋夫人也在此，我看纽约市场这一阵可能有风浪，这几位在战场上打共产党没办法，但在美国商场上打垮几个小家伙，那是绰乎有余的。”边说边笑，甘介侯乘机要求美国加紧援助，愁眉苦脸道：
“李宗仁先生这次拿出几个计划要我专程求授，只是认为惟贵国可以挽回中国局势，而中国也只有李宗仁先生有此能力，因此希望贵国对李宗仁先生的几个计划予以重视。”
“很好很好！”韦伯道：“国务院发言人怀特先生在此，他可以证明，美国的确希望李宗仁先生能负此重任。不过除了那几个计划，诸问密司脱甘，其他还有些什么？”
“很多很多！”甘介侯道：“李宗仁先生眼看蒋介石过去那些戡乱、剿共、和强调法统的宣传已经不能令人信服，而各式各样攻击中共的宣传又失掉了信任者，于是想到了新的办法，决定用民主自由等口号，来作为反共的思想武器。例如阎锡山、陈立夫、朱家骅等几位最近组织了‘反侵略大同盟’，还用上了贵国罗斯福大总统所倡导的四大自由作为反对中共的武器，而李宗仁先生在那次纪念周上还说了这些话，他说：‘世界形势趋向民主，民主政治已成为时代思潮的主流，凡是违反了民主政治的便是违反了大众的利益与时代的需要，过去若干王朝的崩溃，以及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的极权主义终于失败，就是这个道理。’韦伯先生、怀特先生，你们不以为李宗仁先生在这方面比蒋介石先生高明得多吗？”
“嘿嘿嘿，”韦伯道：“这个，我们不便表示什么意见，这两个人呐，咳，——”
甘介侯摸不透韦伯“咳”些什么，还想央求，主人家已表示不耐烦了，甘介侯见状忙说：“李宗仁先生其实办法不少，无奈掣肘之处太多，因此万分困难。到达广州以后更甚。”
韦伯道：“李宗仁先生在广州不是还不错吗？到处都有共产党，广州好像还没有。”甘介侯见美国官儿对中国局势的了解程度如此，十分着急，忙说：“广州虽无共军，但内部问题严重万分。李宗仁先生到广州继续执行总统职权时，刚一到便发表文告，指出和谈破裂咎在共方，今后政府仍将领导人民，为保障国家生存与人民幸福继续作战。这篇文告原文，本有一些改革政治实现民主的文字，是立法院民主自由分子的建议，不料送到国民党中政会审议之时，这些好话竟给顽固分子删去。等到文告发表之后，立法院中的民主自由分子认为李宗仁甘愿与封建势力妥协，表示不能拥护。他们认为李宗仁先生在公开文告中都放弃了民主与改革的政治立场，前途如何不问可知，他们便纷纷离开广州，表示不能合作，这使李宗仁先生在立法院中的形势大变，从多数派一下子变成少数派，打击奇重，这是李宗仁先生吃亏的第一点。”
“请问，”韦伯道：“贵党立法院中这些民主自由分子离开广州之后，到那里去了？”
甘介侯忙答：“他们有的到香港，有的去澳门，看样子一时不会回广州，也不会去台湾的了。”
韦伯的兴趣似乎提高了些，笑问道：“刚才甘先生说李先生吃亏的第一点，第二点是什么？”
“第二点是改组内阁。”甘介侯道：“今年五月底何应钦没办法再做行政院院长，呈请辞职，李先生以何阁毫无成绩，即予批准。他心目之中想提议居正出来组阁。——”
“为什么非居正不可？”怀特问。
“因为李先生认为居先生是国民党元老，”甘介侯道：“可以不受任何方面压力。本来在三月初之前，李宗仁先生就想以居正接孙科，因白祟禧极力推荐何应钦，遂作罢论。现在旧事重提，李先生以为可以得心应手了，但这时候立法院中的民主自由分子已对李先生的信心发生动摇，不肯支持，于是仅以一票之差，没法通过。以后李先生迁就了ＣＣ方面陈立夫陈果夫集团的压力，改提阎锡山组阁。阎锡山本来有他一套，但南来以后，根本已变成封建势力的俘虏，没有独立自主的立场。从此府院之间，则成冰炭之不相容。这就是李先生的第二点大困难。”
甘介侯在美国的活动，并不能使李宗仁满意，只有美国政府在对蒋表示绝望这一点上感到放心，但对李并不见得彻底支持，这使李宗仁心焦万分。长途电话中两人又短促而着急地谈了一阵，甘介侯劝李乐观，乐观的理由是美国朝野都对蒋无兴趣，国务院中的高级职员且当面说明，然而国务院怎样“援李”，一直是久闻楼梯声，不见人下来。另方面阎锡山的内阁不阴不阳，使李宗仁痛感他的“政府”已五痨七伤，那当儿正好有一个路透社记者趋访，一问李宗仁是否“迁都”，二问李宗仁美援如何？这两个问题正碰着他的痛处，他顿时发起牢骚道：
“你们外国记者都知道，我在广州好苦恼！阎院长是一口咬定要剿共到底，可是怎么剿法呢？这个样子搞下去，是人家剿我们，还是我们剿人家都难说。阎院长虽然扬言作战到底，可是衡阳铁路附近挤满了火车头和铁路器材，以致任何大量军队向南向北调动都很困难，请问台北的命令要这样做，我又有什么办法？阎院长嘴上说打到底，可是外交部要走了，沙面堆满了档案用具，影响民心士气，老实说这是我不能赞成的。”
“贵政府是不是搬到重庆？”记者问道：“另外一个暗示是：贵政府要撤出广州，放弃广州了吧？失去南京已经够瞧，失去上海更不得了，现在你们连广州都守不住，这个‘作战到底’恐怕很难使人信服。”
李宗仁不耐烦道：“你访问阎院长去吧。还有，今天我的话，很多地方不能发表。你如果一定要发消息，就说是‘政府发言人’说的好了。”
“我这个院长也很作难呵，”阁锡山接见记者道：“人家一个媳妇只有一个婆婆，”他耸肩一笑，一捋胡须：“我有两个！今天本院第一次举行院会，决议各点不便登报，有一条可以奉告，那是本党决定撤销前河南省主席张轸之职，而且决定通缉。”
“通缉？”路透社记者好笑道：“贵政府在通缉方面表现了世界上空前未有的幽默感，你们通缉的人太多了，”于是宾主相对而笑，一个是好笑，一个是苦笑。阎锡山道：“我组阁甫始，一切还得请新闻界、特别是外国通讯社帮忙。现在我有一个新闻告诉你，那是最新的新闻了：海南岛决定改为特区。海南警备司令部已改为海南特区警备司令部，全权指挥全特区陆海空军及联勤总部各军事机构，另增设情报处。”
记者急问：“谁去负责？”
阁锡山道：“陈济棠。”
路透社记者问道：“陈济棠有把握守海南岛？”阎锡山道：“这总比我守太原好得多了，我守太原，敌我之间并没有琼州海峡。咳啊！”
记者笑问道：“蒋先生事先一定同意的了？”
阎锡山笑而不言，但此时蒋介石正欲哭无泪：溪口解放的消息给部下压了几天，终于传到了他的耳朵里。
翻开地图来看，奉化绝无不解放之理，但蒋介石对这个地方却抱有神奇的期望：希望慢点解放，最好是“置身事外”。因为失掉了南京蒋介石在政治上已无依靠，失掉了上海蒋介石在经济上已无依靠，失掉了太原蒋介石在军事上已无依靠，如今溪口之失，使他在精神上也没有依靠了。
他回忆起儿时同母亲相依为命的日子；回忆起每逢大事待决，便回到雪窦寺静室打坐的日子；回忆起怎样修筑“蒋母王太夫人之墓”，衣锦还乡的日子；回忆起提倡“忠孝”，使臣民视他如圣贤的日子……
而如今，却是偶像难逃烟消云散的时代了呵！
溪口镇的“风水”，雪窦寺的“佳话”，蒋母墓的意义，都代表了蒋介石王朝的一种精神状态，可是现在又该怎样了呢？溪口一定夷为平地，庙宇更是“玉石俱焚”，蒋母墓势必荡然无存，蒋介石愈想愈不安，愈想愈着急，愈想愈空虚，他在精神上像挨了一次淮海大战，几乎支持不住了。
蒋经国看在眼里，安慰他道：“阿爸，溪口昨天有人来，说一切照旧，老家、庙宇、坟墓，一点儿也没有破坏。”
“你说什么？”蒋介石道：“事已至此，你也不必编些好听的来哄我了，这个时候，地下组织大伤元气，不可能还有情报。”
蒋经国道：“真的，的确有人出来。他们进入上海之后，并没有扣留我们想走的人，我们很多很多的人从上海出来，他们不但没扣留，连行李都没短少一只角。”蒋经国惨笑：“昨天还有一个大员对我落泪，说我们过去平时对海陆交通诸多刁难，共产党明知他们来台湾，却并不留难，形成了强烈对比，以致使每一个到台湾来的人，都变成了共产党的宣传者，问题十分麻烦。”
蒋介石一心一意惦念着溪口，问道：“溪口情形可不同，他们能放过才怪！”
“事实如此，”蒋经国道：“他们对溪口并没有破坏。”
蒋介石简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解放军进入溪口之后，对他的家园并未夷为平地，这简直不可思议。他一问再问，问儿子是真是假，喜忧参半。他喃喃地说：“我杀的共产党人，不知道有多少了，他们流的血，足供我在上面划船，他们怎会……”蒋经国道：“这件事情，我也从未放松，一直在注意。据报，他们进溪口后，主张拆掉我们房子，夷平祖母坟墓的人不是没有，但不是共党的负责人，而是当地若干民众，最后他们表示不能接受这个建议，认为对这些都该保留。”
“那又为了什么？”
蒋经国略一思索，知道瞒不住了，便说：“情报来自几方面，传说不一，是不是共党负责人所说更难证实，但事实却只有一个：我们的东西全部都保留，既未散失，更没拆毁。”
“他们说什么？”
“情报说，有人传言，共党这样做法是为了使我们得到教育。什么教育呢？传言说第一点是让我们看清楚中共的胸襟，并不因为这是蒋某人的椟墓田舍而务使荡然无存。他们说共产党对国民党并无解决不了的怨仇，是我们依赖美国不顾一切戡乱，才有今天的局面。如果我们肯遵照北平和谈时提出的几点去做，立刻可以化干戈为玉帛，否则我们无论在什么地方，他们天涯海角也会找到我们。他们表示别说死人的坟墓，即使活人的职务，只要以国家民族为重，迅速扑灭战火，那末连蒋某人的出处都可以考虑。”
蒋介石不免一怔，低声说：“还有？”
“还有，”蒋经国道：“据报，传言的第二点是：他们这样做要我们知道毛泽东的胸襟。他们说何键曾经挖过毛某人的祖坟，当事人心里当然很难过，但他可以原谅何健的无知，何键最近从湖南到达香港，行前托人问过毛泽东，问他何键老了，不想逃亡，如果共军入湘，可不可以准他留在湖南？毛考虑之后说：‘我个人没有问题，但他在湖南解放之后，对新的事物能否习惯，请他自己考虑。’何键考虑后认为对共产党有愧，还是走吧，因此走了。传言说第三点是破除迷信，保留我们的祖坟并不能使‘反动风水转运’。第四点传言是……”蒋介石惶恐不克自持，一摆手道：“行了行了，我要休息。”事实上蒋介石心思更重，中宵徘徊，对中共做法却感到这反而伤了他的面子，并不感到欣慰。
正是：蒋母泉下如有知，当叹儿子何自私？
欲知后事如何，请看下回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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