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接前集。话说在这众叛亲离的情况下，蒋介石渴望自美国、日本等地讨得救兵，来为他解脱困境，于是积极进行收买美、日“志愿军”，希望有所挽回。
那一日蒋介石召集亲信，面授机宜，听第一批日本兵到台湾的报告，满以为此事大有可为，不料发现困难重重，作声不得。原来，经过日本军官根本博私下招募的日本兵既不能公然打出“志愿军”旗号，而且索价奇昂，什么安家费、置装费、旅费等等几十名已经够瞧的了，更多的不但无此可能，而且难乎为继。
何应钦道：“此事实不易为，公开固然不行，秘密也难保守。日本检察长上田十一月十三日在上院答复议员质向时说：‘关于外传日本人志愿参加国民党部队的消息，经过调查之后，证实的确有若干志愿官兵到台湾去了。’上田的话，全世界已经从通讯社的新闻稿中知道，这对我们实在不妙。”
蒋介石瞅了王世杰一眼，问道：
“王部长以为如何？”
王世杰皱眉道：
“今天我看到一条美联社的消息，说白崇禧先生公开问接承认大局已没有什么希望，他还公开吁请友邦派遣国际军前来帮助本党剿共。白祟禧这种说法实在不妥之至，再把上田的答复拼在一起来看，更给人一个本党十分不堪的印象，因此我以为这不是个治本之道。”
蒋介石不由一怔，但仍听王世杰往下说道：
“今中共正从东、南、北三路合围四川，而陈纳德的飞虎大队已胎死腹中。根本博的志愿军费用既大而人数不多，我们应该想起远水救不了近火的老古话，而在台湾遵照美国意见训练新兵。”
蒋介石不置可否，却频频点头。
“在我们自已人面前来说，”王世杰接着说道，“麦帅同意日本兵来华剿共，中共曾指责此举为破坏国际和平、违反国际公法，对这一点我没有意见，认为他们是振振有词的。在我们的立场来看，对日和约尚未签订，中日两国还在交战状态，而日本又已投降，那末来华剿共的日本兵，其身份又是什么呢？中共认为这批日本兵乃是海盗匪贼的化身，他们不但得不到日本人的同情，而日本政府所负责任更是重大，我以为这种抨击值得我们注意。我们对外尽管否认，尽管辟谣，但这件事情的确谈不上什么法理。我们既然做了，便得看看有什么效果？”
蒋介石似有所悟道：
“那么刚才有人报告说，这批日本兵到达基隆之后，当地老百姓置酒欢迎，恐怕又是讨讨我的高兴，没有这回事了！”
蒋经国见他有点明白，慨然开口道：
“关于这个问题，我本来是赞成的，但当我知道这批日本兵到达基隆，在大雨中找不到地方休息，也不敢露面，找到了地方又没人理睬的情形以后，我就改变了原来的认识，因为这不但是钱的问题。”
蒋介石忙说：“你讲下去。”
蒋经国朝他父亲点了点头，说道：
“我一早就为这件事动脑筋，现在听王先生这样说，更感到这些日本兵并不是什么志愿军。从他们在日本同我们的人讲价钱的情形来说，他们决不是志愿来中国帮我们剿共，他们只是因为在日本失业，活不下去，像做生意似的到这里来赚几个钱罢了，恐怕不肯真正为我们卖命。而且日本是战败国，纵使麦帅和日本政府尽力帮忙，恐怕也不可能大量派人来，更糟糕的是这件事不能公开。”说到这里。蒋经国突然提高了声调，“刚才临出门时，有人告诉我，日本兵到基隆的事已经一传十、十传百传了开去，而台湾大学方面也有电话向我报告，说有一位教授知道了此事后，已经在学生面前大发牢骚。”
“哦！”蒋介石又是一征，忙吩咐道：“赶快把这个教授说的话报告过来！听听他们怎么个说法！”
蒋经国便唤来他手下的一名密探，详细报告了发生在台大的这桩事情的经过：
原来，这个密探混在台大课室里，听见一位弯腰曲背的老教授在对学生们说：
“我们反对！这不成话嘛。抗战八年之中，日本竭全国之力，数百万精兵大举入寇，尚且不能使我中华民族屈服，现在他们又来了，”老教授热泪纵横，声调悲怆，“难道我们中国人之间竟有这样深重的仇恨，自相残杀之外，还要让这批野兽来重温旧梦吗？”
那密探见满屋子的“同学”潸然泪下，也只得暗自叹气。
教授悲怆地接着说：“我们且不谈这场内战谁是谁非，但当一个政权启用外国兵的时候，已说明手下已无可用之兵，政权岌岌可危了！可是雇佣兵决不能挽救命运，历史上数不尽的事例可以作证明，晚唐曾经借助外籍士兵，其结果大家已知道了。在西洋，古罗马帝国末期用蛮人戍边，中世纪皮桑丁帝国依赖雇用外兵，其结果也人所共知。近世以来，法国大革命中的瑞士雇佣兵，几曾挽救过路易十六不上断头台？目前法国‘外籍兵团’中的纳粹士兵，正在越南节节溃败；而跑到喀什米尔的回教军队中的英美‘国际旅队’，也早已给当地老百姓赶了出来。请问我们今天把日本豺狼兵找来打自己人，这不是——”老教授悲从中来，老泪纵横，忍不住抽泣几声后，才又接着说下去，“我的妻子是在重庆给日本飞机炸死的，我可以站在人类的立场上宽恕日本人的过失，可是当我发现日本兵再度出现在我们的国土上，出现在我面前的时候，就是打死我，我也不能认他们是朋友啊！”
那伪装学生的密探起立说道：
“外国雇佣兵也有好处，打败洪秀全便是例子，我们应该拥护政府的政策才是。”
老教授一怔，朝那个“冒牌大学生”瞅了一眼，沉重地说：
“你的话也有几分道理，但并不全面。你平时主张‘强烈反共’，现在又有这种看法，这虽然是你的自由，但在同学们面前，我应该修正你的看法。”他一阵咳呛后，接着说，“太平天国是失败了，戈登的‘常胜军’会同清廷，给了它致命的打击。这个说明了革命势力内部不稳，甚至发生分裂之后，再加上它的对方又极为强大的时侯，外国雇佣兵才会偶然发生一些辅助的作用。戈登的对抗太平天国，以及作弗朗哥帮手的德、意军队便是例子；但现在我们中国的情形却不一样，这情形大家都很明白，我不再说。因此，日本兵到台湾帮助政府打共产党，它能不能起一些辅助作用，都很难说。”他一顿，摇头叹息道，“今日之下，看问题最忌片面，共产党我没见过，我大半辈子跟着政府跑，大家都知道，我只是根据历史的教训来告诉你们，譬如说苏联，当它十月革命胜利之后，白卫军想借十四个国家的干涉来重建它的政权，结果这些外国军队并没有成功……”
那个“冒牌大学生”再也忍不住，再次站立起来发表“意见”道：
“共产党的政权是不稳固的，他们只知道杀人，此外全是一窍不通，怎会成功？政府用外国兵打共产党有利无弊，何况第三次大战马上会发生？到那时共产党很快垮台！美国还有原子弹，而苏联的原子弹是假的，苏联怎能及得上美国？……”这名蒋经国手下的干部自以为做了一件了不得的大事，他一报告完，准要获得主子的一番嘉奖，想不到蒋经国此时对日本雇佣兵已经灰心绝望了，而且连蒋介石听完了报告，皱了皱眉，挥挥手让那密探一滚了事。
蒋介石只好暂时忘记了这桩事，因为他面前还摆着另一件伤脑筋的事：资源委员会驻港全体员工，继两航之后也宣告起义，通电脱离蒋介石政权。
蒋介石已经变成了一个随时都会爆炸的火药桶，没有人敢挨近他，他也不想召见任何人，见蒋经国立在角落里，想一想在这世界上似乎只有儿子可靠，忍不住潸然泪下。
蒋经国见父亲如此这般凄凉状，安慰道：
“阿爸，事已至此，哀伤无益。”
蒋介石把档卷一推，文件落叶般掉向地下，自己抓起手杖，独个儿往草山漫步，只有侍卫官追随左右。蒋经国拾起文件，不由得沉思起来：“存在海外财产大都失落，万分可惜，但政治上的损失更大，大到不可弥补。”于是痛骂起刘航琛来。
原来蒋介石对香港各机构早已严密注视，以资源委员会而言，该会国外贸易事务所存港矿产品器材及外汇存款，不下港币三千万元，经济部长兼资委会主委刘航琛屡次奉命来港变卖，用尽各种各样法宝图使员工就范，结果员工当真给了他一个答复，在资源委员会原委员长孙越崎的部署下，于一九四九年十一月十三日那天，全体大会上一致通过起义。
看官，在苦难中国获得转机，新旧交替之际，为新的政权流血流汗的人固然值得尊敬，在旧的政权中扭过头来，投入革命阵营的国民党人也同样值得尊敬；因为这样做可以使干戈早息，建设早成，凡事为国家着想，不为个人得失斤斤计较的精神，古今历史都予肯定，是故资委会在港员工继两航等等国民党机构及国民党人起义之后，它的三干万港币资产固有助于中国人民的事业，它的精神更大大地鼓励了彷徨不决的国民党人。
资委会香港贸易处，国外贸易事务所吴志翔、龚永麟、梁桑、李新民、冯日宾、林艾园、孟颂南等三十五人呈毛泽东主席等的电文在报上公布之后，刘航琛出现在蒋介石面前，紧张万状，战战兢兢地报告道：
“留港员工早已不肯合作，本月六日我自重庆秘密飞港，会同该所所长方崇森商议对策，在十一日召集重要职员谈话，说本人这次来港变卖全部矿品，所得资金系接济西南各省工商业之用。而且明白告诉他们，本人身为经济部长，该怎么办就怎么办，对任何方面都不卖帐，行政院院会后来不出席，行政院命令也不一定一一接受，这次资委会新存矿品已决定在三几天中全部出清，交给我一个人处理，一切责任也由我一个人负责，如果北平方面将来要追问清算，也不足介意。同时又向他们保证，矿品出清后，资委会就结束了，同人今后生活，本人十分关怀，当场还指定了几名高级职员，商拟资遣办法。言词之外，还暗示得力人员可以多拿一点，但他们连钱也不要，出了这个漏子。”刘航琛见蒋不作一语，便说下去道：“出事时，全体员工四十一人中有三十五人签名，实难挽救。本月十二是总理诞辰纪念，照例放假一天。方崇森便由亲信尹某陪同，带大汉八人到九龙深水砧货仓提取存锡，却碰上假期无人开仓，功亏一篑。但空地上存锑甚多，他就改称提锑，正想动手，给他们拦住了，说是假期无人敢作主，而且提货手续也不合。”刘航琛见蒋仍无一语，只得再说下去道：“之后他们还发表了宣言，签名的人还多出了毕文翰、简振贤、吴鑫、朱润琚、曾庆锴、鲍克超、杨丽生、宋达汉、阮顺元、刘挺章、王守承、王忠荣、郑玲、李鼎昌、阮仁达、司徒康、郭世镗、曹子华、黎日初、梁建邦、杨绚、郑炳权、杨庆春、陈琪文、陈志清、谭汉伟、马忠良……”
蒋介石突地开口道：“知道了，你回去罢。”
刘航琛不知道主何吉凶，但也无法询问，如逢大赦地告辞而去。蒋经国接着入报北平发布消息，国务院已接受两航起义请求，两航收归国有，刘敬宜、陈卓林分任总经理，全部员工继续工作，接着又说了个使蒋大吃一惊的消息。
原来是贵阳已经解放的消息，同时周恩来有一个电报致联合国，说明蒋介石的代表团已无权代表中国。
贵阳之失，意味着一心想赖以立足的“大西南”，将无立锥之地，周恩来的电报更是对国民党在联合国地位的沉重打击。蒋介石脑子里已把两航和资委会的起义抛到老远，立即召集亲信商议，但谁也不愿先提周恩来的电报。
“李宗仁慌了，”蒋经国道：“有消息说他想把政府搬到昆明，但卢汉已经拒绝。”
蒋介石急道：“卢汉能拒绝李宗仁，难保不拒绝我蒋某人，你们不可不注意。”他以掌击膝：“他们向西南进犯不到半个月，就把整个西南核心贵阳拿走，不知道守军吃什么长大的！”接着叹气，要顾祝同对西南局势予以分析。
顾祝同抓抓后脑勺道：“他们这一次进军，规模甚大，兵分几路从湘鄂向川东南和贵州进犯，川、滇、黔三省的前途如何，实在难说。上次兄弟在军事会议中报告过，说黔北地位十分重要，瞧他们在黔北越过重安江，取得马场坪之后，立即分兵由平越攻向遵义。遵义如失，整个黔北交通便落在他们手里。他们不但可以由此北上与进川之敌汇合进攻重庆，而且可以经怀仁达叙水截断川滇另一交通线，直压贵州省府临时办公地点毕节，而且也可以从怀仁经大河口直攻毕节，兄弟对西南的局势实在不敢乐观。”
蒋经国插嘴道：“我也有同感。贵阳之失，中共不但巩固了黔北的地位，截断了川滇交通大动脉，而且对于广西的打击也十分重大。他们从黔桂路直下柳州的话，李宗仁、白祟禧先生想在那边作为桂邕联系中心的打算，恐怕也难如愿。李先生他们目前是想借美援打气，在广西继续反共，但中共自广东进攻梧州，和从湖南进入广西之后，李先生他们便在合围之中，很难搞的了。我连看几天战报，感到他们从贵阳南下的一路更具有决定性，又特别快速，这便是李、白两位先生已经无力坚守黔桂路的表现，所以如果中共由这条铁路南下，对广西实在是一个致命的打击！”
顾祝同道：“蒋主任看得很准。同时贵阳对云南也有决定性。李先生想自渝退滇，以及重庆，台北之间因为昆明而发生的不愉快，无非是贵阳可以把这两个都市连系起来，进退方便。如今失去了贵阳，便只好从泸叙出毕节，经威宁、宣威到达滇黔路，但这条路不但非常困难，而且中共如从遵义西进，很容易把它截断，所以据兄弟浅见，贵阳之失，在事实上已把重庆和昆明完全隔离开了，我们在大西南的力量，也已完全分隔成川、滇、桂三块，联不起来了，如何是好？”
蒋介石越听心里越发怵，一筹莫展，不知如何是好。
国民党不但在大西南战场上一筹莫展，在香港两航公司起义的措施上，同样一败涂地。事发之后，交通部改派中航高等顾问沈德燮摇身一变而为总经理，再由央航机务主任戴安国一跃而为代总经理，并命两人在香港各报刊登启事，准备混淆视听，从中分化，混水摸鱼。不料沈、戴二人启事见报之后，不独未能将已经失去的拿回来，反而连办公室也坐不稳，全体员工更是双手齐摇，不表欢迎。逼得越紧，笑话越大，越显出国民党视两航如私人财产，而众目共睹的是：两航四千员工及其眷属的起义，早就说明两航是中国人的财产，而他们也已准备走上为人民服务的岗位，一改往昔的别扭劲儿，而展翅高飞了。
针对国民党在港的活动，两航员工分头向刘敬宜、陈卓林二人报告，二人立即作了义正辞严、理直气壮的反击，两航接着也在香港报纸刊出巨幅广告，使沈、戴二人的活动黯然失色。中航的启事道：“顷奉本公司总经理刘敬宜电开：‘本公司高等顾问沈德燮擅自冒充本公司总经理在香港各报滥登广告，淆乱社会视听，应立即开革。该沈德燮如在外冒用名义那借款项，订立合约及其他非法言论行动，概与本公司无涉。’等因，奉此，敬希公鉴。香港中国航空公司瑾启。一九四九年十一月十九日。”
央航同日刊登声明道：“查本公司前机务主任戴安国，早经本公司总经理陈卓林电令撤免在案。该戴安国现竟冒称本公司代总经理在香港报纸滥登通告，意图对我全体员工加以分化。诚恐社会视听或被淆惑，今特郑重声明，该戴安国前此或以后如有冒用本公司名义挪借款项、订立合约及其他非法言论行动，本公司概不承认，特此声明。中央航空运箱公司非常委员会。”
国民党在港“夺机之人”，见两航刊登启事，无法混水摸鱼，手脚都慌了；迨见北京接着发出的消息，更是脸色都变了，那消息道：
“中国、中央两航空公司全体留穗员工，于十五日分别致电刘敬宜、陈卓林两总经理，表示一致拥护起义的义举，愿共为新中国人民航空事业而努力。中航留穗员工并单独致电该公司留港员工致敬。中航留穗员工在致刘敬宜总经理的电中说：我们响应您的号召，努力学习，加紧工作，并在钧座继续领导下，为新中国人民服务。央航留穗员工致陈卓林总经理的电报中说：你们的爱国举动使我们同深感奋，一致拥护！中航留穗员工致该公司香港同仁电文说：欣悉贵站在总经理领导下光荣起义，归向人民，谨致革命敬礼！……”
国民党留港“夺机之人”，个个目瞪口呆，不知所措，但与前方形势一比，他们的尴尬只是小焉者也！
与解放贵阳的同时，解放大军已深入四川，所向辟易。一路由湘西越武陵山主脉攻克秀山、酉阳；一路由鄂西恩施、威丰前进，两路会师于黔江。黔江到重庆有公路直达，相距二一○公里，只是一天的行车路程，而且路面平坦，眼看重庆及桂林解放在即。
“哪有这么快的！”蒋介石心胆俱裂道：“从这些地方直扑重庆，真是只有他们共产党才做得出。”事实上战争不可能按照某一个人的愿望进行。蒋介石在为自己惶恐之外，也只得往意桂系动态，作为应变的参考了。
“阿爸”，蒋经国道，“如今广西已经完全孤立，他们无处可逃，白祟禧如果将部队退往南宁，那真是死路一条。”
正说着电报如雪片飞来，有的说：“舟山群岛决战即将爆发。”有的说：“登步岛及定海岌岌可危。”有的说：“重庆国防部十人日开始硫散，不迁昆明。”有的说：“胡宗南决于一二日内赴渝。”有的说：“贺国光自台飞渝，飞返西昌。”……
蒋介石担心舟山之战，大声说：“还不派飞机去定海附近看看？”
周至柔愁眉苦脸说：“连日气候恶劣，飞机已有法起飞了。”
蒋介石又问：“重庆到底如何？
蒋经国捡出一份电稿道：“据报重庆混乱，我们的人大致已走得差不多。航空公司办公室里里外外挤得水泄不通，但只有被卫戍总部批准的人才可以有一线希望得到机票。金融市场情形更乱，银元牌价又从二元四对美金一元提高为三对一，黑市价已涨到四元七对一，还在……”
蒋介石挥手道：“不听了不听了，反正是这个样子。”突地何应钦求见，蒋介石想不透他有什么事，召见道：“是不是为了……”
何应钦道：“局势紧张，美国传来不少闲话，谅必听到了。”
蒋介石道：“你听说什么？”
何应钦叹了口气道：“外面有很多说法，说有一些中央大员恐怕不能再在国内立足，都想跑到美国去；可是又怕拿不到美国的入境签证，于是决定策动在美国的朋友和同事，有计划地一个个借故攻击或排斥本党驻美外文人员，以便挤出空位，好让他们自己取而代之，拿到护照去美国长住！”
一肚子火的蒋介石反问道：“敬之兄，你讲的是不是指立夫、果夫？”
“不不，”何应钦道：“我只是听说，感到对本党名誉不大好看，所以特来报告。据说纽约《美洲日报》近日借故猛攻驻联合国代表团顾问程希孟，程终被外交部撤职调部，据说这就是哪个计划的具体表现。”
蒋介石再反问道：“敬之兄，你干脆说明白点，你是不是指立夫、果夫兄弟？”
何应钦还是十分镇静地答道：“我只因为连日来听得太多，心所谓危，不敢不说，人家真的没指出是谁。”
蒋介石明知道是ＣＣ系对政学系的“最后绝招”，但不能明说，却深感他那一套“派系控制法”为日无多了，特别是ＣＣ，简直兵败如山倒，因而不无怜悯之感，问道：“不提这个也罢，你听说些什么？”
何应钦道：“人家说，程希孟是蒋廷黻的亲信，现在有人攻击他，根本不是攻击程某个人，而是想去掉一个廷黻的人，换上一个其他大员的亲信。而且不但是这一个，此外还有驻联合国经济社会理事会代表张彭春，驻联合国代表团顾问张忠绂等，都是将要被攻击的对象。”
蒋介石吃惊道：“他们用什么方法攻击呢？”
何应钦道：“据说是这样的，如今局势恶劣，本党在海外很多外交人员之中，难免有心怀二志的，事实上已经有人这样做了。于是这些人便派出特工人员，伪装‘进步’与‘投机’，劝说本党驻外人员‘反正’和‘起义’。对方不管他怎样答复，但两人总是要谈话的。特工人员便把这谈话弄成录音，寄回来告状，有凭有据，事情就成了。”
蒋介石大摇头道：“这个靠不住吧，有几个家伙出毛病，事先也没听过他们的什么录音。”
何应钦知道蒋介石又在打太极了，也故意叹息一声，说道：“反正任何事情都睛不过您的眼睛，只是如今局势不同，我们要小心。”又说：“人家又告诉我，说潘公展先生在上月底乘克里扶兰总统号轮船去了美国，化名叫做‘潘有猷’自称是‘香港国际编译社总编辑’，同行的还有一子一媳。到美之前，先去加拿大打了一个转，料理他私人事情。于是传说又来了，很多人在讲：潘先生这次去美国，是为了主持某些大员在美国的活动，譬如改组美国各地党报、设计攻击和驱逐若干驻外人员等等。而刚才说的那家《美洲日报》，就是潘先生他们的报纸之一。”
蒋介石“唔唔”连声道：“知道了，还有什么？”
何应钦告辞道：“其他的太琐屑，不想打扰了。”于是告辞。
蒋介石心有所思，忙说：“不忙不忙，我们也很久没谈谈，你多坐一会吧。”接着他问：“关于日本兵的事情，你一定有所听闻。”
何应钦苦涩地笑道：“是的，不过没什么。从日本来的朋友说，本党这次花了四百万美元的资金，打算从日本招募五百个日籍飞行员，送上前线挽回颓势，而且先遣人员已经到了台湾。”何应钦笑笑：“我都见过了。”
蒋介石一怔：“你怎么见过？”
何应钦道：“他们坐车子到街上来，大家一见就明白，他们的长相，同我们的确有很大不同的。”
列位，在那个时候，关于蒋介石讨救兵的新闻，已经不成为秘密了。台、日之间盛传，招募日军的花招，早在一九四九年四月间已经决定。同月二十一日晚上十一时正，一封密函到达了巢鸭监狱横山雄伟手中。二十三日，朱世明以“驻日代表团团长”名义赶往东京，二十四日在茅崎地方与横山晤面，告诉他总额一千三百万美元中的四百万美元，正为“募兵”事准备着，并且向他说明以下几项条件：
一、参加人员每名发给奖金十万日元书；
二、每人发置装费十万日元；
三、每人发旅费一万五千日元；
四、每人月薪六万日元；
五、战死后发给遗族抚恤金一百五十万日元（准备发给一百名战死者的基金已存放于日本银行）。
四月三十日，国民党在杭州召开最高会议时决定了这项募兵的计划，五月十二日横山雄伟弄了个招募日籍飞行员五百名、将校干部十名，五月底先派遣干部三名、飞行员四名潜入台湾的计划，而且已被接纳执行。
在东京都南多摩群鹤川乡的根本博家中，他的妻子曾经对美联社记者的日本朋友说过：“根本博非常喜欢钓鱼，常常把钓鱼的用具收进公事包中，便出发旅行去了。究竟他到过什么地方？逗留到什么时候？关于这些我完全不知道，他也不会告诉我。我所知道的只是凡他所到的地方，都有他旧日的部下去招呼他而已。这次他离家已有两个多月，相信最近的将来就会归来吧！”
除了横山雄伟之外，以前侵华战争时期曾任“大日本皇军北支派遣军中将司令官”的根本博，也于六月二十四日那天，带着六个将校干部，乘了一艘只有六十吨的小船离开九州，七月上旬到达台湾。根本博是蒋介石青年时代的朋友。据《芝加哥论坛报》九月十一日报道，说同蒋、根二人牵线者是一个“中国人”李庆元。而这个李庆元，有人怀疑他就是侵缅日军的高级参谋硓政信上校的化名，但也有人说不是。然而消息既然披露，一些通讯社便跟着来，其中美联社发自东京的一条电讯较详细，它指出国民党“募兵”事，除了上述三名日本军官之外，还有一个始终跟着汤恩伯的日军中将柴山兼四郎。
用两个多月的时光去钓鱼，根本博也许钓的是一条大鱼。他的外甥北原武夫曾经肯定地对他的朋友说：“根本博台湾之行是真的，日本兵参加国民党军队的事实，原不是今日始的了。”
而帮助根本博台湾之行最花气力的，却另有一个名叫儿玉誉志夫的日本人。
儿玉誉志夫这个人，在侵华战争期间也曾大大地作威作福过，他同“维新政府”某一首要人物的儿子李崲源搞在一起，专做走私漏税的勾当，和福冈地方上的特殊人物关系密切极了。六月下旬某日，鹿儿岛县附近一个小岛上，根本博带着六名部下到达，搭乘儿玉准备的船只。虽然在出发时被人发觉了他们的私渡计划，但当地人员把这经过情形，详详细细向正在柳桥妓馆住宿的李崲源报告之后，李就出面为他们解决了一切问题，那条小船也平安地离开了小岛。
关于日本兵潜入台湾，一说是利用马关的大洋渔业公司船，外貌上假装在台湾附近海面撒网捕鱼，突然给国民党海军拿捕，变成船上人员是因为越界被捕的样子，这一手法较为巧妙。
在九州宫崎县地方的军阀樱井德太郎中将也曾经对人夸耀过：“我能够马上动员旧部二十万人，去帮助蒋介石打内战”这一类的话。而一九四九年春天，经佐藤玄一中将（中国姓名叫做左玄龙）的从中斡旋，樱井德太郎中将曾同负有特殊任务赴日本的ＣＣ系罗文轼会晤。
朱世明在茅崎会晤的日阀右派浪人兼特务横山雄伟，论学历虽仅止于小学程度，但他曾出任黑龙会首领头山满所创的玄洋社顾问，和军阀有一段渊源。此人自巢鸭监狱获释以后，马上同国民党人员联络。他同硓政信及战前日本驻阿根廷公使山形清等感情不坏，曾参加过拥立朴烈的运动；也从硓嘉六处拿过不少运动资金。同时此人同以山冈万之助为背景的政教社增田一悦关系也密，一向便是久原房子助的情报员。因为此人善吹牛皮，在当时日本军部中，曾经被人送了个浑名：“轻气球”。
除以上所述的浪人和特务之外，还有一个名叫宫良的人暗中也十分活跃。他和“大和党”的大政正和是在侵华战争期内结识的朋友；战后则和汤恩伯结上了不解之缘。宫良曾经在上海经营制药行当，生意失败后，在一九四九年春天计划冲绳岛走私，但因事先未搞妥，在宫古岛附近给捕获，连人带货被扣留三个月，损失达几千万日元之巨。
这些日阀余孽和浪人特务。就是当年参与国民党“招募日本志愿军”计划的首要分子。也难怪除了极少数日本兵之外，没有人愿意上当，不但使他们一事无成，而且把蒋介石所准备的四百万美元，几乎七拉八扯全部“开销”了。
但蒋介石损失的犹不止此，由于此举使中华民族的尊严受到损害，连国民党人之中，反对这样做的也大有人在，而始作俑者的阎锡山更是抬不起头来。
摆在蒋介石面前的重大难题，委实太多了，千头万绪，不知如何是好；而权衡轻重，四川的得失影响今后局势太大，再加上李宗仁企图组织川、粤、桂三省“区域自主政权”，等待美援右抗台湾，左拒北京，蒋介石越来越感到有立即东山再起的必要，否则在美国人心目中，领导“自由中国”者真的是李而非蒋了。
一九四九年十一月中旬，解放大军以令人难以想象的艰苦豪迈的气概，作进军重庆的重大行动。李宗仁如坐针毡，即给蒋介石发了几个电报，要他入川“领导戡乱”，以为蒋恁说也不敢来。不料蒋介石正中下怀，在若干部下反对下于十一月十四日专机飞往重庆决心同李摊牌，李宗仁接得回电。妙得很，先一日却飞回广西南宁，与蒋介石来一个参商不相见。蒋介石没料到李宗仁会给他来这一着，忙不迭发急电要李回川“共商大计”，但李宗仁的确已在“共商大计”，但对象非蒋而是卢汉，地点也非重庆而是昆明。
蒋介石在重庆大发雷霆，对白崇禧说李宗仁太对不起人。这位“小诸葛”胸有成竹，委婉陈词道：“李先生要我到重庆来，问我：‘总裁复职，怎么办呢？’大家商量结果，认为蒋总统复行视事，不能反对，反对也没有用。最后他决定出巡，避免难堪。我就留在这里折冲，希望在此关头，大家能下得了台。”白崇禧接着又叹道：“于是在他走后，我就同吴忠信先生取得联系。我的想法是：这种局面僵持下去，决非善策，总裁东山再起，大体上也无不可。不过李先生的最近情形，总裁也能明白，他……”
蒋介石急问：“他怎么啦？”
白崇禧道：“他一再对我说过，如有必要，准备出国一行，问我台北的态度如何？我说台北方面早已知道，但总裁尚无回音……”
蒋介石道：“这件事，我实在想不透。健生你想想：因为局势关系，我复出视事，但他却出国活动去了，这不是变成了交换条件吗？这怎么可以交换？……”
白崇禧道：“据他说这也不算是交换，只是各适期适，我当然也有些意见。……”
蒋介石忙说：“健生，我已经让吴忠信转告他了，你一定也知道：我如复职，他也复职，做他的副总统，可是千万不能出国。你知道，在今天的情形下出国，这不是明摆着同我过不去吗？”于是，坚欲白崇禧阻李出国，白对李的“空架子”已完全失望，对蒋手中的“反共实力”则尚有幻想，再加上蒋一连串使白疏李的做法，白崇禧终为蒋作说客，飞往南宁力阻李宗仁出洋。
那李宗仁也没料到蒋介石还会有此一着，问道：“健生，我离开重庆，你是赞成的，我要到外洋奔走，你也同意的，因为除此之外，我已没有路可走，你怎么要我回去当副总统，那不是活受罪吗？”
白祟禧在蒋、李双方而言，论交情李胜于蒋，论“实惠”蒋胜于李。不独蒋已在台给他一批金条，即以两人所掌握实力而言，蒋仍远胜于李。美目下对李的“行情”似胜于蒋，但往远看，李必然无法取蒋而代之，因此白崇禧决定还是遵从蒋介石之意，继续劝李，说道：“蒋的复任势在必行，而且很难反对，长线放远鹤，你仍做副总统，还是划算。如果你们两位都要坚持，那我介乎两难之间，势必无法交帐。”
李宗仁道：“怎么交帐那是你的问题，他正布置形势要我下台，则是我的问题。这次我同你和黄旭初、李品仙、夏威等都谈过了，一致认为以不回重庆为上策，在这里进可以团结西南，退可以出洋求援，重新组织力量，以抵抗共党进攻。所以明天我就要同黄旭初、李品仙、李汉魂等飞海南看看，与陈济棠谈谈。你以为如何？”
白祟禧道：“我是不能去、也不便去的，如果你决心这样做，我也只好先回桂林再说。”
李宗仁道：“关于出洋，健生你知道我是有胃病的。在这里无法彻底治疗，因此如能到美国走走，顺便也把这个问题解决了。”
白崇禧道：“那千万试不得，不管你到美国的理由是什么，在蒋看来，对他总是凶多吉少，我看目前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你能回去当副总统最好。”
迨蒋介石在重庆大发脾气的消息到达，李宗仁深怕蒋介石会下“绝招”，忙不迭自南宁乘民航大队飞机来港，行前发表书面谈话，说是他的十二指肠溃疡非割不可，并且强调“中枢军政事宜”和“总统府日常公务”，以示他的身份还是个“代总统”。蒋介石闻讯大急，一方面命令阎锡山出任“代代总统”，同时计划派人前往香港“劝驾”，阻其赴美，并摸清其行动。
秋到山城，一片凄凉，蒋介石在重庆不但找不到李宗仁，而且成日担心，心情恶劣，无以形容。来自香港的报告说，李宗仁下机后即去九龙前安徽省银行总经理张岳龄寓所，随行者有总统府第三处处长黄雪崐和机要秘书李扬。但刚放下行李，又接劝告迁往香港，于是当日下午，李宗仁便专船渡海搬入坚道。
报告说李宗仁在张寓曾接见桂系在港干部，表示不再返渝。据说李已与白崇禧闹翻，白因军饷问题盼获蒋介石支持，曾对陈立夫说过他有办法叫李退休或退居副座。此事后为李所知，于是深感“实力”已靠不住，不如脱身。
报告续到，李宗仁的防卫突又大加增强，说他一迁再迁，又搬进太和医院，病房四周密布警探及其侍卫，意味到李宗仁的“身价”因为这一出走而有所抬高，这使蒋介石大大不安，忙派四员大将来港，设法挽回。
肩负“劝驾”使命来自重庆四名大员是居正、朱家骅、郑彦棻和洪兰友，也坐了陈纳德的民航机到达启德机场。国民党在香港的外交特派员办公处竟无一人往接，四名大员面面相觑。朱家骅大概带了个女秘书，只见她香汁淋漓，打了几个电话毫无回讯，回到四人面前大骂“外特处真混蛋”！闻者皆笑。
那四人当即驱车过海，在新宁招待所辟室稍事休息，即往医院访李。寒暄过后，居正道：“德公，蒋先生有一封亲笔信在此，要我们带来，请德公过目。”
李宗仁笑而不言，在床上把信看了。信写得十分简单，内容主要是请李病愈之后回重庆“共赴国难”。李宗仁随便说几句便交代过了：“我的病非常麻烦，恐怕……”
朱家骅忙说道：“德公，蒋先生亲口说的，重庆之战是背水之战，志在必胜，而且有打胜仗的因素。蒋先生已经决定不再迁都，在德公没有到达重庆之前，他决不离渝。”
郑彦棻也帮腔道：“迁都是迁不得的了，德公这次在昆明为迁都事同卢汉谈了十天，迁都之难可以想见。”他弦外有音：“卢汉一方面同你谈，另方面他也要到香港来。这个人真是——咳！”
李宗仁知道此言有骨，还是笑而不答。四个人或分别开口，或一齐动嘴，千言万语无非是请李回去。李宗仁又好气又好笑，最后摊牌道：“承蒙你们四位不远千里而来，我李某人好生感激，只是蒋先生专横独断，阴谋阻难，我不能不表示深恶痛绝。我受够了他和他手下的气，我再也不会上当了！”
居正长叹道：“德公何必生气，蒋先生如无诚心，怎会派我们四人远迢迢来此？要知道本党今天的情形已经万分危急，德公如不回到重庆，本党真是完了！”
郑彦棻道：“是啊，德公举足轻重，千万以大局为重。”
洪兰友道：“德公要明白一点，就是今天的蒋先生，的的确确非常诚恳，我们四个可以担保。”
朱家骅道：“德公，我们四人本来明天就走，如果您能够给我们带回一封信去，那真是太好了。”
李宗仁皱眉道：“真对不起你们四位，我实在不能再上他的当了。美国财政部长史奈德正巧在香港。住在港督府，有人来对我说，史奈德问候我。还有人说，那七千五百万美元的美援，也不妨在这个时候谈谈。”
四代表闻言大急，知道是李汉魂代表李宗仁前往港督府，向史奈德问候的。
正当香港上演闹剧之际，沈阳传来一个大快人心的消息。
这故事说来话长。原来沈阳有两个美侨瓦尔德、雷贝格和克力斯坦（德籍）、希克尼（意籍）、巽四郎（日籍美人）几个人，一起侨居沈阳三经路三十八号。九月二十七日清晨八时许，瓦尔德为拆除汽车房修补院墙，命工人姬玉衡拆毁钢筋水泥柱子，一名工人要做这样重的活，时间太久，体力也告不济，于是筋疲力尽的姬玉衡在下午三点多钟要求雷贝格增加人手，雷乃转告瓦尔德。瓦闻后竟以姬玉衡拒绝工作为借口，不准作辩，把他开除，并逐出住所。
十三日后，姬玉衡回到瓦尔德处，索取被解雇后应得的工资扣留金、解雇金、休假金和九天的正常工资，本来这些都是合情合理的事，但瓦尔德一见面便大骂“混蛋滚出去！”姬玉衡还没来得及开口申辩，已经给瓦尔德抓住了手往外拖，希尼克扯着姬的右臂，两人连拖带拉，并在后面踢他的腿，把姬推踢下楼。姬负伤被挟持走到门口时，正赶上巽四郎回来，也参加殴打，三人一直把他打倒在门前石阶上，巽四郎再加一脚，然后离去。九点正，雷贝格出面唱“花脸”，把姬玉衡从楼下唤到前楼楼上帐房，强制他接受九天工资。姬平白无辜挨了顿打，又拿不到休假金、解雇金和工资扣留金，不甘心签字收钱，雷贝格强迫签字朱果，恼羞成怒把姬从房里猛力推出，倒在室外暖气炉旁，姬的弟弟姬玉峰闻讯见状前来劝解，又被雷贝格推出穿堂门外，并伙同瓦尔德，两人又把姬拖到楼下，边踢边打。到二级横梯转角处，给孙恒利发现后即转告姬玉峰。姬忙不迭再往劝解，雷贝格即上前阻拦，痛击姬玉峰两拳后，倏地将他抱住。这时光克力斯坦从楼上下来，空手抓住姬玉峰，右手掴他两耳光，再猛击肩头三拳。瓦尔德同时把姬玉衡猛力推倒，致右额撞在石阶上受伤；另用右手按住姬玉衡，左手在左眼上猛击三拳，姬玉衡立告昏厥。
这几名“洋大人”正打得起劲，工人于永宾等闻讯赶到，见状气极，大呼：“不准欺侮中国人！”瓦尔德等才回楼上，工人们连忙救护伤者，气愤万状，当即向公安局报告，要求按照手续进行控诉。
列位，姬玉衡是五十多岁的老工人了，在瓦尔德处工作已逾十三年之久，如此下场，不但他本人老泪纵横，所有工人也闻讯心寒。当下法庭受理该案，因被告包括美、意、德、日四国侨民，进行特别慎重。
中国人被视为牛马不如的日子，是一去不返了，瓦尔德所雇用的三十五名中国职工，在姬玉衡兄弟俩挨打之后，便联名向当局投诉，请求依法处理。沈阳市公安局根据投诉，于十月二十四日将瓦尔德传询扣留，经审讯后将该案移送沈阳市人民法院。法院先后审讯五次，并传讯受害人姬玉衡、姬玉峰；证人邹元绩、于永宾、金倜之、巩振东、吴翰章、李春芸、张仲英等多人。且曾两次当庭对质，除瓦尔德等行凶时当场勘验的姬玉衡受伤倒地、右额伤痕的照片，以及法院的伤势检验，市立医院医生的诊断书等外，法庭审判长等又于审讯期间到场勘察。根据市公安局的起诉书，法院的审讯调查材料，经仔细研究后，于十一月二十一日中午十二时最后开庭审判。当日下午六时宣判，七时结束，结束后瓦尔德等即返回三经路三十八号。
这是个历史上值得大书特书的宣判：宣告中国人奴隶般的日子已成过去！中国人热诚好客，决不是狭隘的民族主义者，但以不平等待我的“洋大人”，势必失去中华民族可贵的友谊！那判决书经审判长庄严宣读后，凶犯瓦尔德等默歇无言。旁听席上除了美侨史笃克一人以外，莫不喜形于色，说明了中国人民是不可侮的！
主犯瓦尔德证据俱全，处徒刑六个月，从犯雷贝格、克力斯坦各处徒刑四个月；希克尼、巽四郎各处徒刑三个月，各犯准缓刑一年，并均驱逐出中国国境。
瓦尔德还应付给姬玉衡三个半月休假金美元一百零五元，两个月解雇金美元六十元，九天工资美元九元，工资扣留金按实际扣留数目全部发还，以上均按市价折合本币付给。此外并应赔偿姬玉衡医药费本币一百三十六万五千元，生活损失费二百五十万元。
消息传到全国各地，每一个中国人都长长地透了口气，姬玉衡挨打时每一个中国人都分担了他所受的侮辱与痛苦，姬玉衡含冤获申时每一个中国人也分享了他的欢愉与感激——对新中国政府的感激。
消息由新华社传递到香港，李宗仁在太和医院读到了这段新闻，蒋介石的四名代表也在新宁招待所读到了这段新闻，他们简直不能相信、不肯相信、不敢相信。他们双方为争夺美国财长史奈德的“邀见”而紧张，为争夺美国“来自台湾的参议员”诺兰过港时的“会晤”而紧张，蒋介石更是一天十二道电报，命令在港众将，封锁李宗仁和“洋大人”的接触，几乎连“失职者斩”的口气都摆出来了。
正是：到底谁是中国人？洋人面前有分寸。
欲知后事如何，请看下回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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