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说一九四九年九月底，国民党兵败如山倒，蒋介石在重庆亲自处理西南问题，极力扑灭地方和谈；昆明大捕人，川康大戒备，企图作最后挣扎，俾一旦失却台湾之后，西南可以安身，孰不料西藏也在驱蒋，而主其事者一非中共，二非桂系，无端端掷给老蒋一个大难题。那一日蒋介石林园彳亍，苦苦思索，忽报“国立拉萨小学校长”王信隆已自西藏到达，蒋介石忙派手下找他，研究真相。
手下回报道：“国立拉萨小学校长王信隆，确是这次西藏政变被迫离藏的一个。他是本党同志，奉教育部之命前往办学。昨天才从加尔各答搭飞机经滇来渝，是第三批离藏的人员。据王报告：在七月八日事变尚未发生的前几天，拉萨就有空气，盛传藏方对我驻藏人员将采取不利行为。但我驻藏机构并未获得确实情报，不予置信，以为是谣言，所以并无任何准备。讵料七月八日那天，藏方最高人员藉口我驻藏人员中有共产党人为理由，以突击方式通知我驻藏人员，限于七日内完成全部撤离西藏工作，还派藏兵监视我方人员行动，并封闭电台，不准我方联络。”
蒋介石狠狠地问：“驻藏人员都死光了？怎么不去交涉！”
手下道：“那校长说了，驻藏办事处负责人曾几次向藏方交涉，但他们给他尝闭门羹，避不见面，干脆不理。据确实消息，藏方这项措施，是经最高行政机构会议通过，交付藏方行政当局‘噶厦’秘密执行的。再由噶厦调派驻后藏藏兵星夜到拉萨执行其事，连许多拉萨的藏方军事高级人员都蒙在鼓里。藏方事先且拟订了撤守人员的名单，全部分三批遣送完毕。第一批定七月十五日由拉萨动身，交通工具和沿途食宿都由藏方供给。每一个都有藏兵一名监护，并供马匹使用，包送出境。可怜本党人员经一个月零八天的陆路行走，才抵达印度边境的加伦城。之后，藏方再把本党人员交由印度政府看管。我驻印大使获悉这项报告后，曾旅员前往接洽，罗家伦大使也曾到加尔各答慰问，并发电报回国报告此事经过，要求政府救济，但一个字的回讯都没有。”手下低声说：“那小学校长说到这里哭起来了，他说国民政府自顾不暇，害得他们好惨，西藏当局尚且这样，到印度后也不好受。”
立在一旁的蒋经国忍不住问：“印度又怎么啦？”
手下道：“印度政府限他们一月为期，必须出境，可怜他们沿途旅费都是自己设法筹垫的，狼狈得很，还有女眷在途中产子，这份辛苦更不用问。另有一批人员赶上招商局的海地轮班期，上船到台北去了，东西丢光，仅以身免。据他们说，目前的拉萨，还有印度政府的代表驻在那里。像不丹、尼泊尔这些国家的老百姓，也可以自由出入西藏，不受一点限制，反而我们中国人自己倒不可以，要驱逐出境。”
蒋介石插嘴问道：“英国倩形如何？”
手下回答道：“据他们说，英国已将在西藏的一切权益转移给印度政府，而印度也俨然以英国的地位起而代之了。他们都说这些事件的发生，刚巧是班禅喇嘛在青海宣布坐床、和西藏代表团从美国、英国考察回国之后不久，其原因也就不难令人推测了。”
“到底这一次撤退了多少人？”蒋经国问：“那校长呢？”
手下道：“据他说，这次撤退的我方人员共一百三十多名，王信隆的眷属还在西藏拉萨。他本人在拉萨工作十年以上，对藏方情形了解颇深。”
蒋介石打了个呵欠道：“你们再去同他谈谈。”手下奉命而去，只见那小学校长正在房里落泪，见人来访，十分尴尬。当下叹道：“飞机经过昆明的时候，知道局势紧张，大家在飞机上运东西发洋财，对将来如何，一点也没打算；来到重庆，我把西藏情形向上面报告了，也一样没有办法；听说广州更乱。我们这批给自己人‘驱逐出境’的人，一肚子气，真是该死了。”来客志在探询西藏倩形，便安慰一阵，把话题转到拉萨，抛出一大堆问题之后，那小学校长叹道：“你有所不知，酉藏的噶厦权力大到极点，老百姓却是苦到极点，他们根本是奴隶，是农奴，手镣脚铐一点不希奇。我们呢？我们分明是主人，政府官员到那边做事，岂不是名正言顺？可是一言难尽，我们还不如一个客人！不丹、尼泊尔的人可以自由出入，我们反而驱逐出境，内中情形你还要问？至于说共产党的问题，我在西藏十年，什么也不清楚，只知道到西藏去难如登天，如果共产党的军队真能到西藏，他们把这批大混蛋家伙干了，我是个国民党员，要砍头我也双手赞成！老兄哪！你不知道咱中国人受的气！”
对西藏局势的发展，蒋介石实在是哑子吃黄连，有苦说不出。如果不声不响，显然太不成话，受人讥笑之外，一般官民也必引以为耻，后果堪虑。如果发言抨击，却感不易措辞。骂中共罢？西藏事件与中共无关，相反地中共倒已接二连二撰文抨击藏局。那末骂英美帝国主义及其帮凶罢？中共敢，蒋可不敢。这道理毋须叙述。蒋介石策杖林园，自辰至午彷徨于官邸大草坪与四周花草树木间，好不苦恼煞人也。
“拉萨小学校长的倾诉，”蒋介石想：“当然代表了这一百三十几个被驱逐出藏的人，也代表了本党官员，甚至老百姓的看法，道理是这样，实际又怎能允许我骂美国，骂英国，或者骂印度？”他难以自处，挥起手杖把那些小花小草打了个一塌糊涂。侍卫们远远注视，只见他身穿长袍，头戴一顶灰色鸭舌帽，时而仰天沉思，时而俯首凝视，也不知道他在想些什么。没多久又见他踱到养鱼池畔，拿起手杖在池中搅了一阵，招一招手，侍卫飞奔而前，脚步未定，便听见蒋介石感伤地说：“这些鱼长得这么大了，还是四年前我自己养的吧？”侍卫唯唯。一忽儿蒋介石又把蒋经国找来，在池畔低沉地交代道：“明天我们飞成都，一切都弄妥了吧？除了通知徐焕升开车接我，就不必告诉旁人了。”儿子唯唯。接着，蒋介石叹了口气道：“一到成都，我就要去戴传贤坟前扫墓。他死得很苦，我同他相交一世，该去看看他。”做儿子的闻言黯然，心想这个父亲真是衰老了，没料到蒋介石又说：“给我准备一个花圈带去，明天送上飞机，花儿到成都还很新鲜。”蒋经国不便说什么，要侍从室照办了。当下爷儿俩交换一些如何扑灭“地方和平”的办法，料理了昆明一些公文，免不了催沈醉对被捕者尽快行刑，忙碌一宵，一宿无话。九月十二日上午十一时，在渝、蓉两地都不知道蒋介石行踪的情况下，一机直飞芙蓉城。在飞机上，陶希圣、曹圣芬等人不时讲些驷马桥、卓文君等故事与蒋解闷。飞抵北门外凤凰山机场时，不过十一点四十分。但四十几辆地方官员的接驾专车，却往返奔波，扑了一个空，蒋介石早给空军司令徐焕升驾车把他接到军校行馆，一进门军乐队叽哩呱啦吹吹打打起来，在平时毋所谓，此刻蒋介石的心情不同，忙叫把这些老套掷了，部下愕然失色。
因为迎送蒋介石是成都军校乐队的一项重要工作，如今却要取消，人人有不祥之感。更没料到蒋介石片刻休息之后，就带着一个花圈，率领大批侍从，浩浩荡荡向西门外枣园扫墓去也。事前早有人在戴季陶墓地打扫一遍，蒋介石下得车来，围着墓陵徘徊数匝，沉思良久，心想你倒一了百了，其实还是未了。国民党老党员死的死，走的走，特别是投奔中共的为数不少，这情形反映了国民党的衰老与腐朽，而形成国民党这种局面的，蒋介石认为老党员都有责任，而戴季陶用自杀逃避更使他大受打击。要不是蒋介石到成都，希望用扫墓的“热情”来赢取地方人士的同情，戴季陶墓前将永远冷冷清清。
二十分钟过去了，蒋介石还不想走。他身在成都，心在溪口。当年每当焦头烂额的时候，蒋母墓前雪窦寺中，少不了蒋介石的行踪，他以避重就轻，转移目标，延长时间等等方法来补救若干问题，因此坟墓成了蒋介石的构思、缓冲之地。如今华南吃紧，西南动荡，西北失利，西藏有变，戴季陶的自杀办法不可能解决问题，蒋介石是越想越愁了。
第二天蒋介石举行了招待各界的茶话会，亲自审定名单三百七十六人。内中包括四川绅耆、名流学者、立委监委、国大代表、参议员、民青两党人员等等，挤满了军校新生社礼堂。蒋介石由陶希圣、黄少谷、王陵基陪同进入礼堂，顺着来宾席次环行一周，连呼好好，频频点头。他吃力地演讲，要求川人像抗战时期那祥支待国民党政府，要求川人同中共势不两立；并且盛赞川人在抗战时期的出钱出力。蒋介石想用感情迫使川人取消地方和平，与中共敌对到底；最后省参议会会长向传义表示对蒋介石的“慰问川中父老”大为感激，“川人一定反对共党”。但台下三百多人都在心头好笑，原来川人对国民党这一套早已看穿，如今正在酝酿的四川和平解放运动更是人同此心、心同此理，而作为“民意代表”的向传义却开口“支持中央”，闭口“剿灭共党”，这论调十分滑稽。茶话会上蒋介石越想越伤心，越看越有气，忽地牙痛起来，会后驱车华西坝华西协会医院，蒋介石非常不愿意，但他不能不花掉几十分钟去找牙医。
嘴里牙痛，身上头痛，蒋介石闻悉川民对国民党如此冷淡，心为之大痛。但在事前安排之下，他不能不“慰问遗族”。川籍抗战殉难将士刘湘、李家任、王铭章、许国璋、饶国华等人的儿子奉命前往，都感意外。国民党对川军的排挤以及在四川“拉壮丁”的恐怖与仇恨，非短时期所能忘怀，因此蒋介石成都之行的收获实在有限，川人反而因蒋之来，深感国民党以四川为基地的企图十分可怕，反而加速了四川的和平解放。蒋介石固然装糊涂，但在耳闻目击之余，对省府的盛大欢迎会忙不迭表示拒绝，决不领情。左右道：“总裁祭扫戴墓，使人感动，如再到刘湘墓前一行，必有更好效果。”蒋介石虽然兴趣缺乏，但想想有理，当下再去刘湘墓前，算是了却一段“坟缘”，按下不提。
蒋既为扑灭地方和平运动而来，同地方人士自该多多交谈。举凡绅耆周棻池、徐申甫、向仲樵、尹硕权、刘存厚、熊克武等，以及地方官府高级人员，一一召见，甚至准许来者如坐汽车，一概可以进入军校大门停在他的行馆之前，不必跑上老远一段路。蒋介石事无大小，开始处处为川省士绅达官作进一步打算，但对刘文辉的欢宴却有戒心，因传闻刘等主张进行局部和平解放运动，如果川军也来一个“成都事变”岂非糟糕？
可是部下建议不如前往参加，显得大方；再说国民党在蓉实力不弱，军校学生便有一大堆，怕川军作甚？蒋介石于是答应参加茶叙，并且亲到西康主席刘文辉家中赴会。事前西康警备司令贺国光偕同副司令胡佛自西昌乘专机赶到，蒋介石问道：“西康到底如何了？搞游击基地有无把握？”
贺国光道：“西康地形险要，在理论上说，发展成为游击基地应该没有困难，可是如今共党未到，地方上的问题重重。”
蒋介石早已接到不少有关刘文辉的情报，便问：“一回头我就要到刘家出席茶叙欢迎会，川康两省十名高级官员算是请我，在这个会上，你说我有无必要，对刘文辉说些什么。”
贺国光摇头道：“领袖不必在今天对他说些什么，我怕打草惊蛇。西昌一般情形是对局势甚为冷漠，老实说只要不来一个什么和平运动，就比什么都好。我们平日受气太多，也犯不着在此时此地当面开销了。”
恰巧相反，川康当局如邓锡侯、刘文辉等恰深感地方受蒋之气太多。如今用得着川康作“反共基地”了，冷锅里便爆出个热栗子来，“御驾亲征”，大事联络，都在心头冷笑。出席茶会招待之前，蒋介石又召见了在蓉军事负责人黄隐、刁文俊、谢德堪、严啸虎、刘崇朴、王元辉等人；中午又邀邓锡侯、刘文辉、熊锦帆、向传义、王陵基、王缵绪、冷曝东、方叔轩、黄季陆、曾扩情同进午餐；又接见了空军司令徐焕升，知道空军士气不佳，“投共”时闻；接见了专程来访、二度晋谒的财长徐堪，知道川康财政困难问题几乎无法解决；接见了黄逸民、杨晒轩、刘树成、谢德堪、于戒需、傅秉勋等地方将领，闻不到一点儿“效忠”的气味。看官，国民党要川康军人誓死反共，谈何容易？就拿上述被召见的杨晒轩来说，他本是新九师师长，兼川省北门广元县的警备司令。限于经费，他的一师只有三个连。其中一个连挖煤白给，一个连警卫地方，一个连在跑单帮；但胜利后一声“整编”，杨晒轩变成孤家寡人，调到西安胡宗南总部吃碗闲饭，上不足以养家，下不足以“自给”。而杨晒轩还是当年红军入川时的对头，在江油曾同红军打过硬仗，断了一条大腿，总算对得住老蒋的了，却落得如此下场，请问川康将领眼看大势已去，加上本身所受打击，特别是目击民心背向，还有谁肯在这当儿向蒋效忠的？最后杨晒轩终于随邓锡侯起义了，这是后话，表过不提。
话说川康地方当局假西康省主席刘文辉私邸以茶会欢迎蒋介石，老实说这只是一种礼貌，没什么可以谈的，可是川康将领心头不能舒畅，蒋介石又强调沿海军事可以稳住，话题便扯到了厦门攻防战。
刘文辉道：“听总裁训话，知道厦门之于台湾，如唇齿之相依；两岛隔台湾海峡远远相望，最近的距离从厦门到高雄只有一百四十七海里，如果直线航行，民船在一夜之间可以到达台省境地，因此福州失守之后，厦门局势便使人非常重视，我想这个地方一定有万全之计了。”
蒋介石满有信心地说：“嗯嗯，我离台时，曾同汤恩伯、方治二人说过，一定要守住厦门、金门，军事配备等各方面也没问题，还可以收复福州，你们可以放心。”
刘文辉呵呵一笑道：“刚才听人说，方治以代秘书长名义兼代福建省主席前往办理交接时，连印信都没有，甚至一个卷宗也不见，福州撤退得太仓促了。又说人事方面也成问题，方治接收时只得财政厅长、建设厅长两名，其余的或去汕头，或已被俘，更多的下落不明。还有，方治只收到名册一本，银元百枚，也真难为他了。”
蒋介石心想：“你们可取笑起我来了。”当下按住火气，强笑道：“打仗嘛，难免如此的，现在方治在厦门已经定下来了。他把省府设在厦门大学。流亡县府也已同他取得联络，各厅处也有四十几个人在帮他工作。”
邓锡侯顺水推舟道：“打共产党实在很辛苦。川康两省府，每一个处就不止四十人，如今福建省府全部职员只有这么多，如果全省未失一寸土，您说也不够用。我刚才也听人说厦门的粮秣燃料补给十分严重。福建平时不是产粮省分，靠江西、安徽、安南、暹罗输入；现在交通被切断，军需民食空前严重。特别是燃料，用一百斤米的价钱竟然买不到一百斤煤，听说侨眷都快跑光了。”
蒋介石心头一沉，问道：“邓主席从什么地方听来的？”
邓锡侯道：“昨天随总裁到成都来几位，曾经在欢宴时提到过的。”
蒋介石这一气非同小可，这些事实虽非什么机密情报，但此时此地，听来分外刺耳。当即岔开话题问刘文辉道：“西藏事变后西康一般情形如何？”
刘文辉道：“这是个不成问题的问题，西康上自省府，下迄庶民，都知道这是尼赫鲁干的好事，而他的背后又有英美操纵，我政府应该提出严厉抗议才是！”
蒋介石不便答复，一个劲儿点头。
邓锡侯道：“七月间发生事变，好久以后我们才知道，西藏的交通实在太不方便了。大家都很气愤，我们对西藏不恶，民国成立三十八年之中，政府委屈求全，根本没对西藏动过一根头发。抗战时川省壮丁被征无数，没听见有过一个西藏兵。西藏人个个都是噶厦的农奴，西藏当局个个都瞧不起我们政府。”邓锡侯长叹：“消息传来之后，省府曾经讨论过，认为拉萨驱逐政府官员，其目的在割裂西藏，这批东西不但对本党如此，对中共一样会敌对的，他们不是反对政党，是反对中国！”
蒋介石暗吃一惊，心想连他们都看得分明，西藏问题原本是个中国的内政问题，如今却硬蹦蹦成为国际问题，真是一言难尽，难以对人，但又不能不表示态度，说：“我已经告诉阎院长，让他回到广州之后，大家商量商量。”接着又补充道：“我们自己人可以无话不谈，内中是有困难，西藏打出的是反共旗子，咳啊，这就很难，反共嘛，这一点倒和我们相同，因此一开始就难说话。我在台湾时，七月份有一天得到报告，说拉萨电报不通，大家还以为天气变化什么的影响，后来才知道出了乱子。”他只有摇头的份儿，掩饰他的困窘。
川康执政者有意无意地表示态度，刘文辉道：“反共是一回事，领土又是一回事。总不能够因为反共，把我中央政府派去的官员全部驱逐出境，简直当犯人看待。如果西藏真是反共，大可以要求中央派兵入藏，或者在地方上加强武力防卫，像这种由印度人出面的‘反共’，教人看了实在不成话！”
邓锡侯也苦笑道：“话要说回来了，这里也有人到西藏做过买卖，告诉我西藏的上层实在古怪。达赖喇嘛地位够高，可是实权却操在他周围几十噶厦手上。有好几个达赖喇嘛都在年轻时突然死去，据说就是这帮噶厦在作怪。”
刘文辉插嘴道：“噶厦之中也有好的，不能一概而论，在西康对西藏的情形稍为明白些，这次政变人人可以下断语：这决不是西藏人的意思，我政府如不抨击，恐怕——”
蒋介石越听越难堪，打了个呵欠道：“政府一定会有对策，只是在反共的大前提下，我们要沉着才是。”十名川康高级官员闻言一怔，知道蒋介石不以西藏的剧变感到可耻，相反却为西方的“反共”窃喜，都感愤懑，无法明说，但通过这一事件，更看清了国民党的没有前途。
“我回去了，”蒋介石忙不迭起立道：“多谢列位招待。今后反共形势即将好转，但无论如何有待于西南各省的大力支持。卢汉主席这一次到重庆来，证明反共逆势将可好转，再加上川康几省在人力物力上的支持，而且三次大战就要来，明年我们一定能在南京过双十节。”他弦外有音：“共党是不能成事的，如果共党到得西南，那你们都将被斩尽杀绝！”
回到黄山以后，蒋介石把蒋经国、陶希圣等人找来，说是成都之行将告一段落，要发表一篇文告，陶希圣忙掏出纸笔，准备纪录要点，听蒋介石断断续续盼咐道：“‘抗战必胜，建国必成’，是我们抗战时期的口号，现在我想换八个字，叫做‘剿共必成，戡乱必定’，来让川康各县安安心。同时文告中必须交代一个问题，那是在抗战胜利时。我曾经答应尽先建设四川，作为川省支持抗战时的一点意思，事实上我们来不及做，反而要他们支持戡乱，因此这一点必须说明，一切由中共负责！如果不是中共兴兵作乱，建设四川毫无问题。”
“还有，”蒋介石道：“强调天时地利，指出共党绝无入川可能；而人和呢？就要求川人在张群长官领导之下团结起来，打倒共党，本党为川人戡乱，川人支持本党出钱出力，这是件好事情，千万要他们不要怕。可是文中千万不要提到什么地方和平运动，也下要提到川省主席王陵基，这个人人缘太差，我想换人了，这个也不必提。”蒋介石不断沉吟，最后说：“明天扩大会议上，希望向传义多说几句话，要说得有力，侍从室派个人同他弄弄演讲稿吧！”
“诸位！”第二天川省参议会议长向传义当真在会上大声疾呼道：“自从中央政府的事务中心自穗迁渝以后，川中的军政措施，大抵是围绕在守备与应变上；最近由于秦陇战火炽烈，川北告警，因此四川也在备战中了！
“蒋总裁这次来川，除了召见川省主席王陵基、西康主席刘文辉、西南长官公署副长官邓锡侯和王缵绪、黄季陆等诸位之外，胡宗南、马鸿逵也自西北前方飞川晋谒，各位都可以看到，西南的军政和财经，与今后西南西北各省的联系与配合，在蒋总裁亲自督促策划之下，已经获得了一个新的开展。四川新防务已在重庆会议上部署成功了，划广元、剑阁、昭化等川北二十三县迄绵阳为止，为胡宗南的川陕甘绥靖区；大竹、达县三个专员行政区为孙震的绥靖区；酉阳、秀山、彭水各区为宋希潦的绥靖区；沪县、宜宾两区为七十二军郭汝槐的绥靖区；黄逸民与罗广文两部仍担任原防，一个支持川北、陇南，一个警戒川东。蒋总裁认为只要有四川，抗战都可以撑下来，现在对付这批乱党，更没得问题了。”
向传义硬着头皮说下去道：“这几天，中央正在着手解决本省的实际问题。因为既要备战又要应变，就需要粮源和兵力，九月五日召开的省参议会，就是为应急而开的。这次大会的使命，是复议四川省府交议的四大议案：第一是恢复中央配给川省本年度田赋征借原配额；第二是解决扩充川省保安团的经费问题开征自卫特捐；第三是如何弥补省财政赤字；第四是解决过境国军的副食、马料差价。”
在众人愁眉苦脸、龇牙咧嘴的情形下，向传义道：“原来中央配给川省今年度的田赋征借数字是四百五十万石，上次参议会第八次大会打了个折扣，只通过了两百八十万石。现在战事紧迫，据统计现驻川中国军部队，将来可能增加到一百万到一百二十万人。军需供应急如星火，中央的配定数字，是再也不能少的了。地方保安团队由规有的十一个扩大到二十个，也在上次大会中遭到否决，现在为了捍卫地方，也是不能再犹豫下去的了。”
见台下人们大多交头接耳，窃窃私议，反应不佳，向传义十分尴尬。只见他嘶喊着嗓子道：“省府提出出钱出力的要求，在保乡、保土、保川、保国的原则下，参议会已经通过了，只有云南的参议会无法合作，四川的参议会是支持戡乱的，”他昏头昏脑、信口开河道：“取之有道，用得其宜，纵使肝脑涂地，苦撑艰巨，也是在所不惜！”向传义见无人鼓掌，暗自叹气，又吹了一阵“剿共必成、戡乱必定”，最后说：“蒋总裁为国辛劳，大家目击；蒋经国先生也辛苦了。在参议会开会前夕，他在王陵基、刘文辉诸位先生和兄弟陪同下自渝来蓉，向各方拜会，欢宴大会中他对四川局势曾经发表过乐观的演说，认为四川东面有夔门之险，北面有秦岭保障，物产丰富，人力众多，人事上各方合作弥坚，堪称地利人和，足以担当反共基地，——”接着向传义宣布了一连串的“捷报”，例如空军出击大榭岛，炸死了多少多少“共军”，毁了多少多少“弹药”，例如宁夏守军“击退共军”；例如汤恩伯自台北回到厦门，“人心大定”；例如粤省“共军将图进攻，周内我方将主动发起围歼”等等，人们却知道舟山群岛处境堪虞，西北一败涂地，厦门情形危急，中共即将入粤等等相反消息，人人毫无表情。
向传义一身大汗，以为总算把这件差使交代过了，当下一个鞠躬，准备就坐，不料有个参议员大声问道：“请问会长，方今拉萨驱逐我政府官员出境，形同叛乱！苟言‘反共’，西藏根本连共产党的影子都没有，反啥子共？印度的态度更是十分明显，简直欺人太甚，此所谓是可忍孰不可忍，兄弟提议用大会名义发表通电，谴责印度，指责西方，保我领土，发扬正义！兄弟以为这个至少同反共一样重要！”只听见台下掌声如雷，向传义目瞪口呆，答又不是，不答也不是，呆若木鸡，静待命令行事。
陶希圣看在眼里，堆下一脸笑来，走向台上，鞠躬为礼，一脸笑道：“今天兄弟很荣幸，能参加这个大会。老古话说：‘天下未乱蜀先乱，天下已定蜀未定’，说明以前的四川是这样难搞的。可是这几天我们在四川作客，亲眼目睹川人对政府的支持，教人感动得没有话说。蒋总裁更是高兴，昨天在路上说，从今以后，那句老古话要改一改了，叫做‘天下已乱蜀未乱，天下未定蜀已定’。今天的局势，不正是这两句话的注解么？大陆危急，遍地烽烟，只有四川安如泰山。支持戡乱！”陶希圣恭维一阵之后，侧面答复道：“至于西藏问题，蒋总裁已经考虑很久，认为兹事体大，不宜过早张扬，倒不妨看看他们下一步是怎样走法。所以刚才有人建议发表通电，揭发阴谋，发扬正气，这都是应有之举，不过中央既然还在考虑，我看不如再稍为等待几天再说。反正拉萨政变发生在七月八日，今天已经是九月下旬了，再等几天，也无不可。”说罢归坐。
回去以后，蒋介石对川省参议会仍感不能放心，愤愤然形诸于色。黄山斜阳，江水如带，蒋介石无心欣赏，一再询问有无异动。曹圣芬道：“刚才吃饭时，有一个参议员对川西空军甚表不满，他说民国三十三年美国人在川西建设Ｂ－２９型重轰炸机基地，一口气在邛崃、新津、广汉等地搞了十几个，好大的面积！动员几十万民工，把田废了，挖得丈把深，填满了石块水泥。可是胜利以来，这种地皮毫无用处，眼巴巴看我川民农作物收获量大减，中央一点也不动脑筋，他说是川民恨透了！又说当年Ｂ－２９基地根本用不着这样搞法，美国人分明把中国人当蚂蚁使用，苦够了川民！”
陶希圣诧道：“倒没听说当年筑机场，除了挖泥土，还有什么办法。”
坐在一旁的曹圣芬不由一怔，战战兢兢地扭头望了望蒋介石，见“总裁”皱眉不语，才慢慢说道：“据这个参议员说，当年是有两种办法，一种是动员几十万民工硬干，一种是敷钢板代替，工程就小得多。可是一来我们没有钢，二来美国嫌麻烦，于是总工程处长曾养甫便选择了前者。那参议员好大的愤慨呵！他说川人在这个大冤枉的大工程中，男女老幼死人无算！他们有的举家搬到工地，有的放下锄头逼上工地，表面上有公家发给粮食，其实上下交征利，害得出力的还要出钱。而且很多女工在机场给美国兵强奸，男工去救还给打死。就这么着，一方面川民放弃了农耕，另方面又糟踏了农田，总而言之川民受害之大，无以言喻！”
蒋介石有气道：“这些老账还提它作甚？”
曹圣芬一听这句话，心弦顿时放松，说道：“是啊，我也同他说啦。我说我们一切从头做起，打走共产党，一切有商量。但他却又搬出一番道理来，反而指我们不对。”
蒋介石以拳击掌道：“这厮太无理。”但他想明白川省上层分子对他的态度，便问：“他又说些什么？”
曹圣芬叹口气道：“他指政府在川西美国空军基地这件事情上，除了劳师动众，毫无必要，充分表示了本党对美国过份依顺之外，还有好几件事情太不好。首先是偷工减料，好几个工程处的工程都出毛病，譬如挖一丈深只挖五尺，于是飞机一上跑道，没起得来便陷在跑道上，有的爆炸，有的起火，要知道这种飞机的载重量有八十吨，一出毛病就束手无策。”
蒋介石顿脚道：“不是枪毙过几个人吗？”
曹圣芬道：“这个参议员也提到了这一点，不过他认为这是我们做给人家看的，真正的问题没有解决。还有，他说我们的作风并没有改变，再这样下去，是打不过共产党的。他举的例子是邛崃机场，说邛崃基地还没开工，东京就广播机场的跑道方向、长度、油塔，一点不错。工程处吓坏了，马上改，可是没几天东京又广播新的跑道设备了。后来查出供给情报的不是别人，正是本党派在机场上的一个负责人，在他卧室地板下找到了小型无线电收发报机。那个参议员说，本党官员对美国、对日本一直都表现了难以解释、无法容忍的做法，因此他说他很坦白地表示：本党前途不能乐观了。”
不论新账旧账，川民对国民党表现了难以容忍的厌恶；蒋介石听在耳里，恨在心里，难堪极了。云南的省参议会已经解散，数百人锒铛入狱；但四川的省参议会略为缓和，大规模公开抓人绝不允许，为的是各地已变成即将爆炸的火药桶，蒋介石再傻也不敢在四川划点火柴，自己弄糟了倚畀甚殷的“反共大基地”。他正等待美国能不能出现一个新的“援华计划”，并且正在宋美龄主持之下展开了猛烈的“中国游说团”攻势，希望有所挽回。十月初郑介民奉命赴美协助，成日价奔走于美国权贵之门，那一天拜访卸任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希望他在“援华”问题上加一把劲。
“郑先生，”司徒神色憔悴，会见郑介民道：“你是搞特工的，从今以后，中华民国的特工活动尽管可以同美国合并，但国民党的政治生命，我越来越觉得寒心。”
郑介民一身大汗，央求地说：“特工会议将召开，中美反共合作今后将更密切，但我们着急的不是这个，而是美国公开的对华政策。如果美国态度不明朗，特工活动再厉害也毫无用处，这一点司徒大使比我更明白。”
司徒叹道：“话是这样说。能不能有所挽回，就得看我们的努力有没有成绩了。”他长长地叹了口气：“老实告诉你，昨天国务院召开了一次远东问题专家们的会议。到会的人来自各个不同的部门。在这次会议上，先由好几位与远东事务政策有关——特别是与中国问题有关的官员报告了一些事实。我非常抱歉地告诉你，他们之中大都认为国民政府在事实上已经寿终正寝，因此也有不少人主张承认中共上台。虽然这承认有它的目的，但还是展开了激烈的辩论。——你别着急，这问题不可能迅速解决亡。”
郑介民忧戚地说：“那么这是否已经说明贵国政府的援华政策的前景非常恶劣？”
司徒叹道：“说它有利蒋先生当然不可能，说它马上要赶走蒋先生也不见得。会上有人谈到了西藏问题，我们是欢迎西藏脱离中国的，这不但是因为你们已经鞭长莫及，而且在事实上已给驱逐出来，最主要的是：我们不许可共产党能掌握偌大一个中国，这对西方是万分不利的。在这情况下，蒋先生对拉萨事件没有发表抨击，这一点很好，可以继续保持这种态度。”
郑介民万分倩急地问：“我一定报告回去，请政府对拉萨事件干脆不发表意见，以免使西方为难。”他问：“国务院那次会议的一般情形，大使可以见告么？”
司徒雷登道：“昨天是吉塞普做主席，你当然认识他的，他曾经做过‘巡回大使’，到过中国。他反共反蒋，但如果共产党能为美国所用的话，乘它立足未定，先承认了，然后俘虏过来，这比蒋介石强他当场提议承认中共政权问题，并且主张予以援助，可怜反对的人倒是少数，但结论还是先看一看再说。”
郑介民倒抽一口冷气，问：“大使的观感如何？”
司徒叹道：“那几次会我都参加了，我所听到的和看到的，使我非常失望和困惑。不管国民党政府有多少弱点和短处，那个政府究竟是受美国民主思想鼓舞而诞生的、长成的。这许多年来，你们的政府在重重围攻之中，特别是在中共的攻击之中，你们而且不断受到外来的外交压力和武装侵略，特别是日本的压迫。你们一直没有好好地进行过建设，各种内在的和外来的原因也使你们不可能进行建设，你们在国共内战中真的败下阵来，美国的援助一点也没有用，这使我们痛心疾首。我现在所看到的情形是：除非有奇迹，你们要想再受到美国的大力帮助，恐怕这个可能性是不会太多的。”
郑介民几乎连身体都动弹不得，边抹汗边问：“据大使看来，有没有挽回余地？”
司徒道：“这要看奇迹，这情形像一个垂危的病人，等待某种特效药一样。”
郑介民道：“是不是指三次世界大战？”
司徒笑而不言，却反问：“据昆明的消息，你们在表面上似乎胜利了，事实上中共已掌握了昆明大多数的地区以及全部人心，我们的人都想撤退了，他们认为说不定中共明天就到，有显著迹象说明云南人在等候中共，而使国民党政府在昆明所串演的角色，有如一个小丑。”他叹道：“对不起，我用的是原文。”
郑介民双手是汗，再问：“三次大战可以想办法先打起来，兹事体大，大使可曾研究过？”
深沉的司徒雷登苦笑道：“将军，我该告诉你，我已经正在申请退休，我老了，我在中国几乎一辈子，如今却得到了这么个结局，你可以想象我的情绪。”
蒋介石当然顾不得猜测美国人的情绪，他要求的是更多的武器与美元，一天到晚专电宋美龄等人，环绕着这个问题打转。此外，蒋介石一方面密切注视滇局发展，一方面为北平的政治协商会议而战栗：一个崭新的中国即将成立！
“阿爸，”那一日蒋经国报告道：“北平的政协已经第七天，好多好多人已经发言，其中不少是知名之士，实在对我们不利；特别我们对西藏问题还没表示态度，他们可在那里大声疾呼，给大家一比较，便有点不妥。他们不但为西藏问题发言，连台湾问题都提出来了。”
蒋介石冷冷地问：“谁在发言？”
蒋经国道：“高山族代表谈到了台湾问题，要点是说驱逐美国出台湾去！西藏问题由他们的少数民族代表天宝发言，措辞十分激烈。”
蒋介石想起了郑介民的报告，心中一动，忙说：“我要听听，我要听听。”
“天宝这样说的，”蒋经国取来档卷，念道：“我希望大会迅速地通过这个文件，并且赶快把它传播到我们藏族的广大人民中去！
“现在英、美帝国主义者正在利用尼赫鲁进一步地阴谋侵略我国的西藏，企图把我们藏族同胞沦为他们的奴隶牛马。我们要警告这些帝国主义强盗们，你们如果敢与四万万七千万中国各族人民为敌，你们就一定会在伟大的中国人民力量面前受到应得的惩罚！
“西藏人民的真正自由解放，只有在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下，只有在朱总司令指挥的人民解放军的帮助下，也只有在中国各族人民共同亲密团结的条件下才能实现！我们青海、甘肃的藏族兄弟姊妹们已经获得解放了，整个藏族人民也一定会在不久的将来获得解放！
“藏族同胞们！大家赶快起来配合人民解放军驱逐帝国主义和它的走狗们！在毛泽东的旗帜下努力奋斗，求得我们藏族人民的彻底翻身！”
“是这样，”蒋介石沉吟道：“他们已经好几次表示过态度了。”他往沙发上一躺，叹道：“反正是这回事了，由它去罢，我们暂时不说话。
正是：民心向背定乾坤，历史车轮永向前。
欲知后事如何，请看下回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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