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人的《草山残梦》与其他 　　赵元龄 　　我的姑父、香港著名作家唐人（严庆澍）先生离开我们已整整十年了。我把刚刚整理完的《草山残梦》（共十二集）作为奉献给他十周年忌辰的礼物，了却他生前的一桩心事，好让他安息八宝山，含笑九泉下。 　　这部三百多万字的书稿，虽然整理完了并交华文出版社出版，可我却没有丝毫轻松的感觉，心情依然是欣慰和内疚混杂着，这与此前我每为他整理完一部书稿交出版社出版时的心情一样，从未能长长舒一口气。此前，在出版界朋友的帮助下，我已先后为他老人家整理出版了《蒋后主秘录》、《十三女性》、《一个万能情报员的经历》、《浮生八记》、《唐人中长篇小说选》、《荔枝角女牢》、《贝贝的初恋》、《劝君更尽一杯酒》等约二百五十万字，再加上这部三百多万字的《草山残梦》，总字数已超过五百五十万字。这对我，一个编务繁忙的报人来说，已经是很不容易的了。可以这样说，自一九八六年五月我与友人合作完成了长篇历史小说《第一个总统》之后，这几年来所挤出的休息、睡眠时间，几乎全部投放到这项工作上了。然而，由于姑父遗著甚多，我整理工作毕竟进行得太慢，受人之托的事，还远未完成，特别是他的处女作长篇小说《伏牛山恩仇记》，至今还抽不出时间进行整理，每每看见这些尚未整理的书稿，心情就惴惴不安，内疚之痛切也就可想而知。 　　一九七八年九月十二日上午，姑父在香港因积劳成疾，突然患脑溢血，手握笔杆，伏倒在办公室的书案上，经医生抢救、治疗，方脱离危险。之后，他于一九七九年夏初转到内地，在广东省从化温泉疗养院继续治疗。此时，他虽病情不恶，已能扶杖慢行，但生活仍不能自理，尚需别人护理照料。当时，其子女均不在身边，于是，姑母便给侄女来信，希望我这个侄女婿能前去从化照顾姑父。她觉得这件事交给我比较合适，一来姑父身材高大，我体壮力强，照料他生活和治疗、锻炼比较有把握；二来我是从事文艺创作的，与姑父有“共同语言”，可以向姑父求教创作经验，姑父亦可排遣病中烦闷、焦急的心情，有利于治好病。于是，我便请了长假，来到他的身边。 　　当时，他的脑溢血后遗症的主要症状是左腿沉重无力，抬不起来，左手伸不直，手指痉挛，弯曲成握拳状。每日，我早晨和傍晚领着他在病房内走廊锻炼，扶他到理疗室、按摩室进行治疗，以及照顾他起居饮食和洗温泉浴，除此之外，有许多时阅就在房间里，姑父或坐着或躺着，我一边给他按摩，一边同他聊天。最初那十多天，他给我谈了许多自己的经历。一谈往事，他总是满面笑容，显得很得意，很留恋。 　　我姑父正是“五四”运动那年秋天出生在江苏吴县洞庭东山。他父亲体弱多病，不到五十岁就离开人世。他原名严庆澍，笔名唐人。他是靠慈祥的母亲和两个姑姑抚养成人的。七岁在家乡上小学，小学毕业后随祖父到上海读中学。“七七事变”发生那年他十八岁，便和几个志同道合的同学返回家乡，在群众中宣传抗日救国。后来，日本兵打进苏州，他们几个青年便结伴偷偷离开东山到上海。在上海，他们分手了。起初，为了生活他去当了一段时间的家庭教师。日寇大举进攻，华北大片土地沦陷，面对这种形势，唐人再也无心当家庭教师了、他决定取道香港转到内地去做抗日宣传工作。到了湖南长沙，他遇见了中学时的老师潘超，潘老师便留他在长沙做抗日宣传工作。长沙大火前夜，他们逃到宝庆（现为邵阳市）。潘老师又把他介绍到湖南抗敌后援会和战地书报供应所工作。供应所里一共有二十多个青年，作家张天翼、画家邵宇也在这里工作。年纪最小的就数唐人了。由于他为人忠厚、热情，工作积极，不但能刻蜡纸，编印出版抗日通俗读物，还能唱歌、演剧，深受所里同志的喜欢。所以，就在不久之后成立的资江歌剧团时，大家都推举年方十九岁的唐人担任了团长。 　　姑父说：“那时候团里有张天翼、邵宇等同志和大哥哥大姐姐们的帮助，抗日宣传活动搞得有声有色。我们编印宣传材料、通俗读物，走上街头广场演出《放下你的鞭子》、《打鬼子去》等话报剧。团部有一间‘救亡室’，很多群众喜欢到这里来读书、看报，学唱歌。当地的爱国人士和社会团体很支持我们的工作，不仅给我们送大米、蔬菜，还明里暗里保护我们，免遭汉奸特务的破坏。”接着他吟诵了一首诗：“‘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你读过这首诗吗？” 　　“读过。是郑板桥吟竹的诗。” 　　“对。那时候我们这批青年人，就像翠竹那样，什么自难艰险都不怕，干抗日救亡宣传工作热惜极高，劲头十足呢！你二姑杨紫当时也在宝庆资江歌剧团，我就是那时候认识她并和她结了婚。过几天你二姑从香港来了，你问问她去。” 　　不久我当真问了二姑。她看见丈夫在从化生活得很好，治疗也有点效果，心里高兴吧，也就很开心地对我叙说了他和唐人的一段往事。 　　她是随大哥（即我的岳父）从河南来到湖南宝庆。当地有一份报纸，叫作《观察日报》，她非常喜欢读该报上经常刊登一个署名叫“严冬雪”的新诗。她心里打了个问号：严冬雪这个名字如此冰冷，而他的诗却又写得如此热情奔放。心中便对这位“严冬雪”产生敬慕之情。恰巧在一九三九年一月二十六的《观察日报》上刊登了一篇有关“严冬雪”的专题报道，她读了后欣喜若狂，非要她大哥领她到资江歌剧团去见见这位“严冬雪”。大哥只好带她去了。那天正好是教群众唱歌的日子，“救亡室”里坐满了当地的中小学生和群众，小舞台前站着一个年轻英俊的小伙子，他正充满激情地指挥着大家唱救亡歌曲。她一下子就被这个青年人吸引住了。当哥哥问明后对小妹妹说，指挥唱歌的这个人正是“严冬雪”，他还是歌剧团团长呢。杨紫一听，当即表示要到这个歌剧团来帮助工作。她的这个愿望很快就实现了。 　　为了克服剧团的经济困难，从团长到团员大多出去找“第二职业”，以便挣钱来贴补剧团，更好地开展宣传工作。唐人便到三十一集团军在宝庆开班的游击训练班和无线电训练班担任文化教员（上尉军衔），杨紫也到从长沙撤下来的湖南民政教育馆去教书。剧团的工作大部分留在晚上进行。这年五月间，国民党宝庆当局突然下令要解散资江歌剧团。这时剧团里的大哥哥大姐姐们最担心的就是严团长和杨紫，严团长远离家乡，杨紫的大哥也随机关南移了，剧团一解散，他们两人便无处可去，且年纪最小。最后还是邵宇等同志建议，让他们两人马上结婚，共同生活也好相互照应。唐人当下就同意了，第二天大清早就匆匆进城通知正准备给孩子们上课的杨紫，请她傍晚出城到团部来。杨紫以为像平日一样是去排戏，谁知一到了团部“救亡室”，在大家一片喧嚷中才知道是要她来当新娘的。不过，因时局危急，觉得大哥哥大姐姐们这般安排，完全是出自对弟妹的一片爱心，更何况她心里早就有了他，所以她二话没说，就大大方方地走了过去，和严团长并肩站在一起，听从主婚人邵宇的“摆布”了。从此以后，这对年轻夫妇并肩携手艰辛地跋涉在人生的旅途上。 　　为了奔赴延安，婚后第九天，他们便随三十一集团军的干训班，北移到河南南阳。不久，待一切都准备好了之时，他们就“开小差”离开南阳去西安。但当时由于诸多客观原因，奔赴延安之事一直未能如愿。为了生活，他们又只好在西安找工作。由于姑父的工作关系，他们奔波在西北、西南各地，最后在四川成都落脚。姑父边工作边就读于燕京大学新闻系。毕业后被《大公报》录用，先在上海报馆的业务部门工作，后被派往台湾省任《大公报》台北分馆主任，直至一九四九年上海解放不久，台北分馆被国民党封了，才举家秘密逃往香港，仍在香港《大公报》业务部门工作。一九五○年《新晚报》创刊，姑父被调任晚报采编工作，业余创作也从此开始。 　　近几年来，不少朋友得知我和唐人有远亲关系，并正在为他整理遗著，曾问过我：唐人先生怎么如此清楚蒋介石的底细，他与蒋家有何关系等等。那么，从上述简略介绍的他的生平中便可得知，唐人与蒋介石包括蒋氏家族非亲非故，他连见都没见过蒋介石。我在整理姑父的遗著中了解到，蒋介石的乡土观念很浓，最忌外人，他的侍卫官、亲信和随从人员一律要用他家乡浙江奉化人。抗战期间，蒋介石躲进四川，蒋介石要上峨嵋山，也要等物色到奉化籍的轿夫，方肯坐轿上山。蒋介石疑心很重，处处疑神疑鬼，时时提防被人暗算，晚年患了重病，其妻宋美龄几次劝他飞往美国做手术，他都因害怕遭暗害而拒绝赴美。这些《草山残梦》中都写到了。所以，别说当年还是个“无名小卒”的严庆澍见不到蒋氏，就连蒋介石垂暮之年时，为给自己树碑立传，下命令组织的一个专门为日本右派记者古屋奎一编撰《蒋总统秘录》查阅、收集史料的班子里的七十余名台湾历史学者、大学教授，都没能见到蒋的“龙颜”。 　　姑父对我谈起他的几部历史小说创作时，曾这样说：“写历史小说，首先要占有丰富的历史资料；其次要吃透历史资料，这就是要对历史资料进行全面的分析研究，理出一个纲来，纲举目张；第三进行全书的艺术构思和人物设计。除此之外，对故事发生的那个时代，即当时当地的地理环境、风土人情等方面的知识，也要有所了解，这方面既可从书本报刊资料上获得，也可以从自己生活经历的积累中获得。我曾在蒋介石‘发迹’地上海住过多年，抗日战争期间，我上过前线采访和开展宣传工作，还到过内地许多地方，并在台湾省台北市工作过，这些生活经历也为我创作《金陵春梦》、《草山残梦》、《蒋后主秘录》等书，创造了一些有利的条件。” 　　姑父很希望我也搞新闻工作，他说：“新闻是很好的职业，搞新闻就要广泛接触社会，深入民众之中，了解社会，了解民情，这对于文学创作是十分有必要的。我写了几十篇反映香港社会生活的长短篇小说，正是得益于新闻职业。”一九七九年末，我从博白调到桂林市，组织上安排我到正在筹备复刊的《桂林日报》社工作，正合了我的心愿。我去信告诉姑父，他着实为我高兴。 　　在从化疗养院，我与姑父共同生活近半年，他对我的教诲和我对他为人的了解，我永远怀念。 　　姑父热爱共产党，热爱社会主义祖国，主张正义，渴望中华民族自立和富强，渴望海峡两岸早日和平统一。姑父曾讲述了这样一件往事：《金陵春梦》在报上连载后，有一天接到一个电话，Ｗ君自台北专程来香港，约他在报馆后面的大同酒家楼下茶室饮茶。Ｗ君是谁？姑父在一九四七年“二·二八”事件后，奉命到台北设《大公报》分馆，出版航空版。抵台之初，有三几位该市的同业，常“陪”他外出采访，Ｗ君便是其中的一位。唐人心想，与此君分别已十一年，平时又从未通信，此番忽然专程来访，目的何在？颇感蹊跷。不过，既然是老朋友来访，不见太失礼，平生又没做祺对不起朋友的事，心里很坦荡。第二天下午三时就准时应约来到茶室。当他在卡座坐下后，就见一个鬼头鬼脑的人在他的卡座四周绕了一圈后便走了，见到此人的举动，唐人也就对Ｗ君的政治身份和这次来港晤他的真实使命明白了七分，本想就此离去，刚一抬眼，却见Ｗ君已经从酒楼大门走了进来，姑父使一改往日对朋友以礼相待的态度，劈头问道：“你为什么不相信我，这算什么老朋友？难道派个‘探子’来就能解决问题？想当年‘双十二’事变时，蒋介石在极端劣势下，中共尚且力劝张学良、杨虎城二位将军释放老蒋，现在已经是六十年代了，难道阁下的地位和处境会强过老蒋？还给我来这一手……”这连珠炮般的发问，使得Ｗ君十分尴尬，经过一番否认和解释之后，话题才转到《金陵春梦》的写作上。Ｗ君问他为什么要写这部《金陵春梦》？是不是为稿费而写？如果台湾向你约稿呢？唐人笑笑答道：“先告诉你吧，匿名信、恫吓信我都曾收到过，也都呈交我的上级。我确为生活写了不少稿，但写《金陵春梦》却不是为了稿费，我不打算接受旁人约稿，因为我计划中要写的《金陵春梦》还没写完。我可以坦率地告诉你，我祖父和父亲都是在床上逝世的，与蒋介石没有关系，我严家与蒋家没有私仇，我写《金陵春梦》绝非私人攻击，而是根据他自己的言行所写下的历史史实，人民对他早已有公正的评价，我只不过是做了些艺术加工罢了。当然，我也愿意蒋先生赶快醒悟，以中华民族利益为重，下决心宣布同中共谈判，化干戈为玉帛，实现祖国和平统一，好让海峡两岸骨肉同胞早日团聚。到那时，我一定会写一部中华民族大团圆的小说，在小说里将对蒋先生的明智之举大大赞扬！” 　　姑父热爱新闻，热爱文学。在从化治疗的日子里，他多次说过“工作就是幸福”，他说，他多么想早日回到报馆编辑部工作，哪怕是“老伤兵裹创再战”，虽然“其状不雅”，可心里痛快，因为香港读者想同他在报上的“午间漫话”栏里聊天，关心台湾时政，盼望祖国统一的读者，在等着听他讲述“台湾史话”，介绍“台湾风情”，打开“台湾之窗”；广大读者还在等着看《金陵春梦》第七、八集以及续篇《草山残梦》，还有许多读者想看他写的反映香港生活的中长篇小说。每每谈到报馆编务工作和文学创作时，他总是起初兴奋、激动，末了也多是表露出一种犹如负了债似的忧郁、焦急。他确实离不开他的新闻工作和文学创作。在香港，他每天总是早早走到巴士站等车到报馆上班，中午一边啃面包一边审阅稿件或给报纸写稿，晚上回到家就一头扎进他的书房给几家报纸写连载小说稿。三十多年来，在业余时间里，有整整十年日写万字，有二十年每天至少写三千字。他的香港朋友曾开玩笑喊他作“我们的巴尔扎克”现在却一只手不能动弹，握笔的手也在微微打战，连写信也是“字不成形，句不成行”，可以想象得到，这对于他来说，是何等之痛苦，何等之焦急啊！ 　　有一天，香港的一家出版社来信催稿，姑父看完信，那对浓眉皱紧了，坐在沙发上，沉默了许久，才起身边朝洗澡间走去边说：“元龄，我想泡泡温泉。” 　　他躺在浴盆里，浸在温泉水里。我坐在盆边，给他的病手和病腿按摩、活动。过了一阵，他觉得舒服多了，感慨地说： 　　“从化的温泉真好，既没有硫磺味，又含有能治病的矿物质，不仅能洗净身上的污垢，消除疲乏，还能给人们治病，太好了。我每次洗了温泉浴，周身都觉得舒服极了。这里的温泉实在好。……一个人活在世上，就要做个有益于人民的人，像温泉这徉，赐给人们温暖、喜悦，带给人们健康、幸福。不过，要做到这些可真是不容易啊！像我现在这样，能吃能睡，却不能工作，真急煞人哪！” 　　“姑父，别急嘛，等治好了病，我相信你每天准还能写五、六千字。” 　　“能吗？”他浓眉舒展开了，稍停一会，却又拧紧了，轻轻地摇着头，说：“五、六千字恐怕不行了，或许三、四千字还勉强。不过，即使是每天坚持写三、四千字，且不说写新的小说，就是我的那么多要整理的书和要续写的书，也够我忙上好几年了。” 　　“慢慢来吧！”我劝慰他。 　　“刚才那封信，就是催稿子的，怎能慢得？我一接到这样的信，心就着急，因为这样拖下去，对不起出版界的朋友，也辜负了读者的期望。” 　　他曾对我说过：《金梦春梦》第七集要整理付梓，第八集结尾部分要补写。十几部长篇要整理出书，特别是那部几经腰斩、几经续写的《草山残梦》，整理成书更是一项要花时间费精力的大工程。姑父曾对一位专程从香港来从化看望他的老朋友说：“《春梦》还剩七、八两集，整理起来倒是不费事，有几个月的时间就够了。但是，整理《残梦》，那可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了，像我现在身体状况，没有一两年的时间，是难以完成的。” 　　我曾问过姑父：“为什么不让家里孩子们帮帮你，那样不就快些了吗？”他说：“不行，八个孩子不是学英语，就是学理工科，况且他们都有各自的工作，都很忙，他们兴趣都不在文学方面。只有‘小不点’（严浩）在执导电影之余，写点随笔小品。不过，他拍摄电影已经够忙的了，不可能腾出手来帮我整理书了。” 　　有一天，大概是姑父知道我请假的期限快满了，不久就要回博白县去办理调往桂林的事。他洗完澡，我扶他上床小歇后、便让我坐在床沿，对我说：“关于整理旧稿的事，这几天我想了很多，眼下对于我来说，主要是治病，医生也不准我动脑子整理书，再说，我这握笔的手老是有点颤抖，整理书也不方便，即使将来能工作了，也不可能像过去那样干了，身体上不去，精力也不可能像过去那样充沛了，所以我很需要你来帮帮我，等你工作调动的事办完了，生活安排好了，工作也上路了，我的治疗也有明显好转了，我就带着书稿到桂林去，边继续疗养边整理书稿，有玉琴侄女（我妻子）在身边照顾，你二姑也放心，再有你帮我整理书稿，我的担子也轻些，出书也一定会快些。……” 　　我自然很乐意帮帮姑父，这可是我向姑父学习写作的难得的好机会。于是，我在从化的最后的半个多月时间里，姑父同我的谈话内容多半是他有待整理的书稿目录、发表年月、报纸名称等等。其中关于《草山残梦》一书，他介绍说，这部书先是用唐人笔名在《新晚报》上连载的《草山残梦》，接着又写了《草山惊梦》，六十年代发生的那场文化大革命，其浩劫也波及到香港，由于姑父被扣上“陶铸放毒工厂的放毒悍将”的帽子，这部连载作品突然被“腰斩”了。这时正巧《晶报》社长约他写连载，他便以“草山上人”为笔名，写了《宋美龄的大半生》，才把蒋介石未了的“残梦”在这部作品里给以了结。这三部书稿合在一起将近五百万字，要整理出书，既要删节与蒋无关的内容，又要融合几部书稿中相同的情节，还得根据新收集到的资料进行修改，工作量是相当大的。当时，他设想这部《草山残梦》也像《金陵春梦》那样弄成八集，每集三十万字左右，并希望能于一九八二年底交付出版。最后再动手把八集《金陵春梦》和《草山残梦》各压缩成四集出版。我记得，在我即将离开从化时，二姑杨紫从香港来探望姑父，并为我送行时，我们三人在一起聊天，他还将他的意思对她说了，征求她的意见。二姑当时表示如果日后他到桂林疗养并整理书稿，她将陪他来桂林一段时间，她也认为她的大哥和侄女都在桂林，生活上治疗上都比较方便，又有我协助整理书稿也很合适。所以对丈夫提出的这个方案十分高兴。 　　然而，谁也没想到一九八一年他转到北京继续治疗并参加全国政协会议时，于当年十一月底因脑溢血复发，谢世而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