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成都西南的邛崃县，古称“临邛”。在汉朝初年，此地仿佛明、清的山西太谷县那样，以多富翁闻名海内。临邛的富豪，又以卓家为首。卓家出了个“名女人”，又出了个大文豪女婿，风流文采，艳传千古，以致于把卓家在“重工业”上的贡献遮没了。 　　临邛卓家，本来是赵国人，以冶铁致富。中国的铁器时代，始于春秋战国之际，而要到战国末年，铁器才渐渐盛行，正式代替了铜，成为大众生活上最重要的一种金属，同时也是国防事业上最重要的一种物资。 　　就铸造兵器而言，铁的冶炼技术，在未能进步到“百辟之钢”以前，它的品质远不如铜。青铜器的制作，在商朝就已精美绝伦。到了春秋、战国，青铜兵器的铸造淬炼，更见杰出。根据出土实物化验的结果，当对青铜兵器的成分，除主要的铜与锡以外，并含有铅、铁、镍、砒素、锑、硫黄等等。不仅如此，甚至已知道加入锌与锰以加强韧力，使其具有柔能克刚，坚而不脆的效用，同时与锑、砒素、硫黄混合，更产生了不损不腐，经久耐用的效果。两千多年前的冶金学，居然发展到如此的程度，说来似乎不可思议，但有实物为证，令人不能不信。 　　作为兵器之王的剑，在当时如干将、莫邪、巨阙、纯钧、湛卢、胜邪、鱼肠等等名剑，都是铜剑。铜与铁相比，前者质胜，后者量多。以铁易朽烂，称为“恶金”，只用来铸造日用刀斧及农具之类。不过物质的价值判断，需视供求关系而定，战争规模扩大，兵器消耗激增，铜的供应不足，而且锻铸费时，不能适应紧急情况的要求，则铁的地位自然提高。如果此时铁的冶炼技术复又进步，则其地位便更非昔比了！ 　　战国末期，秦楚并雄的时代，楚的强盛，得力于铁。秦昭王临朝叹息：“楚之铁剑利，铁剑利则士勇。”以此深感威胁。楚国铁剑之所以利，是因为并吞了吴越的缘故——其时铸剑的名匠，多在吴越，越王勾践有宝剑五，名闻天下。楚王又曾令风吴子到吴国，请欧冶子及干将铸造三枚铁剑，命名为：“龙渊”、“太阿”、“工布”，是为当时唯一能与有名的铜剑匹敌的三枚铁剑。楚吞吴越之时，干将、莫邪、欧冶子等人，虽已下世，但吴越地区的冶金及铸造兵器的技术，始终居于海内的领导地位。 　　在黄河以北，冶铁有名的地方，不过两处，一处是韩国的棠溪，即今河南遂平县以西的地方。韩国的军火制造业，在当时海内名气甚大，所谓“强弓硬弩，皆出于韩”。棠溪之剑，亦为上品，原因就像绍兴好酒一样，得力于水。棠溪之水，冷度特强，宜于淬钢。 　　再有一处就是赵国的邯郸，众望所归的专家，称为“徐夫人”。有人认为“夫人”是一个男子的名字，在我的看法，“徐夫人”就是徐夫人，不见得夫人就不能铸剑！ 　　因为铸剑不是打铁，不须两膀子笨气力。徐夫人要做的工作，第一是调配合金的成分；第二是“望气”——秒冶炼的火候。“气”者火焰，初生火时是“黑浊之气”，然后转为“黄白”，由“黄白”而“青白”，最后只有青气，即所谓“炉火纯青”，才是火力最好，下手“可铸”的时机。 　　荆轲入秦，所带的就是徐夫人所铸的一把匕首，匕首实在就是短剑。燕太子丹为买这把匕道，花了二千两金子。徐夫人的作品不多，她的主顾，大多为经过邯郸的诸侯贵人，名将豪客，一剑之费，价值千万。她收入虽丰，但比起卓家来，显有逊色。 　　卓家与徐夫人不同的是，后者在本质上是个高级工程师，而前者为企业家。卓家以冶铁为业，兵器当然是主要产品，质虽逊于徐夫人的制作，而量则远非徐夫人可及。当时战争的规模很大，“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长平一役，白起坑赵卒四十万人，以致于赵国像二次大战后的德国一样，壮男大缺，尽是寡妇。话虽如此，赢政即位十三年，桓(齿奇)攻赵国平阳，仍有斩首十万级的纪录。试问，这样连年不绝的大规模战争。要消耗多少兵器？卓家光是承办箭镞，就是一笔惊人的大买卖。除了赵国本身以外，其他各国攻击秦国，因为地形关系，往往以邯郸作为军需补给基地。所以那里的冶铁业非常发达，除了承揽公家的军火合同以外，同时由于战乱频仍，农具容易散失，不断需要补充，营业数字，亦颇可观。总之，冶铁业在战争以前制造兵器，战争以后，制造农具，左右逢源，始终不愁没有好生意。国家间的紧张局势，替他们带来了不寻常的大景气，当时如山东的程氏，河南的孔氏，以冶铁为业者，无不大发其财。 　　卓家的移家临邛，大概是在赢政称“始皇帝”以后。自赢政十七年灭韩开始，不到十年间，席卷天下，武功不谓不盛。但是他的胜利是畸形的，基础并不稳固。 　　秦始皇为了消除人民的反抗，强力推行“下放”的政策，即所谓“徙民”及“迁豪富”，把他认为不妥的“不良分子”，“下放”到各个边区去“劳改”，而豪富之家，则强迫迁移到京畿附近，一则便于监视，再则利用他们的资本，来发展自己的实力。 　　卓家就是这样被流放到巴蜀。秦时的巴蜀，等于今日大陆的“北大荒”，一到那里，有去无回。当时徙蜀的路线，是由汉中一出“金牛道”，进入“蜀郡”地方，就算到了地头。再过去就是剑阁，栈道艰险崎岖，令人望而生畏。“下放”到此的人，随身没有多少川资，既畏道路艰难，又存希冀之心，指望会有“皇恩浩荡”，被赦还乡的一天，收拾归装也方便些。所以无不用卑词，用贿赂，多方向秦国的官吏活动，希望就在“葭萌”附近安顿下来。葭萌就是如今川边的昭化县，地当剑阁以北，这么狭小的一块地区，何以安顿？更何以谋生？因此，有见识有眼光的人，便另打主意。只是这样的人并不多。 　　老卓就是这少数中的一个。两夫妇带着孩子，手推一辆小车，从邯郸西越河东，进潼关、过咸阳、到汉中，再走数百里栈道到葭萌，一也像其他的“迁虏”一样，几乎被榨干了最后一滴精力。但是他那一颗心仍然是活跃的，丝毫不疲劳的。 　　“你看如何？”他跟他妻子商议，“在这里落脚，不但没有前途，而且没有生路。” 　　卓太太十分贤惠，听出他话中的意思，便问：“你是不是另有打算？” 　　“打算我倒有。”老卓踌躇着说：“只顾虑着你，怕你不行了！” 　　“怎么叫不行？”卓太太把累折了的腰，重新又挺直，“你别顾虑我。” 　　“是这样。”老卓放低了声音说：“我知道巴蜀有几处出铁的地方——我们虽是冶铁的行当，但开铁矿的方法，我也听客商谈过，并不太难。我们随身带的钱有限，得要好好利用。我决定要于这一行——我们到那里看看，就是不开矿，只要有铁，我们仍旧可以干老本行。你说，我这个打算行不行？” 　　“我也不知道行不行。反正海角天涯，我总跟着你走就是了。” 　　“我怕你走不动。” 　　“那个地方在何处？” 　　“还要往南，进剑门，到成都，再往西走，在邛崃山下，靠近‘西南夷’了。” 　　“你说的这些地名，我一个都不知道。你只说，从这里去，还有多少路？” 　　“千把里路。” 　　“千把里路？”卓太太笑了，“我以为在天上呢！我们几千里路都走过来了，何在乎这千把里路？” 　　看见妻子这样合作而又明达的态度，老卓觉得受到了极大的鼓励。“我跟你说吧，”他兴奋地说：“那里还有‘火井’！井里出火，可以用来冶铁。” 　　“有这等事？”卓太太张大了眼说——但是，她心里是相信的。她知道老卓从不妄言。 　　“不但有火井，还有盐井——起造冶铁的炉子，不是非要掺盐在泥里的吗？” 　　“有这样好的地方！”卓太太大声说道：“你不去，我也要去。” 　　于是夫妇同心一德，秘密筹划。老卓虽对临邛地方已很了解，但还不敢多邀人去，怕的万一环境不理想，会遭人埋怨，同时他又不肯轻易透露这个珍贵的“经济情报”，所以对秦国的官吏，另外编了一套说法。 　　他说：“葭萌人多地方小，水土亦不见得厚。我请求远迁。” 　　秦国官吏正因大家都要在近处安顿，深感为难，听说有人志愿远迁，当然高兴，便问：“你想迁到哪里？” 　　“我听说江山之下，土地肥沃，地下有‘蹲鸱’，可以饿不死。而且那里的人善于做生意，我是做生意的人，不妨就远迁到那里。” 　　这是非常合作的态度，如果人人愿意远迁，在葭萌的秦国官吏，就不必大伤脑筋。所以他的请求，立刻就得到批准，夫妻俩随即动身往南走。 　　但是他们并没有到“汶山之下”。那个地方根本不能去的，老卓的话是“摆噱头”。汶山就是岷山，“蹲鸱”是大芋头的别称。照他所说的那个地方考查，应该就是现在四川茂县这个地区，《嘉庆一统志》记载该地的物产，就有“芋”，《华阳国志》：汶山郡出，大如蹲鸱”的字样。但是，这里在秦代尚为化外，称方“冉囗”。那里有“六夷、七羌。九氏”，各成部落，种族异常复杂。言语不通的汉人到了那里，不被割下头来当酒器才怪。 　　老卓作这番托词的用意，是不难明白的，他想独占临邛的铁矿，但内行不止他一个。山东有个姓程的，是他们冶铁的同行，以后也到了临邛，也发了大财。此外总还有一些闻风而至的人，大占“山泽之利”，这是临邛多富翁的由来。 　　老卓在临邛，真是创业维艰。他们夫妇依然手推一辆车子，由葭萌经剑门的栈道南下，再由成都折而往西南，二百里到临邛。临邛有城，周回六里，高五丈，是张仪灭蜀国后所建。老卓住在城南五里路的地方，最初当然是茅篷。这个茅篷后来成为占地十里的大庄园。 　　卓家南面有山，这座山就是老卓不远千里而来所追求的主要目标。 　　这座山有四个名称，古石山、古城山、铁山，又叫五面山，因为山有五面而得名。据《华阳国志》：“临邛县古石山，有石矿，大如蒜子，火烧合之，成流支铁，甚刚。”这是成分相当好的铁矿。 　　临邛还有火井，在县城西南。四川的火井以富顺县的自流井为最盛，有一百二十多个，但最早发现的火井，应该是在临邛，因为史书记载，诸葛亮曾去看过。如果不是罕异的现象，他以丞相之尊，不必亲临视察。于此可知，一直到汉朝末年，四川的火井大概还只有临邛一处。 　　在现代，知道火井是天然瓦斯的作用，而在当时，则认为是一种不可解的怪现象。《华阳国志》记临邛的火井是如此：“火井夜时，光映上昭，民欲取火，先以家火投之，顷许如雷声，火焰出，通耀数十里。以竹筒盛其光藏之，可泄行终日不灭。” 　　又有盐井，临邛及其邻境的蒲江，约有二十个。用火井的火煮盐井的水，一斛水得五斗盐，但这些古井现在都淹没了。 　　除此以外，临邛还有铜山，也在卓家附近，名为铜官山，汉文帝赐邓通的铜山，就是此处。到了老卓的孩子卓王孙手里，这座铜山又替他带来了另外一笔绝大的财富！ 　　老卓在临邛创业，天然的资源虽富，但他仍旧必须有两个问题要解决，那就是资金与人力。既然他在邯郸就已致富，那末随身携带着相当的资本，是可想而知的。 　　同时巴蜀在秦代为流放罪犯之地，罪犯贫富不一，达官贵人获罪，他的家属门客，充军到边区的，自然携有巨资，此辈养尊处优，不工不农，要维持生活，唯有以高利贷为业——战国末期，高利贷已很通行，最具体的例子，就是孟尝君和冯囗的故事。益尝君为了养三千食客，不得不在他的封邑山东滕县放债收息，因为是高利贷，欠债的人多付不起息。孟尝君接受了他的管一客舍”的人的建议，请经常“弹铗而歌”的冯囗去收债。他大具牛酒，把债务人都请了来，有还不起的，把借据一火而焚之，永远不要他还了。 　　孟尝君得知其事，大发脾气，向他责问，冯囗有两点解释。第一，“不多具牛酒，即不能毕会”。第二，“不足者虽守而责之十年，息愈多，急即以逃亡”。那就不如“焚无用虚债之券，彰君之善声。”由此可见，高利贷的压力，重到非设酒食，不能骗债务人到场，而讨债讨得急了，债务人会逃走。 　　但老卓的情况不同，他本人原有身价，而举债是为了从事生产，偿债能力是有相当保证的，同时他也无法逃亡，所以老卓为了筹措资金而举债，应该不成问题。 　　成问题的是人力，开矿冶铸，需要大量的人力。《吴越春秋》记干将“采玉山之铁精”筹剑，“使僮男僮女三百人鼓囊装炭”。《盐铁论·复古篇》说：“往者豪强大家，得管山海之利，采铁石，鼓铸煮盐，一家聚众，或至千余人，大抵尽收放留人民也。”《汉书·禹贡》说到盐铁实施专卖制度以后，则“诸铁官皆置吏卒徒，攻山取钢铁，一岁功十万人以上。”在老卓，从开采、冶铸到贩卖，为产销一贯作业，所需要的人力是如何庞大，不难想象。而他既不愿轻易透露临邛有铁的“独得之秘”，复以与他一起流放到巴蜀的“难友”，畏惧道路艰难，不愿深入剑阁，则《盐铁论》中所说“大抵尽收放留人民”这句话，便不适用于老卓。 　　这个人力的困难，非老卓所独具，以后到临邛的山东程家，同样地亦感到人力缺乏。那末他们是怎样解决问题的呢？ 　　程家是向西发展，利用了西康一带的蛮夷，即所谓“椎髻之民”。卓家是向南发展，招致了本地的土著，以及云南的苗子、倮亻罗，即所谓“运筹策、倾滇蜀之民。” 　　老卓的“筹策”是什么？史书上并无记载，但根据中外古今自艰难困苦中创业成功的例子去分析，不难想象得之。首先，老卓决不会以“老板”自居，必定自己刻苦而驭下有思，才能受人爱戴，诚信相孚。其次，他必须亲自下手，在技术上作优越的领导。复次，他应该有组织方面的才能，才可以统驭那许多来自各地，语言和生活习惯都不相同的工人。最后，他要用绝大的智慧、勇气和耐性，来制定并执行他的“法律”。 　　老卓的事业光有了基础还不够，他能够发展，而且是加速发展，其间的关键，在于他始终未受苛政的压迫和战乱的威胁。赢政自称“始皇帝”以后，二十七年出巡陇西。第二年走得更远，东行出潼关，经河南到山东，登泰山，南下到徐州，渡淮水到湖南，然后由武关口关中。二十九年仍是从河南到山东，这一次遇到一件大煞风景的事，在河南阳武的博浪沙地方，遇到张良遣人行刺，一个一百二十斤的大铁椎误中副车，秦始皇为此展开十天的全面搜索行动，游兴也大受影响，匆匆由山西上党回秦。 　　以后在三十二年、三十七年还有两次巡行，足迹远至浙江绍兴。最后一次出巡，中途得病，死在河北。遗命传位长子扶苏，而丞相李斯知道政局不稳，秘不发表，七月里的天气，尸体都已发臭。就在这样星夜赶回咸阳的途中，太监赵高发动了一场“夺权”的大阴谋，拥立秦始皇幼子胡亥，是为“秦二世”。 　　秦始皇五次巡行天下，辟驰道，修长城，在骊山造陵寝，征发苦工，动辄数十万，但蜀中仍未受影响。 　　胡亥即位，荒淫益甚，等骊山的皇陵完工，继续调发这批奴工，建造在秦始皇手里就已兴工的阿房宫。横征暴敛，天下不宁，而蜀中依然未受到大影响。胡亥即位的第二年，陈胜、吴广首先揭竿而起，于是群雄并起，逐鹿中原，终于演变成楚汉相争的局面。这时黄河、长江两流域及其附近地区，几乎无不受到战火的破坏，只有巴蜀是平静的。由于地形阻隔，交通不便，巴蜀才真是避秦之地，而临邛也才是真正的世外桃源。 　　楚汉相争的局面，前后共五年，垓下一战，楚歌四面，项羽乌江自刎，始告结束。当时中原的情况是：既有的生产制度遭受到彻底的破坏，士农工商，都失所业。 　　一石米卖到五千钱，饿极了吃人，死的人在总人口一半以上。民间穷，公家更穷，天子的马车无法找到四匹纯白的马来拉，只好用杂色的马凑数。朝中的将相，则连马车都坐不起，只好坐牛车。 　　在这时候，还有一批不道德的商人出现。略为积蓄了一些资本，立刻干起投机倒把的买卖，以致物价大涨，一匹马卖到二千两金子。汉高祖下贱商法令：“令贾人不得衣丝乘车，重租税以困辱之”，未始不是受了这个刺激而然。 　　但是，汉朝的经济复兴，却仍然是商人居其首功。而商人的得以有所贡献，则出于一条开明的法令：“关梁弛山泽之禁”，于是“富商大贾，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得其所欲。” 　　无疑地，这“富商大贾”中，必有老卓，甚至为其中的第一位。更无可疑的是，他从临邛带来了大批铁制的农具，分散到全国各地。如果不是铁器容易腐烂，我相信从吴越到燕赵的土地中，都可以掘出卓家所制的锄头镰刀来。 　　如果说，卓家在临邛的事业，自秦始皇二十七、八年到汉高祖五年的这十七、八年间，凭借老卓丰富的经验、卓越的才干，在一个几乎与世隔绝，不受天下大乱的影响的安定环境中，利用天然的丰富资源，奠定了坚厚不拔的基础为第一阶段；则自高祖六年完成一统之业，到文帝初年约二十五年之间，为其大事发展的第二阶段。 　　在这一阶段中，环境特别有利于支持农业的工商业。大乱以后，民生凋敝至极，上下一心，所共同致力解决的首要问题，即为民食。但政府此时还无力在实质上帮助农民，如贷放种籽、口粮、农具、资本，以及放领公地等等，那都是好久以后的事，当时的政府，只能采取比较惠而不费的德政，主要的有六项： 　　第一，奖励孝弟力田。在吕后临朝称制的那八年中，特置孝弟力田官，俸禄特厚，他的任务是“劝今天下，各敦行务本。” 　　第二，开放一切资源。只要努力生产，不愁不能生活，同时开放一切关禁，便利物资的流通，以调剂盈虚。 　　第三，废弃货币国有政策。人民可以按照政府所颁的规格，自由制造货币，藉以刺激交易，活跃市场。 　　第四，奖励生育。女子最好十五岁便出嫁，如果到三十岁还不结婚，“罚出五算”，一算是一百二十五钱。怀孕的，赐谷二斛，名为“胎谷”。婴儿无亲属，或者家贫养不活的，政府另有补助。 　　第三，减轻赋税。自古以来，田赋最标准的税率是“什一之税”，汉初改为“十五税一”，一度废除，旋又恢复，到文帝时更屡有减赋的诏令。 　　第六，励行节约。公家的预算，务求其低，以减轻人民的负担。 　　总之，这个时期，可以说是极端的自由经济，一切为了便民，一切为了生产。 　　其时封建制度已经恢复，但高祖诸子分封在外的，不管王国还是侯国，有朝廷所派的“相”和“傅”，担负起治理国政和辅导王侯的重任，所以中央的政令，依然可以贯彻。而吕后虽多失德，也像武则天一样，对老百姓是不算太坏的。吕后一死，刘氏子弟大杀日后娘家的侄儿，也只是一场宫廷政变，并不影响整个政局，相反地，反迎来了一位古今罕见的仁君，那就是文帝刘恒。 　　文帝的母亲是薄太后，对于国家大政，颇具影响力。这位太后大概因为饱经忧患，忽生一场悄来富贵，持有凡事皆有苍天安排，只要心好，必蒙神麻的观念，所以从开国时期的放任政策，更进一步变成与民休息的“无为而治”，后人因而说薄太后笃好清净无为的“黄老之学”，其实秦始皇焚书坑懦，读书是件不容易的事，连汉高祖都是“奇绝英雄不读书”，薄太后又何尝知道什么咱老之学”？ 　　因为是在这样放任的自由经济制度之下，富商大贾挟其雄厚的资本及高度的生产力，几乎不费什么气力，便可富埒王侯，名为“素封”。 　　何谓“素封”？封者封君，素作空字解，意思是：虽然没有公家所给予的名位、爵秩及俸禄，但财雄势大，好比一国的封君。司马迁所谓：“千金之家，比一都之君。巨万者乃与王者同乐。”所以卓文君的父亲名为卓王孙，“王孙”应该是当地人称他的一个外号，而非本名。 　　“素封”之家，多为两三世以上的富商大贾，因为汉初既是绝对的自由经济制度，则财富的蓄积，必成几何级数的增加，一切的保护法令，使其立于不败之地。 　　大致说来，素封之家所经营的事业，不出四种；第一类是地主，一方面大量购置田产，以僮仆耕作，一方面从事畜牧，孳生“五(牛孛)”。第二类是在近海地区收盐渔之利，此辈以山东最多。第三种不妨尊称他们一声“金融家”，以放债收息致富，当时最有名的“财神”，一是关中的无盐氏，二是成都的罗家，汉初对利息采取放任制度，所以重利盘剥的情形，各地皆有，当债务的压力不堪负荷时，老弱者卖田宅，鬻妻子来偿债，强项者则逃亡或赖掉。于是此辈又不得不雇孔武有力的人来讨债，后来游侠之兴，与此不无关系。 　　第四类就是卓家那样的人家，除了在冶铁上面赚了大钱以外，往往还开“造币厂”，因而是素封的素封。 　　利率的放任政策和放弃货币国有的政策，是汉初经济制度中的两大失策。本来在秦代，货币制度已上轨道，上币是黄金，以“镒”为单位，“一金”就是一镒，计廿四两。下币是铜钱，文曰“半两”，等于十二铢，重量也真是半两。到了汉初，为了增加货币的供应量来活跃交易，同时也希望把人家的窖藏吸引出来，所以托词秦钱太重，使用不便，准许人民自己开炉铸钱，形状像榆荚，称为“荚钱”，重量只有一铢，为秦钱的十二分之一。 　　这一下，大家都来铸钱，搞成了恶性通货膨胀。同时各家铸的钱，分量总有出入，所以纠纷百出，市面益加混乱。吕后临朝，对此大伤脑筋，不得已下令，旧钱仍准通行，而荚钱则并未禁止，这样无补于事，于是又下禁止私铸令，但盗铸如故。 　　到了文帝五年，又改了花样，新铸“半两”钱，而实际重量仅得四铢。四铢钱是“法币”，即贾谊所称的“法钱”，这样便有三种货币在流通，用荚钱要贴水，用；日钱一对一，但旧钱比“法钱”重，于是又有纠纷。汉文帝为奖励大家铸造“法钱”起见，解除私铸的禁令，可是另有规定，法钱中铜的成分必须准足，如果杂以铅铁，要受“鲸刑”——脸上刺字的刑罚。 　　但如照政府的规定，则铸铜钱就无好处，好处即在搀假。大利所趋，民不畏法，因而鲸刑累累，成色不足的烂铜钱，依然充斥于市。 　　于此可知，当时最贵重的金属，第一是金，第二是铜，有了铜，就可以铸“法钱”通行天下。 　　我国的地名中，称为“铜山”的地方很多，不仅止于江苏徐州的别称。汉初诸王，吴王的封地，是有名出铜的区域。吴王刘濞是刘邦的侄子，封地计有三郡五十三城，即今江苏南部、浙江北部与安徽东南部一带，也就是后世的所谓“东南财赋之区”。在当初列国中，最称富饶，境内有渔盐之利，又有铜山可以铸钱，国用宽裕，所以吴国的老百姓，像现代中东的科威特一样，是不须纳税的。 　　吴国建都广陵，其地即是繁华了一两千年，直到清朝末年才没落的扬州。在它的周围的铜山，计有江苏的江宁、溧水、仪征；安徽的径县，江西的德兴和浙江的行县、安吉等多处。刘濞的钱多花不完，于是招致亡命之徒，在景帝时谋反，引起“七国之乱”，结果为周亚夫个别击破，刘濞穷无所归，逃到浙江温州，为当地人所杀。这都是铜山害了他。 　　另外一个受铜山之害的是邓通。此人与卓家有关，他的故事特富传奇性，值得谈一谈。 　　邓通是蜀郡南安人，四川曾有两个南安，一个在剑阁，一个在荣县西面。邓通的家乡是荣县这个南安，距临邛不远。他怎么到了京城里的，自然已不可考，只知道他在未受文帝“特达之知”以前，是个“黄头郎——御用船只上的水手，头戴黄帽，称为“黄头郎”。 　　长安西北龙首山下，有座有名的宫殿，名叫“未央宫”，是高祖七年，相国萧何所建，周围二十八里，造得十分壮丽。文帝在那里休息，有一天在未央宫昼寝，做了一个梦，梦见他自己要上天，但上不去，正在苦苦挣扎的时候，发觉有个黄头郎在后面推他，回头一看，看不见脸，只见他穿了件两种颜色的布做的衣服，后面的衣带上有个洞。 　　醒来之后，文帝还很清楚地记得这个梦，而且也很重视这个梦——“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文帝是很迷信这套花样的，心里就想要找这个帮他上天的黄头郎。 　　于是他临幸未央宫西的苍池，苍池之中有个“渐台”，就是后来王莽的毕命之地。渐台在水中央，四周有船，也有黄头郎，他倚着栏杆，一个个看过去，果然发现了这么一个穿异色衣服，衣带上有洞的黄头郎，与梦中所见，完全相同。 　　当时就在渐台召见，问他的姓名，说叫“邓通”。邓与登声音相近，登天而通，大符所愿，文帝非常高兴。 　　以上的记载，见于《史记》与《汉书》，司马迁与班固不免有为贤君讳的地方，字里行间所透露的消息是，文帝初见邓通，犹如清高宗初见和珅似地，在同性恋的性心理上，发生了一种极其强烈微妙的吸引作用，一见而生“孽缘”，宠幸至死不衰。在当时，文帝赏赐巨万，授以“上大夫”的官职，而这个上大夫，只是“谨其身以媚上”，伏侍文帝，极其谨慎小心。宿卫的郎官，照例每十天“洗沐”，可以外出。邓通亦宁愿放弃了假期，在深宫陪文帝。以后有了自己的府第，文帝更时时微服到他家去“游戏”。 　　但汉文帝到底不愧为中国历史上的好皇帝之一，虽然溺于男色，对待他所宠幸的人，仍旧很有分寸，赏赐归赏赐，不准他们干预政事，也不会听信他们的话，这样便杜绝了他们在外面招摇生事，足以在政治上造成紊扰与腐化的可能。 　　同时他也为他们作过长远的打算，一时的赏赐恩宠，不足以保障他们的将来，他是患难中的过来人，深深体会过世态炎凉的滋味，知道那些受宠幸的人，必定遭人妒嫉。有他在，别人自无可如何，一旦失去他的保障，他们立刻就会成为众矢之的，所以那些人该有个自立之道。 　　当时受文帝宠幸的人，一共有三个，除了邓通以外，另外两个是太监，一个名叫伯子，在北宫服役，所以称他为北宫伯子，此人生性忠厚，人缘极好，将来可保无虞。另一个名叫赵同，他有一项特长，懂得星象，善“望气”，此“望气”与徐夫人铸剑，看冶炉中火候的“望气”不同，是看星象的变化，照临的方位，察知何处地气衰旺，好预作趋吉避凶，祈禳化解之计。当年楚国庄生，为了救陶朱公的次子，促成楚王大赦而作的“危言”，就是从“望气”上想出来的。 　　赵同常为文帝的“骖乘”——陪着皇帝，坐在车子的右面。在冗长的旅途中，可以谈谈这方面的情形，破除寂寞。帝皇贵人都相信这一套，赵同具此特长，为人倚重将来亦可自立。 　　令人伤脑筋的是邓通，他除了会划船以外，一无所长。虽然官居上大夫，在三公九卿之次，其实这个职位并无一定的员额，职掌议论，不负实际责任，是文帝不得已而替他安排的不必上班的一个挂名差使。但虽无实际责任，居此清高的名义，毕竟为名器的滥授，只要有人提出攻击；立刻就会保不住。所以文帝对邓通的将来，一直在忧虑。 　　有一次，文帝找了个有名的相士，来替邓通看相。相士断言，邓通将来要穷得活活饿死！文帝一向相信龟卜星相的花样，这一次却大不服气。 　　他说：“邓通有我，要富就富，只看我肯不肯。怎么说他穷得要活活饿死？这话太可笑了！” 　　于是文帝赐邓通一座铜山。人民可以自由铸币，但铜山是属于公家的，邓通有了铜山，便可以大铸“法钱”。这比法国路易王朝，特赐某人以发行彩票的权利，还更容易发财。 　　话虽如此，也不是全然没有问题。邓通出身孤寒，家乡没有人可以为他经营，他本人又必须在宫里服侍文帝，滕不出空去采铜铸钱，就算有空，他也办不了这样大的事业。 　　这不等于货弃于地了吗？不要紧，幸好所赐的铜山，就在临邛地区，可以委托卓王孙代为经营——实际是邓通以铜山为资本，借重卓王孙的技术，算是合伙的生意。 　　卓家其时在临邛已有五六十年的历史，所以照时间来计算，卓王孙应该是老卓的孙子。 　　这时的卓家，与老卓当初到临邛时，搭一个茅篷来住的情形，真有霄壤之别。 　　经过三世的经营，到了卓王孙手里，他家的位于临邛城南五里地方的住宅，占地广达十里，其中亭台楼阁，自然应有尽有，此外更特辟了渔池和“围场”，作为垂钓和打猎之用。起居豪奢，“拟于人君”——’由《汉书》上的这四个字，可知卓王孙的起居享用，颇有僭越非礼之处，只是汉初法令宽疏，对于贬抑商人的“七科滴” 　　法令，并未严格执行，兼以天高皇帝远，所以不曾惹出大祸。 　　及至与邓通合作铸钱，卓家的盛运，更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高峰。照史书方志来研究，邓通所受赐的铜山是一区，不是一座。他受赐铜山的地区，在今西康荣经县一带，当时名为“严道”，得名的由来，是秦始皇灭楚以后，“徙严王之旅，以实其地”，而西南夷中又有蛮族名“道”。以后一直为流放罪犯的地方。淮南厉王谋反，文帝不忍诛杀，下诏徙置“严道邛邮”之地，即是此处。淮南厉王在流放途中，不食而死，未到严道。否则，那里的铜山不会为邓通所有。 　　所谓“邛邮”即是临邛，严道与邛邮并称，可知两地密迩。荣经在西康极东，临邛在四川极西，虽隔一个省分，实际相距只两百里。在这个地区，属于邓通所有的铜山，可考者计有两座，一座在荣经县东北；另一座就在卓家大宅附近。都由卓王孙替他采铜铸钱。 　　卓王孙与邓通的合伙，契约的内容无法详知，据《华阳国志》记载，大致在名义上是一种租赁关系，所得的报酬为“岁取千匠”，这句话的解释是，卓王孙以一千名工人，采铜铸钱的总生产量，归于邓通所有。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卓王孙的手腕非常高明，他虽取得了两座铜山的实际经营权，但避免用自己的名义铸钱，其实“邓氏钱遍天下”，一大半是卓王孙发行的。他这样做法有两个好处：第一是可以避免法律责任。第二不致招摇太甚，是明哲保身之道。以后邓通被祸，卓王孙没有被牵涉在内，相信是由于那张合作的契约，请教了法律专家，精心拟订的结果。 　　《钱谱》和《西京杂记》都有关于“邓氏钱”的记载，说它与“天子钱”无异，可知成分极好，“币信”极佳，所以能通行天下。这时卓王孙的财富，已经上亿。 　　他的贮钱的巨瓮，在明朝初年，曾经在临邛卓氏故宅的水池中掘出来，“大可容五石，色如漆”。小口大腹，瓮脚上刻有文字。 　　邓通之富，富在他“邓氏钱遍天下”的虚名上，同时他也不能像卓王孙那样，利用财富在家乡大起园林，安享清福。他在宫中服侍文帝，几于片刻不离，有钱亦无法去用。钱，对他唯一的作用，不过是否定相士的看法，保障他不致于穷得活活饿死而已。哪知这一重保障亦竟不能获得。起因是他得罪了太子。他的得罪太子，有两个说法：一说是弄巧成拙，一说是无意的。照邓通的为人看来，是无意间所得罪。 　　起祸的原因是如此：文帝生了一个恶疮，发炎作脓，疼痛不堪。在当时的护理技术上，有这样一个方法，由另一个人用嘴把其中的脓血吮出来。邓通便是如此为文帝效劳。 　　脓血一去，痛楚顿减，但是文帝反而闷闷不乐，因为“吮痛”向来只有子女对父母才肯这么做。文帝的不乐，正因此举出于邓通而非亲子。 　　于是，他闲谈似地问邓通：“你看，天下最爱我的是哪一个？” 　　邓通不防有此一问，也不知道他的用意何在？想了想答道：“当然应该是太子！” 　　这话答得一点不错，不但得体而且正见得本性善良。不料文帝别有感触，等太子来视疾问安时，便叫他像邓通那样，为他“吮痈”。 　　这是多恶心的事——太子大为作难，但不敢违命，很勉强地照办了。事后打听到是邓通想出来的花样，不仅他自己这么做，还害了别人。太子疑心邓通是故意“整”他，平时就看不起此人，这时便越发痛恨。当然，必有人在太子面前挑拨，也是可想而知的。 　　文帝在位二十三年驾崩，三十二岁的太子刘启即位，是为景帝。这一下邓通例楣了，不过景帝并无杀他的意思，只把他免职，撵出京城。 　　于是邓通回到蜀中，住在荣经县二不久有人告发，说他在“徼外”铸钱。“徼外”可以解释为国境以外。荣经县西面就是“西南夷”，在那里铸钱，岂不是“资敌”？景帝大怒，下令查办。 　　一查果有其事。但实在是冤枉的。邓通什么也不会，回家又不久，而且有两座日进斗金的铜山，何必还要到国境以外去铸钱？当然是别人假冒他的名义干的勾当。 　　但铸的是“邓氏钱”，铁证俱在，法律责任便难逃了。 　　结果，邓通被抄家，抄了家还不够，因为要追缴他所有“盗铸”的钱。当时的法律，并没有“酌留本人及家属生活费”这一条，所以凡有收入——主要是他人的接济，像卓王孙那样，一定是帮助他的。可是他的任何收入，都被官吏没收，充作偿还公款之用，以致于搞得一文不名。 　　景帝有个一母所生的姊姊，她的名字在现代来说很难听，单名一个“嫖”字，文帝即位，封为“馆陶长公主”，颇有权势，馆陶长公主一则因为邓通为文帝所宠幸，再则看他为人老实，所以很可怜他的遭遇，不断有金钱赏赐，但一样到不了邓通手里。 　　这一下真的要饿死了！馆陶长公主无可奈何，只好供给他衣食，还不敢说赏赐，是借给他的，因为唯有所有权不属于邓通，才可以免予没收。 　　问题在这里，馆陶长公主在京城，邓通在荣经，相去数千里之遥，衣食难免有接济不上的时候。弄到头来，邓通果然活活饿死。 　　西康荣经县，现在有两个遗迹，一个名为“邓通城”，是他免职家居还保有铜山时的住处；另一个就是“饿死坑”，邓通死后，头上连根铜簪子都没有。 　　邓通得罪饿死，他的合伙者卓王孙未受影响。这因为景帝的目标只在邓通，不愿株连。同时卓王孙原有临邛、荣经两处合法的铜山，取之不尽，用之不竭，无须违法到国境以外去盗铸。凡是大企业家，事业只要上了轨道，有了制度，往往只有一个因素可以使他垮下来，那就是作非法的勾当而受罚。否则即使遭遇了极严重的意外，如战乱等等，依旧有复起的可能。卓王孙固守法而免祸，就是一个最显明的例子。 　　不过，邓通获罪，他受赐的铜山必由国家收回，卓王孙与他的合伙关系，当然亦告终结。就这样，卓家的财富，依然无人可及，同时冶铁的事业仍旧存在，仅仅守成，亦可数世不愁衣食。 　　卓王孙那时应该是四十岁左右。有一个儿子，两个女儿，其中一个女儿叫文君，生成绝色，皮肤尤其好，柔滑如脂。她从小娇生惯养成任性外向的性格，所以放诞风流，艳名四播，不幸红颜薄命，她十七岁就守了寡，卓王孙把她接回家来住，一则是养尊处优，在娘家的生活舒服，再则深知这个女儿的性格，怕闹出丑闻来，面子上不好看，接回娘家，自有防范的意思在内。 　　其时临邛的县令名叫王吉，他有个好朋友叫司马长卿，是成都人，本名犬子，因为仰慕蔺相如的为人，改名相如。司马相如喜欢读书，也学过击剑，在文学方面，是个不出世的天才。他家的境况不坏，所以做了“郎”，官拜“武骑常侍”。 　　汉朝有这样一种制度，选拔富家子弟，充作皇帝的侍从，称为“郎”。后世以郎为年轻男子的美称，即由此而来。因为侍奉天子，所以又称“侍郎”，又有“侍中”、“中常侍”等等职称。“郎”的官俸不高，而服装车马极其讲究，因而非富家子弟不能做，但天子近臣，身分不同，而且只要有才干，极容易受到赏识。不幸地，景帝对于文学，并不爱好，同时司马相如口吃，而在皇帝左右奔走，顶重要的是奏对敏捷，所以他做官并不得意。至于他本人的作风，又不脱文人散漫自适的本性，更不宜做这个需要随时注意仪容，保持警觉的宿卫郎官。这样，即不得意，又感拘束，他便起了弃官的念头。 　　其时封建诸王，最有势力的是梁孝王刘武，他与景帝同为窦太后所生，景帝看待他，自与别的异母弟不同。又以吴楚七国之乱，梁国的位置在河南、山东一带，正居中原，为战略上的要地，所以发生了极大的阻挡作用。事平论功，梁工居首。 　　窦太后也偏爱这个小儿子，赏赐不可胜数。于是梁王大治宫室，广结宾客。四方豪杰，云集大梁，山东“稷下”一派的学者，如邹阳、枚乘等人，亦为梁王的上宾。 　　景帝即位的第七年，梁工人朝，这些学者也都跟着到了京城。司马相如跟他们谈得非常投机，因而告病辞官，投入了梁王门下，在梁国住了好几年，有名的“子虚赋”，就是他此一时期的作品。 　　这样，过了五、六年诸侯门下饮酒读书的闲适生活，忽然遭逢意外——梁孝王在出猎途中，一病而亡，居停既逝，门客星散，司马相如潦倒还乡，境况十分艰窘。 　　就在这困处愁城的日子中，他接到了临邛县令王吉的信，信写得很简略：“知道你宦游不得意，来看我。” 　　信虽简单，准备为他想办法的诚意，并且必有办法好想的把握，是很显然的。 　　司马相如也知道临邛多富翁，有好朋友在那里做县令，这个秋风大可一打，所以决定接受邀请。 　　当然，他懂得打秋风的方法，最要紧的是不能露出寒酸相。于是悉索敝赋，把能够变钱的东西，统统卖光，凑足一笔盘缠，作背城借一之计。因此，到临邛的时候，车马仆从，一应俱全。派头相当不坏。 　　在王吉是早就设计好的，亲自出城迎接，把他安置在公家的“招待所”里，就像接待贵人那样，每天都要到招待所去谒见请安。司马相如也摆出贵人的架子，接见了几次就厌烦了。等把名刺递了进去，叫僮仆出来挡驾，说有病不见。而碰了钉子的王吉，依然一天一趟，报到不误。 　　这一下，临邛县民纷纷猜测，不知来了个什么贵人？看他的架子这么大，县官这么恭敬，可知官阶一定不小。这些猜测，越传越盛，终于传到了卓王孙耳朵里。 　　卓王孙的架子也不小，县官并不在他眼中。平时只在他那占地十里之广的大宅里纳福，偶然出门，也无非与他的同行，也是巨富的程家和郑家有所往来。这一天偶而聚在一起，谈到了住在招待所的这一位贵人，都觉得他的来头似乎不小。 　　于是卓王孙说道：“王县令总算是个很知趣的人，我们给他做个面子吧！” 　　“这个面子怎么做法？” 　　“请王县令的贵客吃个饭，如何？” 　　大家都同意了，并且让卓王孙来做东道。挑定了日期，大发请帖，邀了有上百的陪客。司马相如的请帖，自然由王吉转交。 　　到了那一天。王吉奉召唯谨，一早就到了卓家大宅。宴会设在盛开的桃李所围绕的一座大厅中，那座厅用采自深山，具有浓烈芳香的楠木和柏木作栋梁，壁柱之间画着云霞仙女，山灵水怪，饰以黄金、白玉、明珠，和孔雀的翎羽。地上铺着用牦牛毛所织，称为“氍毹”的彩色地毯。黑漆彩绘的食案上，所摆的餐具是小口广腹的金罂，和金银镶裹，号称“蜀杯”的玉碗——这样的餐具，不是只有几份，而是上百宾客，每人一份。 　　一看这场面，王吉知道自己的初步计划实现了。他首先向主人表示，为他的贵客设此盛宴，十分感谢。然后介绍司马相如，以天子的近臣而为雄藩的上宾，什么恭维吹嘘的话都加得上去。这一下，不仅外面的陪客听得不胜神往，连深闺中的卓文君都被惊动了。 　　但是这位贵客的架子实在太大，一直到日色正中，未见驾临。卓王孙心中未免不快，“大概不会来了！既然不肯赏光，也是无可奈何之事。”他向大家招呼： 　　“莫为他耽误了我们的行乐，各位请人席。” 　　就在这时候，司马相如派他的僮仆送了封信来，说偶感不适，不能践约，请王吉代向贤主人致歉。这封信当然写得异常典雅，王吉传示座容，无不赞叹，但亦更觉怅惘，特别是做主人的卓王孙，扫兴无比。 　　看见这样的情形，王吉便自告奋勇，说好歹要把他请了来，跟大家见一面，才不负贤主人的盛意。于是在卓家门客陪同之下，驱车到了招待所。司马相如“抱病” 　　出见，经不住殷勤相劝，总算很勉强地答应赴宴。 　　一到卓家，满堂倾倒。因为“腹有诗书气自华”，何况以禁中近臣而为王府上客，珠履三千的大场面，见得多了。像这样上百人的盛会，如果别人为主客，多半会难于应付，而司马相如，从容周旋，无不中节，光是这一份镇静的功夫，便不能不佩服。 　　再有一层，临邛虽多富翁，豪侈不减王侯，但到底偏处一隅，不免带些“土” 　　气。因而司马相如的服饰举动，就格外显得与众不同，别有一种高贵雅致的趣味，相形之下，主人和陪客都有自惭形秽之感。 　　不独厅中如此，在厅外偷窥的卓文君也颇有好感。她的偷窥是出于好奇。从她知人事时开始，就知道“卓家第一”，哪怕是临邛的县令，也要仰她父亲的鼻息，现在听说有这样一位为县令敬重得近乎畏惧的贵客，居然在卓家为他设盛宴时，托病辞谢，她倒要看看是怎样一个三头六臂的人物？ 　　当然，她在偷窥司马相如，司马相如不会知道，因为身居首席，决不可能做出那种左右顾盼的轻佻失礼的举动，但王吉却已知道了。卓文君无论走到何处，自然有一班侍女跟着她。即令行动再检点，而裙幅飘闪，环佩叮当，总少不得有艳迹香踪泄露。他看在眼里，喜在心中。情势一步一步，完全照预计在发展，现在不妨开始下一步的行动。 　　念头刚刚转定，情势发生了变化，飘裙飘闪，环佩叮当，终归于消失。卓文君重返深闺了。 　　王吉有些失望，不过他相信机会还是有的，且宽心等待。不久，日影偏西，将近薄暮。卓王孙吩咐燃烛，并且洗杯换盏，准备作长夜之饮。 　　一到夜里，卓文君不会再出来了！王吉微皱着眉在想。忽然灵机一动，自笑迟钝，她不出来，不会引她出来么？ 　　于是他向自己带来的僮仆招一招手，一个五色锦囊送到了他面前。囊中是一张外观极其华美的七弦琴。 　　两名侍席的青衣，一个捧着琴，一个捧着酒，随着他走到了司马相如席前，“长卿！”他举着酒爵说道：“敬奉一爵，以介眉寿。” 　　司马相如口吃，非必要时不开口，但举止极其漂亮，先避席逊伏，然后抬起身子，领受王吉的好意，一口气干了一爵酒。 　　“素知长卿。耽于琴趣。这张琴，名匠所制，不同凡响，请以自娱” 　　实在是请司马相如鼓琴娱客。“请以自娱”是一种比较尊敬的措词。 　　也不是自娱，是娱文君，或者说得更明白些，是用琴来向文君有所诉说——乐器中的琴，和武器中的剑，在当时有其独特的尊贵地位，剑是身分和人格的寄托；琴则可以说是人的化身。而其形制，上参造化之奇，下合人事之数，有许多“头头是道”的解释，说上圆法天，底方象地；长三尺六寸合周天三百六十度，广六寸象征六合；五弦象征五行，大弦为君，小弦为臣。如果是四尺五寸长的七弦琴，则又说尺寸象征四时五行；七弦则如七星。总之，琴是高人雅士的乐器，与平民所喜爱的筑、筝、阮威等等，虽同为弦乐器，身分大不相同，所以这时大家一看司马相如要鼓琴自娱，就越发加了几分尊敬。 　　琴本身的身分，虽不致像穿凿附会的说法那样神秘玄妙，但琴的声音，在娱耳以外，确是表达情感的利器。这又有两种，一种是用琴声来抒情，一种方法是用琴伴奏，在歌唱中诉说一切。后者称为“琴歌”，前者称为“琴曲”。琴曲有“畅”、“操”、“引”、“弄”各种名目。用得最多的是“操”，照当时的解释，忧愁而作的琴曲；称为“操”，意思是君子道穷，只好独善其身，但不失平日的节操。所以凡是称为“操”的琴曲，每多愁苦之音，特别能引人垂泪。 　　当然，这所谓愁苦之音是主观的，必须听的人有此感触，有此境遇，才会起共鸣作用。所以司马相如当时所奏的琴曲，在席上的人听来，不过觉得如呜咽流泉，霜空鹤唳，仅止于凄清之感而已。但在卓文君耳中，却是嫠妇孤舟，深宵饮泣的声音，立即勾起了岁月茫茫，不知如何才活得下去的悲伤和恐惧！这当然会叫她受不了。 　　正要如此，才见得她是司马相如的知音，也正要如此，才见得王吉的构想和司马相如的鼓琴，都是成功的。 　　从此，司马相如成了卓家的上宾。他常常坐着华美的马车，带着俊俏的僮仆，四处闲游。雍容儒雅，望之似神仙中人。他也常常到卓家去饮酒，酒酣时舞一回剑，鼓一曲琴。每到鼓琴之时，卓文君一定出来偷听、偷窥。卓王孙只以为女儿一向喜欢琴，想偷看学些本事。做梦也不曾想到，十七岁的文君，正为情颠倒。 　　料想时机应已成熟了，于是有一天司马相如不但鼓琴，还唱了琴歌——口吃的人，歌唱是不会结巴的。他唱的琴歌，是他自己的作品： 　　凤兮凤兮归故乡，遨游四海求其凰。时未通遇无所将，何悟今夕升斯堂！有艳淑女在此方，室迩人遐独我伤！何缘交颈为鸳鸯？ 　　歌词在卓王孙不甚听得清楚，文君是行家，字字真切，字字打入心坎，又惊又喜！原来司马相如尚无妻室，遨游四海，以求淑女。一而“何悟今夕升斯堂，有艳淑女在此方”，则此“淑女”，不是指自己又是指谁呢？ 　　“何缘交颈为鸳鸯？”文君心里在想，这不是多余的一问吗？只要托出县令王吉来做媒，何愁不能成就良缘？ 　　正在这样想着，“琴歌”又起了。司马相如唱的是： 　　凤兮凤兮从我栖，得托子尾永为妃。交情通体心和谐，中夜相从知者谁？双兴俱起翻高飞，无感我心使予悲！ 　　这首歌的涵意不容易明了，但文君并不因为难解而把它置诸脑后，回到自己的屋子里，坐在盛饰珠玉的纱帐里，反复思量，终于悟出一点道理来了。 　　“琴歌”两首，第一首是“凤求凰”，自然是司马相如的心声。第二首托词为“凰”的私语，正是司马相如在假设她的心事——“凤兮凤兮从我栖，得托子尾永为妃”，诚然是文君的愿望。等这个愿望实现，自然“交情通体心和谐”，这容易懂。 　　最要紧的话是下面这一句：“中夜相从知者谁？”这是暗示她夤夜私奔！为什么要如此，为什么不能明媒正娶呢？ 　　为了一缕春心，紧紧缚在司马相如的身上，她的一切想法便无不是体谅他了。 　　她想她家虽富拟王侯，在临邛等于一位“封君”，但说到头来是有“市籍”的。当今天子曾有诏令，“有市籍，不得官”，不能做官的人的女儿，嫁了做官的人，自是门不当，户不对。同时司马相如文名满天下，“遨游四海求其凰”，结果到临邛来娶了一个十七岁的小寡妇，年龄身分都不相配。人家不说美人名士，天生佳偶，一定说他贪图卓家的财富——这个恶名声，就是自己做了司马相如，也一定不肯承受，一定要避嫌疑。 　　而且父亲的性格，司马相如纵或不知，王吉一定了解，不见得肯来做这个媒— 　　—十有八九会碰钉子！父亲最敬佩巴郡涪陵的那个名字叫“清”的寡妇，她家有口出朱砂的矿穴，数世相积，也算富家。清寡妇年轻貌美，不知有多少人打她的主意，而她能用她的财富来保卫她的贞节，因而秦始皇特为她筑“女怀清台”。父亲把自己接回娘家，正就是希望自己步清寡妇的后尘，做到“礼抗万乘，名显天下”，为邦家争光的地步。然则有人来为自己做媒，必遭峻拒，岂非可想而知？ 　　她觉得自己想得一点不错，司马相如确有不能托媒来求亲的苦衷，同时明摆着托媒求亲是无效果的、可以预见的事实。这样，除却悄然私奔，何由得成良缘？ 　　长卿，长卿！说什么“无感我心？”文君在心中自语：若体会不得你琴中之情，歌中之苦，不是错承你垂青了么？不过，你可知道，“中夜相从”，虽有“知者”，这十里方圆。的一座大宅，叫我如何走得出去？ 　　卓家大宅中，巡更守夜的人，通宵不绝，文君想要私奔，实在不是件容易的事。 　　苦思焦虑，深宵不寐，这神态看在侍儿的眼中，知道进言的机会到了。 　　经由王吉的安排，司马相如已搭上内线。他用一笔丰厚的赏赐，买通了侍儿，但是他对侍儿不曾提起要求文君私奔的话，只不过想通殷勤，会一面而已。 　　文君心里明白，这决不是会一面，而是长相厮守。本来想把底蕴揭破，想一想还是像司马相如那样处事慎密为妙，所以她的本意，连贴身侍儿也被瞒住了。 　　倒是有一层不能不作打算，自己有许多首饰和私房钱，该作何处置？如果随身携带，不但会引起侍儿们的怀疑，泄漏了机密，而且传出去名声更不好听，说司马相如贪财图色，他的硕望清誉，会毁于一旦，同时也让铜臭亵读了他和她之间的这一段情。 　　文君是个提得起放得下的人，身外之物，看得如浮云一般。她在想，“嫁”后光阴，自然不可能如娘家这样，予取予求，但也不致荆钗布裙，井臼亲操。司马相如能“入赀为郎”，则无论如何是个小康之家，生活决不会太苦。 　　于是她断然决然地作了决定，除了随身衣服，什么也不带，去“会”情郎。然而，如何去法呢？ 　　自然是走了去，侍儿告诉她，一出卓家大宅，便有人接应。文君听这一说，才发觉王吉也参与其事。若非王吉帮忙，就不会有此接应的安排。了解到这一点，她的决心更坚，勇气益增，带着那名侍儿，悄悄地穿越僻静的小径，走出边门，果然有一辆马车在等待。 　　彼此不须交谈。等她们主婢上了车，驭者驱车疾驰，直达招待所。 　　乍相见时，文君自不免娇羞，而司马相如因为口吃，一向寡于言词，所以彼此只在灯火下凝视，久久无语。 　　终于是文君先开口：“中夜相从知者‘我’。” 　　司马相如接吟道：“双兴俱起翻高飞！” 　　“正要请教这句歌词。” 　　司马相如看一看她的侍儿，不作任何回答。 　　文君会意了，吩咐她的侍儿：“你先到外面站一会儿。” 　　等侍儿离去，司马相如只说了两个字。“你看！” 　　转眼看时，书囊琴剑，铺盖什物，都已捆载好了、是倚装待发的样子。 　　她懂得那句歌词了。双双高飞远走。“私奔、私奔”，不奔何待？静下心来略想一想，事已至此，如箭在弦。她从小任性，做事从无三思的习惯，便低声问道： 　　“到何处？成都？” 　　“是的。” 　　“什么时候走？” 　　“只在此刻，迟则不及脱身了。” 　　文君这时才发现一个难题，她的那名侍儿，应该如何处置？照规矩说，婢仆是主人的“财产”，要她如何便如何。但文君却不愿这么做。“请稍待！容我问一问侍儿的意向。” 　　“请容我进言。”司马相如很吃力地说：“让她回去吧，只你我二人就道。” 　　“是！”文君无条件地听从，走了出去很坦率地对她的侍儿说：“我不回家了。” 　　“怎么？” 　　“不要问。”文君说：“等我走了，你再回去，要镇静沉着。” 　　侍儿到这时才如梦方醒。过分的惊愕，使得她竟开不得口。当然，最先想到的是切身的利害。老主人的脾气，她是知道的，一到天亮，发觉其事，必定震怒，必定追究，到那时自己是穿针引线的罪魁祸首，一条小命无论如何保不住——像卓王孙这样的豪富之家，而且僻处边陲，处死一个犯了重大过错的、卖身于主家的奴婢，几乎是不可能引起什么法律纠纷的。 　　于是，她坚决地要求仍旧在文君身边，倘或不能如愿，她必死在她面前。 　　文君当然于心不忍，而且也深知她的为难，因而再跟司马相如去商量。至此地步，他才透露了若干真相，他的境况很坏，但他自信必有飞黄腾达的一天，能让文君过称心如意的日子。在他来想，文君既然倾心相许，一定也肯委屈一时，而他亦终必有报答的时候。至于那侍女，他觉得没有理由让她一起来吃苦，同时也不愿意让她看到文君在吃苦，所以不愿携她同行。 　　情热如火的文君，并不因为他自道贫困而改变了心意，反觉得他情深意真，处事简到，不过性命出入的事，她不能坐视，很委婉地说了那侍儿的苦衷，终于邀得了司马相如的同意。 　　唯一的难题已经解决，不能再等待了。他的僮仆已有准备，早喂了马，检查了车辆，也在轴上加了油，并且备了干粮，打算着一路疾驰，要在天亮卓王孙发觉女儿失踪以前，到达一个足以保证安全的远距离，才可以不致为卓家所遣派的“追兵” 　　撵上。 　　未到天亮，便已有人发觉文君失踪，但必须有一段时间来澄清事实。文君的深夜离家，别的侍儿是约略知道的，只当她天亮以前，必可回来，自然不必声张。哪知黎明日出，依旧芳踪杳然，这一下无不惊惶，据实报告了卓王孙，同时也有来自外面的报告，说司马相如已经离开临邛，深夜疾驰，行色匆遽。 　　这两个报告合在一起来研究，很容易地产生了文君私奔的结论，可是卓王孙不能也不愿相信有这样的事实，他一面派人四处寻访，一面亲自去看王吉，探问其事。 　　王吉早料定了他要来，所以也早想好了应付的态度，他最先是惊诧，见得他对他们的行动，事先毫无所闻，然后表示，果有其事亦不足为奇，再进一步，索性向卓王孙称贺，说他得司马相如为婿，足以光耀门第，不但卓家有面子，而且也是临邛之荣。 　　卓王孙啼笑皆非，虽不便跟王吉翻脸，但骂女儿是他的权利，“这个不要脸的东西，把我家三世的面子丢尽了！”他说：“我从此不认这个女儿！教我见着了面，我一定杀掉她。” 　　“何必如此动怒？”王吉劝他，“说来说去是自己的骨肉。司马长卿——” 　　“哼！”卓王孙冷笑抢白，“你的好朋友真够朋友，我奉之为上宾，他竟勾引我女儿，无耻卑鄙极了。” 　　“这也不能怪他，可也不能怪令嫒。” 　　“那末任谁呢？怪你，还是怪我！”卓王孙悻悻然地说：“还是应该怪我，好端端的，替人做什么面子？我给人面子，别人偏不给我！不但不给，还剥我的面子。 　　这年头儿，哼！” 　　这一顿牢骚，话也说得很重了。王吉的涵养极好，丝毫不以为意，从容自若地答道：“卓公！听我一言如何？” 　　卓王孙不答。他还在气头上，虽希望听听王吉说些什么，但不愿表示出合作的态度。 　　“卓公，你一定听说过‘奇货可居’，奇货之奇，唯慧眼能识。居之于不奇之时，才算本事。卓公货殖世家，三代经营，富甲天下，怎的连这些道理都不明白？” 　　“不错，我不明白。”卓王孙气鼓鼓地顶了过去，“倒要请教，这与我那不要脸的女儿和你那不要脸的朋友，有何关系？” 　　“怎说没有关系？你知道我刚才所说的奇货何所指？” 　　“谁知道你何所指？” 　　“我是指司马长卿。” 　　“哈哈！”卓王孙大笑，“你这个出于‘阳翟大贾’的典故，拟于不伦，亏你怎么想来的！” 　　“卓公莫笑！请容我毕其词！” 　　于是王吉为司马相如进说词，他指出司马相如的不得意，是因为当今皇帝不好辞赋的缘故。但是当今太子与他父皇的性格，恰好相反，最喜辞赋，一旦接统大位，就是司马相如出头之日。－ 　　“卓公，你可知道，致秦富强的商鞅，与长卿一样，都有口吃的毛病，”王吉又说：“‘言语’一门，他们都比较吃亏，但拙于此者必长于被，商君和长卿都是满腹经纶，苦于讷讷，所以也都以笔代舌。拚命为文。商君已矣，长卿犹在，为文为天下雄；乘时而起，安知不为商君之续？有朝一日，肘悬斗大金印，拜倒岳家门下。卓公，卓公，有婿相国，既富且贵，羡慕煞人！” 　　卓王孙依然不答。然而这不答是很明显地表示出来，他为王吉说动心了。 　　“卓公！”王吉抓住机会，逼进一层，道破本意：“居奇正在今日。倘或我换了你，以有余不尽之财，为长卿作交结宾客之资，将来长卿感恩图报，唯命是听，岂非一大快事？” 　　商人把钱看得比较重，也有个毛病，听别人提到钱，往往先就怀疑别人在算计他，所以想了想问道：一你那朋友的境况如何？” 　　王吉说了老实话：“境况不好！正赖卓公援手。” 　　这话说坏了：“哼，原来如此！世上哪有人财两得的便宜事。王公，劝你的朋友死了那条发妻财的心吧！我一个钱不会分给我那不要脸的女儿。” 　　说完，告辞而去。回家把王吉的话告诉了家里的人，声明从此与文君断绝父女关系。文君有一兄一姊，对这个年轻守寡的妹妹，却极友爱。悄悄商量了一番，瞒着卓王孙，派了个得力的僮仆，到成都去打听司马相如家，到底是何光景？ 　　派人到了成都，很容易地打听到了司马相如的住处。他家住在成都南门外，离城五里左右的江边，正对南门的一座大石桥，是赴三巴的要道——那就是后来诸葛亮送费礻韦出使东吴的握别之处，他说了句“东吴万里之行，自此始矣”，因而这座桥被人称为万里桥。万里桥之西是市桥，市桥之西是笮桥。竹编的索绠叫做笮，所以笮桥就是一道用竹索所造的吊桥。司马相如的宅子，离笮桥只有百步之遥；因为受了小主人的嘱咐，需要秘密查访，所以那人不敢公然登门。在笮桥附近徘徊等待，终于得到一个机会，等着了文君携去的那个侍儿。 　　两人相见，彼此都是一惊！在她，事出意外，受惊是理所当然；在他，只见她衣衫破旧，形容憔悴，如何落得这般光景？自不免骇异。 　　“唉！”她叹口气，“真是再也想不到的事。你看，他家的房子，外面倒还看得过去，谁知道里面四壁空空，什么也没有！” 　　“这太可怪了，何至于如此？” 　　“你不信你进去看！”她说：“我家小姐也问过他，他说为了要去临邛，把东西都卖光了。想想看，世上有这样子荒唐的穷鬼！” 　　“小姐呢？”他他问，“小姐怎么说？” 　　“怎么说？提起来越发气人！小姐还安慰那穷鬼，说他是人中之凤，将来一定会飞上天，眼前苦一点儿不碍。” 　　“小姐吃得来苦吗？” 　　“谁知道呢？反正你也知道她的脾气，事情做错了，永不回头，只往错里头走。 　　苦，也是她自作自受。只倒楣了我。” 　　“唉！麻烦。” 　　“怎么？”她急急问道：“家里闹翻天了吧？老主人气得怎么样了？” 　　“那还用说吗？老主人气得几天不曾好好吃一顿饭了，多少人劝也不行。”他说：“大少爷特为派我来，要我悄悄儿来看一看，你也不必跟小姐说起。等我这趟回去，把情形一说，大少爷总有个办法拿出来的。别的不敢说，送点钱来是靠得住的。” 　　“那就全靠你了。说真的，这么苦的日子，连我都过不下去。” 　　“我知道，我知道。”派去的那人想了想又说：“不过，有句话，我得问一问你，照你看，小姐会不会一个人回去——我是说，一个人！” 　　文君的侍儿想了半天答道：“我也真不懂那穷鬼好在哪里？看样子，小姐是死心塌地跟定他了。‘一个人’不见得肯回临邛。不过，也说不定，等日子真过不下去的时候，也许会变主意。” 　　就因为她这句话，卓家的人决计观望一时，希望文君会因为生活的压力而回心转意，翩然归来。大家愿意仍旧拿从前爱护她的态度来对待她。 　　果然，没有多久，文君终于回到了临邛。但是，不是“一个人”。 　　文君一生下来就在绮罗丛中长大的，岂止不知道饮食从何处来，甚至无法想象世界上有饥寒二字。随司马相如私奔之时，在“爱情”鼓舞之下，富贵穷通，什么都不放在心上。但是生活到底是现实的，琴曲只可遣愁，不能充饥，文章只可怡情，不能御寒，加以操作家务，又非素习，觉得苦不堪言。口中不说而心中不乐。 　　等到听了侍儿的报告，她的心思活动了，盘算了一夜，毅然决然地对她“丈夫” 　　说：“长卿，我们不必如此自苦！” 　　司马相如因为口吃的缘故，答话缓慢，久而久之养成一个习惯，就是发音方便的答语，也不会一下说出来，总要把对方的话先想一想：文君说：“不必如此自苦”，想来是她有谋生之道。这，除却向她娘家去求援，还有什么路子呢？因为无法确定，所以他持着保留的态度，只答了一个字：“哦！” 　　“我与你一起回临邛。”文君知道她兄姐对她的感情，极有把握地说：“我大哥一定会借钱给我——说一句不怕你生气的话，他借一笔钱给我，抵得上你一生的官俸。” 　　司马相如不反对她这样做，不但不反对，而且可以说是希望如此，不过表面上他却装作尊重她的意见，慢吞吞地答道：“我不依你也不行，随你办吧。一好在司马相如家里虽空无所有，充场面的车马却还保留着，于是，召集旧日僮仆，依然浩浩荡荡地到了临邛。 　　一到，卓王孙就得到消息了。私奔出走的女儿，居然敢带着情夫，公然回到临邛，唯恐大家不知道卓家的丑闻，肆无忌惮到这个地步，卓王孙气极了，严厉告诫他家所有的人，不准与文君有所往来，否则与文君一例处置，撵出门去，从此不认。 　　父亲盛怒之下，他的儿女都不敢违命。这一下，文君弄得告贷无门了。 　　一半是负气，一半是现实的生活所遏，文君要报复家人对她的无情，决定不顾一切，只拣容易赚钱的生意做。 　　做大生意没有资本，只好做小生意。最容易赚钱的小生意是卖酒。临邛多富翁，工人的生活也比别处来得优越，辛苦一天，杯酒自劳，多花几个钱不在乎，因此，在临邛开酒店，专作零酤是好生意。 　　司马相如心想，事情到了这样的程度，反正面子已经丢了，倒不如破釜沉舟，索性逼卓家一逼！所以他不但赞成文君的计划，而且提出要求，要文君亲自“当垆”，做个“活招牌”。文君意存报复，自是一诺无辞。 　　于是，遣散僮仆，卖掉车马，买进一家现成的酒店，略略装修一番，择吉开张。 　　不到三天工夫，轰动了整个临邛，不是他家的酒好，只因为文君“当垆”，貌艳如花，且是第一豪富卓王孙的女儿——她家矿上的工人，平时连仰望颜色都不能够，这时只要花几个铜钱，便可以享受文君亲手的招待，天下哪还有这样划算的事？ 　　这就是千古艳传的“文君当垆”。垆不是炉，如以为文君为顾客温酒，那就错了。这个垆是卖酒的一个柜台，或作卢，亦作炉。《汉书》颜师古注：“卖酒之处，累土为卢，以居酒瓮，四边隆起，其一面高，形如锻卢，故名卢耳。而俗之学者，皆谓当卢为对温酒火卢，失其义矣。”按：“其一面高”，想是以砖土砌成隔板的形状，用来放置酒碗。而“四边隆起”则中间凹下，用来放置酒瓮，否则卢上置瓮，高与人齐，不便舀取。也可能中间回下之处，嵌一陶盆，把酒倒在里面，盖便零沽。 　　大陆上的酱园，把油倒入铜盆，而铜盆嵌入特制的柜台中，两者可相互参证。 　　至于司马相如，倒真是提得起，放得下！为了表示与文君同甘共苦，也为了表示“敬业”，他不肯利用文君这块活招牌在家里“吃拖鞋饭”，一样也下手操作。 　　穿一条“犊鼻裤”——实际上只是用一方布，围住下身，长只及膝，为当时最简陋的一种工作服，与所有的伙计，一起当街刷洗酒碗、酒瓮。这一来，他本身也形成了一块活招牌。 　　美人名士，操此“末业”，这是多大的一条社会新闻！酒店开在闹市，本已是众目昭彰，加以有慕名来特地一识庐山真面目的，越发挤得不可开交。文君是放诞风流的性格，司马相如也抱着破釜沉舟的决心，所以一个盈盈含笑，亲切待客；一个默默埋头，行所无事，这就更加引起了大家的惊异不解，平添了无数谈笑议论的资料。 　　司马相如和文君这个举动，把卓王孙可整惨了。三世居积，到他手里，他家的身分和生活型态，早就改变了。卓王孙有着浓厚的纨袴夸的性格，爱面子，好虚荣，如今一个私奔的女儿，不但回到了临邛，而且抛头露面作卖酒的生涯，不但路人可以评头品足，说不定还有那些醉汉，动手动脚，恣意调笑。想到这些上面，卓王孙痛心疾首，为了怕人讥笑，甚至闭门不出。 　　于是他的儿女和族人又来劝他了，劝他分一笔钱给文君，他们有了谋生之资，自然就不会再干这出乖露丑的勾当。卓王孙的脾气很犟，越是这样，他越固执，他认为司马相如和文君用这样的方法来要挟他，太卑鄙、太可恶，他决不屈服。 　　如果他真的不屈服，就应当大大方方地照样出门，来表示他的不在乎。果真如此，司马相如和文君，倒也无计可施，无奈卓王孙办不到。 　　僵持的结果，谁都可以看得出来，屈服的一定属于卓王孙。等他有了动摇的迹象，便有人这样进言：“你的财产数不清，但是你只有一个儿子两个女儿，这就是说，你所不足的不是钱，而是儿女。女儿再不成材，总是自己的骨血，与身外之物的钱财不同。事已如此，文君已经失身，除非你能杀掉她，否则你就不能袖手不问。 　　这件事，起初错的是文君，现在错的是你了！” 　　“如何是我的错？” 　　“岂不闻两国相争，围困城池亦只围三面，一面网开，为人留下一条逃生之路。 　　敌国尚且如此，何况至亲骨肉？别人要活命，要吃饭，不想个谋生之道怎么行？” 　　卓王孙心不以为然，只是驳不倒他，就只好回头再来想一想，觉得他的话似乎也有些道理，但面子上一时不得转圆，唯有默然。 　　“再说，司马相如不过倦游而已，倒底不是无用之人——果真无用，文君又怎么会死心塌地跟着他？司马相如是个人才！又是县令王公的朋友，何苦不卖个交情？ 　　听大家的劝吧，财去身安乐。不为别人，你也得为你自己解除烦恼着想。” 　　“唉！”卓王孙长叹一声，顿一顿足说：“好，我依你们，只当未曾生过这个女儿。”于是卓王孙分了一笔财产给文君，一百万钱，一百僮仆，以及文君个人的服饰、私房。一百万钱相当于一百斤黄金，简称为“百金”。文帝曾经想造一个露台，找了工匠来估价，需要百金，他说：“百金，中民十家之产”，不忍糜费。因而作罢。由此可知，当时的小康之家，财产不过十金。拥赀百金，自然是富翁了。 　　何况还有僮仆？ 　　卓王孙的僮仆有八百人，文君分到的是八分之一。一个小家庭，无论如何用不着一百名仆役——这僮仆是主人的财产、他们会替主人做生意、种田、或者具有任何一种可以为主人挣钱的技艺。文君所分到的一百僮仆，大概都是种田的。 　　当然，卓王孙在赠产时，有个交换条件，司马相如和文君必须离开临邛。他们夫妇回到成都，买回买地，成为富翁。笮桥的房子修得焕然一新，造了一座“琴台”、夫妇俩过了好几年富裕而风雅的生活。 　　这时景帝已经驾崩于未央官，在位十六年，得年四十八岁。太子刘彻即位，就是国史上有名的汉武帝。 　　景帝有十三个儿子，武帝行九，生于景帝即位那一年。四岁时被封为胶东王，七岁时，他的大哥，原来已立为太子的刘荣被废，改封为临江王。胶东王的生母王夫人与馆陶长公主感情极好，而景帝很听他姊姊的话，就由于馆陶长公主的进言，胶东王被立为太子，他即位时才十六岁。 　　武帝的性格与他祖、父都不同，他是个早熟的英雄。本身的雄心壮志，配合汉兴以来六十多年休养生息，家给户足，国力充沛的太平之世，自然想有一番大大的作为。所以即位之初，就下诏选拔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亲自临轩策问，讲求治乱之道，有名的董仲舒的“天人之策”，据说就是武帝建元元年所上。 　　在政治上的雄心壮志以外，武帝对于文学的欣赏力也很高。有一次巡幸离宫，读到司马相如在大梁所做的《子虚赋》，击节赞赏。他不知道司马相如是何许人，只以为这篇《子虚赋》是古人的作品，所以喟然而叹：“可惜！我生不与此人同时”。 　　意思是说，如果生当同时，他一定要跟此人见一面。 　　当时武帝身边有个侍从，专门替他管理猎狗，职称就叫“狗监”，名叫杨得意，是成都人。听见天子的感叹，便即回奏：“臣有个小同乡叫司马相如，他告诉臣说，在梁孝王门下时，作过一篇赋，就是陛下刚才所念的《子虚赋》。” 　　“噢！”武帝喜出望外，“此人在哪里？” 　　“在成都。” 　　“有这样的文采，为何不出仕？” 　　“司马相如曾为先帝的郎官，因为先帝不好辞赋，所以辞官游梁。梁孝王薨逝，门客里散，司马相如也倦游回乡了” 　　“那末，”武帝又问，“此人目前作何生理？” 　　“在乡闲居。” 　　“这样的人，如何可以投闲置散？” 　　于是武帝就派杨得意为使者，持“节”宣召司马相如来京。“君命召，不俟驾而行”，司马相如把文君留在成都，单身随着杨得意，乘了公家所供给的驿车，自金牛道北出剑阁。经汉中，到长安。 　　一到就召见，武帝问他：“这篇《子虚赋》是你做的吗？” 　　“是。”司马相如期期文艾地答道：“不过，此是描写诸侯国境内的一切，不足以供御览，臣请另为天子游猎之赋。” 　　难得他肯为自己献赋，武帝自然欣慰。便叫人供给他“笔札”——“札”是极薄的小木片，在蔡伦没有发明纸以前，札是最高级的文具。而一篇赋，铺张词藻，耗费的笔札不少，非一般人的能力所能负担，所以武帝特加赏赐。 　　领旨出宫，司马相如托杨得意找了个有园林花木的地方，作为寄寓，杜门不出，精心构思。有时一睡一天，有时彻夜捉笔，生活起居，完全失了常态。这样经过三个月之久，他的赋终于写成了。 　　这篇赋仍旧叫《子虚赋》，题目虽旧，内容全新。他把所描写的范围扩大了。 　　赋中假设三个人，一个叫“子虚”，一个叫“乌有先生”，一个叫“亡是公”。这是寓言，表示根本没有这三个人。“子虚”的身分是楚国的使者，受命使齐，齐王请他去打猎。猎罢，子虚去访乌有先生，由这一天的出猎，谈到楚国的山川物产，子虚便大大地夸张了一番。乌有先生不悦，加以反驳，同时盛称齐国的强大。 　　于是在座的亡是公笑道：“楚则失矣，而齐亦未为得也。”接着便铺叙“天子之上林”的“巨丽”，归结到“若夫终日驰骋，劳神苦形，罢车马之用，抗士卒之精，费府库之财，而无德厚之恩。务在独乐，不能众庶，忘国家之政，贪雉兔之获，则仁者不由”的规谏。其中文字如金碧楼台，眩人耳目。武帝大为欣赏，复他的官职，仍旧作“郎”，为文学侍从之臣。文君当然也被接到了京城去当官太太。 　　司马相如奉召入京，约在武帝即位之初。到了建元六年，太皇太后驾崩，国势开始发生极大的变化。这一年，也就是公元前一百三十五年，是历史上极其重要的一年，值得大书一笔。 　　雄才大略的武帝，初承大统之时，重订国策。内则尊儒，外则开边，要从文治、武功两方面，立下汉家万世不拔之基。但他的祖母窦太后，生于忧患，长于安乐，坚守文帝务本宽厚，与民休息的大政方针，认为她的孙子不安分，无事生事，大为不满，加以御史大夫赵绾，“罔识忌讳”，建议武帝不必奏事太皇太后，这是公然反对妇人干政，窦太后大怒，将赵绾及主张尊儒的郎中令王臧下狱，逼令自杀。武帝很孝顺他的祖母，看见老太后大发脾气，只好把他的那番雄心壮志暂且收一收，一意培植人才，徐图复举。 　　到了建元六年五月，窦太后一死，武帝无所顾忌。一面令郡国举“孝廉”进用贤能，董仲舒、公孙弘等人复出；一面命骁骑将军李广屯云中，车骑将军程不识屯雁门，准备对付匈奴。同时，经营西南以及南方的沿海地区。于是，司马相如得到了一个为国家开疆拓土的机会。 　　当时的西南为夷人所居，种族甚多，各成部落，统称为“西南夷”，其中以“夜郎”为最大，地当今贵州省的北部。南方三个臣属于汉的附庸小国，则原为汉族的移民。广东广西称为“南粤”，或作“南越”，其王姓赵，是河北真定人。福建称为“闽粤”，或作“闽越”，与浙江温州的“东瓯”，这两个王都是越王勾践之后。武帝建元五年，闽越攻南越，南越王上书求援，武帝派王恢和韩安国，自江西及浙江分途领兵夹击闽越。未至其地，闽越发生内乱，杀其王请降，大军不战而胜。 　　于是王恢派鄱阳县令唐通到广州，去宣抚南越。天朝上使莅临，南越竭诚招待，盛宴之中，有样难得的异味，名为“枸酱”。唐通只听说过，“枸酱”出在成都，何以能在数千里以外的广州发现？深为不解，因而提出疑问。 　　南越的人告诉他，“枸酱”是从广州西北的洋河江运来的。洋河江何以能通四川，中间经过哪些地方？这些问题，不但后通无法了解，就是南越的人，同样也是不得而知。 　　等回到长安复命以后，唐通立即着手研究洋河江的问题。因为他从军事地理上着眼，已发觉这是制服南越的一条捷径，也是南越自己都还不知道的一个致命的弱点。 　　但是长安虽为首善之区，人才答苹，等一问到西南及南方的地理，却都瞠目不知所对。最后，请教由巴蜀来的商人，才算得到了满意的答复。 　　首先，唐通证实了他在广州所吃到的拘酱，确实是成都的出产。构亦作“枸”，据李时珍的《本草》解释，“枸子可以调食，故谓之酱，乃荜茇之类。”《大汉和辞典》，说它是胡椒科的灌木，产于安南巴蜀等地。 　　此外还有好些解释，大致可以推知，是一种芳香的调味品，但无法确知其到底是现代的什么食物？川菜重麻辣，《大汉和辞典》说它属于椒科，则可能是花椒，但花椒无调成酱的道理。酱状物的调味品，而为广东莱所必备的是芥末酱，可是，芥子为芥菜子，非成都所独具。 　　“枸酱”之为物待考，而此物如何传到广州。却是可以考证的。据当时蜀中商人向唐通所陈述，“枸酱”是先“走私”到夜郎，然后由夜郎经洋河江到广州；洋河江“广百余步，足以行船”。这句话越发打动了唐通，因为江面广阔，可行大船，就可以运输大量的军队，直达广州。这也就是说，倘或能取得夜郎的合作，让汉朝在这个侯国之内，建立一个“军事基地”，则由蜀中发兵到夜郎，沿洋河江以顺流而下，兵临广州城，对南越实施奇袭，必可一战成功。 　　于是，经过一番调查研究之后，他上书武帝，说他在广州，看到南越王的起居服饰，与天子相仿。南越国土，东西万里，名义上是汉朝的附属，实际上等于一个独立王国。这第一段的意思是表明，必须征服南越，否则将为汉之患。 　　接下来分析，征服南越的途径，从湖南、江西人广州，水路有宽有狭，港湾分歧，不但运兵不便，而且容易中伏。陆路则小道崎岖，军粮的运输先成问题。况且由江西、湖南到广州，是人人皆知的两条路。大军所经，行动无法保持机密，南越可以从容防御。一方面劳师远征，一方面以逸待劳，胜负之判，不待智者而卜。 　　然后谈到夜郎，说有精兵十万——这自然是夸张的说法。如果能利用夜郎的兵力，沿江直下，出其不意，是为制服南越的奇计。他的初步计划，是要说服夜郎归化，“设郡置吏”，先经营一个前进基地，作远征的准备。他认为以汉朝之强，夜郎不敢不听命；而以巴蜀之富，设郡置吏以后，夜郎可以分享巴蜀经济上的利益，也足以打动他的心。所以，这个使命是很容易达成的。 　　武帝对唐通的建议，颇为欣赏，拜他为“中郎将”，秩比二千石。这是除了丞相以外，最高的俸禄。唐通接事以后，着手筹划夜郎之行。所带的士兵有一千名，却配备了一万多的夫子，因为深入不毛，一切军需品，还有赠送夜郎及其他小国的礼物，主要的纺织品，都要从内地带去，并且车辆无法通行，唯有肩挑背负，自然要用到这么多夫子了。 　　夜郎地方甚大，它的疆土包括现在贵州的西部，广西的西北部，云南的东北部，四川的南部，这一大片地方。其时的国主名叫多同，他的城堡在贵州桐梓县以东二十里，所以唐通取道巴郡的符县，即今川南合江县。县南有一道关，就叫符关，为人黔的要隘。唐通出符关，折往东北，会见了夜郎候多同，先送一份丰厚的礼物，然后展开交涉，达成了两点协议：一是夜郎割让其西北部未经开发的土地，成为汉朝的一郡。二是让多同的儿子，当这新设一郡的地方官。 　　这一个地区，还有许多小国，也要唐通—一去交涉。他们的看法是，汉朝要来置郡设吏，根本就是妄想，因为重峦叠嶂，无路可通。答应了他的要求，等于不费之惠，而眼前先可获得汉家使节所赠送的大批绸布，则又何乐而不为？ 　　因此，唐通的这一次任务，可以说是圆满达成。但是他的目的不在置郡，是在能够利用洋河江，而洋河江要能为汉所用，还需要经历一段极艰苦的过程。 　　那末洋河江在哪里呢？这个名字说起来很陌生，但如说盘江，则在西南住过的人，无不知道。洋河江就是盘江。《读史方舆纪要》说：“盘江在贵州境者，为北盘江，出四川乌撒府西北五十里。”乌撒府是明朝的名称，清朝改名威宁州，属大定府，并改隶贵州。盘江发源威宁，流经云南宣威，北流入黔，称为北盘江，经水城县折向东南，再经册享县到广西凌云县雅亭墟，与南盘江相汇合以后，名称又不同了。 　　南盘江源出云南沾益，曲曲折折，流经滇、黔两省，在广西与北盘江汇合，称为红水江。到了桂平，又与郁江汇合，称为浔江，东流到藤县，称为藤江。经苍梧人广东省境，成为西江。成都的拘酱，就是经过如此的周折，才到广州的。 　　于此可知，唐通要想利用洋河江运兵，先要能开一条路到达洋河江。他的这第二步计划，也得到武帝有力的支持。于是由长安重回蜀中，将得自夜郎的土地，再割出蜀郡南面的一部，合并设置新郡，称为“犍为”郡，下辖十二县，即今最富庶的川南一带。 　　键为郡的十二县中，有一县名囗道，就是现在川南的宜宾县。唐通在这里组织了一个“军事工程处”，由此往南开路，大举征发汉中、巴、蜀、广汉四郡的民工。 　　这一带在当时是未经开发的处女地，一切生活上的必需品，都要从那已开发的四郡运来，辗转千里，徒步运输。而运输的人又要自备粮食，走到吃完，双手空空，所以深入荒山处于最前列的民工，经常在挨饿之中。这个运输上的死结，人山愈深，问题愈产重。加以事先未经测量，地形亦不明了，工程方面，随时发生技术上的严重障碍。此外还有天然的灾害，第一是瘴气，第二是雨季的豪雨，第三是毒蛇猛兽。 　　在缺乏医药设备及医护人员照料的情况下，饿死病死的，不计其数。这还不算，夜郎及其他西南夷又有反意，发兵相攻，越发成了雪上加霜之势。 　　可是，唐通求功心切，军法在手，一味蛮干，囗道的一个县令，被认为办事不力，为他下令处死。那个县令大概觉得这种日子，生不如死，倒也不喊冤枉，只是听人说起成都的繁华富庶，相形之下，有如仙境，向往不已，所以临死的时候，提出要求，说只要让我到成都去见识一番，死就死，一无遗憾。唐通实现了他的愿望，派人把他送到成都去处决。 　　光是杀了一个县令，无济于事。数年之间，死亡枕藉而依然无功，巴蜀数郡的老百姓，这时可忍不住了，到长安去告了他一状。 　　武帝当然很生气，不过后通的计划是经过他批准的，而且开边是他既定的方针，所不满的只是唐通执行的不善。为了平息民愤，取得巴蜀地方上的支持，他必须对唐通有所谴责，作为对巴蜀人民的抚慰。 　　于是他开始物色使者。照文帝以来的传统，类此宣达王命的任务，多派郎官担任。环顾侍从之臣，顺理成章地选中了司马相如，因为他是成都人，并且有个豪富的岳父，在地方上具有很大的影响力。 　　司马相如充分了解武帝的意旨，仍旧是支持唐通的，只是唐通的以军法从事，未免鲁莽，这决不可作为天子的意思。所以一到蜀中，首先为武帝解释，巩固了领导中心，才有强力推行国策的可能。地方父老对中央还是服从的，加以司马相如的乡谊，所以表示了很合作的态度。 　　除成都及囗道附近以外，远处不便亲自宣慰。司马相如便做了一篇“告巴蜀檄”，申明人臣之道，以及天子存抚天下的至意。要求地方上职司教育的“三老”，开导子弟。这篇檄文，与汪洋瑰丽的赋来比较，笔调不同，但义正词严，确是经世之作。 　　司马相如此行，在武帝来看，十分可嘉。不但巴蜀民愤平息，而且进一步又征发了许多人，在唐通指挥之下，继续未竟的工程。至于司马相如本人，在跟唐通深谈，并经过多方考察以后，也激发了雄心壮志，愿步唐通的后尘，为国家开疆拓土。 　　唐通所到的夜郎国，位处巴蜀之南，称为“南夷”，此外还有巴蜀之西的“西夷”，也就是临邛西北、西南的所谓“椎髻之民”，如“邛”、“笮”、“冉囗” 　　等等部落，他们与夜郎不同，夜郎由于交通隔绝，与巴蜀的汉人很少往来，而西夷与临邛等地，一向保持着贸易关系。当司马相如回蜀时，他们羡慕南夷’，得到汉家许多赏赐，曾表示出愿意归化的意向，司马相如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题目，所以在报告抚慰经过的时候，附带也提到了这一件事。 　　于是武帝要他陈述意见。他说：那些西夷离蜀郡很近，交通方便，秦朝曾立为郡县。现在真的要文郡置吏，决不会像收服南夷那样麻烦。 　　费力少而收功大，武帝自然赞成。便也拜司马相如为“中郎将，建节”。所谓“建节”，就是担任天子的特使。“节所以为信也”，一根八尺长的竹竿，挂一串牦牛尾巴毛，就是“节”，对外国来说，这就等于“特命全权大使”的“国书”。 　　司马相如是正使，还有三个副使，名叫王然于、壶充国、吕越人。壶充国后来当过武帝的“外交部长”——大鸿胪卿。 　　持节的特使，对国内来说，正就是后世的所谓“钦差大臣”，威风非凡，在旅途中，交通食宿，无不优先。到了蜀郡，因为是他奉使而来的目的地，迎接的礼节，更见隆重。 　　司马相如坐的是四匹马拉的驿车，将到成都，蜀郡太守率领僚属父老，出城迎接。县令“负弩矢前驱”，这就是亲自替他担任警卫清道的工作。不但为了表示尊敬，而且也确认他是一位重要人物，如果有人站在高处，可能会行刺时，就可以先发制人，一箭将他射死。 　　自秦代开郡以来，成都还是第一次有这样一位显要莅临，而此显要又是本地人，足为乡邦增光，所以从进入汉中开始，蜀人就把司马相如的衣锦还乡，当作一件大新闻，艳羡以外，觉得与有荣焉。欢迎的热忱，前所未见。 　　就这样一直到了临邛。临邛的县令自然早就不是王吉了，但他这一次重来，比第一次作王吉的上宾时，还要荣耀。而最兴奋的是卓王孙，他会同地方上的绅士，列队迎接，献上牛酒，慰劳他的从人。自然，还要大张筵宴，来欢迎他和他的副使。 　　回首前尘，卓王孙想到司马相如，当年穿了一条“犊鼻裤”，亲自洗涤酒器的情形，自不胜今昔之感。再想想当年为他难为情，甚至不敢出门，而此刻是“钦差大臣”的老丈，顾盼得意之余，不免愧悔，喟然而叹：“唉！应该早把文君嫁给他的。”于今补过之道，只有拿文君另眼看待，因而重新分家，文君所得的财产，与她哥哥的所得，完全相同。 　　这是司马相如的意外收获。但是，在公事上，却有问题。蜀中父老以司马相如为荣，只是因为他被拜为“中郎将，建节”，等到他召集会议，说明使命，大家的反应却很冷淡，最主要的一个原因是，这一下又要地方上贡献物力和人力了。 　　为了诏谕难回，再经过卓王孙的斡旋，司马相如总算取得了地方上的支持。他的使命是以慰抚为原则，办的是“送礼外交”。西夷本来就贪图汉家的赏赐，自然乐于内附，所以司马相如此行，相当顺利。但深入蛮荒，无论如何不是一件轻松的事。 　　所谓“西夷”，至少有二十多个部落。云南以北，“邛都”最大，那地方在今西康西昌的东南。邛都人依山而居，累石为屋，有高至十余丈的，汉人称它为“邛笼”，而他们自己称为“雕”。碉堡的调，就是由这个“雕”字演变来的。 　　第二个大部落称为“筰都”。司马相如成都附近的笮桥之笮，与此筰相通，都作竹索的解释。那里的夷人，用竹索作吊桥，攀缘而渡，十分不便，司马相如替他们造了一座桥，从此“邛、筰”联在一起了。 　　再有一个比较大的部落“冉囗’，就是当初卓王孙的祖父，由汉中到剑阁，说有大芋头，不愁饿死的那个地方，在江山之下，即今四川茂县地。冉囗的种族特别复杂，据《汉书》记载，汉山上有六夷、七羌、九蛮，各有部落。这样一个由三种种族，二十二个政治单位所组成的部落，居然也为“口吃”的司马相如所说服，亦非易事。 　　于是邛峡以东，大渡河以西，北起汉山，南迄云南边境，这一片约三万五千平方公里的长方形土地，从此归入汉家的势力范围。西夷各部落，正式成为汉朝的属国，司马相如重新调整县区，整理交通，并奏准设一个“属国都尉”的职官，加以管理。 　　令人丧气的是，武帝虽赞赏他的功劳，但朝中颇有些大臣，与巴蜀的士绅，持着同样的观点，认为通西南夷这件事，是无益的浪费。司马相如怕引起争论，在皇帝召集“廷议”时，自己因为口吃的缘故，辩不过别人，所以又做了一篇文章，作先发制人的解释。 　　这篇文章是假设他经营西夷，告一段落，回到成都时，有二十七个地方父老士绅去看他，提出质询，他又如何解释必须要通西夷的道理。这篇文章中有好些警句，说：“世必有非常之人，然后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后有非常之功。”常人对非常之人，非常之事，自然莫测高深，因为莫测高深，不免戒惧不安，所以他接下来说：“非常者，固常之所异也。故曰：非常之原，黎民惧焉。”接着引用《诗经》中“普天之下，莫非王士。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话，大事发挥天下必须统一，教化必须普及的理论，以为他的开山架桥，扩大边关来促进与西夷的交通，是“创道德之途，垂仁义之统”。结论中又有警句：“夫王事，固未有不始于优勤而终于佚乐者也”，指出有耕耘必有收获，于是来质询的父老士绅为他说服，欣然表示，不论老百姓如何艰困，一定支持朝廷的决策。这样的文章，武帝自然欣赏，他下令把这个文件颁行巴蜀，让大家了解天子的苦心。 　　有此一番经过，司马相如原以为可以安然无事。哪知又有人密告他贪污，说他出使西夷时，受了对方的贿赂。这自然是诬告。西夷愿意内附，原在贪图赏赐，哪有财物行贿？而司马相如又唯恐西夷不内附，有求于人，只当行贿，不宜受贿。况且他正从岳家分得一大笔财产，何必又受西夷之贿？凡此皆是情理上说不通的事。 　　可能仍旧是吃了他口吃的亏，对此事竟无法辩白，也可能他因为立功万里而横遭打击，心灰意懒，不作辩白。总之，在这件案子上，他得到免职的处分。 　　闲住了一年多，武帝又想起了他，复召为郎——那是他第三次做这个官，但看破仕途，官兴已大不如前。同时也因为生了消渴疾——糖尿病，不耐劳苦，常请病假。好在文君有钱，生活优裕，不妨在家饮酒作文，享他的清福。偶而武帝巡幸离宫别苑，也召他侍从。一次在陕西囗囗县东南的长杨宫，因为武帝喜欢亲自猎射熊与野猪之类的野兽，容易发生意外，特地作赋谏劝。他的几篇有名的赋，几乎都为武帝而作，其中有一篇例外，那就是《长门赋》。 　　汉武帝的第一个皇后，是他的表姊妹，馆陶长公主的女儿。馆陶长公主尚堂邑侯陈午，生女小名“阿娇”。当武帝已被封为胶东王，大约五、六岁时，馆陶长公主携女入宫，探望胶东王的生母王夫人，把她的那个早慧的内侄抱在膝上，戏谑地问他将来愿意娶什么人作妻子。指这个。他不要，指那个、他不要，最后指着她的女儿问：“阿娇好否？” 　　胶东王笑着道：“好”，说是“若得阿娇作妇，当作金屋以贮”。这就是大家耳熟能详的“金屋藏娇”的典故。但这一番戏谑，竟致改变了历史，因为弄假成真，馆陶长公主真个向景帝提议，中表联姻。景帝最听他姊姊的话，欣然同意，立阿娇为胶东王的妃子。 　　于是一个希望儿子做皇帝，一个希望女儿做皇后，王夫人和馆陶长公主在共同的利益之下，携手合作，展开了排挤太子及其生母栗姬的密谋。偏偏栗姬善妒，这个弱点被馆陶长公主用各种方式来强调，加以还有窦太后的左右，景帝终于在即位后的第七年，把太子刘荣废为临江王，栗姬忧愤而死。 　　度太子刘荣是老大，景帝再立太子，越次以第九子，七岁的胶东王正储位。九年后即位，是为武帝，立太子妃陈阿娇为皇后。这时的馆陶“长公主”，也就应该称为“大长公主”了。 　　陈皇后的母教不大好，家世贵盛，六、七岁时就成了未来的皇后，从小养成娇纵的脾气，加以她母亲一向喜欢揽权生事，目空一切，陈皇后耳濡目染，处处霸道。 　　再有一个想法，认为武帝的得位，别有渊源，越发有恃功而骄，种种令人难堪的语言神态，使得武帝大为不满。在他心目中的陈皇后，已不是十年前愿以“金屋贮之” 　　的阿娇了。 　　光是一个陈皇后，已经对付不了，更有她母亲推波助澜，以姑母兼岳母的身分，提出种种唯有皇帝才能赋予的权利要求。武帝积不能堪，恶感愈甚。 　　如果陈皇后有个儿子，则以嫡长子的身分，当然被立为太子。那时不但母以子贵，皇后的地位可保无虞，而且由于骨肉的连系，亦可望重承恩宠。为了这皇嗣的问题，关系重大，大长公主遍求天下名医，花了无数金钱，觅来许多种宜男的药，让陈皇后服用，结果如泥牛入海，影响全无。医不灵则求巫，哪知这一下为陈皇后招来了一场大祸。 　　找是找的一个女巫，名叫“楚服”。听这名字，就知道她的籍贯，是如今湖南湖北一带，这个区域原为楚国的疆土，在当时被认为是相当神秘的地方，尤以湘西为甚，巫蛊之风，自古已然。到清朝嘉庆年间，还有“河伯娶妇”之类的不人道的情事发生，而所谓“祝由科”，亦至今有人津津乐道。由此可见，在那时找个女巫来为皇后祈祷皇嗣，原是件不足为奇的事。何况武帝本人也跟他祖父一样，素来迷信方士。然则，陈皇后求巫，何以又会贾祸呢？问题出在这个女巫的性别上面。 　　《汉书·外戚传》说：“陈皇后挟妇人媚道”。此当是楚服所教。《汉武内传》等书有比较详细的记载，说陈皇后宫中，每到深夜有神秘的祭祀，服药祝祷。而楚服易钗而弁，与陈皇后同入帷帐，行迹异常诡秘。可想而知的，这就是教导“媚道” 　　的时候。 　　从种种迹象来看，楚服是个男性特征多于女性特征的“阴阳人”。《汉书·五行志》称此为“人疒阿’，视作不祥之物，而居然亲身示范授皇后以“妇人媚道”，这还当了得，久而久之，自然会有人去告密。 　　于是在元光五年，也就是唐通开南夷道的那时候，武帝下令彻查，楚服“枭首于市”，株连而死的有三百多人。罪名是“为皇后巫蛊、祠祭、祝诅、大逆无道。” 　　陈皇后就此被废，武帝所赐的“策”，简单明了。“皇后失序，惑于巫祝，不可以承天命。其上玺绶，罢退居长门宫。”长门官在长安城内，是个独立的离宫，规模不大，不妨说它是个冷宫。 　　打入冷宫的陈皇后，心犹不死。大长公主当然也要替；她设法挽回。当时武帝左右可以为陈皇后进言的，只有极少数的几个人，东方朔滑稽之雄，如果是因为其他的缘故，一时得罪，只要东方朔幽默一番，武帝的震怒，可以一笑而解。但皇后失宠，则必动之以情，那就非司马相如的那枝笔不可了。 　　于是大长公主以黄金百斤为润笔，请司马相如写一篇可以感动武帝的文章，那就是他流传于后世的六篇赋中的《长门赋》。与描写神仙的《大人赋》一样，在技巧上仿楚辞的形式。至于写上武帝，“嘉览”之余的效果，多说武帝大为感动，复见亲率，以后又冷淡了下去，如昭明文选《长门赋序》所说：“相如为文以悟主上，复得亲幸”。而《汉书》补注，以为“‘复得亲幸’者，著述之体，皆著其效验，《说苑》、《国策》皆然，”这话说得不错。陈皇后“复得亲幸”，并无正面的证据。但未回君心的反面证据却有两个。第一，陈皇后果然复得亲率，则必移宫。即令仍为废后的身分，不能复居正宫，可是以未央、甘泉等宫，千门万户，亦必有一处比长门宫好些的宫苑来安置她。其次，如果武帝曾临幸长门官慰问陈皇后，则正史不载，稗史亦当有记，可是翻遍详记长安、咸阳宫阙的《三辅黄图》，找不出此事的影子。 　　司马相如晚年住在长安以西的茂陵。在此以前，他被拜为“孝文国令”。文帝葬霸陵，在今西安东面卅里，地临霸水，原称霸上，文帝挑选此处作为他将来的埋骨之地，改名为霸陵。景帝时称文帝的陵寝为“孝文园”，置“令”管理。武帝派司马相如去当这个官，是因为这个守令，没有多少民政要管，借此地让他养病。 　　不久，司马相如辞官移住茂陵。此地本为槐里县的茂乡，武帝很早就看中了它的风水，把它从槐里县划出来，特置一邑，改名茂陵，迁了许多富户住在那里。地当今陕西兴平以东，咸阳以西，离长安八十里。 　　茂陵是武帝所辟的一个“新社区”，住民有二十七万人之多，长安县也不过二十八万人，两相比照，不能不惊诧于此“新社区”发展的迅速。但稍作深入地研究，便知不足为怪。当时的移民政策，并不考虑人民的意愿，指定移到茂陵的，都是富户，以雄厚的经济力量投入此新社区，一切建设，得心应手，而又不必受政治都会所必然的种种体制上的约束。所以茂陵这个新社区，是个富庶、整洁、宁静而舒服的地方，为寓公的乐园，这就是司马相如要卜居于此的道理。 　　那时，司马相如已五十开外，文君则正在盛年，但“不安于室”的不是盛年的妻子，而是暮年的丈夫。在茂陵，司马相如看中了一个妙年女子，想娶来作妾。这在当时的道德规范来说，是件无足奇亦无可非议的事，如果有什么人的妻子，为此提出反对，必蒙妒妇之名，但文君与司马相如的关系不同，即使在那个时代，司马相如的企图也应该被视为负心。旁人的观感如此，文君的哀伤愤懑，可想而知。 　　司马相如以琴曲得妻，文君亦以琴曲挽救了她的婚姻。相传文君为此作了一篇《白头吟》，设酒抱琴，与夫决绝；酒入愁肠，鼓琴而歌，唱的是： 　　皑如山上雪，皎若云中月，闻君有两意，故来相决绝。今日斗酒会，明日沟水头。蹀躞御沟上，沟水东西流。凄凄复凄凄，嫁娶不须啼！愿得一心人，白头不相离。竹竿何袅袅，鱼尾何(上竹下部)(上竹下部)？男儿重意气，何用钱刀为？ 　　据说这篇诗感动了司马相如，顾念旧情，打消了纳妾的念头。此后老病侵寻，但不废为文，一篇赋成，立即有人要了去传抄，结果连原稿都散失了。他死后，武帝派人向文君去搜求遗稿，还留下一篇赋，是专门献给武帝的，其时为元狩五年。 　　汉武帝始建年号，六年一改元。因获白麟而称为“元狩”。接着又于汾水得宝鼎，因而以“元鼎”为年号。元狩、元鼎年间，为中国国力空前强大的时期，但经济的发展，与文治武功并不相称，除了开边殖民以外，营造宫室，整治黄河，把文、景二帝的蓄积，用之如泥沙。于是不仅国库的收支，出现了严重的不平衡，整个社会的经济情况，也落入令人可忧的境地，富者愈富而贫者愈贫，仅在关东地区，贫民便有七十二万人之多，而此犹是地方官的奏报，实际人数当还不止此。 　　放任的自由经济，至此已完全不能适应国策的需要，经济制度的彻底改革，终于在武帝突破旧观念的果敢决定之下，见诸事实。从此，临邛卓家，再不能享有铁冶事业的特权，渐致衰落。武帝的经济制度改革，出于专家的设计及执行，效果优越。这些专家，都是商人出身，其中最有名的是桑弘羊，铁矿国有化，就是他的杰作。 　　史书称桑弘羊为“兴利之臣”，而在他被大用以前，武帝已用各种方法，来减轻卫青每年以数万人远击匈奴所加诸财政方面的沉重压力。例如“人物者补官，出货者除罪”，官职爵位可以购买，徒刑可用钱来赎免或减轻。但戋戋之数，无济于事。武帝本希望富翁、大贾，有所捐输，结果亦大失所望，富商大贾无不隐匿财产，于是而有所谓“人羊为郎”的故事产生。 　　“人羊为郎”是《汉书》的作者班固挖苦卜式的话。近代表扬卜式，称他为“爱国商人”可是看《汉书》的记载，此人是不是当得起这个荣誉的头衔，不无疑问。他是河南洛阳附近的人，以畜牧为生，不曾读书而好名。由畜牧发了财，把他所置的产业，都送给了他年纪很轻的弟弟，自己赶了百把头羊进山，再去收养，养得多了再置田产。而他的这个弟弟，因为缺乏长兄的教导，钱又来得容易，信手挥霍，成了败家子。卜式也就一次一次分产业给他。 　　当元朔年间，朝廷连年用兵，国库支细之时，卜式上书武帝，愿以财产的一半，捐献军用。那时捐献都是有所希求的，所以武帝派一个使者去问他：“你是不是要做官？” 　　“我从小牧羊，不知官怎么做？”他说：“我不想做官。” 　　“那末，是不是你有什么冤屈，想要申诉？” 　　“没有！我生来与世无争。本地人有穷的，我借钱给他。有做错了事的，我暗地里劝他。我住什么地方，什么地方的人跟我好，没有冤家，哪来的冤屈？” 　　“那末，”使者只好这样问了，“你到底要干什么呢？” 　　“我什么都不要。只请你把我的一点点愚见，代奏天子。”卜式发表了他的“国事意见”：“现在天子诛杀匈奴，我以为贤者宜死节，有钱的人要捐献。这样匈奴才可以消灭。” 　　使者回到长安，据实回奏。武帝对卜式很嘉许，想表扬他一番，跟丞相公孙弘商量。公孙弘表示反对，他认为卜式这个人行事不合人情，很可能心怀不轨，最好不要理他。武帝接纳了他的建议，就把这件事搁置了下来。 　　到元狩二年，霍去病打了个大胜仗，匈奴中的一个“王国”，在甘肃的“浑邪王”，率四万人投降。汉朝就其地置河西两郡，把关东的贫民移置到那里去开垦，可是官库官仓，钱米甚少，不够分配。卜式听到这个消息，又捐了“二十万钱，约相当于二十斤黄金，也就等于两家的“中人之产”。 　　等移民的工作告一段落，地方官奏报当地富户捐助的名单，其中有卜式的名字。 　　武帝还记得他，特加赏赐——这个赏赐是古往今来所从不曾有过的。 　　那时服兵役要派赴边疆作守卫，不愿去的可以出代金，规定为三百钱，这有个名目，叫做“过更”。武帝赏赐卜式的，就是每年四百个名额的兵役代金。这也就是说，每年他可以坐收十二万钱。卜式把这四百个名额，又转送了当地的政府。奏报到京，武帝认为富豪纷纷隐匿财产，卜式的行为，难能可贵，是个忠厚长者，便格外看重他了。 　　武帝决定奖励卜式，以为激励。于是召他到京，要他为郎官，赐爵“左庶长” 　　——这是汉朝特有的制度，专门封赐老百姓的爵位，称为“民爵”，左庶长是第十级，又踢田十顷，同时把他的事迹，布告天下，“咸使闻之”。这一下，卜式名成利就，身分大不相同了。 　　卜式曾经说过不愿做官的话，此时不便自食其言，所以面奏武帝，不愿为郎。 　　武帝最善于因材器使，便说：“我有羊在‘上林’，你去养吧”！”上林是御苑，在长安西面，为秦始皇所辟。到武帝时，大加扩充，周围三百里，十二宫、卅六苑。 　　内中有百卉异草，珍禽奇兽，如白鹿之类，但也养着家畜，以供食用，所以有羊。 　　卜式这才答应下来，以郎官的职位，干牧羊的本行。他布衣草鞋，亲自下手，一年多以后，把羊养得很肥，而且多了许多小羊。武帝偶尔巡行到那里，一看甚为高兴，不免赞许一番。 　　这时卜式才露出本意，他说：“不独牧羊，牧民也是如此：老百姓的生活要有规律，爱捣乱的把他剔出去，不要让他妨害大众。” 　　对这个用管理羊群的方法来管理老百姓的理论，武帝颇感兴趣，想来实验一下。 　　便叫他回河南去做缑氏县的县令，成绩果然不错。再调到成皋，并兼管漕运，考绩第一。这一下武帝要重用他了。其时正封诸皇子为王，王夫人得宠，她的儿子刘闳，最为武帝钟爱，封为齐王，在传统上这是第一个大藩。卜式被派为齐王太傅，负辅导齐王的重任。但刘闳因为有病，未曾就国；太傅无所尽其职责，便转为齐国“相”，治理齐国国政。 　　不久，南粤发生了变乱。事起于武帝派往南粤的专使，是南粤太后的旧欢，这位专使的外交办到了她的寝宫里，枕边细语，一国兴亡。南粤太后决定率幼王群臣内附。国相吕嘉，以太后私通汉使为耻，表示反对。太后谋诛吕嘉，而吕嘉先发制人，率兵入宫，弑太后及幼主，又包围行馆，杀了汉使。武帝闻报震怒，遣水陆两军十万人，三道出师伐南粤，又发夜郎兵出未修成的南夷道，千辛万苦才到洋河江，顺流而下。直抵番禹，灭南粤，置九郡。时为元鼎六年，唐通的企图，经过十八年终告实现。 　　这是一次大征伐，自然全国总动员。卜式一看又是慷慨陈词的时候了，便上书发挥他早先的“国是意见”，认为“群臣宜尽死节，其弩下者宜出财以往军。”同时表示，他愿意和他的儿子，以及山东善射善行船的子弟从军，“死之以尽臣节。” 　　这番话正投武帝所好，再一次把他的事迹义行，“布告天下，使明知之”，而且赐爵“关内侯”，黄金四百斤，田十顷。封候是大用的先声，不久大拜，为“御史大夫”，这是副丞相的职位。可是没有多少时候就垮了下来。因为盐铁国有化及征收船税，在执行技术上发生了偏差，卜式建议废止，武帝大不高兴之故。 　　盐铁国有化的政策，起于元狩四年，创议者是一个有名的司法官张汤。元狩四年为武帝即位后的第二十二年。当建元六年闽粤攻南越，遣韩安国、王恢相救；是为武帝一朝大规模用兵的开始，第二年也就是元光元年，命李广屯云中，程不识屯雁门，展开对匈奴的防御及攻击，这样到了元光六年，遣卫青、公孙贺、李广等出击，自此年年出”塞，不过十年的工夫，财政上便出现了严重的危机，不得不从根本上去着手改革。 　　当时国家的岁出岁入，现在无从稽考其数字，但其项目，大致是清楚的。收入方面，第一项是田赋，自古以来最标准的税制是十分之一。高祖、惠帝时减为十五税一。文帝在位二十三年，其间减半即三十税一者，十二年，完全免除者十二年。 　　孝景年间，始终维持三十税一的标准。此四十年间，真是深仁厚泽，而终汉之世，大致尊重这个传统，就像清朝从康熙朝规定的“永不加赋”一样，对于农民的思惠，是迭经变乱而仍能长期保持政权的一个主要原因。 　　其次是丁口税，按人收税，所以在汉朝称为“算钱”，凡年满十五到五十六岁为止，出钱一百二十，称为“一算”。有时减，有时加，幅度不超出三分之一。而此“算钱”的算法，又常被用作推行某一项政策的手段。譬如为了增加生育，规定老处女“五算”，以为惩罚。为了增加生产，对只为私人服役的奴婢“倍算”—— 　　奴婢的“算钱”当然由主人出。此外商人亦被视为不事生产者，所以也是“倍算” 　　未成丁的也要纳税，称为“口钱”，这是皇帝个人的收入。照定制，七岁起至十四岁，每口二十钱，为“算钱”的六分之一。武帝为了弥补军费，由“少府”掌管的个人收入，划出一部分交国库。“口钱”的征收也加重，起征的年龄提前到三岁，税率加十分之一点五，变成二十三钱。由于“口钱”无分贫富，一律照纳，以致贫民无法负担而“生子辄杀”，实在是一项弊政。 　　至于工商税，花样甚多。汉朝对财经问题的处理，最大的失策，就是对商人的观念和态度不正确。重农固然甚当，而过分轻商到了显失公平的程度，则难免自食恶果。因为上下关系是相对的，不尊重商人则无由责商人以急公好义。拿商业税来说，有一种“市籍税”，不管你改了什么行，甚至做了官，只要是商人的子孙，家有“市籍”便得照缴不误。而“市籍”也者，在司法的意义上等于有“前科”。所谓“七科滴”中，“贾人、故有市籍、父母有市籍、大父母有市籍”占了七分之四，这些有“前科”的人，随时有戍边的可能。试想，有“市籍”已是一种精神上的羞辱和威胁，复收税而加以物质上的惩罚，然则经商“财累万金而不住公家之急”，虽说商人重利，而政府也实不能不作自我检讨。 　　工商税中有盐铁税。“緡钱”、酒税、过口税等。过口税极轻，不过用来供给“关吏”薪俸，而“緡钱”极重，罚得尤重可以破家。 　　“緡”字读如民，用来串钱的丝绳叫做緡，钱多则用的緡也多，于此可知，“緡钱”就是财产税，也可以说是所得税，但只适用于工商界。税率分做两种，商人二十算一，手工业四十算一。马车和船有个特别的规定，船长五丈以上起征，商人用的马车倍征。五丈以上的船，自然是货船，而一商贾不得衣丝乘车”的禁令虽已名存实亡，但仍加重其税负，所以这个关于车船计算緡钱的特别规定，明显地表现了政府对商人的歧视态度。 　　緡钱的征收，采取自动申报制度，谓之为“占”，作估计解。商人自己估计一切动产、不动产的价值，列册呈送地方政府，照册征税。规定的罚则是，隐匿不报，或以多报少者，罚到边境劳役一年，财产充公。 　　緡钱是元狩四年冬天，为了筹措移民甘肃的费用而创立的新税。富商大贾纷纷隐匿财产，征收的成绩不甚理想，于是到了五年以后，也就是元鼎三年的十一月，武帝下令，奖励密告逃税，名为“告緡”。密告者可得百分之五十的奖金。 　　于是商人遭遇到了空前的厄运。其时因为连年对外作战，国家处于一种总动员的状态之中，不得不采取严刑峻法，因而酷吏辈出。其中一个河南人叫杜周，此时正当御史中丞，“告缉”就由他主办。他派出一个部下叫杨可，巡回天下，就地受理。由于奖金丰厚，告密者不计其数。杨可报到京师，杜周处理的原则是：宁可失人，决不失出。因而家产中人以上的商贾，大致都破家。充公的财产以亿计，没人公家的官奴婢以千万数。商贾的田地房屋，都成了公产，大县数百倾，小县百余顷。 　　这当然是非常霸道的手段，但平心而论，武帝亦是被迫使然。他总想富商大贾能够顾念国家、支持他的政策，自动捐输，这从他表扬卜式一事，可以见其本心。 　　同时他“不拘一格用人才”，商人进用为官吏的，亦复不少。至于那些歧视商贾的法令，有传统的因素在内，不能怪他。总而言之，商人在此以前，有许多途径及机会，可以免除这一次厄运，而都错过了，终于激出这样劫掠式的税法，这又何尝不是国家与社会的不幸？ 　　因为国库有了这一笔大收入，不但地方的财政情况，大见好转，武帝亦得继续推行他的国策。元鼎五、六年间的定南粤、代东粤、定西南夷、分置张掖、敦煌郡，其来有自。这时候他已下诏“不复告緡”。而与“告緡”同时发动的财经改革，亦已见效，光是山东一地，漕米增加了六百万石，一年之中，太仓和甘泉仓的粮食就都堆不下了。大汉的国力，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峰。 　　元狩、元鼎年间的财经改革，首先要从币制谈起。文帝时代的“法币”是四铢钱，景帝一仍其旧。但吴国乱平，又抄了邓通的家，两大“私人造币厂”消灭以后，下令严禁私铸，而私铸之风不灭。武帝即位，废四铣钱，行三铢钱，更助长了私铸之风，因为钱轻了，私铸更方便。 　　私铸以外，还有郡国所自铸的钱。在文、景时代，以安静为本，郡县政务清闲，预算亦小，大致田赋的少量附加以及杂税收入，便可支应岁出。武帝时征发频繁，大事兴作、兼之水旱灾荒，处处需款，地方预算逐年膨胀，而田赋、丁税为国家正用，不敢截留，于是只好在钱上打主意。哪里有铜山，便在哪里开采，就地鼓铸。 　　中国的矿产中，铜的资源开发得最彻底。试看晚出的两部地理书，《读史方舆纪要》和《嘉庆重修一统志》，内中“铜山”一词，不计其数，而明清两朝铸钱所用的铜，皆仰给于云南。此外比较有名的铜矿，不过四川彭县、贵州大定等少数地区。凡黄河、长江两流域所经各地，都只有“铜山”之名，而无铜矿之实，就是这个道理。 　　武帝初年，吴、邓两大“造币厂”虽不存在，郡国中却有无数小造币厂兴起。 　　在理论上铜山属于“少府”，为皇帝私人的财产，但资源不加开发，等于货弃于地，则郡县为了筹措政费而加以利用，亦不算非法。不过这一来，势必造成恶性通货膨胀，而其结果则“钱益多而轻，物益少而贵”。当时政府的对策，只是不断更换“法钱”的制式，三铢钱行了不久，又换为四铢，但不称四铢称“半两”。半两钱通行了十几年，改用五铢钱。这样改来改去，铜的本质仍在，回炉重铸，依然有那么多钱，四铢钱改为五铢钱，即等于五个钱变成四个铢，通货收缩的幅度为五分之一，实在无济于事。武帝简直是掉在铜钱的迷魂阵里，一筹莫展。 　　那时武帝最信任的一个大臣，就是前面提到过的，中国法制史上的名人张汤。 　　张汤有司法天才，未成人时就会“治狱”。被告是一头老鼠——老鼠偷肉，张汤的父亲当是他偷嘴，他被打了一顿，心中不服气，掘开壁洞，“人赃俱获”，他照对付盗犯的办法，先把老鼠吊起来打，然后起诉、判决，执行死刑，再连同“贼赃”，一起呈报。所谓“劾一也，爱书二也，论报三也。三事具而狱成”，不独司法程序上有条不紊，而且所作的判决书，“文辞如老狱吏”，张汤的父亲“大惊”，便训练他成为一个法官。他最早在长安附近当地方官，以后得丞相田汾的提拔，当到侍御史。陈皇后与楚服的那件“巫蛊”案，就是他的承办，因为办得彻底，颇得武帝的赏识，迁太中大夫，与张禹共造律令。不久，升调为“廷尉”，掌管全国司法。 　　淮南王、衡山王、江都王造反的大狱，都在他任内，追根到底，毫不放松。到了元狩二年拜为御史大夫，好比以司法行政部长升为行政院副院长，所管的事便多了。 　　“告緡”令就是他的一杰作”，改革币制也是他的建议。 　　那时上林的白鹿，繁殖得很多，国库中又有许多银和锡，张汤的改革币制，便在这几样东西上打主意。他把《孟子》上的“事之以皮币”的皮与币，当作”皮制的币”来解释，说：“古者皮币诸侯以聘享”，因而倡议发行“皮币”，用上林的白鹿皮来制造，一尺见方，边缘用丝绣装饰。这所谓“皮币”，实际上是一个很漂亮的皮口袋。 　　这个称为“皮币”的皮袋，价值四十万钱，用来盛放青玉——“苍壁”。规定在郡国的王侯宗室，按期到长安来朝觐天子，或者奉召参与什么庆贸条的集会，一定先要呈献一方用皮币盛放的青玉，然后才可以动身。这就是说：“皮币荐壁”成了王侯宗室专用的入境证，而取得此入境证的规费为四十万钱，外加青玉一方。 　　其次是制造白色金属的硬币。张汤知道武帝渊博好古，所以制造这种硬币，也找了理论上的根据，说“古者金有三等，黄金为上，白金为中，赤金为下”，这三种不同颜色的金属，就是金、银、铜。所以用“银锡白金”所造的币，价值应该高于铜钱。白金币三品，这也有个说法，用《易经》及《礼记》的话，纂成三句。 　　“天用莫如龙，地用莫如马，人用莫如龟”，制成圆形的龙币，重八两，值三千钱。 　　方形的马币，重量稍减，值五百钱。椭圆形的龟币，重量再减，值三百钱。 　　张汤是以法家的观点来处理财政问题，用强有力的行政力量，来代替经济学上的原理。除了皮币为对诸侯的一种变相的征税，对于通货回笼，稍有帮助以外，至于高面额白金币的发行，对原来已经存在的恶性通货膨胀，更是火上加油。币信不立，“民弗宝用”，不管用什么行政上的压力，老百姓就是不肯用。万般无奈，一只好废止。不久，张汤得罪自杀。《史纪·平准书》及《汉书·食货志》都说： 　　“张汤死而民不思”。清末王先谦作《汉书·补注》说这是司马迁和班固的“曲笔”。 　　张汤欺上罔下，怨声载道，老百姓恨之入骨，岂仅“不思”而已？只以张汤的子孙，在两汉颇居高位，门第贵盛，下笔不能不稍微客气些。这一看法，十分正确。 　　张汤当御史大夫的那六七年，权倾一时，一早上朝，与武帝讨论财政问题，常到天黑，天子为之忘食。丞相李蔡和严青翟，只是摆摆样子。主管财政的大农令颜异，则以对皮币问题，略表不满，竟致因张汤的陷害而被诛——用皮币之初，颜异向武帝陈奏、说一方苍壁才数千钱，而“荐壁”的皮币值四十万，此是“本末不相称”。话是不错，但稍嫌迂腐，武帝就很不高兴。张汤原与颜异不和，此时见天子对他印象不好，于是叫人密告他反对改革币制的诏令；武帝命张汤查办。所谓反对的事实是如此：有人跟颜异说，新颁币制的诏令，颇有窒碍难行之处。颜异不作声，但嘴唇动了一下，似乎有话不便说。张汤就替他定了一款罪名，叫做“腹非”。说他身为大农令，如诏令有窒碍，应该上奏天子，不奏天子而心里反对，当论死！颜异就死在这欲加之罪的“腹非”上。张汤的为人，于此可见一般。 　　但是，张汤至少做对了一件事，那就是培植了一些专家来从事财经的改革。这些专家都是商人，一个姓东郭名咸阳，是山东的大盐商；一个叫孔仅，河南人，是卓王孙的同行，以冶铁起家；另外一个就是桑弘羊，他是洛阳富商的儿子，十三岁就在武帝身边当传中，这个郎官，是花钱买来的。 　　东郭咸阳与孔仅，是由当时颇带些快气，最喜引进人才的大臣郑当时，保荐到朝廷去的。在张汤掌权的时期，这两个人的官位是“大农丞”，用现代的官制来比照，等于财政部次长，孔仅的地位又要高些，那就是政务次长了。 　　其时的“财政部长”——大农令，就是颜异。他即与张汤的政见不同，则张汤关于此方面的改革，可以想象得到，是越过了颜异，与此两丞取得了直接的联系。 　　我们还可以想象得到，张汤的改革计划，大部分出于这两个人的建议。只是纯经济观点的草案，到了张汤那里，用法的观点作了修正，结果变成外行领导内行，以致流弊百出。 　　除了东郭咸阳和孔仅以外，另一个在张汤时期对当时的财政改革发生了大作用的，是桑弘羊。以”工于心计”的商人子弟而为天子近臣，桑弘羊在那时的地位，就好比白宫的经济顾问一样，武帝在财经问题上要作决定以前，一定会先征询他的意见。事实上，在东郭咸阳和孔仅拟订草案时，他就参与了工作的。正史上记载，他们三个人常在一起讨论财经问题，分析利害，细人毫芒，此是明证。大致关于元狩、元鼎之间的财经改革，其作业程序是。由武帝提出要求及原则性的指示，张汤据以制订政策，交由“三人小组”拟成具体计划。再由张汤作初步审核后，奏可施行。而在某种情况上面，桑弘羊与张汤处于同等的地位，以其同样能直接影响武帝的意向。 　　在这个作业程序之下，元狩、元鼎年间所从事的财经改革，大要有三：币制的整理、金铁国有化、均输制度。“告绢”令则是杨可所设计，杜周所主办，而为张汤所全力支持。这是由商人过份重视个人利害所激起的，矫枉忒过其正的恶政，正是宣帝所谓“杂王霸道以治”中的霸道部分，不足为法。 　　但就是上列的三项改革，由于张汤在财经方面是外行，而且临之以威，恃之以法，拿政治的力量来否定经济学上的诸般因素。所以弊随利生，效验不如预期。一直要到元鼎二年张汤自杀，孔仅为大农令，桑弘羊做他的副手，才进入了财经改革的正途。 　　先说币制。自皮币即废，白金币又“民弗宝用”，依然只有回过头来，从铜钱上想办法。桑弘羊的第一步计划是，发行一种新通货与旧通货并行，而赋新通货以独特的地位，藉以摆脱旧通货的牵累。 　　这种新通货，分量与五铢钱相近，但制法不同，名为“赤仄”或谓之“赤侧”。 　　仄与侧义通，都作边侧解释。赤者赤铜。日本的一部古籍，寺岛良安所撰的《和汉三才图会》说：“按：赤铜者黑色带少紫也，而赤字无据。”由此可知，赤厌之赤，是指紫铜，以紫铜为廓，此“廓”字又指边侧而言，因而所谓“赤仄钱”就是黄铜所铸的钱加一道紫铜的边，而且应该像几十年前的铜圆一样，边缘微微高起。这样做是为了防奸绝弊。 　　因为那时的“奸民”，在“铜钱眼里翻跟斗”的花样很多，其中有一种，真可以说是“刮皮”，是把铜钱磨薄，拿磨下来的铜屑，作为私铸的原料。赤厌钱用硬度较强的紫铜作外廓，使得想磨取铜屑的人，较难下手，紫铜的熔点很高，而又作成外廓，这需要高级的冶炼技术及设备，非一般私铸者力所能及，自然而然就有杜绝伪钱的作用。 　　赤厌钱的币值是“以一当五”，虽为“大钞”，但与白金币的龟币以一当三百来比，显然合理得多。同时又规定，缴纳公家的各种赋税或捐官等项，非赤民钱不收。这在发行之初，赤民钱少，为了缴纳公库收入，非此不可，或有升水的情形。 　　但物以稀为贵，始终是任何交易行为中，颠扑不破的真理。等赤仄钱一多，而就其本身的价值言，一枚赤厌钱抵不上普通的五枚五铢钱时，自然就会贬值。不过，在公家是一样的，所以应该缴五铢钱的，大可以贱价购买赤仄钱来缴，就好比以前用公债来缴公家的各种规费一样。史书上的所谓“赤仄钱贱，民巧法用之”，即指这些情况而言。这样，便又不得不废止了。 　　废止赤仄钱是在元鼎四年，那时孔仅升任大农令，桑弘羊作他的副手。第二年，由桑弘羊一手主持，下令“悉禁郡国铸钱”，天下非“三官钱”不得用。而各郡国所铸的钱，一概回炉销毁，“将铜输于三官”。 　　“三官”是“少府”属下的三个业务单位。“少府”也者，与“大农”相对而言。大农管理整个国家的财政，少府则掌天子个人的收支，以及宫廷御苑的一切杂务，性质与清朝的内务府无异，只是到了元狩、元鼎年间，少府的业务，大为增加，编制随之扩大。它属下有八个业务单位，主持官长称为“令”，其中“均输”、“钟官”、“辨铜”三令，负责铸造的官钱，就叫“三官钱”。 　　在文帝时，贾谊就曾提出过中央保有货币制造权的建议，至此始告正式实现。 　　目前在许多钱币收藏家手中的“五铢”钱，十中有九是“三官钱”。它的成分准足，制造精美。一般的私铸者，根本造不出那么好的钱，因而私铸之风，自然而然归于消灭。这不能不说是桑弘羊对国家的一大贡献。 　　第二项改革是盐铁的国有化，出于东郭咸阳和孔仅的建议，他们是盐铁世家，甘愿牺牲家族的事业，以整个国家的利益为前提，是很了不起的。但是，这个建议的动机是出于武帝的“不私”，因为“山海天地之藏”，也就是不属于任何私人的一切天然资源，都应归于少府管理，成为天子的私产。武帝放弃了这些资源的所有权，交由大农令处理，收入归于国库，于是东郭咸阳和孔仅，以专家的资格，提出了盐铁国有化的建议，于元狩四年试办。及至桑弘羊执政，大置“盐铁官”于天下，积极推动其事，其效果比张汤时代，自然大不相同了。 　　盐铁国有化的政策，在付诸实施时，技术问题，大有难易之别。盐的问题比较简单，因为盐的本身在产地没有什么价值，完全是一个发售权的问题，所以说不准私煮实不如说不准私卖，更来得切合实际。 　　那末，要怎样才能不准私卖呢？孔仅以盐业专家的资格，提出一个简单有效的控制产量的原则：凡有出产，皆归公家收买。是则没有私盐，就没有私盐贩子。他的控制产量的办法是：盐，必须由公家制定的煮盐器具中产生，否则就是私盐。煮盐的器具也很简单，最主要的是一个盆，称为“牢盆”。牢盆之牢，至今没有可以令人满意的解释。照我的想法，牢者牢固之意，边缘特高，品质特佳，特便于用盐卤煮盐而已。一 　　这个牢盆当然要由盐民缴价请领。成为“官器”。由官器中所生产的盐，即为官盐，由公家统一收购。因此，盐民等于是受雇于公家的盐工，由分布于甘七个郡的卅七个盐官分别管理。 　　至于铁冶，则在国有化的同时，便已成为国营事业。当时铁的分布区域凡卅八郡，依其产量多寡，每郡设铁官一至二人，总计卅八郡的铁官共四十八个。自开采、锻冶、加工到发售，都由铁官一手主办。发售铁器所得的盈余，全部解交国库。 　　于是各地的铁矿，无不大规模开采。公家的资金雄厚，冶铁的设备和技术，一般而言，亦较私人为优良，照理说，应该生产增加，成本减低，颇有可为才是。而事实上不然，所有公营企业习见的毛病，在当时已应有尽有，归纳而言，大致如下： 　　首先是浮滥的开支，增加了成本。成本增加不说，品质还不好，拿镰刀来说，钝得连草都割不断，农夫花费的气力大而收获少，所以无不怨声载道。尤其令人伤脑筋的是，铁器公卖，官吏不把它当生意来做，主顾上门，爱理不理。要买就买，不买拉倒，不准挑，不准还价。 　　可是能买得到还算是好的。卖铁器的官吏生病、有事，或者既不生病亦没有事，只是懒得做生意，就可以任意把大门一关，叫人扑个空。那末，多买些摆着行不行呢？不行！因为品质不佳，摆久了会生锈，总之价钱贵，东西不好，而且要用的时候往往买不到，而用不着时，却又往往强行摊派，以致老百姓痛苦万分。 　　因此，当时有许多人反对盐铁国营，如卜式即为其中之一。凭心而论，这个政策是正确的，但执行上所生的偏差太大，以致于使人怀疑到政策的正确性。良法美意而托付非人，则未见其利，反受其害。东汉《和帝纪》有段话说：“中兴以来，匈奴来宾，永平末年，复修征伐。先帝即位，务体力役，然犹深思远虑，安不忘危，采观旧典，复收盐铁，欲以阻备不虞，宁安边境。而吏多不良，动失其便，以达上意，先帝恨之，故遗戒郡国，罢盐铁之禁。”为了“吏多不良”，不能忠实奉行命令，宁愿毁弃一个良好的政策，可以想见其内心的愤慨。 　　在盐铁问题以外，另一项为举国所关切，而引起传统观念支配下的士大夫所责难的大政，即是“均输”与“平准”。这也是桑弘羊所以能在中国经济史上占一崇高位置的由来；当时币制之弊，以及盐铁为私人所把持，对于国家的不利，前人都已谈过，独有“均输”与“平准”的观念与办法，为桑弘羊独特的创作，在经济制度上为一空前的贡献，影响力至深且远，至今不替。 　　何谓“均输”？均者均匀，输者输送。简单地说，就是从交通上着眼来调节物资的一种方法。以前人民对政府，以及地方政府对中央政府的献纳，不仅仅是以货币缴纳的赋税，还有实物的贡献，特别是在盐铁国营以后，如果生产过剩，本地无法消化，则唯有以实物输运京师。这样就必须耗费一笔可观的运费。而京师收到这些物资，转发匾乏的地区，又要加上一笔运费，真如俗语所说，“豆腐盘成肉价钱”，明明不值钱的东西，因为这一来一往两笔运费的负担，身价便大不相同，而时间的浪费，犹其余事。 　　均输制度就是针对上述缺点所设计的改进办法，在各郡国设置均输官。当然也还要建造仓库，就地收纳贡物，或政府指定收买的物资，然后根据中央的指示，转运需要的地区。这一来即省了运费，也省了时间。就现代来看为理所必然，而在当时为突破传统的一项新观念。经济问题有时本来就是观念问题，能打破心理上的蔽障，便有全然改观的局面出现。 　　平准制度则是均输制度的进一步发展。大致均输制度创设的原意，在解决运输上的难题。而一经实施发现有调节物资，平抑物价的作用，因而又设计了平准制度，它的办法是：运用庞大的公款，在各郡县设官买卖物资，物多则贱，大量吸进，物稀则贵，大量抛出。这是抑制囤积居奇的最好的办法，至今犹不失其价值。而在今后若干年，也依然用得着。 　　自平准制度建立，就理论上说，全国的物价都在中央政府控制之下，好比现代的金融市场应在中央银行控制之下一样。这一来不可能再有买贱卖贵，获致暴利的富商大贾出现。整个国家唯一的富商大贾，就是中央政府。从汉初的放任的自由经济，至此变为严格的统制经济，其演变过程是根据客观的情势与主观的要求，自然而然蜕化而成，为功为过，为善为恶？迄今难下定论。但桑弘羊的均输、平准制度在经济理论上为一划时代的发明，而其精义至今犹显光辉，则为不争的事实。 　　均输、平准制度当然也有缺点。这些缺点，不是制度本身的毛病，就像盐铁国有化一样，出于执行的不善。而执行的不善又往往出于环境的限制。举个例说，通讯的不便，就发生了时效的问题，某地某项物资过剩，报到中央，下令大量收购，文书一来一往，也许已在三个月以后，过剩的现象消失，而命令不曾撤消，于是变成病民之政。 　　此外还有贪官污吏，利用法令的空隙，职务的便利，营私舞弊，花样极多。但严刑峻法，决不姑息，所以贪污虽多，民怨能平，无碍于桑弘羊的计划的推行。 　　自元狩四年初置盐铁官，到后元二年武帝崩于五柞宫，此前后三十三年之中，国库的支出，什百倍于往昔，连年用兵。开疆拓土，巡行天下，大事兴作，以及水旱灾荒的救济费用，都由于桑弘羊的财经改革而得以支应。《史记·平准书》说： 　　“天子北至朔方，东封泰山，巡海上，旁北边以归，所过赏赐，用帛百余万匹，金钱以巨万计，皆取足大农。”又说：“民不益赋而天下用饶”。《汉书》中也说： 　　“首先帝征四夷，兵行三十余年，百姓不加赋而军用给”。于此可以想见桑弘羊对国家的贡献。同时亦可以看出，桑弘羊的财经改革，具有保护农业的特性。而当时的士大夫中颇有人认为桑弘羊舍农之本，逐商之末，显然是不公平的论调。 　　最了解桑弘羊的，无疑地是武帝，因此当武帝驾崩时，桑弘羊与雷光等同受顾命，辅助幼帝。幼帝弗陵即位，是为昭帝。当时大权在霍光手中，四海无事，轻徭薄赋，颇有治绩。始元六年，下诏征询民间疾苦，各地所举荐的“贤良文学”，都请求放宽经济上的措施，也就是希望推翻桑弘羊的一切财经计划，于是展开了一场大辩论。结果，只取消了酒税一样。可见得桑弘羊的理论，是不容易推翻的。 　　当时的论辩纪录，在二三十年以后，由桓宽其人，整理成书，共六十篇，名为《盐铁论》。这部书是中国经济学上的宝典，影响及于后世的国计民生者，至深且巨。最服膺桑弘羊，对《盐铁论》研究得最透彻的，应该算王安石。可惜，他知人不明，而且操之过急，以致变法失败，然而无损乎桑弘羊的理论的价值。甚至我们可以说，民生主义中就含有他的见解的精义在内。 　　桑弘羊是商人的子弟，他本人亦被视为重商主义者，但究其实际，桑弘羊并未能从根本上去提高商人的地位。元、成、哀、平，以至王莽时期，为重农而抑商的诏令屡见，商人所受的比较不公平的待遇，亦未改善。“告緡”令下，几乎已无富商大贾。而盐铁国营以后，征用业者为吏，当时全国置有铁官者凡四十郡，蜀郡为其中之一，铁官即驻于临邛。这时候的卓王孙想已下世，他的子孙可能成为铁官的属吏。十里方圆的巨宅，当然也不会再存在。“君子之泽，五世而斩”。至今只留下文君和相如的两处古迹，一处是相如抚琴的琴台，台下埋有巨瓮，可使琴音格外清越动听；一处是“文君井”，在县东白鹤驿，相传即为文君当垆之处，以井水作酒，酒味特美。陆游诗：“青鞋自笑无拘束，又向文君井上来”。邛州吊古，唯及文君，想非货殖三世，富名遍四海的卓王孙始料所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