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接上回。话说蒋介石草山打转，大叹五更，感到广州这一仗不知道怎样应付才好。想阻挡广东人民对中共解放军的里应外合几乎不可能，而李宗仁的狼狈逃亡也是他所希望的，但广州失却之后的局势演变趋势，却使他不断打寒噤。 　　辗转不寐的蒋介石披衣起床，十月草山夜凉如水，月挂帘钩，使他有凄然之感。他要侍卫官搬东搬西，在“机密”卷宗之中找到了广州守军的番号，略一翻阅，觉得还可一战；再看二遍，不禁暗叫苦也！列位，原来守穗蒋军有三种部队，第一类是蒋嫡系。计有刘安琪兵团的四个军，内中三十九军程鹏部已沿粤汉铁路北移清泉；五十军赵琳部在高雷区待命；此外三十二军和二十军更见残缺，部分驻地市区。 　　胡琏兵团包括第十军和十八军。 　　唐化南兵团其实只有一个军。 　　方天兵团有二十三军、七十军两个番号，再加一些保安队。 　　国防部直属第二独立团也在穗郊。此外还有一部交警总队。 　　上述部队之中，刘安琪兵团系由青岛南撤，曾在海南岛整补过一次，装备较好。可是士兵多数是山东、山西老乡，在广东大都水土不服，人情地理更是多不熟习，作战力不可能很强。胡琏兵团两个军一部分已去福建，大都在东韩两江，是残兵。他们一度要求调台整编，但遭陈诚拒绝。 　　陈诚、胡琏旧部唐化南兵团驻穗郊，实力甚差，方天兵团是从江西溃退下来的残兵作战力十分薄弱。其中廿三军全系新编新兵，原属第三编练处沈发藻；七月中旬因抢军械与江西保安队自己干了一场，作为全军精华的军士大队几乎损失殆尽。整个兵团早已七零八落，人数极少，正由潮汕增防广州，但这种部队怎能打仗，蒋介石频频摇头。 　　“国防部第二独立团”该是蒋介石的“得意杰作”，因为它是美式配备的特种组织部队；可是两年来在四邑“剿共”的结果，给对方粤中纵队也打得残缺不全。 　　“交警总队”原是战时戴笠军统局的特务部队，军纪之坏，高人一等；作战力之低，也低人一等，一向分驻粤汉铁路线，抱住这个“肥缺”不放，仗没法打得，人数又少，蒋介石不禁叹气。 　　再看余汉谋的有关部队，蒋介石眼睛一亮，报告上写得明白张光琼六十二军驻南路湛江、徐闻一带，包括一五一师罗懋勋部、一五三师余柏泉部、六十七师陈雨田部三个师。 　　刘栋材六十三军自粤北南撤，包括一五二师梁树珊部、三十九师李荣梧部、以及一六三师三个师。 　　邓春华的一○九军驻惠阳、增城、河源、新丰、龙川一带，包括一五四师温淑海部，一六九师葛先材部，以及驻在潮汕的三二一师喻英奇部。 　　容有略六十四军驻在海南岛，蒋介石计划把它调到广州，它包括一五六师张志岳部、一五九师倪鼎垣部，一三一师张其中部，此外还有一个琼崖警备旅。 　　蒋介石转念一想，如果把海南驻军调往广州，谁去应付冯白驹的琼崖游击纵队？不禁叹息。而这些部队所以说与余汉谋有关，只是指人事而言，并且又带点地方色彩。其中六二、六三、六四都是在天津和碾庄一带给解放军打光了的，回广东时多数只剩官兵几百名，而且官多于兵，徒有番号。迨宋子文下台，广东的一部份保安团便给拿去补充，作为骨干；另一部份给薛岳编了五个保安师。因此与余汉谋有关的几个师每师最多三千人，其中起义者有之，逃亡者有之，屡次补充无济于事，战斗力及装备之糟，糟到极点。 　　第三部份是薛岳的保安部队，一共有五个师，由梁汉明、方日英、黄保德、邓志方、薛叔达分任师长。保三师驻惠阳附近，保一师驻新、鹤一带，保五师在“粤桂边区剿共总司令部”张瑞贵辖区之内，以湛江为中心，保四师驻西江，保二师在移动增援广州途中。 　　这五个保安师，是以宋子文时期十五个保安团和五个独立营为基础改编而成的，当时每团人数最少只得五六百名，最多也不过一千二三百名，每师了不起有三千人便碰了顶。而在装备、素质、给养方面，比与余汉谋有关的部队更不如。蒋介石一见这番阵容，只能一个劲儿地摇头。 　　当然，蒋介石并不是为守不住广州而摇头，但这着棋的溃败，显然将影响到全局、并使全局不可收拾的日子提早来到，蒋介石不是不知道，但他毫无办法了。 　　蒋介石在三小时后醒来，吃罢早餐，儿子便来说道：“广州有人来，说这一阵可能有变。”蒋介石忙问是否又是李宗仁在支使？蒋经国道：“这件事情与李无关。来人说：如果有变化，那是中央部队与地方部队的问题。他们说我们喊出‘保卫广东’的口号，却存心要广东军人摔跤。如果真要保卫广东，那么中央部队如刘安琪、方天、胡琏等都是不战而撤，到今天已在计划确保通海之路，以便随时下海上船逃到台湾去了。因此广东军人都在吵什么‘条气唔顺’，说要造反。他们又说，广州绝对守不住，而薛岳、余汉谋这批人也无路可走了。西南、台湾没有他们的份，整个形势对他们部队离心的影响太大。还有，长沙、绥远、新疆好几个例子，也非常可能使广东军人突然有所变化起来。” 　　蒋介石信手打开收音机，随口冷冷地说：“我知道了，只要把破坏工作准备充分，其他的一概不管！” 　　收音机里忽地播出吴稚晖一口含糊不清的无锡官话道：“现在我要说话，我有两句话：第一句大家齐心把苏联斯大林弄死，世界马上和平。如果大家都不肯，那么将来有一个结果，将来美国的原子弹，就可一个一个都不爆炸，因为现在美国国务院就是苏联的第五纵队，将来大家都要受他控制，那么，美国的原子弹就不爆炸了。苏联的原子弹恐怕把中国丢掉之后，第一个原子弹就在日本麦克阿瑟的司令部出来，第二个原子弹就在伦敦的唐宁街的房子里出来，第三个原子弹在从前珍珠港附近檀香山轰掉了，第四个原子弹——” 　　蒋介石正有气，厌烦道：“这位先生到底在说什么！” 　　那吴稚晖含糊的声音在说下去道：“第四个原子弹在纽约爆炸以后，你看斯大林就骑了一匹白马，在纽约自由神广场上，自己骑在马上，把他那个斧头镰刀的红旗一扬，统一地球了。” 　　蒋介石厌烦地把收音机关上，叹道：“无论怎样反共，无论怎样刺激美国，总不能把演说说得这样稀里糊涂，以后要电台注意，这种说法没有好处！” 　　蒋经国道：“阿爸之言甚是，无奈吴稚老太老了，他一向又古怪惯的，由他去罢，否则又有人会造我们的谣，说我们瞧不起元老。” 　　蒋介石忙说：“你不提我也忘了，像于右任他们，千万要想办法请到台湾来，已经来了台湾的也得好生招待，不可怠慢。”接着又说：“广州怎么样了，如有消息，赶快报来，我该去看看今天有什么重要公事。” 　　列位，这时光在国民党“保卫广东”口号下的广州，已经是一片慌乱，万木“有”声待雨来了。口口声声要在湘中决战的白崇禧也逃回桂林老巢，不但一个月前大吹大擂的“捷音”已无音讯，连李宗仁倚为长城的桂系部队也纷纷沿湘桂路撤个干净。远在台湾的蒋介石固然“爱莫能助”，盘据广州的李宗仁等人更是心胆俱寒。曲江、英德既失，广州无险可守，金融风暴便照例突然降临，国民党对居民展开了最后一次的搜刮。银元券与大洋辅币券此刻都受到了严重的考验。平时银元券与大洋票对银元市价差额不大，但曲江既失，银元券信用便直线下泻，从每元值港币三元一角上下暴跌到一元五角。一两天之内身价贬低一倍。于是市场拒用银元券，港币成为争夺对象；中央银行门前求兑银元者人群如潮，践踏伤人，打架流血，无日无之。 　　国民党于是使用了吓与骗的手法应付，十月八日晚在市府召集各有关机关及工商团体代表举行紧急会议，以严刑峻法作幌子，规定全市商号自十四日起将全部标价改用银元券本位，不得收受港纸；同时取缔金融性的炒卖，扫荡以此为生的“剃刀门楣”街头找换摊。而中央银行更趁人心慌乱、局势垂危之际，委托十三行的银号出面，以低价吸收银元券。银元券初上市时每元值港币四元以上，此刻只用港币一元五角到一元八角便可收回。可是银元券纳回库之后，兑出银元市价也值二元四角，经手人大赚其钱。因此中央银行门市兑现工作自然而然慢了下来，居民只有眼巴巴看着一箱箱银元自银行仓库搬到汽车上开走。 　　在金融的骚乱之外，政治上的糟乱更见滑稽。十月七日大德路“海军联谊社”中，聚集了一批游手好闲的国大代、立法委、监委、省市参议员，以及国民党、民社党、青年党等等所谓代表，共同商讨“保卫华南”方策，乱糟糟一顿喊叫之外，居然还通过了几项“决议”，其中一项要当局立刻“反攻曲江”，但这批人回到家里以后，第一件事便是打点还未疏散的家当，打发还未离穗的家人，忙得人仰马翻，谁也管不到“当局”是否遵照“民意”去“反攻曲江”了。 　　但官儿们的双簧继续在唱，十月八日晨，广州绥靖公署召开了一个保卫广东紧急会议，余汉谋、薛岳、邹鲁、马超俊、谢玉裁、高信等人一齐重申“死守”决心，同时各机关的逃亡却在加紧进行。国民党中央机构经两个月来不断疏散，所剩无几；而行政院所包二十架飞机更是阵容浩荡，自九日起自穗飞渝，预定来回四十次，俾将中央机构送到渝蓉两地。 　　绥靖公署的准备是留下两艘泊在黄埔的军舰，俾便随时开溜。省政府已派人去海口布置一切，准备随时搬往海南岛。而省府有个名叫韩汉英的海口人便被派前往打先锋，而省府会议还特别下令给它的留用人员，要他们把行李搬到省府去住，并且要减少到最低限度。广州市政府无路可逃，而且正赶上新官上任，乱成一团。在欧阳驹任内已作了逃亡准备，李扬敬临危登位，接也不好、不接也不好，大叫‘顶硬上”，内心惶恐极了。 　　在这种情形之下，老百姓最苦。他们别说没钱，有钱的人也无逃亡必要，可是生活不宁，治安乱糟，再加上游勇散兵乃至“正规”之军的劫掠胡来，真是食不知味，夜不安枕。十月八日那天，市郊黄埔遭到数百名散兵抢劫，商民损失惨重。这次打劫从早上八点开始闹到下午二时，广州卫戍总司令部和广州市警察局竟在快抢光时才去捉贼，也抓到了百多名散兵，其处分十分新鲜，竟是强迫重新入伍，加以“编训”。 　　再到广州东西两个火车站一看，麋集在站上的难民触目皆是。他们之中不乏文武官员的眷属，也有一些买卖人。他们连自己都不知道为什么要逃难，稀里糊涂来了，来了之后又如何，谁都没法预料。粤汉路南段各站疏散员工及其眷属，一批一批撤下来，但任何一个地方都没法安置，便只好露宿站外。各地疏散下来的伤兵、难民、散兵、学生莫名其妙被集中一堆，他们首先是奉命不得在共军地区停留，但一声疏散，竟也无处立脚。 　　车站简直是地狱情景，伤心惨目，有不少人像大梦初醒似的扭头回去，但交通已断，进退不得，流亡异乡，生死莫卜，大呼不值。车站上除了人，更多的是贴有“省府”、“绥署”、“市府”封条的公文档案与私人行李，这是“难官”之物，可以上得火车，“难民”的东西便难说了，弄不好连人带行李一齐跌下车来，或者人与行李分了家，种种由国民党制造的惨状，不一而足。 　　逃者自逃，刮者自刮，这是李宗仁在广州的“最后德政”。财政部在这当儿以华南军情紧急为理由，下令将广州国税局的全部收入拨交广州绥靖公署作军费，利用武力作最后抽筋吸髓的努力。这种税本是近代国家的文明税，但在国民党手中，竟由军事机关出面催征，说得上是开世界直接税征收史的新纪录。 　　原来广州国税局本年下半年开征的直接税合港币达九百万元，命令由各行商会自行分摊负担。 　　广州各行商号本来已在极度萧条之中，再加上强抢强赊，对这笔巨额负担如何担负得起？于是抗缴之声四起。绥靖公署眼见肥肉到不了口，哇哇大叫，也顾不得情况逆转，由余汉谋亲自出马，召集各行商会负责人迫令限期缴清，否则封店捉人，这使广州商民更加迫切地盼望解放军早日来到。 　　蒋介石成天不闻好消息，听来听去，看来看去，没有一件值得高兴的。那一日俞济时来说了个白崇禧的笑话，才使他破颜一笑。 　　原来白祟禧为了排除异已，把前任广西省民政厅长陈良佐夫妇扣了，软禁在梧州广西银行里。这项命令由梧州区行政督察专员冯璜执行。当时陈住在广西银行，奉命来抓人的营长要带陈去“专署优待”，他死也不肯走，最后就来了个“原地监视”，罪名是“煽动会议，动摇民心，言行偏激，妨碍戡乱”，那公文由李品仙、黄旭初签署，开头写的则是“奉长官白谕”。那陈良佐做过厅长，门口的士兵不敢进入他的卧房；同时他常到其他房里打牌，监视兵也不便跟他胡逛，而且陈脚微跛，士兵们认为他就是想逃，也逃不了几步路，这就使他决心逃亡。事发前半月陈良佐已有准备，常常有一些留胡须的朋友去看他，脚痛已愈，但向友人诉苦说脚痛的更厉害，非打牌不足以减轻他的痛苦，而在外表上他走路时比平时更见颠跛。 　　九月廿七日早晨，陈妻对亲友说：“厅长昨晚咳了一晚，医生说是支气管炎，请大家别找他说话。”她便放下蚊帐，床前摆着他的拖鞋，当眼处挂着他的拐杖，这拐杖是他平时走路绝不能少的帮手。他的孙儿和邻家孩子照常在他房前大厅玩耍，他太太更是不离半步，他的女儿照常去看他。直到下午三点多钟，有三个男子去看他，由陈妻招呼入房，三人中有一个穿黑胶绸、留胡须戴通帽与黑眼镜，后来三人离去时，穿黑胶绸的在后，前面两人把监视兵的视线挡住了，三人还同陈妻鞠躬告辞，陈良佐化装跑了。 　　到第二天，他太太照样到银行去，在他床前放拖鞋，下蚊帐，床上也照样睡了一个人，衣架上还挂着他的拐杖，孩子们一样玩耍，亲友们如常探访，还见他太太倒痰盂时还捏住个鼻子，看守的人还没发觉。第二天下午他太太不来了，但他的女儿和一个同学还照常来，这时候连他的妻子都已离开梧州了，那当儿床上还是躺着一个人，用布裹头，盖着毯子，面向内，连进房冲开水的人都没发觉床上是个女孩子而不是陈良佐了。 　　第三天，孩子们同亲友一样来，房里和厅里一样热闹，床前和衣架上的陈设依伯，独不见了他的太太，来访者问到他们的女儿，知道陈太太也在闹病了，但早晚饭莱照样送来。入夜大家休息，换班睡在他床下的女学生等人也走了出来，房中寂静无声，丘八们照旧换班看守，直到第四天早上还没有见一个人来，冲开水的人进去一看，连魂都吓出了窍。 　　在白崇禧笑话之后，是蒋介石深沉的悲哀和无以形容的烦躁：广州危在旦夕了。 　　十一日的消息告诉他：解放曲江的共军已沿粤汉线向南急进，九日下午四时又解放英德县城，歼灭守军一个营，正在向南方穷追猛打。 　　特别是翁源县城的解放，竟是当地游击队的杰作，使蒋大感寒心。 　　再看粤汉路，由广州以北一三○公里铁路之连江口北上，直到汉口，已经完全解放。这一条长达一千一百零六公里的南北交通动脉，在蒋介石手里的只剩下一百三十公里，而且实际通车的只有从广州到源潭站的八十二公里。 　　再看湘桂铁路，解放衡阳的第四野战军正沿湘桂铁路和湘桂公路急速推进，前锋部队已到达召邵零陵间，其目的当系捕捉白崇禧的主力作决战，以图消灭之而直取佳林东北百公里处的全县，威胁桂林。同时解放宜章的大军向西推进，并已到达桂林以东二五○公里的道县和江华县，这两处都在湖南西南部的湘桂边境，毋疑将直指桂林以东的灌阳县而威胁桂林。此外解放韶关的刘伯承部第十五军配合游击队，也已同时由曲江向西进攻乳源县，其目的当是越乳源而向连县，再从连山进入广西东部之贺县、钟山，以截断桂林通往柳州的交通。 　　也就是说，李宗仁的老家也快保不住了，蒋介石的心情仍然是这样矛盾：一方面感到快意，同时又为面子问题心绪不宁。 　　十一日夜间的消息更糟，解放大军离广州只有四十公里了，一个纵队绕过清远沿粤汉铁路以最高速度向广州疾进，而自汕头撤退的部队，一半已到达广州待命。 　　“叫俄们回台湾来！”蒋介石急道：“广州之战是没法打的，叫他们回来。” 　　顾祝同道：“刚才大家谈战局，看迹象他们此刻的目的倒不是直下广州，而是追击白崇禧的部队。看他们在拿到粤汉路英德以北全段之后，却在今天继续西进，不如我们所预料的南下。看他们由铁路分兵三路西进，分明想吃掉李宗仁的本钱。” 　　蒋介石惨然一笑：“有什么新消息？” 　　顾祝同道：“第一路先头部队已到零陵近郊；第二路由郴县和宜章出击，已拿下江华和道县，距广西边境只有三十公里，灌阳说不定已经完了；第三路陈赓部还配有游击队，由曲江进发，拿下了乳源拿连县，连县距广西境只有二十公里。” 　　蒋经国这时光皱着眉头入室，蒋介石忙问道：“什么地方？” 　　蒋经国道：“邵阳，邵阳已经失了。黄杰部队已撤到邵阳三十公里的隆回。这部份共军，据说在两天前已由新化南下永丰推进直下邵阳了。邵阳西南的武冈城也已失却，新宁、东安也不过是这一两天的事，这样一来，白崇禧连后退的路都断了；同时他们还可以沿铁路向桂林进攻，配合进攻零陵的部队展开夹击攻势。” 　　蒋介石怔怔地望着窗外乌云。 　　但蒋介石比李宗仁要安全得多，十三日清晨李宗仁在炮声中飞奔机场时，解放军离广州只有三公里了。李宗仁等人在飞往重庆时，耳朵里塞满的不是马达的轰鸣，而是对方千军万马之声，是广州居民欢呼迎接之声，此外还夹杂着白宫的讥笑声：“蒋介石不行，你李宗仁的广西军呢？” 　　李宗仁垂头丧气到得重庆，惦念着桂系部队的“安全撤退”，广州如何，想都不想了。 　　但广州人民是永远记得的。国民党守城部队在十四日晚上全部逃亡，行前还作了残酷的破坏，十三日下午一时二十分开始破坏白云、天河两机场，三点四十五分且以大量黄色炸药爆炸横跨珠江的海珠桥。事前一点通知也没有发，轰然巨声后，两架满载搭客的五号公共汽车惨遭抛落河中生葬，附近河中船艇炸沉无数，海珠桥四周铺屋被震塌几十间。全市居民在悲愤之中进行抢救，各医院救护车纷纷开到，当场统计死伤在千人以上。而败军逃亡时的抢掠更使人切齿痛恨，因此渴望解放军入城之心更切。 　　勇猛南进的解放军，终于在十四日下午六时卅分，自北郊攻入羊城市区了，他们在夹道欢呼“解放军万岁”声中，分由广九、登峰路、沙河三路入城，市面立刻恢复正常，民众一见面便赞叹纪律严明，都挤在路边看大军入城，都要瞻仰一下解放军的英姿，慰问一下自己辛劳的子弟兵。 　　五星红旗立刻飘扬在市面，造旗商店忙个不停，利市百倍，电台上播送着音乐。自卫团负起了防卫责任，在各街道守候不流血解放的来临，沙面的外国人以错综复杂的心情看着真正觉醒了的中国人民在他们面前昂首疾进。 　　经过破坏后的广州很快可以一新面貌，经过解放后的广州到处是欢呼与口号，与黯淡的重庆形成强烈对照。 　　李宗仁也决定在十五日恢复他的流亡政权，但破败的山城使他不欢。当年日本投降时山城鞭炮不绝，官员们分头离渝接收，希望再也不回重庆来，但如今又以颓丧心情重临斯土了。而且还有好几百个官员没法离开广州，其中少数打算步行逃亡，更多的决心等待解放。因为他们已经不再为谣言所蒙蔽，他们明白了共产党的政策。 　　到达重庆的李宗仁一行哭笑不得，从机场到城区要花好几小时，路面狭隘，泥泞难行，抛锚的汽车搁了一路。同时因为“九·二”大火的关系，全城房屋被焚八分之一，房荒十分严重。公共汽车已为老牛破车，拥挤破烂，无法行进；人力车轮盘歪曲，又无坐垫，在崎岖不平的路上颠动，把官儿们屁股也几乎磨破了。入夜全城店铺又以油灯点明，气氛黯淡；这还不打紧，最难受的是川人不屑视之的眼睛，官儿们后悔此行，李宗仁更是闷得如坐针毡，想到来日大难，汗涔涔下。 　　在台北的蒋介石心情此刻比李宗仁更坏。 　　因为不但广州解放的消息像炸弹似的在台北爆炸，而且厦门危急，各处告急，东南西北一片解放起义之声，在这支暴风骤雨的交响曲中，蒋介石心为之悸、神为之夺。 　　西北的情形更不堪，但蒋介石总以为回民必与共军不两立，不料消息传来，在抗战时国民党曾视为宝贝的玉门油矿，也已经插上红旗了。他吃惊于对方速度之快。 　　左右报告：“向西北进军的是他们第一野战军的装甲部队，据他们自己说，九月廿四晚从张掖出发，以每小时二十到三十五公里的速度，从积雪茫茫的祁连山麓穿过戈壁大沙漠向玉门急进，十分艰苦，他们用唱歌来提高精神。经过酒泉时众人夹道欢呼，距油矿六公里时，矿上的工人职员已等候了三四小时，上前欢迎。当夜很多共军住宿在戈壁沙漠上，第二天又迫击矿场四周山中的守军。九月廿九晚上还用车队出击离玉门六十华里赤金堡的守军，全部消灭，我方连长以下官兵三十三名，六零炮两门，轻重机枪六挺，步枪八十人支，汽车两辆被生俘缴获，当地居民还杀羊做饭……”蒋介石越听越烦，暗忖玉门油矿是多大一份财产！抗战时汽车燃料缺乏，连酒精车木灰车都弄了出来，西北西南公路上抛锚抛了一长串。那时光美国汽油只有极少数的官儿巨商用得起，每加仑可驶十五公里，玉门油矿的汽油便成了珍品，每加仑可驶十一公里半；而酒精最普遍，每加仑可驶七、八公里；其他的便不能提了。 　　但国民党由于政治太腐败，对玉门油矿本身固然乌龙百出，成品的运输问题更难解决。往往储油设备不够用，厂方无奈只好把汽抽引入小溪，一根火柴，火龙十里，见者痛心，闻者酸鼻。而且有些车商自办运输，自玉门油矿买到便宜货驶向西南，往往车子一到，燃料也用得差不多了，得不偿失。 　　且不提蒋介石为失却油矿痛心，来自广州的广播又使他心头一拧，那震耳欲聋的掌声，那响亮沉重的步伐声与车辆马队行进声，那播音员激昂慷慨地说：“广州解放了！大军正在分头迫击残军，更大的胜利在等着我们！ 　　“广州是一九二五到一九二七年大革命的策源地，一九二四年一月，孙中山先生在中国共产党协助下，在广州改组国民党，实行革命的三大政策，使广州成为革命领导的中心。一九二五年‘五卅’运动以后，在广州爆发的省港大罢工曾坚持两年之久。一九二六年七月，北伐战争也在广州发动。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中国第一次大革命失败后，广州的工人和革命的士兵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曾经进行了有名的广州暴动，建立了中国第一个工、农、兵革命政权广州公社。这次人民解放军向南发动攻势，不到两个月就解放了广州，从此国民党反动派残余势力已经完全成为流寇。人民解放军现正向西南各省继续进军，以彻底肃清残余匪军……” 　　身在重庆的李宗仁，心却一直在为桂系部队的“安全撤退”而紧张，但消息传来，三个师长已遭生擒，这使他伤心欲绝，痛不欲生。 　　蒋介石心头烦透，怅望夜空，只见皓月一轮，银光四射，问道：“中秋啦？” 　　蒋经国道：“明天中秋。” 　　蒋介石道：“月亮正好，厦门前线还在炮击？” 　　“已打了好几天，炮弹每天一船船运往前线，据报把共军打得抬不起头来。” 　　蒋介石道：“今晚下船到厦门去，看他们怎么打，明天回来。” 　　蒋经国一怔，暗忖前线失利，怎能去得？再一想此去或有振奋士气之效，去就去吧，只是要前线加紧轰击，不让对方动手，以免闹出大笑话才好。当即分头布置。 　　话说当夜一时，一连串汽车趋向海滨，蒋介石一车殿后，遥闻淡水巨浪拍岸，再睹月光之下，堤边卷起千堆雪，左右齐劝风浪太大，不如改期。蒋介石暗付唯其风高浪急，对方不致夜袭，径自下船。东南副长官林蔚、谷正纲、俞济时、蒋经国、曹圣芬等鱼贯入舱，暗叫苦也！蒋介石自小坐船惯了，华联轮为他的布置又十分舒服，十二小时航行，惊涛骇浪，摇晃不定；除了心情恶劣，倒也没有什么，不像随员之中，竟有几个呕吐狼藉，中秋节下午一时到得厦门。汤恩伯、刘妆明，军长曹福林、沈向奎，中委方治、雷震，海军第二舰队司令黎玉玺、厦门警备司令毛森等乘炮艇登轮迎接，蒋介石当即命汤恩伯、雷震、方治、刘汝明等四人在舱中坐了，开了两小时的会，都说厦门固若金汤，而汤恩伯更是慷概激昂。蒋介石透了口气说：“你们几个人在这里各做各的，很好，可是你们都没名义，你们的委任令给李宗仁扣了。”他冷笑：“他自己可不怎么好过。听说一到重庆，困难重重，没法解决，而且他的部队，也几乎给人家吃光了！” 　　雷及道：“话这样说，但广州之失，对全面也有影响……” 　　汤恩伯一听生怕蒋介石无法作答，赶忙起立建议道：“领袖还要召集高级军官训话，而且坐了十二小时的船，不如上岸休息去罢。”一干人乃赴汤恩伯总部把例行公事办了，蒋介石要看看前线火力如何，在预定的部署下，泊在厦门的国民党十几艘舰艇便配合要塞各炮，向对方展开了全面攻击。 　　蒋介石在工事中持镜瞭望，总以为对方一定人仰马翻，损失惨重；不料近在咫尺的解放军阵地上，却只见阒无一人，纹风不动。汤恩伯同他的副总司令万建藩、参谋长周自强侍奉左右，见蒋一脸诧异，便指着弹着点滚滚黑烟道：“这就是了，这就是了！”蒋介石实在看不出什么杀伤，但确见乌烟蔽天，喜道：“这一回可揍他个痛快啦！”入夜蒋介石再观战，只见汤恩伯、万建藩等人更形紧张，高阜指挥，口述命令，参谋传达，电话筒一直在手上。一忽儿云翳涌起，明月隐没，海上银波，全变成了乳灰色，遥见港口不少小黑点蠕蠕而动，移向港内，在港口狭窄处略一集中便告散开，几十艘舰艇衔尾驶入，作铁链形均匀散布，汤恩伯结结巴巴报告道：“报、报告！我、我军舰舰舰舰艇、出、出动了！”蒋介石久矣乎挨打挨得痛，目击自己居然还能有力量还手，不觉大乐，忙说：“打！打！给我重重地打！”于是要塞主炮一声喊，各台闻声响应，海上舰艇也向集美、篙屿、澳头等盲目射击。 　　作为凑热闹来看，倒也不失为一幕奇景，巨响隆隆，满天弹火，好像千百颗流星飞舞，数十处焰火齐放。炮弹落在各岛腰腹处，朵朵火花密密麻麻织成一面火网，靠近处爆炸时红光中可睹一团团黑烟，舰艇为了使蒋欢喜不得不硬着头皮驶近彼岸，但迅即退后。蒋介石在望远镜里恁地也见不到对方人仰马翻情形，汤恩伯忙不迭乱以他语，指着点点岛屿说：“这是集美，这是篙屿、澳头、刘王店、深澳、崎屿、屿仔尾、后土樏、逊美、海仓……” 　　蒋介石纳闷地问道：“怎不见他们发炮？” 　　“共军还来不及应声。” 　　蒋再问：“是不是全部消灭了？” 　　“大概是的，一定是全部消灭了！”汤恩伯故作沉吟答了一句，但他知道对方可能在掩蔽体中睡觉，万一来个还击那还得了？于是以夜凉为词，希望蒋介石回到轮上躲避，启碇返台。 　　蒋介石正在高兴劲儿上，那肯下去？笑道：“打得好，打得痛快！我再看一会回去不迟。”没料到笑声未了，对方突地一串信号枪之后，各岛炮火齐发，齐向舰艇、阵地射来。如雷鸣，如电闪，如密雨，如冰雹，如烟花，没有一秒钟的间歇，在炮弹闪光之中，面青唇白的蒋介石上下牙齿捉对儿厮打，汤恩伯忙挺身护卫，入得洞中，却闻军号声起，杀声震野，原以为对方伤亡死尽的国民党阵地上乱成一团，蒋经国对汤恩伯道：“此地有我，汤总司令请激励士气，一定要把这关度过，不许他们冲锋，请你快去！” 　　汤恩伯、万建藩等人见状这一吓非同小可，如果丢掉厦门已够严重，丢掉蒋介石更是无法想象，忙叫手下分头压住阵脚，自己同黎玉玺联系要海军多想办法，再命令要塞巨炮加强火力，忙成一团。 　　蒋介石强自镇静，问道：“怎么回事？” 　　蒋经国道：“厦门外围桥头堡集美战争激烈。”汤恩伯搁下电话，直挺挺报告道：“集美之敌是陈毅的二十九军八十五师，每班硬是有十四个人，一班配备冲锋枪两枝，无论人数武器，都比我们好得多。” 　　蒋介石再问：“谁在守？” 　　“团长曹敬堂，”汤恩伯道：“我己经要万副司令去高崎前线督战去了。” 　　蒋再问：“怎么来得这样快？” 　　汤恩伯捏把汗道：“共军前天向同安进犯，四个保安团转进从旁让开，后来他们又增一个营，入夜天马山下来了场激战，对方二五二团两个营吃亏很大，接着二五三、二五六团又来……”正说着电话传来消息：团长曹敬堂出得壕堑便挨了一弹，支持不下去了。 　　蒋介石望着汤恩伯皱眉，心想这多倒霉！但前方消息又到：“集美危在旦夕！” 　　蒋介石是非走不可了。 　　蒋介石明白，这一次的厦门之行，恐怕是他此生最后一次了，厦门是他旧游之地，而文武人员莫非亲信，李宗仁连要任命都不肯颁的，如今他的亲信也无能为力，厦门得失，恐怕也只是几天以内的事了。 　　离厦几里，明月复出，但它不复为华联轮上的人们所欣赏，他们只有感喟与叹息。 　　却说蒋介石又恼又急，离开厦门，回到草山，左右又有“捷报”呈报。是什么“捷报”呢？原来是“广州已在严重爆炸之中，共党损失重大”云云。蒋介石刚刚领教过“厦门大捷”，闻报不作一语，命令亲手“炸毁广州”的人前来报告。 　　列位，广州解放前一刹那的残酷破坏，原来是“广州卫戍司令”李及兰奉命主持的，军统局的“行动组”戴上了一顶“东南区军政长官公署技术总队”的帽子，由李及兰下令，总队长杜长城在台北联系，总队副胡凌影在广州指挥。那胡凌影逃回台北，惊魂甫定，在蒋介石面前报告道：“技术总队在广州埋下了四千五百吨黄色炸药，约合两颗原子弹的威力，已使天河、白云，另外还有一个秘密机场以及十几个仓库、自来水厂、电厂、黄埔码头，海珠桥等等重要地区化为灰烬，恐怕广州已埋葬在大火之中。我们一共四十几人，只有二十五人能够回台北来。十四日清晨八点钟，我们冲进天河机场最后一架Ｃ－４６二二二号飞机，马达发动两分钟，跑道只滑到一半，前面已有共军，机头猛地上抬，机身起在半空，翅膀上挨了几枪。” 　　蒋介石问：“你们什么时候动手的？” 　　“十三号下午，”胡凌影道：“我们接到李司令的手令，四十几个便分头化装埋炸药。” 　　杜长城抢着补充道：“十三号当天五点钟起，电台失去联络，广州情况不明是事实了，但他们四十几人是死是活，总得有个下落。十三日夜间九点钟，我同大队副范瑞麟等人守着电台收报机，等待最后一线希望时，这边电话铃响了‘那里？’‘广州！’‘你是凌影，快说，广州怎样了？’于是他最后报告为了国家，为了总队，为了朋友面子，他们要玩两手看看，明天回不来，就……” 　　胡凌影接下去道：“电话是在广州电信局打的，一出门便跨上汽车，手枪对准了前方可能出现的土共，直驶天河机场，但土共已经占领，并且准备接收机场。我们便在门口同他们来了个‘局部和谈’，派出几个能言善语的人对他们说：‘你们不能再打了，我们是守机场的部队，奉命守到天亮。一到天亮，我们就过来。这里几架飞机都装备弹药，你们一开枪，飞机便毁了，我们正找技术人员给你们卸。’其实我们在等出去干事的人回来，结果先先后后一共回来了二十五个，其余的回不来，已经转入地下了。工程师彭兆庆、任泽生等在天河机场填了二千三百吨炸药，天一亮大家便冲上最后一架飞机……” 　　对于破坏广州海珠桥等特务活动，蒋介石无疑是满意的，但当这批“英雄”们走了之后，蒋介石越想越不是味儿，“两颗原子弹”威力的炸药显然没有使广州变成灰烬，广州人民死伤逾千，但千百万活着的人对这破坏活动不感到什么恐俱而只有愤恨…… 　　紧接而来的消息使蒋介石心情更乱，解放军有向舟山群岛进攻迹象，活动频繁，各有伤亡。蒋介石迷乱地团团打转，说：“舟山是台湾的屏障，一定要守住！一定要守住！我去！我去！我马上去视察！” 　　舟山群岛除了军事上的理由之外，蒋介石还有更多的理由希望守得住，因此着急万状，但他有更多的事情如绳捆索缚，脱身不得。阎锡山、关吉玉、陈良自穗逃台四天，将飞重庆，同蒋介石断断续续谈了几次，千言万语是一个字：“钱！”万语千言是一句话：“不行！”阎锡山等人做好做歹，蒋介石才答应拨一部份，并令速返，看李宗仁有什么动静。那三人临别辞行，阎锡山道：“总裁的意思，当带到重庆，希望大局为重，任何误会到此为止，不能再授人以柄。”关吉玉、陈良只有唯唯诺诺的份儿，也不便再有所条陈。 　　蒋介石道，“你们回到重庆之后，一定要对他说：今后局势演变，还难逆料，特别是美国对华政策刚刚明朗，继续援我但尚未到放手之时，台湾有台湾的困难，希望他能谅解。如果同舟共济呢？我当然不能让重庆为难。如果各奔前怪呢？那末后果如何，不必细说。” 　　阎锡山道：“总裁之言甚是，不过时至今日，我们宁可大方一些，别让人家在背后乱说。可否除银元之外，再给重庆运一些物资？” 　　蒋介石沉吟道：“这个以后再说。”他叹息：“台湾食指浩繁，入不敷出，这情形你们也是亲眼目睹的。”三人知道蒋、李之间的关系无法弥补，即使合作，对时局也回天乏术，于是黯然上机，飞向巴蜀。 　　那边厢刚走得一步，有一个美国记者持宋美龄介绍信求见，那是非见不可，蒋介石强自振作，寒暄过后，对方开门见山问道：“听说蒋委员长最近去过厦门，可有这事么？” 　　蒋介石道：“去过去过。” 　　“是不是有特别原因？” 　　蒋介石要译员对他说：“我经常在前线走来走去，没什么特别原因。” 　　“但是，听说鼓浪屿很危急了，鼓浪屿如有失，厦门……” 　　蒋介石忙说：“这是谣言，这是谣言。鼓浪屿大捷的消息，今天报上不是刊登了么？” 　　那记者叹道：“我是同情蒋委员长的，希望听到一些实际情形。” 　　“实际情形就是这样。” 　　“那很好，”美国记者淡淡一笑：“听说汤恩伯将军处境不大好，有这事么？” 　　“汤恩伯将军的处境很好。” 　　那记者苦笑道：“那么有人说他的官衔到今天还没拿到，中央政府不支持他的作战。” 　　蒋介石暗地叹口气，一边摇头一边强笑道：“谣言多极了，谣言多极了。” 　　那记者倏地把话题一转，问道：“中共认为广州之战结束后，大陆便不可能有什么硬仗，是么？” 　　“美国政府的估计错了。”蒋介石道：“除了华南一部份，我们还有西北一大部份，以及西南的全部，更有海南、台湾、舟山、金厦等等岛群，我们还至少掌握着半个中国。” 　　那记者苦笑道：“恕我直言，听说各地有局部和平运动，如果这是事实，今后大陆的发展，蒋委员长认为可忧么？” 　　蒋介石有口难言，恨得牙根暗咬。 　　但蒋介石明白，对方是“蒋介石游说团”中的成员，他的访问一如宋美龄信中所说，对国民党的争取美援有所帮助，因此也不得不虚与委蛇；但客人尚未告辞，消息却已传来厦门正在“转进”之中。 　　蒋介石凉了半截。 　　美国记者见状明白大半，对译员说：“厦门失了吗？”蒋介石知道没法掩饰，绷紧了面孔说：“是厦门失了。” 　　“刚才？”他看看手表：“十月十七日上午十一点钟。” 　　蒋介石点点头，对译员道：“你把电报告诉他，但不能发表。” 　　译员于是转告道：“这是汤恩伯将军的电报，他说共军在本月十五日下午七时越海攻厦门，经过四十小时苦战，已不能支持。守军四万余人除了他自己、毛森、刘汝明等人从海上转进外，大部已受了损失。初步统计，我五十五军、二十五军、六十入军、九十六军等余部两万六千余名，内被俘五十五军副参谋长刘林良、七十四师师长李益和以下官兵两万五千名，伤亡千余名。损失要塞炮、要塞机关炮、山炮、步兵炮、轻重迫击炮百余门，火箭筒十二门、装甲车十一辆、坦克五辆、飞机一架、汽车八十余辆。其他步马枪，被服、电讯器材等一大批。” 　　那记者要求了解厦门之战经过，蒋介石初时拒绝，但他说他可以把国民党军队所需要的东西、以及存在的问题于厦门之战中研究出来，对来日大有帮助，蒋介石这才首肯并命参谋与他见面。 　　那参谋约他晚上来谈，俾有所准备；入晚美国记者听他叙述厦门失却经过道：“这事情要从本年八月中旬说起，本党在福州战役中损失五万余人之后，乃命汤恩伯代替朱绍良，将福州绥署搬到厦门，集第六、第八、第十六、第二十二等兵团余部和交通警察、青年军、航空警备旅等共六万余人，驻防于金门、鼓浪屿、平潭诸岛，以及闽南内陆的漳州等地。并在厦门岛上构筑现代化工事，遍筑钢骨水泥的地堡群，在港口、沙滩、深水中敷设水雷、电网、铁丝网、地雷、鹿砦、木桩等等障碍物，组织水陆防御体系，汤将军每一个机枪阵地，每一个角落都亲自看过……”他叹息。 　　美国记者也叹息，一个劲儿喝啤酒。 　　“对方，”参谋道：“对方在进入福州经短期整训后，又在九月十六日攻下福州东南的平潭岛，揭开了漳州、厦门战役序幕。又沿福州、厦门公路南下，连占闽南重镇漳州，海澄等县城十二座，和集美、篙屿、港尾、刘王店等厦门外围重要市镇三十余处，我伤亡二万一千余人，于是厦门岛完全暴露在他们枪口之下。”说完喝酒和叹息。 　　那记者还之以喝酒和叹息，听他说下去道：“十月十五日二十一点钟，对方渡海攻击开始。在百多门大炮轰炸掩护下，分别自象山、鳌冠、马鸯、高崎、集美、刘王店等港口阵地坐木船直冲厦门岛及其以西的鼓浪屿，扫除沿海工事，只化了十分钟时间！” 　　那记者又气又急连啤酒杯都摔了。 　　“共军这样厉害，难道苏联真的在背后支持么？” 　　那参谋苦笑道：“对外宣传，我们是这样说，事实上苏联并投有这样做，”他大口大口喝酒：“倒是贵国供应给他们各种各样武器。” 　　那记者一怔，旋即恍然大悟，摇头苦笑道：“咳咳咳。我们那里也有人在说，蒋委员长是‘运输大队长’。”他拿起笔来写了几句，再问：“十分钟攻下沿海工事，请详细说明，待我回国提供五角大楼参考。” 　　“他们是这样进攻的，”参谋道：“从鳌冠东渡的共军越过三里到十里的宽阔海面，首先在二十一点十分突破我现代化钢骨水泥工事与重兵守卫的防御阵地，在厦门北部的石湖山以南登陆。其他各路攻击部队经过两小时激烈的滩头战斗，也先后在鼓浪屿南部与厦门北部的后莲尾、高峙飞机场、神山等多处登陆成功，占领了滩头阵地，接着向纵深发展。在厦门北端登陆的一部共军，在安兜、坊湖地区吃光了我刘汝明七四师二二二团。另一部当夜登陆后在下马墩地吃光了我五十五军一八一师五四二团。快速进攻机场的共军还拿走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门榴弹炮。凡是登陆的共军个个生龙活虎，我们多少次反抗都没见效。”他喝口啤酒：“十六日中午十二时，他们相继攻下高崎要塞炮台的神山殿、壕口、田里一线阵地，全部控制厦门岛的北半部。他们显然不让我们透过气来，多路矛头向南猛进。” 　　美国记者一个劲儿摇头道：“这样糟啊！” 　　参谋说：“更糟的还在后头：在他们西、北两路钳形夹击下，十六日夜间我全线动摇，向南面海边撤退，万余人自相践踏，在厦门东南角黄厝到曾厝鞍的狭小海滨地带，向舰艇隔海求援。到十七日拂晓，对方一个营突入厦门市区，吃光了我两团守军。十一点，他们各路攻击部队在厦门东南角会合，相继攻下黄厝、曾厝鞍、白石炮台、胡里山炮台、厦门大学、厦门港等沿海一线，把企图从海上逃走的一万多人全部解决，另一部共军在十六日晚攻下鼓浪屿及厦门以南的梧屿，”参谋双手摊开，把在地图上移动的红蓝铅笔一摔：“完了！” 　　两个人喝着闷酒，美国记者叹道：“你们知道，记者只是我的对外名义，我有责任把这次失败的原因报上去的。现在有一个困难问题放在面前：在你们来说，厦门是确保台湾的战略基地，……如今怎么说呢？”他以拳击膝：“为什么当地老百姓对你们一点不支持，老毛病总是老毛病！” 　　“你还不知道，”参谋道：“老百姓是支持的，可是支持的是他们！据最后逃出来的人说，他们进厦门大学时，厦大全体师生还出来欢迎！拥抱着，感谢他们用不少生命保全了这座大学，陈嘉庚已经打电报向他们道谢，结结实实骂了我们一顿！”他苦笑道：“咳，事情也快完了，我从美国回来不到三年，看样子又要去美国了，你以为我还有什么机会吗？” 　　“你？”那美国人眼珠一转：“你们还是留在台湾吧，将来有用处，有大用处！” 　　且不提美国人要若干国民党人“留在台湾”作甚，却说厦门既失，蒋介石明白对方委实厉害，但对汤恩伯临危受命而仅以身免感到极度痛恨。 　　而作为蒋介石忠臣的汤恩伯，逃到金门乘飞机抵台北松山机场时，也感慨万状，硬着头皮上草山去见蒋介石。新闻记者们曾见“中央社”发出“厦门大捷，共军全部歼灭”的消息，便问“大捷”情形如何？而“大捷”之后又怎会“转进”了，问得汤恩伯哭笑不得，一纳头钻进汽车，直奔草山。心想这一回可能是最后一次的挨骂，有生之年未必再能重握军符了。 　　汤恩伯在这一点上还真有点自知之明，从此以后便被蒋介石搁在一边。蒋虽然疼爱这个忠贞之士，但事实俱在，汤恩伯不应该再在其他地方为他再来一个“大捷”了。台北郊区风光不恶，车子在柏油马路上丝丝而过，但汤恩伯心情沉重，无以言喻。他这辈子挨骂不止一次，但骂得最惨的有两回，一次是在漯河界首一带做生意，扬言“供应游击队”，总司令部成了“总经理办公室”，各式各样的工、商行当不下十几种，还包括当时名噪一时的“中山门”香烟。就这么着，日本兵一到便兵败如山倒，在日本出版的报纸杂志当时有两样东西给人印象十分深刻。一为漫画，画汤恩伯兵士人人背上背了大小包裹，题为“汤集团是商业化部队”；一为文字，说：“汤集团大吹中原会战，皇军机械化部队根本追不上汤集团商业化部队，连影子都未见，谈不上会战。” 　　这一回。蒋介石曾骂过一顿，但汤又以升官闻。第二次挨骂是张灵甫在孟良崮阵亡之后，解放军声威更高，蒋介石痛张之死，恨透了汤恩伯，着令他立即自前方专机赴南京述职。汤恩伯的军用飞机在徐州郊外失事，夹在坟前大树之中，狼狈逃出游击队活动地区，辗转到得老蒋跟前，挨了几个耳刮子。 　　但瞧在连“恩师”如陈仪者都不要的份上，蒋介石还是重用了汤恩伯，守厦门是给他最后一次机会了，不料又如此这般，使蒋气煞。 　　可是出乎汤恩伯意料之外，蒋介石这一次既未伸手一巴掌，又没拍台拍凳跳脚，一见面只是冷冷地说：“回来啦！” 　　汤恩伯浑身颤抖，只怕他手指轻轻一动，拿去关了，那偌大的一份财产，如何安排。蒋介石连连叹气，终于挥手道：“你走吧，还有什么说的啊？” 　　汤恩伯涕位陈辞道：“报告领袖，我胃病严重，想去日本医治。” 　　蒋介石叹道：“去去，到日本你还可以做点事。”他指的是汤同日本军部的交情，汤恩伯懂得。于是汤便挥泪告退，万念俱灰，当下轻车简从，跑到基隆要塞，向他的“恩师“陈仪告别。看官，汤“恩伯”的名字就是为对陈仪感恩图报而起的，但因陈仪主张上海局部和平，他给出卖了。汤恩伯垂头丧气到得基隆，看守陈仪的连长领他进入海边小屋，只见陈公洽面向大海，厉声喝道：“汤恩伯，你又来干什么？我是快死的人了，不必理我，不必理我。” 　　汤恩伯听陈公洽声音低沉，迈前一步又见他脸色枯槁，一个“人”的良知在他心头重重责备，不由自主泪下如雨，跪地大哭。心想这位恩人把他自小带大，到头来因为主张局部和平，写给他的亲笔信落到老蒋手上，弄得如此下场。而自己又身败名裂，已不能再在台湾呆得下去，前途茫茫，这辈子到底做了些什么？越想越心伤，竟自哭个不休。陈公洽心有不忍，扭过身来，长叹一声，说：“你来干什么，有话起来讲，不必如此气短。” 　　汤恩伯把眼泪抹了，肃立一旁，把厦门之战扼要叙述，说到自己只身飞日，特来辞行，不再回来，不知今生今世能否再见，说着说着又哭起来。 　　陈仪又叹息道：“既然如此，你走吧！来此作甚？不怕他对你怀疑吗？”接着又说：“过去的事情过去了，我偌大一把年纪，并不怕死，你也不必如此。在他面前出卖我的另有其人，并不是你，我不怪你。”陈仪老泪纵横：“可是我痛恨你眼睛里只有一个人，却看不到一个中国！愚忠愚孝，不能谓之曰忠孝，你懂么？” 　　汤恩伯哽咽不成声，说：“懂，懂。” 　　“太迟了，”陈仪反剪双手，绕室徘徊：“你要知道：当年你台儿庄一战成名，是范长江给你向全世界赞扬的。你不想想：中共的朋友为了民族大义可以在西安保护他的生命，也愿意在报纸上赞扬你抵抗日本兵，这种政党，这种朋友，难道是见利忘义的小人？你却愚忠愚孝，重私轻公，眼睛里只有个人的得失荣辱，没一点儿国家民族的尊严感，”陈仪厉声问道：“恩伯，你读圣贤书，所作所为又是什么！” 　　汤恩伯浑身战栗，不作一言，陈仪长叹息：“厦门防御得这样好，又是宜守不利攻，可是你又败下来了，你不想想，这是武器的原因么？……不！你的武器比他们好！”陈仪以掌击桌：“想想吧！这些年来，为什么他们老是打胜仗？为什么老百姓向着他们？为什么他的刚愎自用害得他如此之惨却还是不肯改？你以为你们真的能反攻大陆？三次大战真的能在今天明天爆发么？……做梦！” 　　汤恩伯急问：“陈长官！我羞惭无地自容，特来告辞，不知道有什么吩咐？” 　　陈仪略一沉吟，严肃地说：“恩伯！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我希望你记住！如果你还要愚忠愚孝，替他拍美国马屁，别说我活着时不希罕再看到你；我死之后，也不希罕你致祭！你这番去日本也好，告诉我的老朋友们，日本侵略中国有罪，被麦克阿瑟统治的祸害更大，要他们痛切反省，如果坚持‘共同防共’，他们将无死所，你记住了？” 　　“记住了。”汤恩伯问他那位日本籍夫人如何安置，陈仪流泪道：“由她去了。她已返国，不必把我的处境告诉她，徒增她的苦恼，她的暮年苦得够瞧，千万不要再去看她。”陈仪大哭。又说：“我有一个妹妹在这里，你同他们说说，如果她来探监，不必为难。”说罢挥手，要汤离去。汤恩伯仰愧俯作，万念俱灰，哭得抬不起头来。 　　正是：奉告愚忠愚孝者，民族大义是第一！ 　　欲知后事如何，请看下回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