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接上回。话说蒋介石在重庆苦候四代表回讯，日复一日，不见李宗仁愿意回川消息，万分着急。李宗仁那封告别信却摊在桌上，使收件人花了几许精力，还得不到圆满解决，那信上说： 　　“介公赐鉴：自海口抵南宁，胃疾突发，十二指肠有流血征象，精神至感疲倦，因决于本日赴港，转美检验，必要时施行手术治疗；并借以探询美方对华之真实态度。 　　“局势严重，不敢自逸，仍当于最短期内归国。兹派李品仙赴渝面陈各事，至于中枢军政事宜，已电阎锡山院长负责照常进行矣……” 　　蒋介石非常苦恼，因为李宗仁拍拍屁股走了，留下那个烂摊子十分麻烦。重庆固然在极大的纷扰之中，台北也一个样。原来国民党地区之中，已经没有代行总统职权的人了。根据国民党的宪法规定，在正副总统缺席时，行政院长得代行总统职权，但李宗仁对阎锡山的训令，仅嘱其“照常进行”，却无代行总统权的说法。同时李宗仁也没有请蒋介石复行总统职权，而蒋介石在这当口复职，在予人印象以及难以挽回的局势而言，都不上算。 　　心情烦躁的蒋介石等到十一月二十五日，在四周一片败退声中获悉四代表业已返渝，“劝驾专使”居正、朱家骅、邓彦棻、洪兰友等气急败坏入见，说是有辱使命。居正道：“简单说来，他实在不识抬举，非去不可，现在香港等候美国批准入境，据说美国对他颇为欢迎。至于他用什么名义出国问题，他坚持用代总统名义，这个回头再研究吧，今天一起同我们来重庆的，还有于右老、吴国祯、徐柏园、舒伯炎、黄仁霖诸位先生，此外诺兰议员夫妇，威勒少校等也来了，总裁今天能同诺兰见见面，实在是好。诺兰夫妇从台北到香港前后，他们真想同见觅见面，可是诺兰不答应……” 　　蒋介石倒抽一口凉气，暗忖诺兰是“游说团”中的重要分子之一，得人钱财，与人消灾，不在香港晤李确乎应该，只是美国究竟有几个诺兰？这使他原有的一点高兴又没踪影了，当下吩咐摆席为诺兰夫妇等接风。席终人散，两人促膝而谈，蒋介石禁不住长吁短叹。 　　诺兰见蒋这副沮丧神态，便劝道：“而今眼下，反正局面是这样的了，焦虑无益。我们只要有台湾，发展不是绝对悲观的。当年中共的延安，怎能比得上今天的台湾？一旦三次大战爆发，你们又可以回大陆接收嘛！”当下又补充了大战即将在一年左右爆发的具体征象和理由，特别是美国占海陆空绝对忧势的“分析”，听得蒋介石好不喜欢。 　　问道：“诺兰先生。不过李宗仁如果真到贵国去了，根据他的做法，你以为起得了作用么？” 　　诺兰这张嘴吃惯了“游说团”的糖，因此对蒋也颇有甜头，当下一口保证道：“今天的美国，举棋不定的对华政策已经过去。你放心，美国绝对反共！至于李宗仁这位先生，他如果坚决要去美国，我们是很难阻止的，只是他去了之后，注意他的行动便是，我的意见是最好不让他有什么名义。”诺兰笑笑又道：“一个普通的官儿到美国治病，作用就很难了。” 　　蒋介石频频点首道：“对，对，最好不用什么名义，了不起也只能用副总统名义。” 　　诺兰道：“我劝你放心的重要根据，是实力问题。如今自由中国的实力全部在你手里，李宗仁己经没有什么了，不用怕。美国希望你们反共，反共必须有力量，而李宗仁是没有力量的。这次路经香港，为时虽短，但看到的东西倒不少，我在今天一早坐美军专机飞香港，十一点半到达，居正先生他们九点半便在机场等我一齐来重庆了。三小时中，李宗仁派去的黄雪崐等同他们谈得很多，并且未等飞机启航，便先回去了，说明了双方谈得并不入港。据我所知，史奈德和我这次没有同他见面，恐怕他很不开心。”诺兰狡黠地笑笑又道：“在机场有人要我先同李宗仁一谈，我说我应该先到重庆看看，先同蒋、阎两位先生交换意见，过两三天之后或许可以再到香港来。” 　　于是蒋介石无限感激，待诺兰辞去，立即召开紧急会议，以应付李宗仁的攻势。陈立夫、白崇禧、朱家骅等用电报及发言力主老蒋复职，蒋经国则极力反对。蒋经国道：“现在大家明白美国对华政策之于我们，其重要性自不待言，如果总裁复职，在情理上固然无懈可击，在李宗仁和一般人心目中，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他们会大加利用，大事渲染的。这种利用的结果，一定会使美国人对总裁有所误会，并使总裁对李宗仁措施的失败代负其责，实在太不合算。” 　　众人闻言认为有理，问题的核心便移到李宗仁的名义上去。蒋介石恨恨地说：“他是不肯回来的了，本党目前及今后的行使职权问题，的确已陷于无主的境地。关于我的复任总统问题大家见仁见智，而我焦虑的却是严重的军事问题，而不是宪法的争议。”隔了片刻，他扫了一眼众人，接着又说道：“至于李宗仁的打算，据我所知，他想去美国的计划存心已久。美国国会议决拨付七千五百万美元，给远东地区使用，但并未说明中国分配到多少。李宗仁听了他顾问的话，以为自己很得华盛顿的同情，如能晤见杜鲁门，便可以拿到一部分。他曾经派人到美国去敲门，反应并不好，但是这次如果拿代总统名义出国，情形就不同了，对于这个问题大家要想个对付的办法才好。”说起李宗仁这次昆明之行，确实值得注意。他住在五华山省府大厦里，卢汉待以元首之礼。卢汉此刻已决定起义，但不便多说，便与李密谈十日，后来传说，他们商定办法有二：一种是两人号召西南，宣布叛离本党，创立新局面，等待美援；另一种是在同一的形式下等待共产党。提到这里，朱家骅说：“不管怎么做法，总而言之，李某人同本党是在抬杠。本党要云南逮捕共党和亲共之人，花了好大的气力，但那批被捕的人，却在李代总统的名义下释放，自己据说要申请护照出国。” 　　蒋介石听了，一肚子不痛快，说道：“提卢汉干什么？昆明大逮捕，根本是我们自己动手，他起初连名义都不肯背，这一阵的变化，我们该记白崇禧一功才对。据报告广西省主席黄旭初和该省参议会议长李任仁在为李宗仁奔走，黄旭初到香港找寻中共的人探听条件，卢汉也派云南财政厅长林毓棠到香港看看情况，李宗仁自已也飞海口与陈济棠、余汉谋、薛岳等粤军负责人商谈，幸亏白健生坚决反对，这几天，他在桂林强迫黄旭初下台，要李品仙出任省主席，对李宗仁实在是一大打击。”蒋介石脸上掠过一丝苦笑：“但他来电要我复职，却又不明白我目前的的处境，刚才经国已经说过了，我即使复职，目前也非其时，目前要务，无非是别让他戴着代总统的帽子出洋去。” 　　那时光蒋介石处境相当困窘，只得抬出国民党非常委员会主席的名义对付香港的“代总统”。国民党中执会、中常会分头做文章，但李宗仁既不肯回到重庆，又不愿摘下“代总统”帽子，蒋介石气得没办法。商量来、商量去，同月二十八日又以中常会名义派朱家骅、洪兰友二人到香港，向李宗仁摊牌。 　　“这里是中常会的决议，”两人进医院寒暄过后，开门见山送上决议文道：“请李代总统过目。” 　　李宗仁身穿睡衣，神采飞扬，打开决议，念道：“以当前国家局势之严重，西南战况之艰危，中枢不可一日无人主持。仍切望李代总统同志迅返中枢，力疾视事。万一为病势所不许，再请总统复行职权。” 　　李宗仁汀了个哈哈道：“二位，关于这件事，我实在抱歉得很。刚才有个美国记者来看我，我也对他说过，蒋先生对我不坏，我说蒋先生知道我病了，二十一日派了四位代表来，力言将以政府的充分权力给我，又劝我带着医生和必需药物回四川，可是我还不能这样做。我说本人拟请蒋先生即日复位，主持大计。如果就个人健康打算，虽副总统一职也希望解除，但我怕国人疑我意气用事，因此用什么名义出国，的确煞费斟酌。” 　　洪兰友、朱家骅二人闻言相顾苦笑，作声不得。 　　李宗仁作洋洋得意状道：“兄弟这次出国，早对二位说过了，一方面是治十二指肠，一方面接洽美援。”他又打了个哈哈道：“如果蒋先生不放心，烦请二位转告，我只要一到美国，便放弃代总统的名义。” 　　洪兰友问道：“如果现在就放弃，这样做，嗯，唔——” 　　李宗仁皱眉道：“可以可以，不过我的护照已经办好，如果临时改名义，岂不是走不成了？所以在香港就不能再提这件事了。” 　　朱家骅道：“这样说起来，代总统是准备到达美国之后再表示引退之意咯？” 　　李宗仁略一沉思，说：“也可以这样说，我既然到美国后放弃代总统名义，等于引退了。” 　　但第二天双方继续晤谈时，李宗仁却把他引退的诺言取消，激昂慷慨地说：“二位、昨天谈的事，我想了一想，认为不妥，反共是大家的责任，我李某人不能在这个时候逃避。今天我想告诉二位，我这次美国之行，是拿中国代总统资格请求美国财政援助去的，兹事体大，不能随更改名义！我不问结果如何，一个月里必然回国，继续为反共而战！外交部长叶公超对于我的护照向题，听说他犹豫不决，要等蒋先生批准之后再给，这一点我想问问二位，本党好多人都可以出国，为什么——” 　　朱家骅连忙掐断李的话，道：“代总统一定误听人言了，蒋总裁怎么可能对您的护照有什么？” 　　李宗仁笑道：“老实说，向政府领护照固然是一种手续，但主要是一种尊敬的表示，在香港的美国人不少，他们对我的美国之行，就没听说有什么意见。” 　　洪兰友当然知道他弦外有音，却又不便辩论，暗叫苦也。几个人扯了一阵，对方不但没有回川之意，连到美国放弃“代总统”名义的诺言都坚决取消，于是两人黯然回渝，蒋介石闻说如此这般，气得哇哇直跳。 　　那李宗仁连闯几关，对美国的意图仍感困惑。如果美国确乎厌蒋恶蒋，为什么史奈德和诺兰避而不见？当下召集亲信商议，一致认为不管它如何发展，成败在此一举，只要到达美国，蒋介石的事情去他的。于是李宗仁接见美国记者时，紧紧张张地有问必答道：“我这次是短期的，十二指肠治愈之后，马上回来，行前当访杜鲁门总统商量一切，向他道谢对于支持中国政府反共的热诚。” 　　美国记者问道：“如今中共越来越强大，李先生以为在中国反共，尚有可为吗？” 　　李宗仁强笑道：“大有可为，大有可为，我此去还要建议贵国军事领袖，在越南沿边建立一支中国军队，而以北向反攻为最后目的，我以为一定可以成功的。” 　　美国记者闻言而笑，问道：“重庆第二次派了两位代表来，听说他们希望你考虑辞退代总统的问题，碰了个钉子，是吗？” 　　李宗仁大笑道：“那不碰钉子才怪，我没法考虑，不能考虑，不该考虑！”李宗仁洋洋得意：“我还可以告诉你：凡是对于中国的美援，不管它是什么性质的美援，今后一定要经过我的手，而不是经过蒋先生的手！” 　　那记者吃了一惊，咬住钢笔杆怔了一阵，再问：“李先生这句话的根据，是因为你现在还是代总统，而蒋先生没有办法复行视事吗？” 　　李宗仁点了点头道：“大概如此，他没有可能随便取消我的名义。”于是美国记者告辞，临行向他祝贺，李宗仁乐不可支。 　　在重庆的蒋介石却苦不堪言，遵义既失重庆已无险可守，但他既不能把李宗仁找回来，又不能拔脚便走，那一日诺兰夫妇、陈纳德、吴国祯、黄仁霖即将离渝，蒋设宴送行，情况凄凉之极，陈纳德“重组飞虎队”根本不可能，倒是诺兰实在有愧“游说团”那笔庞大的酬金，决心到南宁一行，找白崇禧有所商洽，算是在蒋最危急时的一支定心针。蒋介石以茶代酒，呷了一口，感慨万状道：“多谢诺兰先生一个人去南宁，诺兰夫人恐怕要在香港独个儿多住几天。” 　　诺兰忙说：“那她不会寂寞，我们有很多人在香港，可以陪她玩。” 　　接着扯到了局势，蒋介石道：“陕南川北，尚有胡宗南十四万部队，我已命令他分出一部分移到西康和西藏外围，建立新的基地。” 　　诺兰频频点头。陈纳德道：“蒋总统在重庆维持到现在，实在难能可贵。正因为这样，胡宗南将军就可以顺利撤退，并使成都得以加强，成为四川省的第二堡垒。然而有一件事值得担心，共产党可能——不，一定会从江津渡过长江，截断白市驿机场，如果成为事实，那到成都的出路就会堵塞。我今天已在司令部得到消息，说他们的先头部队已经向这条路线进攻，昨夜被堵住在南温泉，如果主力开到，那——” 　　众人默无一语，恨不得立刻坐上飞机，离开重庆，蒋介石苦笑笑，说了些有恃无恐的话，安慰自己也安慰人家。这顿饭就匆匆散席，除诺兰一人飞南宁外，其余皆飞香港。 　　却说“小诸葛”在南宁彷徨，见诺兰果自天外飞来，大喜过望。诺兰免不了夸奖一阵，白崇禧心想美国到处在找蒋介石的继承人，难道会落到自己头上不成？当下免不了殷勤一番。 　　诺兰道：“我在此有三天逗留，欲与白先生长谈。” 　　白崇禧一听，以为美国真的看上他了，这分喜欢没法形容，免不了对诺兰好生招待。 　　那诺兰存心要了解白崇禧几个问题，特别是他手里究竟还有多少本钱？同李宗仁的关系到底是合是离？东扯西扯之后，两人话入正题，诺兰试探道：“今日之下，蒋、李二位还闹个没完，使我着急。美国固然要支持中国政府反共，但两人如此这般，大出我们意外。”他补充：“当然，有些事情我们是知道的，然而发展到这般田地，非始料所及。”他叹息：“我还弄不懂一件事：为什么贵党中人，如此容易同中共合作？分明打得头破血流。可是在紧要关头，咳，一个个到中共那边去了！” 　　白崇禧不便作答，唔唔连声。诺兰道：“前一阵，我听说你白将军同中共也有联络，可把我急坏了。”白崇禧更是只得苦笑连声，不便作答。诺兰道：“其实贵党的高级人员未免太近视，不出两年，三次大战打将起来，中共必败，苏联也必败，到那时可就后悔莫及。” 　　白祟禧心头一动，问道：“真的在两年以内么？” 　　诺兰道：“难道还能拖延吗？对付中共只能提前不可延后，否则待羽毛丰满，那简直不能想象。两年只是一个假定时期，如果两年以后打不起来，五年以后便没有必胜条件，十年之后呢？我的上帝，那简直别提大战这个字眼了。” 　　白祟禧也跟着苦笑笑，承认中共确实难以对付，哀叹道：“是这样，诺兰先生说的是。我们的部队未到，老百姓就跑了；他们的部队未到，老百姓却迎上去找他们了。这个秘密我只能同你讲，说明了问题的严重。” 　　“我们也知道。”诺兰道：“此所以有人反对蒋先生的缘故在此。”他问：“你的部队现在怎么样了？有困难要我们帮忙吗？” 　　白崇禧不知是计，十分欢喜，当下便照实说：“不瞒诺兰先生，我的处境很困难。李宗仁先生飞港之前有信给我，极力指责蒋先生不讲信义，要我保全实力。这件事实在伤透脑筋，因为军队到底不是我个人的私产。李先生的意思是把广西所有军队，火速集中雷州半岛，必要时退向海南，永远保持这个海岛基地，同台湾的蒋先生唱对台戏，两个岛都是将来反攻大陆的跳板。但我早已遵蒋先生之命，抽调了两个兵团，向黔南挺进，支援贵州去了。等到贵阳失却，才忙向后撤，可是因兵力分散，无法集中运用，给对方逐个击破，使我食不知味，寝不安枕。因为再要补充这两个兵团实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言下之意他的本钱已经丢光，南宁的部队已不成比例了。 　　诺兰见这位“小诸葛”也长吁短叹，一方面感到相当失望，另方面也只好劝他。失望的是桂系实力既完蛋，也不成其为“系”了；劝他的意思是只要白崇禧肯反共，还不失为美国老板手上一张牌。 　　就在美国老板到处物色蒋介石继承人，舍不得“放弃在华利益”的时候，蒋介石还以为美国老板非他不可，要杀尽狱中中共党人和善良之人，为美国侵华铺平道路，并为自己的溃败遮羞。诺兰既去，炮声更近，手下一再请求老蒋撤退，但蒋介石对云南尚未死心，对川康等地的“游击基地”也未布置完竣，心儿早飞去，两腿难走成，整天价喊打喊杀，模样吓人。 　　在国民党有关的机构之中，撤的撤、散的散，倒没什么了不起的大问题，独独重庆那个“中美合作所”中三百余名中共党人、进步分子及善良之人，却想不出一个妥善安置办法。毛人凤在蒋面前报告道：“如果把他们搬走呢？男女老幼三百多人，在平时尚且不便，此刻更难想象。如今局势紧张，如果在路上来个遭遇战，更是不能想象。而且万一决定搬了，昆明成都不理想，西康西藏不可能，送台湾除非用飞机，可是万一驾驶员连人带机飞到共区，这也不成体统。可是目前除了台湾，就找不到安全地点。” 　　蒋介石心头烦乱之极，问道：“这批人活着还有用吗？” 　　毛人风愁眉苦脸道：“这批人连死都不怕了，想从他们身上找到一点有用的东西，简直不可能。” 　　蒋介石生气道：“难道把他们放了吗？” 　　毛人凤忙说：“那当然也不必，这许多年来，包括杨虎城全家在内，已经解决不少，一一” 　　蒋介石厌烦道：“好性解决就解决吧！考虑的时间不多了！” 　　毛人凤诺诺连声，又怕蒋介石反悔，三百多条性命责任不轻，于是补上一个“拟即执行”的签呈，蒋介石抓起毛笔，立刻批准。 　　列位，关在“中美合作所”的中国人民英雄们，他们或为争取人民解放，在暗无天日的地区作英勇不屈的斗争，或为民族解放，在抗日战争时期参加民主团结的爱国行动，或因莫名其妙的遭遇误入集中营地区及“出言不慎”之类，他们先先后后被特务拘捕，丧失自由。他们即使在入狱前素不相识、或对革命理论相当生疏，但在监狱之中，几乎都变成热爱祖国、热爱革命事业的好战友了。 　　重庆解放前夕。这三百余名尚未死难的英雄已熬完漫长黑夜，面临黎明之前的最后一分钟。他们利用一床红色绣花被面，拆掉绣花，改作旗帜，准备在解放那天高高升起，并且作了一首题为“我们也有一面红旗”的诗： 　　　　我们有床红色的绣花被面， 　　　　把花拆掉吧，这里有剪刀， 　　　　把黄纸剪成五颗明亮的星，贴在角上。 　　　　再找根竹竿，就是帐竿也罢， 　　　　瞧啊，这是我们的旗帜， 　　　　鲜明的旗帜，我们用血换来的旗帜！ 　　“我们也有一面红旗”的下半首写道： 　　　　美丽吗？看我挥舞它吧！ 　　　　别性急，把它藏起来呵！ 　　　　等解放大军到了那天， 　　　　从敌人的集中营里， 　　　　我们举起大红旗！ 　　　　洒着自由的眼泪，一齐出去！ 　　然而，在这个建立在中国人民白骨上的“中美合作所”里，他们即使有个别获得生还，但三百多人大体上已永远不能复生的了那是一个举世罕见、骇人听闻的人间地狱；是凶神恶煞残忍杀戮的屠场；是中华民族最忧秀的儿女杀身成仁所在；是使举世善良的人们悲愤慕名的地方。从阴森森的歌乐山下到沙磁文化区，毗连着一片丘陵起伏、广阔深远的山谷地带，横跨在重庆市第十三、十四、十七三个区之间，直径长达十三华里，纵横凡二十余华里这个“特区”包括渣滓洞、梅园、杨家山、造时场、松林坡、白公馆、五灵观、红炉厂、王家院子、熊家院子、小杨公桥、朱公馆、步云桥、岚烟等地，房屋达八百余幢。总而言之，这是一个无可比拟的大魔窟，从其内部组织庞大严密的情形看来，可以知道美国是怎样“热诚”地从事于屠杀中国人民的“事业”！就在这个暗无天日的“特区”之中，还有十个全为美国制造的军火库，包括大炮、轻重机枪、卡宾枪、步枪、手枪、子弹、炸药、汽车、汽车零件、电讯器材、防毒器具、防空器械、医药用品、被服、钢盔、中英文对照图表、中国本土及太平洋岛屿军事地图，以及专门练习射击的打靶纸等等，都是Ｕ．Ｓ．Ａ．招牌，分门别类装在仓库之中。不少物资在解放后还钉在木箱里，原封未动；此外还有四个木器家具库，这些东西根本已无法统计。而在魔窟最“热闹”的期间，有数以千计的汽车经常往来其问，内情可以想见。 　　然而在一九四九年的十一月尾，这个“特区”不但更加冷清清，而且愈形慌乱起来了。在那里，经常囚禁革命者的地方有三处：渣滓洞有男狱一幢，是一排上下各八室一楼一底的土墙瓦屋，另外一幢是两间女狱房，囚着两百几十名革命者、进步人士和一些“嫌疑犯”，是关人关得最多的地方。白公馆囚者较少，杨家山的囚者更少。而白公馆和渣滓洞这两个悲惨的牢狱，在集中营里的代名是“活棺材”。新四军军长叶挺和廖承志、张学良、杨虎城等都曾在那里失却过自由，叶挺将军在这里且曾写过一首著名的“囚歌”。 　　叶挺将军的“囚歌”写道： 　　　　为人进出的门紧锁着 　　　　为狗爬出的洞敞开着 　　　　一个声音高叫着 　　　　爬出来吧 　　　　给你自由 　　　　我渴望自由 　　　　但我深深地知道 　　　　人的身躯怎能从狗洞子里爬出 　　　　我希望有一天 　　　　地下的烈火 　　　　将我连这棺材一齐烧掉 　　　　我—— 　　　　应该在烈火与热血中得到水生 　　“中美合作所”内被囚的英雄们，就这样豪迈而艰辛地过着“为了免除下一代的苦难，我们愿把牢底坐穿”的日子。他们唱着歌，“生要站着生，死要站着死”；“天快亮，路难行，跌到是常事情”；“爬起来，再前进！”等待着黎明的来临。 　　这是一批多么值得中国人民子子孙孙、世世代代怀念与敬仰的人呵！虽然您不认识他们、我不认识他们，但十一亿中国人个个知道他们、感激他们。要“改写”这三百多位英雄的斗争和牺牲过程不是不可以，但想一想他们慷慨就义的那种雄浑气概，特别是用血肉拯救垂危的中华民族那种崇高品质，真使人无法用笔墨写出。在有关出版物中记载着：在“中美合作所”的酷刑下，英雄们的腿断了，残废了，皮肉上遗留着数不清的紫黑色的光荣伤疤，一个个不屈服地倒了下去。革命的信仰支撑他们常遭非刑的躯体；广大受苦受难的人民面影，也使他们熬住了令人不堪忍受的痛苦。不少英雄们从痛苦的昏迷中醒过来，爽朗地指出刽子手们必然灭亡的前途，而劝他们放下屠刀。有一位名叫刘石泉的烈士曾几次从电刑中昏倒过去，却还一次又一次地劝刽子手们回头是岸。 　　毒刑吓不住真正的革命者，有位江竹筠烈士，她坐过老虎凳、被灌过水葫芦，受过很多的苦，但敌人没法从她口中得到过一个字。渣滓洞中的被囚者集体为她写了首“灵魂颂”，其中一小节有云： 　　　　你是丹娘的化身， 　　　　你是苏菲亚的精灵， 　　　　不——你就是你！ 　　　　你是中华儿女的革命典型。 　　有位陈然烈士被捕后曾被活埋过好几次，他从不开口。一次刽子手要他坐老虎凳，并且要塞他的嘴，他咬紧牙齿说：“我绝不叫喊！”烈士唐虚谷第一次受筷子夹指头的非刑时笑着说：“筷子究竟是竹做的，但我们的骨头是钢的！” 　　烈士许建业在被竹签刺破指头，痛得快昏厥前仍不断痛斥刽子手的罪恶，而且大声说：“无论哪样，来吧！别说你们有四十八种刑法，就是八十四种我也不怕！” 　　壮烈的例子说不完，“中美合作所”方面从来没有从被捕者身上获得过满足。他们只看见了英雄们对酷刑的轻蔑冷笑和中国人民不怕死的表现，这更强烈地暴露了刽子手的疯狂，当他们一无所获的时候，只得把刑伤的受难者抛进监狱，不管死活，有兴致时再提出来摧残一番。而在“心理攻势”方面的努力，例如办壁报、设读书室等等，企图把被囚者的思想“转变”过来，也无一不败，而且速度奇快。 　　被囚者各方面都受到残酷的折磨，仓库中“已呈报损失”的霉米也给他们吃，故意做得一顿生一顿熟，有时甚至在饭里撒一摄炭灰。每天两餐囚饭，早饭故意延迟到中午十二点。晚饭却在下午二时就送去了。十五颗生硬的葫豆，或者二三十顺黄豆加上几小片白菜青菜的烂叶，合煮成一小碗略带黑色的汤，有一股发霉的酸味，不但无油，而且无盐，这就是每餐用来下饭的菜。 　　喝水同样也被限制，夏天偏不给水喝，冬天却又按日把水送进牢房。 　　“放风”是受难者渴望的时刻，可以看到苍天，透一口气，但自一九四九年元旦以后，每天“放风”的时间每室只有一次。在这十分钟内，要包括大小便、倒马桶、洗脸、洗衣服等等工作。可是在四月闯大军渡长江之后，连这十分钟的“放风”也取消了，每天只允许一个人出牢门倒一次马桶。从早到晚，从白天到黑夜，受难者只能在几尺见方的牢房里活动。 　　在这些情形下，人的健康遭受了严重的损害，新四军战士龙光章便是被折磨致死者之一。他死后，渣滓洞两百多难友，十六个男囚室和两个女囚室利用打饭和倒马桶的时间，通过层层障碍，秘密交换和通过了他们十八个囚室的共同决议：全体绝食抗议暴行，并要求为倒下去的战友举行一次追悼会。他们的要求在对方沉默、分化、造谣、威逼、利诱的种种打击下坚持不屈，团结到底，千辛万苦，终告开成了这个追悼会。 　　他们用墙角的野花编织花圈，留着如厕的一小块一小块草纸，用节省下来的稀饭连起来，改作了挽联、引魂幡、金银锭和纸钱等等不同的东西。黑布袜子剪成的布条作了后死者佩截的青纱；捆黑布鞋的黑带子结成了表示悲悼的花朵，盘在每个人的胸前；女难友发上结着用白衬衫做成的白花，他们一个个自牢门走向囚室前的篮球场，沉默、哀怆、悲愤，面对着高墙上的一排机枪。 　　追悼会在悲愤中，在枪刺下进行，仪式上排列的“难友致词”却无人愿上去说话，留下了一段很长的沉默，真是无语胜有声。 　　集中营里苦难的生活非言可喻，每个受难者走进魔窟的第一关，皮带，钢笔都得搜去，只剩下一个双手空空的身体被丢进囚室。不洗脸不刷牙成为常事。指甲长了用牙齿咬，或者利用“放风”找一块碎石回来，慢慢地把指甲磨掉。不准会客，事实上很多难友的亲友，根本不知道被捕或失踪者人在什么地方，只有极少数几个难友因为家庭的社会关系，才能托人送点东西入牢。两个“活棺材”中的难友们，便利用难友们送来的罐头洋铁皮，各自磨成了一把公用的刀。坐牢几年以上的人衣服破了没法缝，换新衣更不可能，补破衣又无针线，只得把衣眼的织线抽出来，在破的地方打结，慢慢地“发明”了用牙刷柄磨成的针。 　　几百人在这种“原始的生活”状态中，却不忘自我学习，但无书无笔无纸，这种学习精神真是惊天地而泣鬼神的。他们用竹筷磨成尖细的笔，写粗时再磨几下又可再用；破棉袄里抽出的棉花，火化后的黑粉屑就是“墨”；而这个火也来得不易，他们用撕得极松的棉花中夹些乱稻草，然后放在地板上拿木板鞋用力搓，久了发热，用竹筷子把棉花夹着一抖，便燃起来了。 　　纸张更是难题，只得从平常留作如厕用的草纸着想，以前用四方寸那么大的，现在必须留出二方寸来写字了。书本来源无可能，全靠难友凭记忆所得，写下内容。难友中有懂得理论的教授，也有从工作中长大起来的人，于是有工作经验的讲经验，懂理论的讲理论，彼此作了先生，也作了学生。 　　他们同残忍的非刑、严密的管理作不屈的斗争，用作传达消息的“茅房新闻社”始终未中断过；他们团结友爱，教育敌人，在极端困难的环境中，若干良心发现的特务便间或供应报纸，叙述外面天翻地覆的大消息。但如何把这些消息传达给全体被囚者，又是一个大难题。幸而楼下难友刘国志把家中送来的香烟中装进一段铅笔，到达了另一难友陈然的手中，用一小张白纸写下端正的仿宋字，“挺进报白宫版”于是诞生！它使住上十年八年不知世事的难友，如盲者重见光明似的开了眼，这张“报纸”便成了魔窟中“政治犯”的领导者。 　　然而这张“报纸”的发行是极端艰难的，大屠杀前八个月某日，一篇七届二中全会的文告被特务发现，情形严重起来。陈然想出面承认，但“挺进报白宫版”是在楼下发现的，上下不能往返，如果承认将使事情更加严重复杂。 　　这真是个严重的问题，牵涉之广，非言可喻。正在这重要关头，一位坐牢近十年的难友许晓轩站出来了，他说：“这是我抄写的！” 　　“根据什么抄的！” 　　“根据你们订阅的报纸抄的！” 　　“好啊，你不要命啦！还敢偷看报纸！”于是残酷的处罚落在这位英雄身上，大伙儿着急他可能被枪毙，可能被活埋；但他镇静地、灵活地通过了审判，没有牵连到一个人，微笑着给钉上十五斤重的重镣，囚在阴森森的重禁闭室里，三天不许进食，每天只准喝一碗水！ 　　而且在这三天之中。不准他出来大小便，三天之后又罚苦工，之后再关重禁闭。重重的苦难压不垮许晓轩，他心平气和地以自我牺牲精神，保全了“挺进报白宫版”的全部组织。 　　就这样，集中营虽在特务们叫嚣横行之中，但难友们在温暖的同志爱下，也获得了一定限度的安慰。他们设法“娱乐”，二十一兵工厂车工余祖胜就是一个天才的雕刻家，他把玻璃牙刷的柄刻成小小的剑和五角星，送给大家玩。又将“放风”时拾回来的破竹简刻成麻雀牌。歌乐山的黄泥富于粘性，适宜塑造人物形象，大家间或弄来捏成泥制的象棋、围棋、算盘和烟斗。他们也有用草纸糊成的“桥牌”，写字的颜色除了上面说过的“墨”外，便是千辛万苦向医官要来的碘酒或者红药水了。 　　他们无声地娱乐，也“有声”地唱歌，唱他们自己的歌，自己编的歌。特别是一九四九年农历大年初一的前几天，淮海战役决定性伟大胜利的消息传到集中营，真把英雄们喜欢得说不出话来；但与此相反，集中营的特务们却个个垂头丧气，于是事先宣布的“新年大放风”立刻取消。 　　年初一——这是英雄们在这世界上最后一个年初一，大伙儿起身特别早，天未明，歌声就此起彼伏，在歌乐山麓的山谷中激荡冲击，囚室楼板似乎都无法支持，摇摇欲坠。特务们吹着号笛，拿着手枪不许他们全体大合唱，楼上楼下跳来跳去，结果是歌声更响亮！ 　　他们用包香烟盒的纸做贺年片，自风门口彼此传递，有的写着“苦尽甘来”，有的用红药水画着五角星，他们用草纸写“春联”，有的是：“洞中才数日，世上已千年”有的是：“看洞中依然旧景，望窗外已是新春”。横额是“大地回春”。有的写：“两个天窗出气，一扇风门伸头”，横额是“乐在其中”。 　　“放风”延迟到下午才开始，扭秧歌、耍把戏，节目相当丰富，就在追悼龙光章烈士的广场上，面对着一排机枪先后表演完毕，最后杨森的侄女杨汉秀忽然要求女友室加插一个节目。 　　这种请求照例不被允许，但因杨汉秀是杨森侄女的关系，就准许了，女室的化装表演节目于是上场：“欢迎英勇的人民解放军！” 　　特务们苍白的脸色更苍白，女难友的表演获得全体难友们经久不息的掌声与欢呼。特务们把牢门上了锁，但锁不住掌声与笑声。 　　残酷的苦狱已经无法使受难者屈服，于是非人的待遇再加重，难友们同生活、天气、疾病抗争，其艰辛非言可喻。女难友左绍英寒冬狱中产子，特务们素来不管，当婴儿的啼声传到各个囚室以后，怎徉养大这个孩子便成为两百多男女难友们的课题。他们要求狱卒允许把自己的东西送给这位悲惨的母亲。这些礼物包括热气未散、刚从身上脱下来的衣服，有自地铺上临时取下的毯子，有全狱中仅存的一个罐头，有集中营发行的“代用券”，有草纸，有手帕……这些赠物者与收受者大都并不相识，婴儿更未见一面，在这人与人真实情感的生活中，难友们的苦难结而为一，不可分开。他们人无分男女老幼，相互团结敬爱所凝结成的力量有如钢铁，足以粉碎任何分化与挑拨。 　　正气上扬，邪气下降，高级特务与若干名刽子手虽仍死硬，但极彷徨，中下级特务本来同样在被监视之中，此刻更想摆脱束缚，立功赎罪，渣滓洞一名“值日官”黄茂才曾自愿为十名难友带信，一位脾气古怪的狱医，竟以两千多粒肠胃消炎片和更多的鱼肝油分赠给难友们。白公馆的难友们在教育特务与争取特务的同时曾想暴动出狱，但解除管理员的武装固易，与周围警卫连作战就很困难。而且单独解放“白宫”是不行的，渣滓洞中难友准会被当作“人质”而被枪决。从前特务丁敏之作西安集中营所长时，几百名“政治犯”逃亡后，戴笠立刻到息烽杀了七名共产党员泄忿，当时情况更为严重，因此突狱的计划只得延缓。 　　就在大屠杀之前几天，白公馆难友已争取了五名监狱管理员，在取钥匙、升国旗、联络附近军队等各方面，已取得了某些成果并与渣滓洞的难友们取得联系，作一次突狱的斗争！他们团结难友、争取敌人、教育敌人已形成狱中最重要的一项活动，直到大屠杀的前夕。 　　十月二十八日清晨，陈然、王朴在白公馆打扫清洁，洗刷厕所，管理组长杨进兴突地下楼叫他们进城，刘国志还脱下大衣给王朴御寒，但他们到晚上都没回来，难友们心情沉重。半夜里电筒一亮，铁门打开，杨进兴又来提取两人的行李，说已转送渣滓洞。刘国志把家里好容易才送进来的罐头放在他们的行李里，第三天才知道两人已在大坪公开枪毙，行李与罐头则被刽子手们瓜分，而半个月后秘密屠杀便告开始。 　　十一月十四，三十名难友被捉到电台岚垭的喷水池遭杀害。在一连串枪声中，雄壮的口号与歌声震撼山岳。而大军将到时，埋人的大坑匆促挖好，二处特务齐集，十一月二十七日下午三时正，李子坝毛人凤住宅门口，有一辆汽车向集中营疾驶，一到大门口登记室，白公馆所长陆景清跳下车来打电话，只说了下面一句“黑话”：“喂，进兴吗？周主任请黄、李谈话。”杨进兴放下电话便带着看守员杨钦典走进黄显声将军的囚室，接着和追随张学良将军多年的李英毅副官一起被押了出去，紧接着一连串枪声迸发，黄将军在血泊里挣扎，杨进兴马上冲过去一脚踏在他头颈上，提起他鲜血淋漓的手臂，扯下那只带血的手表对杨钦典叫道：“这只表是我的！” 　　躲在竹丛后监视的陆景清突地露面，搜查两尸之后，又坐车赶回黄的囚室，凶手们分完了他的遗物，入夜又进行更大的屠杀。晚饭时特务们突地慌忙起来，在铁窗下掠过的尽是这些阴影，难友们威到此什么了，有人喊着：“同志们，这是最后的晚餐了！” 　　在悲愤激动之中，难友们一批批被押到外面，用手铐铐在一起，狱内外壮烈的口号声震天地，烈士们慷慨就义，刘国志在历数刽子手的罪恶之余，高声朗诵道： 　　　　我们已经胜利了！ 　　　　郊区可以听见炮声了！ 　　　　人民解放军马上可以进城， 　　　　今天晚上我们虽然被杀，但是 　　　　我们已经死而无愧！ 　　枪声在口号与痛骂中狂鸣，第五、六批结果了四室全体难友的生命，接着第三、第一、第十一、第八室一批批全部被屠杀，连两个两岁半和九个月的孩子都没放过，孩子的母亲要求：“你多打我几枪，把孩子留下来吧！” 　　刽子手的回答是：“不行，全家一起！” 　　就这样，从不满周岁的乳婴到六旬高龄的老人，都不放过。在这震撼人心的大惨杀后，刽子手疯狂地分脏、纵火、寻找活口，由于大军神速，刽子手不能完成他们斩尽杀绝的计划，渣滓洞中还有部分难友未被打中，集体扫射“补枪”也有幸免的人，他们从尸体中爬了出来，生的欲望和对这罪行的激愤给难友们带来不可想象的力量，结实的木栏也被砸烂，先跑出来的孙志诚继续用石块打破其他囚室的窗户，帮助难友逃出。 　　受难者的鲜血滋润着这苦难的荒地，刽子手们却在炭坪上待命退却，欣赏他们的“杰作”，看见从燃烧着的囚室中跑出来的人，暴露在火光之中，枪弹又从炭坪射过去。求生者明知冲出去也可能是一条死路，但也只好奔向茅房侧的缺口，火照亮着路，以不可思议的速度穿过着了火的走廊。 　　劫后余生者跳出缺口分散逃奔，由于是黑夜。刽子手们虽然不断用机枪卡宾枪扫射追击，但逃在前面的刘德彬、钟林、杨培基等人自水沟一带脱身，而萧钟鼎、孙志诚等人也爬上后面的高岗脱逃。不幸后面来不及冲出的人遭刽子手堵住缺口射击，死了好几个。刽子手还不满足，利用燃烧房屋的火光四处搜索，对躲进茅房的难友扫射了好几遍才撤离。躲在毛坑里的不幸者，只剩下最底层的张泽厚，他身中八枪，九个枪眼，只剩下微弱的呼吸。 　　脱险的还有傅伯雍、盛国玉，他同她是从烧坏了的牢门里逃出来的。逃出后又遭打死的有十八名，有些衣服着火未及扑熄复遭枪杀，尸身倒在围墙上，尸体呈烟熏的乌黑色。有些倒在水沟边，瞪着眼睛，无限愤恨；嘴巴张开，好像要喊完一句尚未完结的口号……大火焚烧后的八间囚室中，堆满了一堆堆乌黑的焦炭，大部分遗骸手脚已烧成灰烬，只剩下一小方躯体和烧得脱离了躯体的头，有些脑顶骨已烧碎，有些还呈现着乌黑色的圆壳，悲惨情状难以言喻。从有些比较完整的伸手弯足乌黑尸炭看来，可以想象到重伤者牺牲前，在火舌伸向他们身体时的惨痛情景。 　　屠杀不能挽救败亡，第二天（二十九日）重庆市区已经清晰地可以听到南岸的枪声。这枪声激动大梁子“新世界”旅社中被囚的革命志士们，他们满怀兴奋商量解放后的工作，又喜怒参半地研究对待刽子手们的办法，不幸终于当夜被提出三十二个人，屠杀在松林坡的荒野。三十日那天大军过江解放重庆，在松林坡发现散乱着打烂的磁盆、水瓶、口杯、破皮鞋，一滩一滩的血夹杂着人的脑髓和肉片，溅在山坡旁、马路上，空气中充塞着腥味，从三个黄泥坑里掘出三十二位殉难者的尸体。 　　随后重庆市各界开了个“追悼杨虎城将军暨殉难烈士大会”，他们在这庞大的魔窟中，在各方协助下找到了几百具惨不忍睹、男女老幼的尸体，他们以非常沉痛和悲愤的心情，控诉美国政府敌视中国人民，控诉国民党反动派的多行不义，肯定杨虎城将军和几百名烈十的功绩，号召中国人民解放台湾、海南，为死难烈士复仇！ 　　北京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文物局请重庆军管会收集烈士们的遗物史料，以备在革命博物馆中陈列，“中美合作所”及大屠杀后的各种图片且曾在几个大城市展览，并编印“罪行实录”，更普遍地使人民大众认识国民党反动派和美国政府是怎样残酷地屠杀中国人的！ 　　正是：英雄烈士不朽，屠夫万年遗臭！ 　　欲知后事如何，请看下回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