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十四年岁次乙丑，“二月二，龙抬头”那天，弹冠之庆不久的安徽省长，暂兼督办军务善后事宜的安福系首脑王揖唐，飘然到了黄州，此来是专访栖栖皇皇、到处碰壁，最后落脚在黄州的吴佩孚。 　　到码头上来迎接的是吴佩孚的秘书长杨圻，此人字云史，出身常熟世家，他的父亲叫杨崇伊，是策动戊戌政变，慈禧太后再次训政的要角；岳家更阔，娶的是李鸿章长子李经方的女儿。王揖唐是他岳父的朋友，所以杨云史尊称之为“世伯”。 　　略事寒暄，坐上轿子，直奔“刘家大院”；大门口有块木牌，大书“孚威上将军行辕”，轿子抬到大厅前面，只见吴佩孚穿一件古铜色老羊皮袍，上套玄色直贡呢马褂，头戴一顶红结子瓜皮帽，拈着两撇鼻烟色的鼠须，在台阶上瞪着眼看王揖唐下轿。 　　“玉帅，一向好！” 　　“‘有朋自远方来，不亦悦乎！’逸塘老哥，你的气色不错啊！” 　　“托福！托福！” 　　主客相对一揖，马弁打起门帘，肃客入内。大厅已经隔过了，正中是一张会议桌，两旁隔成四小间，每间都悬一块小木牌，上书“军需处”、“总务处”、“副官处”等等，吴佩孚自从受封为“孚威上将军”以后，到哪里都维持着“八大处”的体制。 　　“请到后面坐！”杨云史在前引路，穿出角门到二厅；两暗一明共是三间，中间堂屋是会客厅，东屋是“签押房”，对面便是杨云史的“秘书处”。 　　奉茶敬烟，等坐定下来，吴佩孚开口问道：“逸塘老哥，是从蚌埠来？”“不！我回天津过了年，芝老特意要我迂道来问候玉帅。” 　　“多谢、多谢！芝者近来棋兴如何？” 　　“很好啊！”王揖唐说：“最近有人还找了个神童，名叫吴清源的，常陪他下棋。” 　　“这一来，骏良可以少挨点骂了。” 　　骏良是指段祺瑞的长子段宏业，棋力比他父亲高得多，父子对奕，段宏业不好意思杀得老父“卸甲丢盔”，等输了棋，反受段祺瑞的教训：“博奕犹贤，你就是不肯用心。”有一回，段宏业气不过，放手一搏，杀得段祺瑞大败，结果又挨骂了：“你看你，别样事不会，就会下棋。”输了要骂，赢了也要骂，所以段宏业只要听见听差来报：“大爷，棋盘摆上了。”顿时愁眉苦脸，段祺瑞父子对局的笑话很多，连不常在家的吴佩孚都听说过。 　　“玉帅，”王揖唐说：“芝老非常关心你的处境，这一回是让我来劝驾，想请你回京去住，要借重大才。” 　　“喔。”吴佩孚不置可否只说：“多谢芝老。” 　　“玉帅！” 　　王揖唐刚叫得一声，吴佩孚便抢着开口，“云史，”他说：“你把我最近的几首诗，拿来请‘今传是楼主人’指教。” 　　“今传是楼主人”是王揖唐的别号，他的诗做得很好；杨云史则号称“江东才子”，已有“江山万里接诗钞”两卷行世。至于秀才出身的吴佩孚，一向以儒将自命，虽会做诗，但在诗人眼中不算诗，犹之乎中兴名将彭玉麟的诗在同光诗人眼中不算是诗一样。 　　不过，吴佩孚如今英雄末路，虽无诗才。本身的遭遇，却颇合诗境，王揖唐原想要了解他的心情，诗中必有心声透露，所以兴味盎然地等着看他的诗。 　　不多一会儿，杨云史取来一张荣宝斋的花笺，淡墨写着三首诗，第一首的题目叫做“初至黄州，走笔云史”，诗是七绝：“为谋统一十余秋，叹息时人不转头；赢得扁舟堪泛宅，飘然击檝下黄州。” 　　檝与揖通，王揖唐心想，既言浮家泛宅，逍遥烟波，却又用祖逖击揖渡江的故事，武人不通，往往如此，无足为怪，不过，倒可以试探一下。 　　“玉帅澄清中原之志，始终未改？” 　　“这个，”吴佩孚答说：“你看下面一首，就知道了。” 　　下面一首也是七绝：“戎马生涯付水流，却将思义反为仇；与君钓卢黄州岸，不管人间且自由。”题目是：“赤壁春望，书示云史。” 　　“却将恩义反为仇”指谁呢？莫非冯玉祥？王揖唐且不管它，只说：“玉帅虽有五湖之想，只怕也难得自由。” 　　“怎么呢？” 　　“芝老想借重长才，恐怕容不得王帅自由自在。” 　　王揖唐想把话引到他的出处上去，哪知道“容不得玉帅自由自在”这句话说坏了，反使得吴佩孚心生警惕，段祺瑞将他劝到北京，虽不致于如袁世凯对付章太炎，拘之于龙泉寺；但可用袁世凯对付黎元洪的办法，给他一个大而无当的空名义，拘束在北京，如龙游浅滩，动弹不得。这个当上不得。 　　看他沉默不答，王揖唐只好再看第三首，又是一首题为“黄州早春登城”的七绝：“两字功名百战哀，江山无改此登台，举杯独酌看周易，樊口江鱼下酒来。” 　　“这！”王揖唐说道：“这就完全是关壮缪的味道了。” 　　恭维得恰到好处，吴佩孚拈须微笑；杨云史便也恭维了一句，是向王揖唐山以征询的语气：“结句豪迈潇洒，兼而有之。世伯以为如何？” 　　“诚如尊论。”王揖唐说：“黄州诗而用樊口的典，玉帅与东坡之不同在此。” 　　这句话吴佩孚不解其意，杨云史却能理会，苏东坡在黄州，游赤壁，只会想到“固一世之雄也，而今安在哉”的曹孟德，不如“驾一叶之扁舟，举匏尊以相属”；而吴佩孚做这首诗时，心里是想到了当阳大败、用鲁肃计、自夏口进屯樊口而与东吴联络、大破曹兵的刘玄德，而在考虑如何借助他人的力量，以图东山再起。 　　王揖唐确是这样在试探，无奈吴佩孚已有戒心，决不肯自投罗网，但亦不便公然拒绝段祺瑞的“好意”，所以采取避而不谈的态度，只要王揖唐一谈到时局，他就把话扯了开去。 　　王揖唐当然不肯死心，心想，吴佩孚既然以樊口的刘玄德自况，索性就说穿了他，只要他肯承认，就容易说服了。 　　“玉帅，”他问：“你在黄州，怎么想到了樊口？差好大一截路在那里。” 　　“怎么？”吴佩孚愕然，“赤壁对岸，不是樊口吗？” 　　王揖唐知道吴佩孚跟苏东坡一样，都把黄州赤鼻山下的赤壁，当作曹操兵败之处的嘉鱼县的赤壁了。此时不好意思当面纠正，只笑笑说道：“江汉之间称赤壁者五，这当不必认真。我想玉帅想到樊口，感触一定很深吧？” 　　“是啊！江汉之间容易生感触。”吴佩孚转脸说道：“云史，明天我们陪贵宾去访一访东坡的故居，如何？” 　　“只怕已无迹可寻了。” 　　“我记得陆游的《游黄州东坡记》，一开头就道：‘自州门而过，冈垄高下，至东坡则地势平旷开豁’，明天我们出东门去逛逛。” 　　“好！我让他们预备。” 　　“东坡虽滴黄州，不改其乐。此公了不起，了不起！”吴佩孚竖起拇指说；由此，大谈苏东坡在黄州的轶事，从接风宴上，谈到特备的客房，一直到王揖唐打了呵欠，方始辞去。 　　客房就在“秘书处”后面，所以杨云史少不得还要陪着贵客坐一会；而王揖唐亦正有话要跟他谈，刚才打呵欠是故意暗示主人该告辞了。 　　“云史，你总知道我的来意吧？” 　　“是的。” 　　“芝老非常关心玉帅。”王揖唐说。“这是惺惺相借之意，玉帅不可误会。” 　　“我不会误会的。不过，世伯，你总知道玉帅的性情，倔强不受怜。” 　　“我看不然。”王揖唐说：“玉帅一向自拟为义薄云天的关云长，如今恐怕只想到当阳兵败，屯樊口待机而起的刘皇叔了。刘玄德可不是不受怜的人。” 　　“不！玉帅仍以刘皇叔视曹仲帅。”杨云史建议。“芝老如果想请玉师进京，有个法子，一定有效，把官仲帅自延庆楼放出来，再请曹仲帅写封亲笔信相邀，玉帅必如关云长身在曹营之所为。” 　　“这个法子倒好，无奈办不到。” 　　“怎么呢？” 　　“京师都在警备总司令鹿瑞伯控制之下，芝老说要放人，鹿瑞伯不听，又将如何？” 　　原来上年冯玉祥倒戈，与黄膺白发动“首都革命”后，政治上造成了段祺瑞“执政”的机会；军事上迫于奉张的势力，原来想迎请孙中山先生北来主持大计的愿望，大打折扣；眼看安福余孽，一个个弹冠相庆；孙中山先生虽已应邀北上，但他主张召开国民会议，废除不平等条约，与段祺瑞以维护北洋势力为目的而召开善后会议，并继续承认不平等条约，以期与列强妥协、苟且自保的打算，大相径庭。善后会议就算开得成，亦不会有什么好结果。因而冯玉祥通电下野，避往西山，并在十二月间取消国民军的名义，总司令的职务，亦自动解除了。 　　段祺瑞当然不能不加以安抚，指派一向负担与冯玉祥联络专员的贾德耀，数上西山与冯玉祥密谈，终于说动了冯玉祥接受了督办西北边防事宜的名义，移驻张家口，并将所部暂编为十二个师，称为“西北陆军”。 　　北京的情况相当微妙。在段祺瑞入京就任执政后，紧接着张作霖亦自沈阳专车入关，先一日奉系大将李景林带了一万多人到北京预为布置，所部分驻城内外各重要据点；郭松龄带了一团精兵，进驻城北黄寺，控制安定、德胜西门及平绥线。张作霖驻节的顺承王府，则由张学良带一营人，亲自警戒。 　　这咄咄逼人的气势，已使得国民军侧目，而自秦皇岛、山海关源源开来的奉军，又压迫国民军让出保定、宣化等地的防区。国民军二军胡景翼、三军孙岳、愤愤不平，在十一月三十日晚上，约齐了去见冯玉祥，提出一个极其大胆的计划，趁张氏父子在京，发动擒贼擒王的突袭计划，进攻顺承王府，玉石俱焚，只要用乱枪打死了张氏父子，奉军必然大乱，缴械的缴械，安抚的安抚，大局顿时改观。 　　冯玉祥听了颇为动心，下令警卫部队准备应变，但反复商量了一夜，认为胜算不足；而且首先动手，糜烂地方，国民军军纪良好的声誉，毁于一旦，便是自取灭亡的开端。因此到了十二月初一，冯玉祥撤消了应变的命令。 　　哪知事机不密，消息很快地传到了顺承王府。张作霖心想，果真干了起来，且不说给了直系残部一个反扑的机会；首先，不论胜败，皆将为各路诸侯所耻笑，这个面子丢不起。张公百忍，家训昭垂，因而当机立断，十二月二日上午十点钟，下了一道奉军全数撤离北京的紧急命令。 　　张作霖连段祺瑞都不通知，坐上专车，直驶天津。奉军一部分随张作霖出关；一部分沿津浦路南下，向山东南部发展。于是冯玉祥所部，随即又进驻北京；鹿钟麟的职权如昔，他既不会释放曹锟；而段祺瑞在孙中山先生业已到京，善后会议只举行了第一次大会，议事细则甫行通过，而以孙中山先生却卧病铁狮子胡同行辕，未能正式开议之时，即令有心帮曹锟的忙，亦不便擅作主张，将此名义上的罪魁祸首开释。 　　这些情形经王揖唐细细分析以后，杨云史才知道曹锟在延庆楼还有一段日子好待。至于王揖唐请杨云史代为劝驾，希望吴佩孚进京一事，当然亦不会有什么结果。王揖唐只好逛了一回赤壁，怏怏辞去。 　　但是段祺瑞对吴佩孚很不放心，王揖唐的使命失败以后，他决定采取激烈手段，密令长江海军司令许建廷，率江防舰八艘，开往黄州，准备生擒吴佩孚。湖北督军萧耀南本是吴佩孚手下大将，但其时内迫于湖北“拒吴保鄂”的民意；外受段祺瑞不断增加的压力，不敢以实力支持吴佩孚；但他亦决不会让许建廷在他的疆界内对吴佩孚动武。 　　因此，暗中通了消息；恰好与吴佩孚化敌为友的湖南督军赵恒惕来了一个电报，邀他到湖南休养；吴佩孚穷无所归，感于赵恒惕的义气，决定应邀到湖南去作客。 　　原来吴佩孚帮过赵恒惕，实在也是帮了湖南人一个大忙，当段祺瑞大做武力统一的迷梦，利用日本西原借款，派曹锟、张怀芝为第一路。第二路总司令，领兵讨伐南方进军湖南时，只有吴佩孚的第三师打得最好，长驱直入，由湖北入湖南，经羊楼司占领了岳州，一直屯军在此。 　　其时，北洋军系直皖两系的分裂，正在扩大，徐树铮的跋扈，以及“安福国会”的把持，使得原属于冯国璋系统的“长江三督”及张作霖控制的东三省，再加上直隶，无形中组成了一个以明反徐树铮，暗反段祺瑞的七省联盟；不久又因为段祺瑞派他的内弟吴光新为河南督军，原来的督军，旧淮军系统的赵倜不愿让位，加入了反段的行列，七省联盟变成了八省联盟。 　　八省的督军，及其他重要人物，因为段祺瑞的资格与地位，对他都还保持着一份适度的尊敬。但自视极高的吴佩孚，却没有将他看在眼里，首先发难，以通电指斥北京政府“误听宵小奸谋，坚持武力，得陇望蜀，援粤攻川，直视西南为敌国，竟以和议为逆谋”。接下来要求撤防回北。 　　这时的湖甫督军是直军第七师师长张敬尧，他是安徽霍邱人，据说是前清捻军将领张总愚之后，弟兄四人，敬字排行，以尧舜禹汤命名，但行为却如桀纣。直军中第七师以军纪坏出名；而又以驻扎长沙的一旅为坏中之坏，杀人放火、奸淫掳掠，无所不为；湖南人恨之刺骨，“驱张运动”一直不断，文的向北京政府呼吁；武的组织湘军进迫，但都动不了张敬尧。一年工夫，他在湖南搜括了两千万；他部下有七万人，胡作非为，搞的钱更是不计其数。湖南人欲哭无泪，相形之下，觉得驻扎在岳州、衡阳一带的吴佩孚的第三师，虽然也是直军，却可爱得多了。 　　机会终于来了，民国九年五月，吴佩孚获得湖北督军王占元资助了六十万元的开拔费，决定撤军北归。表面上请湖南督军张敬尧来接防；实际上他跟湘军前敌总指挥赵恒惕惺惺相惜，所以暗中打算将防区移交给湘军，当然，这要靠湘军自己打过来。 　　因此，第三师在五月二十日开始，分水陆两道撤退，吴佩孚于甘五日自衡阳坐船启程后，湘军在甘六日发动对第七师的总攻击，甘六、甘七两天便占领了祁阳、丰阳两县，前锋进展到距离衡阳只甘多里的东阳铺。 　　赵恒惕的湘军，只有三千枝烂枪，给养不足，衣不蔽体，为北军讥之为“叫化军”；但此时的“叫化军”士气如虹，临时制发的白布臂章，大书“救国救乡，在此一举；勇往直前，拼命杀贼”十六字，老百姓箪食壶浆，争相欢迎。“叫化军”受此鼓励，越发踊跃，五月甘九日，占领了衡阳；丰阳、一祁阳的湘军，在此会师，准备沿湘水及粤汉铁路，水陆两道，北攻长沙。 　　张敬尧大为着慌，一面急电北京求救，电报自“十万火急”而“千万火急”；一面派他的胞弟旅长张敬汤为“援衡总司令”，许以成功后，以他的第七师师长相让。 　　张敬汤的这个旅是张敬尧在湖南扩编的，敬汤行四，所以人称“四帅”，但“四帅”却自比为诸葛亮，穿了一件八卦衣、手摇鹅毛扇，自称“山人”，因而又得了个外号叫“卧龙先生”。 　　“卧龙先生”亲自领兵，坐的是“绿呢大轿”，卫队前呼后拥达数百人之多，那股威风，使得长沙人都为在衡阳的湘军捏一把汗。 　　但“卧龙先生”到了长沙南面四、五十里地方的湘潭就不走了。 　　而另一支在湘西的湘军，却已占领了宝庆，这里是暂编第一师师长张宗昌的防区，他哪里肯为“同宗”卖命，悄然撤退。“卧龙先生”听说湘军自西、南两路杀将过来，吓得瑟瑟发抖，脱去八卦衣、丢却鹅毛扇，连夜逃回长沙。 　　当衡阳易手时，张敬尧便在长沙城内拉亻夫；同时勒令总商会代筹军饷，以会长张先赞为人质，限期筹足大洋八十万；总商会无奈，只好鸣锣宣布，按户抽取一个月房租，逐日解送督署。张敬尧复又扬言，将死守长沙，不惜玉石俱焚；于是长沙老百姓纷纷逃难，而张敬尧派兵把守城门，限制出境的人，携带川资，不得超过五十元；超出的数目，老实不客气没收了。 　　湘军自发动总攻击以后，不过十天的工夫，便已进迫长沙外围的湘潭与株州。张敬尧眼看大势已去，湖南人“誓与尧舜禹汤偕亡”的决心，颇有实现的可能，赶紧要作抽身之计，打了个电报给北京政府，说他的军队“并非用以对内，将士均不愿与南军作战，以此节节退守”，而他亦不忍他的军队“牺牲干内战之中”，同时又埋怨“客军均作壁上观，不发一弹，遇敌即退”。这所谓“客军”包括张宗昌的暂编第一师及冯玉祥的第十六混成旅在内。 　　六月十一日那天，驻长沙的各国领事，约齐了去看张敬尧，要求他将长沙周围三十里，划为非战区域；张敬尧满口应承，将各国领事敷衍走了以后，想出一条脱身的毒计，下令在“镇湘楼”及军火库纵火。 　　这“镇湘楼”是张敬尧听了一个跑江湖的算命先生“化三千”的话，造了来镇压风水的，这夜成了他的救命符；镇湘楼与督署的熊熊烈火，加上军火库子弹的爆炸声，吓得长沙的老百姓都躲在家里瑟瑟发抖。天亮开出门来，大人依旧，“张毒菌”——张督军与他的部队，却已消失得无影无踪。 　　这天下午，北京政府的电报与赵恒惕的先头部队，同时到达。电报中是一顿痛斥。“该督统率七八万之众，以挡乌合之敌，有何待援之必要？若谓未奉讨伐令，该督封守之内，岂能听人侵越！”这个电报，已成废纸，无人理睬：长沙城内，男女老少，一齐涌至街头，以眼泪欢迎湘军，湘军先头部队却须忙着救火。这场大火一直烧到湘军前敌指挥赵恒惕与总司令谭延闿到长沙，犹余烬未熄，湘军只好以湖南讲武堂为临时总部。 　　湖南各界为了庆祝酬功，举行了一场空前盛大的“欢迎驱张将士大会”，谭延闿即席演讲，盛推赵恒惕劳苦功高。但赵恒惕心中明白“劳苦”有之，“功高”则应感谢吴佩孚撤防让地，否则张敬尧狐假虎威，还会盘踞搜括，不知伊于胡底。 　　因此，赵恒惕与吴佩孚可说是道义之交；而吴佩孚愿作赵恒惕的贵客，亦是自觉有遗爱在三湘，受之无愧，所以欣然接受，而且表示愿意定居岳州；因为这是他的发祥之地，民国七年的“湖南战争”，在吴佩孚以代理第三师师长，自赵恒惕手中夺回岳州以前，很少人知道直系中有这么一个将领。 　　本来吴佩孚还打算裘带雍容，沿江击揖，堂堂正正鼓掉西行；不道三月一日深夜，接到海军宿将杜锡珪的密电，得知许建廷奉段祺瑞密令，将率领八艘江防舰，偷袭黄州，活捉吴佩孚。于是仓皇撤离，決川、溶蜀两舰，在大风雨中，向湖南航行，两小时后许建廷赶到，却已迟了一步。 　　由黄州至岳州，须经过汉口、武昌、嘉鱼；段祺瑞得报急电湖北督军萧耀南拦截。萧耀南当然不肯做这种会挨骂的事，一面派人通知吴佩孚加速前进；一面指派第十五师师长陈嘉谟掩护決川、溶蜀两舰。等这两条军舰，熄灭灯光，悄然过了武汉以后，许建廷的追兵亦已接踵而至，但陈嘉谟已在一个名叫黄金口地方的江防要地，安设了大炮，警告许建廷不得越雷池一步，否则开炮攻击。许建廷只好知难而退。 　　三月四日，吴佩孚到了岳州，赵恒惕想请他到家乡衡山去住，吴佩孚婉言谢绝，同时他亦不愿登陆，眷属虽寄居在岳州的大绅士葛家，卫队亦分驻天宫营一带，他本人仍旧住在舰上。 　　半个月以后的阴历三月初七，是吴佩孚的五十二岁生日。两年以前吴佩孚开府洛阳，度五十大庆，各方祝寿专使，络绎不绝；此时自非昔日可比，吴佩孚看到赵恒惕所送的寿联：“平生忧乐关天下；此日神仙醉岳阳”；不由得想到两年前，康有为所送的寿联：“牧野鹰扬，百世勋名方一半；龙幡虎踞，八方风雨会中州”，自然感慨系之，黯然不欢。 　　贺客都认为赵恒惕将他比作“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范仲淹，恭维得体。可惜他缺少吕洞宾那种点铁成金的神通。 　　从吴佩孚到岳州以后，国内外发生了一连串的大事，首先是孙总理应邀北上后，便一直卧病，延至三月十二日逝世于北京铁狮子胡同行辕；四月二日灵枢移殡西山碧云寺，送殡者达三十余万人之多，北方军政各界对这个事实，都有极深刻的印象，伟人之为伟人，以及他的救国救民的主义，深植人心，迟早必能实现，已是一无可疑的事了。 　　所谓“孙、段、张三角联盟”，事实上不待孙总理北上，便已名存实亡。至于段、张之间的矛盾，则在双方争夺这个地盘上，便已表面化；而奉军对于直隶督军一职，虽志在必得，而由何人出任，却又有矛盾，照张作霖的意思，王承斌名为直系，其实早已投向奉系，两次直奉战争，第一次手下留情；第二次袖手旁观，总算对得起奉军！应该仍旧让他当直隶督军，无奈李景林执意不让，张作霖也就只好支持他了。 　　可是，段祺瑞在张作霖下令紧急撤出北京的第二天，已发布了命令，特任卢永祥为直隶督军，杨以德为直隶省长。卢永祥发动江浙战争，为第二次直奉战争的前奏，对张作霖来说，无异替奉军打了先锋，虽无功劳，却有苦劳；苦的是浙江地盘已失，如果不让他当直隶督军，自然得为他另等一条出路。 　　几经筹划，终牢想出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十二月七日张作霖在天津召集卢永祥及段祺瑞的代表吴光新会议，决定以卢代齐，由临时执政发布两道命令，一道是江苏督军齐燮元免职，江苏督军一缺即行裁撤，以江苏省长韩国钧暂兼督办江苏军务善后事宜。一道是特派卢永祥为苏皖宣环使，直隶督军由李景林暂署。 　　明眼人一望而知，这是将江苏这个地盘分配给卢永祥，如齐燮元不肯相让，便以武力驱逐；由张宗昌带领所部护送卢永祥南下，必要时可以使用“宣抚军”的名义；这时的张宗昌，已是第一军军长，部下不下十万之众。 　　在江苏的齐燮元很知趣，乖乖地交出了印把子；但以江苏反对卢永祥及奉军南下的呼声甚高，齐燮元认为尚有可为，乃策动苏军将领，留他在南京担任江苏保安总司令，调兵遣将准备拒卢奉于境外。见此光景，卢永祥在天津先成立了“苏皖宣抚使公署”，宣告就职；紧接着便要由张宗昌出任宣抚军总司令与齐燮元武力周旋。江苏各界一看，有发生第二次齐卢战争的可能，便提出强硬主张，请占不必来，请齐赶快走、江苏的问题，请他们不必管。 　　齐是走了，由南京转到上海去作寓公了，卢则还是要来，由张宗昌保护着，沿津浦路浩浩荡荡南下。由山东入江苏，第一个重镇是徐州；如果江苏决心拒卢反奉，涂州便是首先发生冲突之处，因此，徐州镇守使陈调元的态度，便成为各方瞩目的焦点。 　　但张宗昌胸有成竹，车到济南，他将参谋长王鸣翰找来问道：“老弟，你跟陈雪轩熟不熟？” 　　陈雪轩便是陈调元，王鸣翰答说：“不熟。见过。” 　　“见过就行。你再去见一见他。”张宗昌问：“陈雪轩跟俺的交情，你知道不知道？” 　　“大帅在南京的时候，他不是冯河间的宪兵司令，同殿为巨的吗？” 　　“同殿为臣不稀罕。陈雪轩跟俺是可以同嫖一个姑娘的朋友，同嫖同赌，俺的就是他的；他在上海娶那个有名的窑姐儿花四宝，老鸨子敲竹杠，要他一万现大洋，就是俺给的。” 　　“原来这样的交情，那一切都好谈了。” 　　“对了！你跟他去说，俺借个道儿，请他高抬贵手让一让。”张宗昌又说：“你今天就去。” 　　“是！”王鸣翰说：“这么空手去不好意思吧？” 　　“说得对！”张宗昌沉吟了一下说：“俺送他两枝枪。” 　　一枝是白朗宁手枪，枪柄是廿四Ｋ金所铸；一枝是烟枪，金镶玉嵌，据说是庆亲王府散出来的。 　　于是当天晚上，王鸣翰便从济南专车南下，到了徐州，自车站直接去看陈调元，当面送上礼物。陈调元不等三鸣翰开口，便即说道：“鸣翰兄，你的来意，我完全明白，效坤的事好办，我给你看个电报。” 　　电报是打给江苏省长暂兼督军的韩国钧的，说奉天大军压境，来势汹汹，为避免地方糜烂，决定率领所部，退保杨山、丰沛一带，以避凶焰，借保生灵。 　　“谢谢，谢谢！”王鸣翰行了个军礼，“我回去一定把镇守使高抬贵手的感情，报告我们大帅。” 　　“这倒不必，不过，请你转告效坤，他到徐州，我不便跟他见面。他送我两枝枪，我应该回礼。”接着便喊：“蒯副官！” 　　“有！”接着进来一个三十多岁的军官，看他的肩章是一名中校，穿一身草绿色华达呢的军服，袖子里露出雪白的衬衣，还戴着一副金袖扣；军服上面两只口袋，横过一段金表链；手里拿着一枝极长的象牙烟嘴，进得门来将黑漆闪亮的一双马靴，“吧”地一声，在后跟上碰出极清脆的响声。 　　“这位是张大帅的参谋长。” 　　“王参谋长，你好！”蒯副官疾趋两步，先敬礼，后握手，身上带着香水味。 　　“蒯副官，”陈调元交代，“等张大帅一到徐州，你代表我去欢迎。” 　　“喳！” 　　“把‘活宝’带去。” 　　“喳！”蒯副转脸问王鸣翰：“张大帅什么时候到？” 　　“我今天打电报去，明天他就到了。”王鸣翰答说：“明天请你跟车站联络好了。” 　　“是，是！请王参谋长在电报里面先提一提，我代表我们镇守使去欢迎。我叫蒯德礼。” 　　“好个‘快得利’！我们大帅一定喜欢这个好口采。” 　　“是、是！全靠你美言。” 　　等蒯副官一走，王鸣翰便问：“请教镇守使，你所说的‘活宝’是什么？” 　　“活宝自然是活的，这个窑姐儿外号叫‘云里飞’，张翼德大战云里飞，还真不知道是谁输谁赢呢？”说罢，陈调元哈哈大笑。 　　张宗昌经过徐州，带着‘云里飞’，沿津浦路南下，直扑浦口。原驻南京的齐燮元的部队，已由韩国钧下令，先期调驻镇江、江阴；所以第一军安渡长江，兵不血刃地占领了南京。然后兵分两路，一路沿沪宁路东进，赶走了齐燮元的部队，分驻常州、无锡；一路进驻太湖西岸的宜兴，准备与浙江的孙传芳见个高下。 　　在宜兴，张宗昌召集了一次军事会议，宣布对浙江的作战，由副军长褚玉璞负责，他本人带队进驻上海。随后便讨论参谋长的问题。 　　“俺有两个参谋长，你们说，参谋长给谁？” 　　大家都说，从奉天出发，打垮吴佩孚是王鸣翰，如今应该仍旧是他。 　　“好！俺派工参谋长当第一军的参谋长。” 　　这时李藻麟的脸色有些不大好看了，张宗昌却胸有成竹，拍一拍他的肩，示意稍安毋躁。 　　“伯仁，”他唤着李藻麟的别号问：“你到上海去过没有？” 　　“没有” 　　“跟俺走！包你好玩。”张宗昌指着李藻麟宣布：“他是俺的随军参谋长。” 　　大家一致鼓掌，一方面表示欢迎，一方面也表示赞扬张宗昌处理人事的手腕高明。 　　“好了，好了！”张宗昌挥挥手说：“现在咱们要讨论作战方针；老帅是教俺要把孙馨远揍跑，俺看孙馨远不是省油的灯。大家看，怎么办？” 　　“报告大帅！”王鸣翰站起来说：“既然到了这里，没有不攻浙江之理。浙江一拿下来，安徽不战而下。这个局面出现以后，老帅不能把三个省的地盘都拿走，那时候大帅当然可以分到一个省。” 　　“伯仁，”张宗昌问：“你看怎么样”？ 　　“我赞成王参谋长的见解。”李藻麟说：“大帅也该有个地盘才是。” 　　“好！”张宗昌看着褚玉璞跟王鸣翰说：“你们先部署起来，等俺到上海看看风色；别忙着动手，听俺的信。” 　　“是！”褚玉璞与王鸣翰，同声答应。 　　“还有什么事？”张宗昌停了一下说：“没有事散会。” 　　散了会，王鸣翰将张宗昌拉到一边，低声说道：“大帅，你别忘了陈英士那件事；部队不能进租界，没法子保护你。” 　　“不要紧，俺的老长官李平书，在上海是大乡绅。” 　　“可是李平书是跟陈英士一起光复上海的，陈英士当沪军都督，李平书当民政长——。” 　　“俺知道，俺知道，俺比你清楚。”张宗昌不耐烦地打断他的话说，“俺另外有人在上海，都接头好了。” 　　原来张宗昌有个给他管赌帐的军需、姓单，是清帮中人，对上海的情形很熟。张宗昌特为先派他到上海去疏通。上海租界，是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这三大亨的天下；张啸林是杭州人，本来是清朝“杭州织造”衙门的一名工匠，此辈籍隶内务府，归驻防杭州的“将军”管辖，由于身分比较特殊，向来不太安分，杭州人称之“机坊鬼儿”；张啸林是不安分之尤，复又借助于清帮的势力，在黑龙会打出一片天下。他跟卢永祥手下的若干将领，如何丰林等人都很熟；有个亲家叫俞叶封，当过浙江水路缉私营的统领。单军需便是通过俞叶封的关系，结识了张啸林。 　　张啸林素来喜欢结交官场，但以脾气暴躁，粗鲁不文，开出口来，不是“妈特皮”，就是“入你活得个皮毛儿”，跟奉军一开口便是“妈拉巴子”，颇为相似，因而得了个外号叫“张大帅”。张啸林亦颇以此外号沾沾自喜。 　　如今听说另一个“张大帅”要到上海了，想起“说大书”讲过张献忠到四川要跟张飞联宗的掌故，大为兴奋，向杜月笙表示，要大大地铺张一番，欢迎同宗。 　　三大亨中，官场交际向以张啸林为主；杜月笙自然同意，到了一月底，张宗昌带了一万多人开到上海；部下有白俄，有山东老乡，也有奉军，军纪极坏，以致于南市闸北的小康之家，纷纷迁入租界。张宗昌的老长官李平书，此时正在筹办上海地方自治改制为特别市的工作，少不得要设宴欢迎，请了杜月笙与张啸林作陪。 　　席间张宗昌身受拘束，斯斯文文；张啸林则是早经杜月笙郑重告诫：“啸林哥，今天是在场面，李平老是大绅士，张大帅是山东人，北佬最忌讳骂人家的娘。你今天‘三字经’切切不可出口。”张啸林紧记在心，不过他讲话不用“妈”字当头是开不出口的，所以咬一咬牙，索性一言不发；而杜月笙又向来拙于言词，所以盛馔在桌，这顿饭却吃得沉闷无味。 　　散席以后，单军需向张宗昌报告：“杜、张两位请大帅到汕头路玩玩。” 　　汕头路亦是“长三”荟萃之区，张宗昌是知道的，欣然许诺，分别上车。张宗昌的座车是自己用火车运来的，因为他外号“长腿”，人高马大；入关以后，特为向美国福特汽车公司订购一辆“纳许”牌子，车厢加大，另配防弹玻璃的“保险汽车”，刚刚运到不久，在南京用过几回，转运上海；军用牌照不适用于上海租界，不过，这不是问题，杜月笙叫人将他的汽车牌照卸下来，挂在张宗昌的汽车上。那块牌照的号码是四个七，英法两界十字路口的巡捕，一看这张牌照的汽车开到，会预先开绿灯让它畅行无阻。 　　上海的富商巨贾，都用保镖，三大亨更是如此。杜月笙知道张宗昌有过暗杀陈英士这段往事，深怕国民党志士，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所以特为派了两名“罗来保镖”，保护张宗昌。军阀出行，卫士讲究身挂盒子炮，一手把枪，一手攀住车窗，站在汽车踏脚板上，疾驰而过；但上海租界上不兴此怪现象，两个罗宋保镖，一左一有，夹护张宗昌而坐。张宗昌会讲俄国话，在车中跟两名保镖谈笑未终，车已戛然而止。 　　杜、张二人陪着张宗昌踏上二楼，一名俊俏娘姨，掀开门帘，用苏州话高声通报：“杜先生陪仔客人来格哉！” 　　“请，请！”杜月笙扬手肃客。 　　张宗昌取下头上“三块瓦”的水獭皮帽，弯腰进门，顿觉眼前一亮，但见一个长身玉立的丽人，含笑目迎；杜月笙便从张宗昌身后闪出来说道：“老六，你见见张大帅。” 　　“大帅，”单军需接口说道：“她是‘花国大总统。’” 　　原来从前文人好事，选歌征色，评头品足之际，月里高下，定出娼门的“花榜”、梨园的“菊榜”，首选便是“状元”，依次便是“榜眼”、“探花”。入民国后，无三鼎甲的名目；有张三日刊的小报“晶报”办花榜，首选称之为“花国大总统”，现任的“花国”元首，就是杜且笙称之为“老六”的富春楼老六。 　　这富春楼老六气度高华，丝毫不染风尘气息，所以张宗昌虽然惊艳，却不无自惭形秽之感；这一来，心理上自然而然地产生了距离，同时杜、张二人是第一次见面，虽不似在李平书席上那样拘束，但也不便乱开玩笑，只安安静静地坐着聊天。 　　“妈！”张啸林一开口想起杜月笙的告诫，赶紧绷住，定定神喊道：“老翁，来写局票。” 　　“老翁”名叫翁左青，是张啸林介绍给杜月笙，专司笔墨的；吃花酒有他在场，叫堂差写局票，便是他的差使。张啸林听说张宗昌好热闹，自作主张，替他叫了八个堂差；此外，每人至少一个，亦有叫两个的，因此，主客共计八人，堂差不下二十名，加上跟局的娘姨、大姐，将前楼的大房间，挤得几无回旋的余地。 　　这天杜月笙与张啸林商定在富春楼老六的香闺请客，是因为她那里地方大，气派够；更因为她除了花国大总统的“荣衔”以外，应酬功夫，八面玲珑，由她来做女主人，能随机应变，把场面控制得很好。 　　果然，敬酒敬到张啸林，称呼尴尬了；平时叫他“张大帅”叫惯了的，此时有张宗昌在，不便再这么叫。她笑一笑说：“唷，今朝倪搭有两位张大帅哉！” 　　“老六，你弄错了！”张宗昌指着张啸林说：“他是张大帅，俺是张小帅。” 　　“那哼勒？”富春楼老六不解其语，看着杜月笙问。 　　杜月笙想一想明白了，“张大帅的大号叫效坤，各省的督军、省长称他‘效帅’”。他说：“效、小声音很像，张大帅是在说笑话。” 　　“倒看不出，张大帅格能客气。来，来！”富春楼老六说：“两位张大帅喜相逢，大家干一杯！” 　　“妈！”张啸林又打个顿，“我敬，我敬！假大帅敬真大帅。”说着，干了酒照一照杯。 　　“不是，不是！小帅敬大帅。”张宗昌干了杯，看着张啸林说：“俺是老粗，肚子里藏不住话，你老哥刚才好像有句话想说没有说；俺什么忌讳都莫有的，你想说尽管说。” 　　“没有啊！”张啸林诧异，“我也是一根肠子通到底的人，有话就说，有屁就放，肚皮里摆不牢话的。” 　　“俺的耳音最好。”张宗昌指着自己的耳朵说：“你老哥，两国都是这个样，好像要说一个姓马的。” 　　大家都一愣，随后便有好些人忍俊不禁；张啸林自己也觉得好笑，当然也有些发窘，只好示意女主人替他解围。 　　富春楼老六便停住笑声说道：“我倪格张大帅，讲闲话末，板规要三字经开头格；今朝为仔有贵客，自家做忌，开出口来，晓得下头两个字难听弗过，豪燥缩伊转去，三个字末只剩得一个妈字哉。” 　　“他奶奶的，那不憋死人啦？”张宗昌看着张啸林说：“不要紧，你有三字经，俺有四字经，你不冲俺，俺不冲你，怕啥？” 　　张宗昌自己先开了禁，张啸林亦就口没遮拦了！席间张宗昌谈到卢永祥的第四师师长陈乐山，最近复起不成，所部为孙传芳缴械一事，张啸林的三字经又出口了。 　　“妈特皮，陈师长自从白虎星进门，一直倒运，真正‘年三十看皇历，好日子过完了。’” 　　“也不然。”翁左青接口，“如果张大帅肯帮他的忙，陈师长还有一万多人在那里。” 　　“慢，慢！”张宗昌问道：“白虎星进门是怎么回事？” 　　“说来话长。”杜月笙不愿公开谈论陈乐山的风流韵事，所以把话题宕了开去，“过一天仔细讲给张大帅听。” 　　但张啸林对所谓“白虎星”不满已久，这对触着痒处，哪里能忍得住不发泄，“入他活得个皮毛儿，盛杏荪造孽造得多了！所以会出这种媳妇，倒他的门风。”他问：“张大帅，盛老五你总晓得的啰？” 　　“俺晓得，俺还想跟他赌一场呢！” 　　“那容易，随传随到。”张啸林把话题拉回来，“白虎星就是盛老五的老婆，姓彭——。” 　　“喔，喔！”张宗昌打断他的话说：“俺听说陈乐山弄了个什么彭小姐，是她不是？” 　　“怎么不是她？妈特皮，这个彭小姐，亏她还是苏州官宦人家的小姐，姘头轧了一个又一个；头一个是日清洋行买办，喜欢做好事的王一亭的儿子王老六，后来才跟了陈师长。齐卢战争，陈师长不肯打，妈特皮，就是这个白虎星的主意！纣王遇着妲姬，晦气星钻进屁眼还有啥说头？” 　　原来这彭小姐出身苏州望族，她家出过状元，也出过宰相。苏州向来出美人，这彭小姐生得艳光照人，柔媚明慧；除了一双“改组派”的脚美中不足以外，真可算是绝色。 　　可惜她的丈夫，盛宣怀第五子盛泮丞，是有名的纨绔，终年到头非嫖即赌。彭小姐一方面难耐空闺寂寞；一方面自觉有貌如花，竟不能见赏于丈夫，心有未甘，因而以报复的心情，作了出轨的行动，而且所交的男朋友还不止一个。如果她雨露均施，倒也可以相安无事，偏偏一遇王一亭“行善得子”的王传焘，情有独钟；引起其他男朋友的醋意，便有人写信向盛老五告密，指出她跟王老六幽会的时间是在午后，地点一定是先施公司附设的东亚旅馆。 　　于是盛老五邀同他的同年同父异母的胞兄盛老四，侦查确实后，下手抓奸。王老六是朋友，大家场面上的人，盛老五高高手让他过去了，但这个妻子不能再要；怕私下谈判离婚，彭小姐会要求巨额的赡养费，因而决定提起诉讼。 　　当时领事裁判权尚未收回，采取华洋会审制度，这个只有上海租界中才有的特殊司法机关，称为“会审公廨”俗称“会审公堂”；中国官方所派的会审员，名叫关炯之，外号“关老爷”，接到盛老五诉请无条件离婚的状子，传了彭小姐来问，认为她之红杏出墙，做丈夫的亦不无责任。盛家有名豪富，很想为彭小姐争取若干赡养费；谁知她本人因为急于恢复自由之身，好改嫁王老六，在堂上慨然表示，无条件就无条件，不稀罕盛家的财帛。 　　可是，彭小姐的自由之身，倒是轻易恢复了，与王老六的好梦却仍难圆。因为王一亭的家教甚严，认为儿子败坏了他的门风，尤其是怕人家说他做了“善棍”得的报应——社会上一直有这样一种伪君子，借行善为名，到处募捐，饱入私囊；尤其是有些人施恩不望报，用“无名氏”的名义捐出巨款，便更是为此辈大开财源。他们的行径与棍骗无异，因而赐以“善棍”之名。善棍的不义之财积得多了，加以他们的伪面具，往往在子女面前，失去了作父亲的尊严，因而常会出不服父亲管教挥霍无度的败家子，为世人笑骂，说是“现世报”。王一亭倒是真心行善，但王老六的风流韵事，会破坏了他的美好形象，所以在一顿痛责以后下令软禁。彭小姐想跟王老六通个信都办不到，只好死了这条心。 　　寂寞芳心的彭小姐，有个闺中密友，人称“七姑太太”，她是王克敏胞妹，王克敏的父亲叫叶存善，是个候补道，在前清的广东官场中，是有名的能员；王克敏的兄妹，家学渊源，多善于交际，手腕非常灵活。“七姑太太”虽是杭州人，却久居上海；夹袋中有一批年轻貌美的“交际花”，军政要员，微服闲行，只要经有面子的人介绍，都可以从她那里获得临时伴侣。在于七姑太太的好处，打场牌赌一场沙蟹、牌九，抽个几千元的头，是小意思；最大的好处，是施展美人计，完成军阀朝秦暮楚的政治交易，那笔酬劳便动辄以十万计了。 　　有一天彭小姐去看七姑太太，她说要带她到一个地方去玩；这个地方便是杜月笙在华格臬路新起的华屋。在那里认识了一个陈师长。问起来才知道是上海滩上新崛起的豪客，卢永祥手下的大将，第四师师长陈乐山。 　　陈乐山是河南罗山人，字耀珊，行伍出身，由于卢永祥的提拔，当到师长，防区在江浙交界的松江、枫径一带，这里是鸦片走私最猖撅的地区，陈乐山经张啸林的拉拢，与杜月笙合作，财源茂盛，阔绰非凡。此人好色，一见彭小姐，惊为天人；而彭小姐既爱他师长的头衔，亦爱他手上黄豆大的钻戒，更爱他雄伟的身材，因此，干柴烈火，一下子打得火热。 　　陈乐山对彭小姐言听计从，到了神魂颠倒的地步。彭小姐提出结婚的要求，陈乐山便立刻要跟他已生了子女的发妻离异。事为卢永祥所闻，将陈乐山找了去劝他，说：“糟糠之妻不下堂，你要玩尽管玩，不可以这样子对待跟你吃过苦的元配。”陈乐山表面唯唯称是，暗底下还是花了一笔大钱，将他的发妻“休”掉了。 　　在彭小姐，得嫁陈乐山亦已心满意足。第一，享用豪奢，入浴一次，耗费上百大洋，因为浴池中要加牛奶与法国香水；第二，陈乐山呵护备至，敬如天神；第三，她之行动脱轨，原是为了报复盛老五，这个心愿，由陈乐山替她达成了。“师长太太”的头衔，倒底比“盛五奶奶”来得响亮。最使她得意的是，“示威”可以示到盛家，因为她以“陈太太”的身分，随着陈乐山到盛家去参加赌局，盛老五是无法饷以闭门羹。好在盛家子弟对这方面都是气量宽宏的，所以当彭小姐偎依着新夫大表媚态而斜睨故夫时，盛老五对她视若无睹。 　　因此晶报上有人做了一首“羞”字韵的诗说：“离燕归来坐旧楼，画梁咕语足温柔；谁知比翼已非昨，哪识人间尚有羞？” 　　陈乐山本是卢永祥所部的主力，但当齐卢战争爆发后，陈乐山的锐气在彭小姐的身上销磨殆尽。因此，导致了卢永祥的通电下野。 　　不过所谓“齐卢战争”，卢败却并不表示齐胜，真正的大赢家是由福建入浙的孙传芳，而且名为孙齐夹击，事实上赶走卢永祥的是孙传芳，因此齐燮元虽因上海这个地盘面兵戎相见，及至上海到手，却不敢攘为己有。在孙传芳，此一役中不但接收了整个浙江，而且收编了卢永祥的四个师，一个混成旅，收获异常丰富，不便再公然占领上海；因而顺水推舟地送了一个人情给吴佩孚——二次直奉战争前的吴佩孚，特派湖北的一个混成旅长张允明，率部支援齐燮元，而张允明的目的，是想当淞沪护军使；同时对这个职务有兴趣的是齐燮元的部下，第六师师长宫邦铎与十九师师长朱熙，但以齐燮元硬不起来，孙传芳便支持张允明充任上海守备司令，一方面笼络张允明，另一方面也是讨好吴佩孚。 　　不过宫邦铎是齐燮元以前的江苏督军李纯的旧部，在北洋的资格亦很老，所以辗转营谋，又适逢时会，终于还是弄到了一个淞沪护军使的名义，与张允明隔着租界分治南北。 　　及至卢永祥由张宗昌护送甫下，准备来接收江苏的地盘，蛰居在租界的陈乐山认为老长官复起，自己的机会也到了，就在齐燮元离开南京，来到上海，以避张宗昌的那天，自称奉执政府秘书厅的密令，复任第四师师长；孙传芳所派的第四师师长夏兆韩，为陈乐山在第四师的心腹逐回杭州。 　　这一回的夺权，干得很漂亮，但正像黄膺白的“首都革命”一样，顾前不顾后，结果就像一蓬烟火，异彩纷呈，但转瞬之间，烟飞火灭。陈乐山的第四师师长做得不到十天，就让孙传芳另行派军，攻入松江，陈乐山复又仓皇逃回上海。 　　另外一蓬烟火是齐燮元所放，他到了上海以后，便运动宫邦铎的部下“造反”。齐燮元带兵的特长是善于笼络中级军官，因此，他指挥作战不灵光，但制造分裂，策动叛变，却常能成功；宫邦铎既然无法指挥部下，只有乖乖儿辞职。齐燮元便联络孙传芳在松江的部队，联合攻击张允明；张军大溃，张允明逃入租界。齐燮元遂即自封为“淞沪联军第一路总司令”，以孙传芳为第二路总司令，联名宣言占领上海，拒绝奉军南下。 　　此役发生于民国十四年一月十一日，时论称之为“上海事变”。上海总商会在虞洽卿及李平书的策划之下，乘宫邦铎、张允明被逐的机会，宣布上海不设军职、不驻军队及将兵工厂迁移他处，以期永免兵祸。孙传芳见机而作表示支持；段祺瑞则将孙传芳与齐燮元分别处理，奖励孙传芳的军队退回浙江，而对齐燮元则下令查办。于是所谓“淞沪联军”，昙花一现，旋归沉寂。 　　当张宗昌到上海时，“淞沪护军使”这个多少人艳羡的职称，已经执政府明令裁撤；上海兵工厂正在改为商办；同时执政府复有命令：“上海嗣后永远不得驻扎及设置何种军事机关”。和平空气，非常浓厚；江浙富庶地区，鉴于上海“自变”成功，正在酝酿“太湖流域联合自治运动”。这种环境，不宜于耀武扬威。因此，杜月笙劝张宗昌不要轻举妄动，且玩玩再说。张宗昌欣然接纳；同时一过了年，孙传芳微服到上海，经过吴光新的拉拢，跟张宗昌成了换帖弟兄，每天在一起吃花酒、赌钱，但行踪异常隐密。 　　这时在宜兴的褚玉璞，等候张宗昌下令进攻浙江，久无消息，不免纳闷；他的部下，包括参谋长王鸣翰在内，对上海租界口的情形非常隔膜，无从打听。最后有个人忍不住自告奋勇，愿往上海，一探究竟。 　　此人名叫毕庶澄，是张宗昌的一个补充旅旅长，率部驻扎无锡；已经私下到上海去逛过几回；他讨这趟差使，一半也是迷恋上海的繁华，想趁此机会，可以光明正大地大玩一玩。褚玉璞跟他是好朋友，深知他的脾气，因而笑着提出警告：“你去是去，可别像张大帅一样，玩得连正事都忘掉。” 　　毕庶澄笑而不答，带着从人悄然到了上海；在北站下了火车，就在北四川路先找一家旅馆住下，头一件事是找一家洋服店，定制一套华达呢的军服；一件英国出品草黄色全毛精纺的呢大衣，工钱加倍，八小时取件，然后买了一双深棕色纹皮马靴，军帽、配件，一色全新。第二天上午穿戴齐全。叫来一部出差汽车，直驶法租界杜美路二十六号。 　　这幢花木扶疏、环境清幽的小洋房，是杜月笙用来招待贵客的宾馆。一年多以前下野的黎元洪在这里住过；黎元洪的秘书、“通电专家”饶汉祥，为黎元洪撰了一副对联送杜月笙。上海曾经是战国四公子之一、楚国春申君的采邑，所以上联是“春申门下三千客”；下联是用唐朝长安两大世家，韦家、杜家的典故，当时有两句口号：“城南韦杜，去天尺五”，形容这两家累世公侯将相，与天子相去不远。饶汉样便切杜月笙的姓，对了一句：“小杜城南尺五天”。对主人的恭维真个至矣尽矣。 　　及至张宗昌到了上海，杜月笙亦以此处为居停，保护极其严密，一看有汽车到，便上来四个内着丝棉袍，外罩呢子短大衣的精壮汉子，拉开车门，一看跨出车门的毕庶澄，不由得都发愣，从来没有见过这样子神气的军官。原来毕庶澄是有名的美男子，加以这身新制的军服，质料讲究，剪裁称身，越发显得英俊挺拔：“我姓毕。”他说：“来看我们大帅。” 　　有个保镖，能识别肩章，“原来是毕少将来看张大帅。”他举手肃客：“请进、请进！” 　　迎到客厅中坐定，便有人上楼通报，张宗昌刚刚起身；铜床上丝棉被中，还窝着个来自“广东堂子”的肖红。张宗昌狎妓向不避下属，当下吩咐：“叫他上来。” 　　等毕庶澄上了楼，肖红已经避到洗手间去了，“莘舫”张宗昌问道：“你打哪儿来？” 　　“宜兴” 　　“喔，大伙儿过年过得还好吧？” 　　“过年发了个双饷，大家过得很痛快。”毕庶澄说：“年也过过了，得干正经了。大伙儿都在等大帅的命令，一直没有消息，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副军长让我到上海来看看。” 　　张宗昌不作声，站起身来在屋子里绕来绕去；看毕庶澄虽已脱了大衣，仍旧满头是汗，因为“热水汀”开得太大了，“你把军服脱了吧！”他说：“上海一待，真不想动了。” 　　毕庶澄便脱了军服，顿觉浑身轻快，“大帅，”他说：“有个传说，大帅跟孙馨帅拜了把子，有这话没有？” 　　“怎么没有？”张宗昌答说：“俺就是为这个为难，总不能打自己人吧！莘盼你倒替我出个主意看看。” 　　毕庶澄想了一下说：“我看得跟张雨帅挑明了，无论如何得给大帅找一省，或者安徽，或者山东。” 　　张宗昌坐下来猛吸纸烟，好半晌，蓦地里一拍大腿霍地起立，“对！”他拍着巴掌说：“安徽的归安徽、山东的归山东。”然后又问：“你住哪儿？” 　　“住在北四川路一家旅馆。” 　　“俺跟杜月笙说一声，你搬到这儿来住！”张宗昌说：“今天咱们好好乐一乐。” 　　就在这时候，单军需来了；毕庶澄移居之事正好交给他去办。“毕旅长，”他问：“你这身军服是新置的吧？” 　　“对了！昨天现赶出来的，到了上海，总不能穿得太寒酸。” 　　“不错。不过穿了军服上长三，味儿不大对。我先带你去制两身便衣。” 　　汽车开到公共租界，上海人称之为大马路的南京路，在老九章绸缎庄量身现制了皮袍、丝棉袍各一件；上海的年轻漂亮人物，冬天讲究穿纺绸单裤，毕庶澄也做了两套，这些衣服最快也得两天才能完一二；为了应急，步行到不远之处的英商惠罗公司，买了两套现成西服，一件大衣，以及全套配件。 　　时已近午，单军需提议吃了午饭再回去，问毕庶澄：“想吃什么菜？” 　　“吃大菜。” 　　上海人管西餐叫“大菜”，单军需便又问：“是吃真正的大菜呢？还是中国大菜？” 　　“怎么？这也有分别吗？” 　　“分别大得很呢！真正的大菜，要到外国人开的饭店去吃，又分法国菜、意大利菜、德国菜，最便宜也最不好吃的是‘罗来大菜’。中国大菜是适合中国人口味的大菜；譬如牛排，外国人喜欢吃半生不熟，带血的，中国人怎么吃得惯？”单军需说：“我看还是吃中国大菜吧！” 　　“好！我跟你走。” 　　于是单军需将毕庶澄带到西藏路一品香；坐定下来，侍者递上菜牌子，只见头一行是“主厨推荐”，列下五六样菜名，其中有一样叫做“六小姐饭”，毕庶澄大感新奇。 　　“这是什么饭？” 　　“喔，”单军需答说：“这是比较讲究的什锦炒饭，上面加个荷包蛋。” 　　“那么，怎么叫六小姐饭呢？” 　　“是花国大总统富春楼老六关照大司务这么做的。所以叫六小姐饭。” 　　“那何不叫富春饭？” 　　“富春饭没有六小姐饭来得别致。”单军需问：“要不要来一客尝尝？” 　　“好！” 　　当下各又点了一汤一菜一冷盘，在喝“饭前酒”时，毕庶澄便又谈到了富春楼老六。 　　“既然称到花国大总统，当然压倒群芳，不知道是怎么样的国色天香？” 　　“也许你就可以看到了。我们大帅这几天迷上一个广东姑娘肖红，不过，他赌钱还是在富春楼，因为那里排场阔，伺候也周到。” 　　“喔！”毕庶澄问：“她是大帅的相好？” 　　“大帅的脾气，你知道的，喜新厌旧，而且富春楼也不配他的胃口。” 　　“怎么样的不配胃口？” 　　“我打个譬仿好了，好比薛蟠跟林黛玉，你想那个‘呆霸王’会不会欣赏文绉绉的林黛玉？”单军需又说：“至于到她那里去‘吃狗肉’，那是另外一回事。” 　　拿红楼梦上的这两个人物作譬，是相当贴切的；毕庶澄心里在想，薛蟠遇见林黛玉，比较上应该林黛玉更不欣赏薛蟠。他无法想象林黛玉假使嫁了薛蟠，洞房花烛之夜，如何捱得过去？如今潇湘馆换了富春楼，一样也是煞风景的事。 　　一想到此，毕庶澄顿时起了怜香惜工之心；人面未见，富春楼老六已在他心版上打了个烙印了。 　　回到杜美路，只见毕庶澄的住处已安排得整整齐齐；卧室中的写字台，摆着一份请柬，是杜月笙、张啸林具名，为毕庶澄接风，地点正是富春楼。 　　“大帅交代，”张宗昌的副官报告：“请毕旅长早点儿去。大帅今天想‘吃狗肉’。” 　　张宗昌喜欢推牌九，但身为将军，公然招邀部属聚赌，似有不便；广东话“九”“狗”同音，便以“吃狗肉”作为代名。不过他赌牌九，只爱“一翻两瞪眼”的小牌九；而南方通行分前后道的大牌九，要赌心思，在他看来，兴味缺缺。这天虽然也是大牌九，但为广东赌场中的模式，庄家的四张牌，按特定的“牌谱”来配，不必花费心思，张宗昌同意试一试。 　　于是毕庶澄换上新办的西服，由单军需陪着，到了富春楼老六的香闺；前楼大房间中，坐着五六个衣着华丽的客人，毕庶澄一个不识，单军需也只认识一半，幸好翁左青代主人在招呼，—一介绍，互道久仰。 　　“毕将军，依阿要宽宽大衣？” 　　毕庶澄回头一看，艳冠群芳，便即问道：“是六小姐不是？” 　　“弗敢当。叫倪老六末哉！”说着，富春楼老六为他卸去大衣，又亲自奉茶敬烟，应酬得极其周到。 　　“张大帅到！” 　　楼下“相帮”这一喊，大家都站了起来；只见张宗昌迈着长腿，三两步就走到屋子中间，大声问道：“谁做庄？” 　　“自然是张大帅。” 　　“好！”张宗昌在一张红木桌子上首坐了下来，“俺来发饷，马副官！” 　　“有”马副官趋前几步，将一只小皮箱放在他身边。 　　“这个广东大牌九，俺还是头一回玩。有他娘的什么‘牌谱’在哪？” 　　“在这里，在这里！”翁左青拿出一张“牌谱”摊在桌上打着一口杭州乡谈说：“张大帅，我先把话语同你老人家说清楚，推广东牌九，做下风的便宜，做庄家的吃亏。” 　　“不要紧！俺吃亏吃得起。” 　　“倒底是张大帅，量大福大。” 　　“话说回来，俺吃亏吃明白的，暗亏俺不吃。” 　　“牌谱就是明的，庄家照谱配，下风随意。譬如说，”翁左青翻开牌来，找出一对天牌、一张杂七、一张杂八，“这副牌，打下风的一定拆开来，前道天九、后道天罡，赢三道，庄家就不好拆。”。 　　“为啥？” 　　“这就是规矩，叫做‘有五不拆对’；杂七加杂八是五点，所以天对不能拆。” 　　“好了，俺晓得了。”张宗昌问马副官：“你送了多少钱来。” 　　“五万块。” 　　“那只好小玩玩了。”张宗昌说：“俺先推三万块钱的大牌九；推完一庄，改推小的。” 　　“好的、好的。”翁左青说：“我来做帐房，换筹码到我这里来。” 　　马副官开皮箱，取出三万块钱现钞，换成筹码，共分一百、五百、一千三种；赌客有的用现钞，有的开支票，亦都换成筹码。坐定下来。 　　张宗昌做庄，他只管砌牌，打骰子、翻牌；一翻开来就有熟悉牌谱的下风，替他喊了出来，头一副牌是一张“和牌”，一张“板凳”，一张“钉子”，一张“么四”。这副牌有两配，可以配成前后皆八，亦可配成前七后九，但庄家只能照第二种配法，因为照谱“拆八不拆九”，庄家有九点就非配成九点不可。 　　这副牌不大不小，有吃有配；马副官做惯了张宗昌的“开配”，台面处理得干净利落。等第二方牌推出来，庄家吃了个通；但手气马上转坏，不到一个钟头，输了一庄，下风无不笑逐颜开。 　　“改推小的了。”张宗昌转脸向房间里的娘姨、大姐说：“你们都来！毛钱不收，一块起码，现钱交易，不用筹码。” 　　那班娘姨、大姐还畏畏缩缩地不敢上前，富春楼老六，便向一个大小姐推了一把：“阿木林！豪燥去娘！张大帅来礼发饷哉。” 　　“不错呀，都来，都来！莫非张大帅会赢你们苦脑子的铜钿？” 　　这下都被提醒了，而且楼下其他房间里的娘姨、大姐、“先生”亦都赶了来“领饷”，团团围了一桌子，“你打上门”、“我打下门”，叽叽喳喳闹成一片。 　　原来的那些赌客，倾为识趣，相顾敛手，也有的摆一两个小筹码稍作点缀。等赌注都停当了，马副官喊一声“开！”张宗昌便将两粒骰子掷了出去，是个“九在首”；照他平时的习惯，总是抓起第一副牌，首先往桌上一翻，然后看下风的牌，但这天不同，捏牌在手，先私下看了一下，却不作声。 　　“上门地八，天门瞥十，下门和五。” 　　等马副官报了三门的牌，张宗昌才将牌翻了出来，是个六点，吃两门，配一门；其时翁左青已为马副官兑换了一批现洋在那里，银圆丢在红木桌子上，叮叮咚咚，益显得热闹。 　　“你怎么不玩？”张宗昌向站在他右面的富春楼老六说：“来、来、坐下来。” 　　富春楼老六便在上门坐了下来，坐在他身旁的翁左青献殷勤，将一叠筹码送到她面前问道：“两千块，够不够？” 　　“够哉！”她取了个五百元的筹码，押在上门。 　　赌了两把，一赢一输扯个直；推到第四条张宗昌大声说道：“推末条。赶快押，别怕！” 　　小牌九向例只推三条，如今推第四条，又有“别怕”的暗示，所以赌注异常踊跃。富春楼老六依旧押了五百元。 　　“六小姐！”站在她身后的毕庶澄说：“这一把要多押，听我的，没有错。” 　　富春楼老六尚未答言，翁左青已不由分说，将她面前的筹码，都推了出去，说一句：“这副牌你来看，一定是好牌。” 　　骰子打的是七，由天门开始分牌，分到富春楼手里是最后一副，她拿起来一看，说一声：“格未真叫作孽。”便要将牌翻开来。 　　不道背后伸出来一只手，轻喝一声：“别亮出来。”随即将她的手揿住了。 　　她还弄不清楚是怎么回事，张宗昌已经在喊了，“庄家彆十，统通有。”接着，便将两张未翻开的牌，推入“湖”中，一阵乱掳。 　　富春楼这才明白，她也是一副瞥十，倘或一翻开来，“彆吃彆”有心通赔一把的庄家，亦爱莫能助了。 　　又赌了一阵，富春楼老六说她作女主人，有事要照料；起身让位，转脸与毕庶澄四目相对时，秋波一转，翩然而去；毕庶澄目送她的背影，进了后房，心中会意，站了一会儿，悄悄移步，也溜到了后房。 　　后房有张大铜床，陈设着一副烟盘；富春楼老六便说：“毕旅长，阿要香一筒？” 　　“我没有什么瘾，也不会打烟。” 　　这不成问题，富春楼老六打得一口“黄长松”的好烟；两人隔着烟灯，相对而卧，几乎与共枕无异；她的头发中散出来的幽幽的香味，中人欲醉，毕庶澄顿时下了决心，要剪张大帅的靴边。 　　“六小姐，我今天吃过你的饭。” 　　“喔，”富春楼老六问：“阿是勒浪一品香？” 　　“不错” 　　“味道那哼？” 　　“好极了。” 　　富春楼老六表示，一品香的“六小姐饭”尚欠讲究，她要手制一客什锦炒饭，供毕庶澄品尝，问他何时有空？ 　　一听这话，毕庶澄受宠若惊，因为这比“吃私菜”更为难得。原来长三的组织分两种，一种是“住家”；一种是常见的“铺房间”——由“本家”租好一幢房子，分租“先生”们，各做生意，水电费用，按房间大小分摊，另设大厨房，客人设宴请客，菜用大厨房承办；如在馆子里叫菜，须贴大厨房柴火钱。“先生”平时伙食，亦大厨房供给，粗劣不堪；逢年过节，始特送佳肴四色聊资补报。“先生”则每邀恩客共享，谓之“吃私菜”；涉足花丛，常有“先生”邀吃私菜，是件很有面子的事；如今富春楼老六手制美食以飨，较之吃私菜更为一进，无怪乎毕庶澄受宠若惊。 　　“多谢，多谢！”他说：“我什么时候都有空，你要找我什么时候来，我就什么时候来。” 　　富春楼老六盘算了一下，约他第二天晚上来吃；时间总在十点以后，特为叮嘱，晚饭不可过饱。 　　“明天晚上我就不吃饭了，留着量来陪你吃。” 　　正在款款深谈之际，听得门外有足步声；门帘启处，只见单军需陪着一个中年人进门。毕庶澄从报上见过杜月笙的照片，急忙起身招呼！ 　　“杜先生！” 　　“毕旅长，你不好这么叫，叫我月笙好了。” 　　“那太没有礼貌了——。” 　　“毕旅长，”单军需打断他的话说：“我们都叫月笙哥，你也这么叫好了。” 　　“好，好！月笙哥，你请坐。” 　　这时富春楼老六已另端了一张椅子过来，杜月笙坐下来问：“毕旅长在上海很熟吧？” 　　“不算很熟。” 　　“那么，想逛逛什么地方呢？” 　　“一时倒想不起。” 　　“毕旅长，你做了我的客人，就千万不必客气；有什么事想办，或者想到哪里看看逛逛，想吃点什么东西，尽管交代。” 　　“是，是。多谢！” 　　“恐怕瘾还没有过足，请躺下来吧！”杜月笙站起身来，转脸说道：“老六，你代为好好招呼毕旅长。” 　　“杜先生，依放心末哉。” 　　杜月笙作了这番礼貌上的周旋，与单军需退了出去；只见张宗昌已经吃完“狗肉”，桌上堆了许多钞票银元，正在散发，各房间的先生、娘姨、大姐，无不笑逐颜开。 　　收拾赌局，开始花酒，名为替毕庶澄接风，其实还是张宗昌坐了首席。刚刚坐定，翁左青还在写局票时，张宗昌的随军参谋长，派了个参谋来，将张宗昌请到一边，低声说道：“参谋长让我来请大师回去，有要紧事要请示。” 　　“喔，”张宗昌问：“他人在哪儿？” 　　“在陈帮办的公馆里。” 　　陈帮办便是陈调元，他的新衔是“帮办江苏军务善后事宜”。作为卢永祥的副手，长驻上海，联络各方，跟张宗昌自然走得最近。他的手腕灵活，耳目众多；李藻麟一定是在他那里得到了什么重要消息，必须即刻有所行动。因此匆匆向主人告辞，赶到陈家。 　　“效坤，”陈调元从烟榻上一跃而起，“恭喜、恭喜！伯仁在书房里写东西，你请进去吧！” 　　说着，亲自陪他进了书房；伏案作字的李藻麟站起身来，拿起一份电报一扬，“大帅”他说：“咱们要组织‘苏皖鲁剿匪总司令部’了。” 　　张宗昌愕然：“这要打谁啊？”他问。 　　“陈雪公另外有消息。”李藻麟先关上了房门。 　　“是这样的。”陈调元拉着张宗昌井坐在沙发上，低声说道：“张雨帅已经决定了，让姜超六来接江苏，郭茂宸接安徽，茂宸已经派他的参谋长，带了一个旅进驻蚌埠了。” 　　“这意思是，要俺给他们保驾？” 　　“对了。” 　　“不干！不干！”张宗昌大摇其头，“俺保卢子嘉到江苏，现在又保姜超六来接卢子嘉，‘又做师娘又做鬼’，教人把俺看成什么了？” 　　“错了！效坤，”陈调元问：“你不想衣锦还乡？” 　　“这是怎么说？” 　　“你想，苏、皖、鲁；还有个鲁呢！” 　　张宗昌恍然大悟，江苏、安徽以外，还有山东这个地盘：“对！”他猛拍他的长腿，“俺老娘四月初八生日，俺在济南给她做寿。” 　　“大帅，”李藻麟说：“咱们的司令部，应该设在四省枢纽的徐州。” 　　“好！” 　　“部队宜乎从速开拔；长江以南，对咱们的部队，印象不怎么好，早走为妙。” 　　“伯仁的话不错。”陈调元说：“不然，卢子嘉一定会请你留下来，见面之情很难应付。” 　　“好！” 　　第二天晚上，毕庶澄准十点钟来应富春楼老六之约，这天他穿的是新制的中装，宝蓝湖绉灰鼠皮袍；上套玄色华丝葛琵琶襟的坎肩，用的是珊瑚套扣；头上一顶青缎瓜皮帽，帽檐镶一块批霞；下穿纺绸单裤，踏一双黑呢便鞋；口街一枝八寸长的象牙烟嘴，俨然浊世翩翩佳公子，丝毫嗅不出武人的气息。 　　富春楼老六为他脱卸马褂时，恰好并排在一面大穿衣镜前；忍不住攀着他的肩，去看镜中人影，出生以来，也不知照过多少回镜子，只有此一刻她才觉得父母真没有白生了她这幅相貌；镜中一双壁人，她配得过他，他也配得过她。 　　“六小姐，”娘姨三宝又在门口喊：“作料都预备好了，”富春楼老六答应一声，关照三宝先上酒菜，是在她卧室中小酌，生着极旺的一个烧煤油的洋炉子，毕庶澄皮袍穿不住了，由三宝帮他卸衣。那三宝三十三、四年纪，生得一双很风骚的眼，水汪汪地看着毕庶澄，只赞他的皮肤既白又细，不逊于“先生”。 　　毕庶澄始终地微笑着。走到大理石面的百灵台席面一看，红的火腿，黄的鱼干，白的春笋，绿的菜心，黑的冬菰，颜色配得十分鲜艳，不禁酒兴勃然。 　　“喝什么酒？”三宝建议：“我看喝白兰地罢！” 　　“也好。” 　　于是三宝开了一瓶三星白兰地，在鸡心形的玻璃杯倒上小半杯，递给毕庶澄，然后站在桌旁，一面布菜，一面有一搭没一搭地说闲话。 　　“你替我喝一杯！” 　　“不作兴的。” 　　长三堂子里的规矩，除非“先生”交代娘姨、大姐代酒，否则不能陪饮；因为“先生”是“花”，娘姨、大姐是“叶”，红花虽须绿叶扶持，但其职责在于帮衬。能有与客人私下示好的表示，便是喧宾夺主；为了防微杜渐，所以定下这样一个规矩。 　　“六小姐的饭，大概炒好了，我去看看。” 　　“已经好了。”有个小大姐在门外接口，接着便见她捧着一个托盘，上面有一碟五彩缤纷的炒饭。 　　“尝尝看！”随后跟进来的富春楼老六笑嘻嘻地说。 　　这盘饭用料讲究，远胜过一品香的“六小姐饭”；毕庶澄一半是讨好；一半也确是有些饿了，用长柄汤匙舀着，接二连三地往口中送；咀嚼之余，不断称好。 　　看他狼吞虎咽的模样，富春楼老六和三宝都笑了。“你门别笑，丘八吃饭，就是这样子。” 　　“你慢慢吃，”富春楼老六说：“还有汤。” 　　一听这话，三宝便转身而去，不一会端来一碗三丝汤。毕庶澄又吃一半，还剩下四分之一将长柄汤匙搁了下来。 　　“吃不下了？” 　　“吃是还能吃，不过太饱了，喝酒不香，停停再说罢。” 　　“停停冷了就不好吃了。”三宝凑趣着说：“我看六小姐吃了吧！” 　　“我吃不下，你拿去吃。” 　　三宝能食毕庶澄的吵余，正中下怀，高高兴兴地端着剩饭走了，顺手掩上了房门。 　　于是富春楼老六移一移凳子，紧靠着毕庶澄；自然而然地将手握在一起，隅隅细语。正谈得情浓时，外房的电话铃响了，然后是三宝接电话的声音，却听不清说些什么。 　　“六小姐，”三宝在房门上叩了两下，“毕旅长的电话。” 　　“谁打来的？”毕庶澄问。 　　“单老爷。” 　　单军需打来的电话，非接不可；毕庶澄起身出屋，很快地回了进来；富春楼老六看他脸色不。冶，急忙问说：“那哼勒？” 　　“我得走了，马上就得走！” 　　富春楼老六顿时花容失色，盈盈欲涕，望着毕庶澄好半天说不出话来。 　　“张大帅下了命令，马上开拔，他自己已到南京去了。”毕庶澄安慰她说：“你别难过，我大概会驻防在蚌埠一带，等我部署停当了，我会来看你，或者接你到蚌埠去玩几天。” 　　“蚌埠？”富春楼老六问：“蚌埠勒浪啥场化？” 　　“在安徽。”毕庶澄探手入怀，掏出皮夹子来；富春楼老六枪上去揿住他的手，不准他打开皮夹子。 　　“勿！”她只说得一个字。 　　“三宝应该给她一点钱。” 　　局帐可以总结，“下脚”是要当场开销的；富春楼老六便从他手里取过皮夹子，打开拈出一张十元的钞票，将皮夹子交还给毕庶澄。 　　“太少了吧！” 　　“好哉！”富春楼老六喊道：“三宝，来谢谢毕旅长！” 　　三宝便进来谢了赏，诧异地问道：“毕旅长为啥弗多坐一歇，” 　　“张大帅下达命令，要开拔到安徽去格哉！” 　　“格末真叫作孽，刚刚碰头，倒说就要分手哉，阿要难过？” 　　她不说还好，一说将富春楼老六强自压抑着离愁，又挑了起来，眼圈一红，急忙背转身去，暗自拭泪。 　　见此光景，三宝顺手端起两碟菜，‘退了出来；英雄气短的毕庶澄，抚着她的肩说：“你别哭，你一哭我心里更难过。” 　　富春楼老六收了泪，擤一擤鼻子，转身问道：“依啥辰光再来？” 　　毕庶澄想了一下说：“一个月。” 　　“是依自家讲格，下个月格今朝，我等耐。” 　　“好！我如果不能来，接你到蚌埠去玩，你去不去？” 　　“哪能弗去？” 　　“那就一言为定吧！”毕庶澄说完，掉头就走，步履很急，倒像逃走似的。 　　张宗昌一到徐州，就接到电报，张作霖力保张宗昌为山东督军，郑士琦则调安徽。但郑士琦大有恋栈之意，授意他部下的第五师师长及十五个混成旅旅长，表示拥护郑士琦，不欢迎张宗昌。 　　张宗昌一心打算着衣锦还乡，四月初八为他老母在济南大张寿宴。哪知好事多磨，老母的生日愈近，愈不耐烦；一气之下，决定动武，派许现率领两个旅，进入山东枣庄，要唱一曲“取帅印”。 　　生日当然还是要做，不过只能将老母由掖县原籍接到徐州来受贺。这天贺客盈门，大多是“会说掖县话，便把洋刀挎”的同乡，郑士琦亦送了一份厚礼，并派专差致贺。 　　开席时，王鸣翰赶到了。张宗昌一眼望见，离开主人的席位，将他拉到一边，低声说：“俺已经叫许金门带两个旅开进枣庄，你得赶紧预备接应。” 　　“不，不！”王鸣翰正是为此而来的，急忙摇手说道：“大帅，你得赶紧打电话给许金门，立刻停止前进，在原地待命。” 　　“为什么？”张宗昌诧异：“为什么不能打？” 　　“打？咱们打得不错、由天津一直打到上海，可是现在不能打，一打，大帅你的督军就打飞了。” 　　“怎么呢？” 　　“老郑是段芝老的小同乡，山东是皖系的一点根苗，只为张雨帅的压力，段芝老不能不听，其实是敷衍手段，正在找机会。咱们一开枪，好！他有话说了；到时段振振有词，以为防糜烂地方为理由，设法把你调走，你的督军还当得成吗？” 　　“人家要打，怎么办？” 　　“山东虽有十五个旅，愿意打的也很少。像第七混成旅旅长胡聘三，他是老郑的台柱，他跟我同学，我就知道他不愿意打。咱们想办法，和平接受山东。” 　　“好吧，你去办。”张宗昌问：“你打算带多少队伍走？” 　　“我带一个工兵团去。” 　　“带工兵干啥？” 　　“我现在还不敢跟大帅说，到时候你就知道了。” 　　“好吧，你什么时候走？” 　　“我给老太太磕个头，拜了寿就走。” 　　于是当天晚上，王鸣翰专车由徐州北上，同行的有原任郑士琦副官长的陈泽普，以及工兵团团长王砥固。陈泽普对郑士琦的脾气摸得极熟；此时有心投效新主，自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王鸣翰对此行成功的机会，便益有把握了。 　　车到济南，陈泽普管自己回家；王鸣翰将王砥固安置在旅馆中，单枪匹马到督军公署去拜会郑士琦。他们素不相识，但郑士琦知道他的身分，所以当王鸣翰一报了名，郑士琦便即问说：“王参谋长，有何贵干？” 　　“我奉命来打前站，不过我人生地疏。请督军派几位副官替我们找房子，免得我们的队伍来了，扰乱地方。” 　　“呢，”郑士琦问道：“你们来多少队伍？” 　　“我们先来两个旅。”王鸣翰答说：“然后全来。” 　　“一共有多少人？” 　　“不算老毛子，一共十四万人。” 　　郑士琦默然半晌，最后点点头，说了两个字：“好吧！”王鸣翰道了谢，辞出公署，回到旅馆，跟王砥固说：“你赶紧打电报，把你的一团人，全数开了来，越快越好。事情大概会很顺利。” 　　“参谋长。”王砥固说：“听你的话，似乎很有把握，是怎么样的顺利呢？” 　　“老郑这个人，表面沉着，其实胆子很小，我今天吓他一吓，说有十四万人开到山东，看他的神气，是被我吓倒了。” 　　果然，当天下午，陈泽普来告诉王鸣翰说，郑士琦的专车升火待发。然后半夜里真的悄悄地走了。第：二天一大早，山东省长合肥人龚伯衡，派人拿了他的名片，来请王鸣翰去相晤。“郑督军临走之时把大印交给我了。”龚伯衡说：“大印在督军公署，我派人收好了，请足下去接收。” 　　“好！不过，我得先看看我的人到了没有？” 　　所谓“我的人”是指一团工兵，恰好开到。王鸣翰便将督署至火车站的警卫，都换成自己人，然后召集督署的职员宣布：“请大家照常安心工作，张督军明天就来了” 　　张宗昌走马上任以后，首先要解决的是省长问题，他问王鸣翰：“应该怎么办？” 　　“叫龚伯衡辞职好了。” 　　“他是段芝老的小同乡，就这样叫他走，似乎不好意思。” 　　“那也容易。”王鸣翰说：“另外给他一个名义好了。” 　　张宗昌想了一下说：“山东的黄河常闹水灾，给他一个黄河督办，请他来治水。你先去问问他。” 　　“好！我就去。” 　　王鸣翰走到门口，张宗昌又将他唤了回来说：“不能就这么空手去。”接着提笔写了一个条子，歪歪扭扭，核桃般大的字，只有四个字：“给五万元。” 　　王鸣翰拿着条子，到军需处领了簇新的五万元钞票，到了龚伯衡那里，率直说道：“督军要我来征求伯衡先生的意见，督军想请你当治黄督办。”接着命随从副官打开皮箱说：“这是督军送伯衡先生的五万元。” 　　“给我这么多钱，实在受之有愧。请代为向效帅致谢。不过，治河我没有经验，一方生灵，身家性命所系，决不敢儿戏，请代为向效帅陈明苦衷。”龚伯衡说：“我只是单身一个人在这里，行李简单，随时可走；请代为向效帅辞行，我今天夜车就走。” 　　龚伯衡处事干净利落，当天下午，便由他的政务厅长，前清翰林出身的田桂凤办好了移交。接收的是督署秘书长林宪祖；他是张宗昌当团长时的书记官，原以为省长的大印接了下来，便归他了，哪知张宗昌决定自兼，林宪祖大为失望，赌气请假，不管准不准，就此不上班了。 　　张宗昌当然也很不高兴，一天练大字时，脾气突然发作，“他妈的，他非要不行，俺还非给不行！”说着将大笔往墨海里使劲一扔，墨汁四溅，左右的人都遭了殃。 　　“我看还是给林稚萝吧！”王鸣翰劝他：“不管怎么样，稚芗总是自己人。日子一长，人家给你派一个人来当省长，于你就太不便了。” 　　这“人家”自然是指张作霖。想想也不错，张宗昌便保了林稚芗——林宪祖当省长；复电照准。山东的局面总算暂时安定来了。 　　但江苏、安徽两省的局面有了变化，原来杨宇霆忽然想过一过“方面大员”的瘾；他不当省长则已，要当便要挑全国最富庶的江苏。张作霖同意了，将姜登选挤到了安徽，而原定去接安徽省长的郭松龄便落空了。 　　“我跟了你，算我倒楣！”郭松龄跟张学良大吼，“当时说好，只给老帅打天下，不要地盘；好，李芳岑先占了直隶，然后张效坤占了山东，如今杨邻葛、姜超六又各得了一省，只有我跟了你这个倒楣鬼，啥也没有！” 　　“你我自己人嘛！”张学良低声下气地，“自己人总得退一步，慢慢儿来。” 　　郭松龄也知道，一旦张学良接了老帅的位，他便是杨宇霆第二，但老帅年方六十，短小精悍，精神十足，最近五姨太还替他生了一个儿子，归天尚早，接任无期，便又大发牢骚。 　　“慢慢儿，慢慢儿，慢到什么时候？退一步！退一步！退到哪里为止？” 　　张学良不作声，好半晌才说：“你心里的不痛快，我知道了，其实，我心里也很难过。你且先到日本散散心，有话等你回来再说。” 　　原来这年日本陆军举行规模庞大的军事演习，邀请中国方面有地位的军官参观，郭松龄亦是受邀者之一，张学良所说的“到日本散散心”便是指这回事。 　　奉军源源入关，自山海关经天津沿津浦线，至浦口；过江再沿沪宁线布防，到处都是“扁脑勺”的东北老乡。张作霖成了头号军阀，所部光是陆军就编了二十个师，此外还有独立的两个骑兵旅、两个炮兵旅、一个工兵团、一个辎重团，以及空军与海军。精锐当然是驻扎在京奉线的六个师及骑兵、炮兵各两旅，特设京榆驻军司令部，张学良为司令、郭松龄为副司令，照例郭松龄当家。 　　在江苏归杨宇霆指挥的有第八、第二十两师，二十师师长邢士廉，上海戒严司令，取代了张允明。奉军这种态势，对在浙江的孙传芳自然构成极大的威胁，派他的两员大将，第二师师长卢香亭进驻长兴；第四师师长谢鸿勋进驻松江，分防京沪两方面的奉军。 　　杨宇霆开府江宁，颐指气使，完全是前清两江总督的气派，加以奉军的纪律极坏，因此江苏的巨绅，对他都是敬鬼神而远之。相反地，孙传芳在杭州，却是一副羊叔子轻裘缓带的儒将作风，开来大发考古的雅兴，广宴宾客，行失传数百年的“投壶之礼”；他笃信佛教，将到京的西藏活佛班禅额尔德尼请到杭州主持法会，以致远道到京，预备参谒活佛的数万蒙古人扑了个空，衣单食缺，又无住处，极其狼狈，只好由国务总理任上下来以后、一直在北京主持慈善事业的熊希龄出面，募款救济，造成了极大的社会新闻，而孙传芳的名气亦由于这条新闻而远达华北了。 　　江苏人对孙传芳的印象一直不坏，如今由于奉军的为祸地方，杨宇霆的狂妄自大，所以一班巨绅如南通的张季直、苏州的张一囗、泰州的韩紫石。去逛西湖，必访孙传芳，抵掌倾谈，每每流露出支持孙传芳驱逐奉军的意向。 　　孙传芳看看时机已成熟；部下的五个师、一个独立旅，兵强马壮、足堪一战，于是秘密部署，借“太湖秋操”为名，对奉军发动了全面突击。 　　首先动手的是李宝章，他的第九师，本是孙传芳的一个卫队团，扩编以来，装备颇为精良，向上海的奉军第二十师发动攻击以后，邢士廉稍作抵抗，使即逃入租界。杨宇霆急急下令撤退，并取消上海戒严司令部以期缓和局势，但已不及；卢香亭夜渡太湖，直取镇江以南的丹阳，截断了沪宁线，因此，李宝章得以在上海丹阳之间，俘获奉军四千余。 　　在松江的谢鸿勋，顺利进占上海后，挥师西指，与卢香亭会攻江宁，卢香亭由丹阳向下关挺进；谢鸿勋过傈阳，急攻江宁侧背。杨宇霆虽是日本士官出身，但一向扮演政客的角色，面对四面楚歌的局面，六神无主，只有用三十六计中的上计，借督战为名，弃城过江，往北而逃。 　　其时孙传芳已自封浙苏闽皖赣五省联军总司令，派陈仪为第一军司令，谢鸿勋为第二军司令，卢香亭为第四军司令，周凤歧为第五军司令，自兼第三军司令。江宁既下，派他的两支嫡系部队沿津浦线，平行北进，不过任务不同。谢鸿勋专追奉军，卢香亭则在津浦线东侧，迎击张宗昌自济南派往安徽的白俄军。 　　原来杨宇霆一逃，姜登选在安徽亦站不住脚，坐了张宗昌所派的铁甲车，离开蚌埠，与韩麟春一起出关。张作霖得报大发雷霆，但杨宇霆在奉天所召集的军事会议上，另有番说词；由于在包头的西北边防督办冯玉祥与奉军已由暗斗趋向于明争，孙传芳自任五省联军总司令，在杭州调兵遣将时，即有冯玉祥的代表在座。奉军战线拉得太长，极为不利；所以他才急急撤回，保存实力，重新部署。张作霖接受了他的说法，重新拟订作战计划。 　　新计划以防御为主，决定由张宗昌来唱重头戏，针锋相对地，派他为直鲁苏皖防御总司令，姜登选为前敌总指挥，司令部设在徐州；所部直鲁军分为七军，先成立五军，张宗昌自兼第一军军长；第二军军长是老将施从滨，以毕庶澄为副；第三军军长孙宗先；第四军军长褚玉璞，第五军军长许琨。二、三两军，不是张宗昌的嫡系部队，因此指挥便有困难。 　　防御分作东、南、西三路，南路津浦线是重心，张宗昌派了他的白俄军会同施从滨第四十七旅改变番号的第二军担当正面，所遭遇的正是孙传芳的精锐，谢鸿勋、卢香亭两师，在蚌埠附近已布好了钳形攻势的阵地。施从滨的老弱残兵，自山东衮州、泰安一带，开到蚌埠，立足未稳，便为谢、卢两军自西南东三面猛攻，一战即溃，蚌埠失守。 　　白俄军原负有掩护第二军之责，但毫无联络，各自为政。出发之前，张宗昌除了搜集洋酒、活羊，大加犒赏以外，特别交代：“只要你们替我拚命打仗，一切由我负责。”因此白俄所到之处，犹如来了一群野兽，好淫烧杀，无恶不作；作战时赤膊上阵，左手抱酒瓶，右手端着上了刺刀的长枪冲锋，势如狂飚，因此孙军很吃了一些亏，有一团的副团长、营长阵亡，被活捉了五十多人，挖眼割耳，残忍无比。及至卢香亭大队开到，集中火力猛轰，一举歼灭白俄八百多人，活捉三百余人，孙军为了报仇，将这三百多人吊在树上，活活烧死。余众溃不成军，张宗昌赖以起家的白俄军，从此成为陈迹。 　　施从滨所部自蚌埠败后，整军再战，施从滨坐着铁甲车往来督阵；哪知谢鸿勋师的上官云相团，绕出蚌埠以北的固镇之后，拆毁铁路，断绝了施军的归路，卢香亭师的马葆珩团，在胜了白俄军后，往前猛冲，施从滨腹背受敌，急于突围，下令铁甲车往北急驶，到得固镇南面，横跨浍河的铁桥时，只见桥上挤满了徒步往北逃窜的部下；铁甲车若要通过，在铁轨上的士兵，不是被辗死，便是掉落桥下的滚滚黄流之中。施从演不忍如此，便命铁甲车改往南开。 　　走不到十里路，孙军马团，已经冲杀前来，于是铁甲车复又往北；其时上官云相率部往南袭击团镇，铁桥上的士兵正在进退不得之时，施从滨的铁甲车已加速开到，顿时血肉横飞、惨呼之声，惊天动地，等马团冲到时，只见好些官兵下肢被辗，上身犹在，极声哀呼：“给我一枪、给我一枪。”随军的文职人员，几曾见过这样的人间地狱，无不浑身发抖，痛哭失声。 　　但施从滨的铁甲车虽已过桥，却并未脱险，铁轨已拆到离固镇桥不远之处，当司机发觉情况不妙，急忙刹车时，由于速度过快，无法及时停止，铁甲车出轨倾覆，施从滨和他的随从，全部被俘。 　　“大家辛苦了！”须眉皆白的七十老将施从滨，还很友善地向敌军慰劳。 　　谢鸿勋倒亦待之以礼，派营长一员，护送施从滨到蚌埠，还写了一个报告给孙传芳，请求优待施从滨。 　　“孙联帅”的司令部已推进至蚌埠，部下打得很好，他便显得很悠闲，躺在司令部会客厅的大炕床上，自己在烧烟泡。施从滨一进去，向他立正敬礼，他身子都不动一下。 　　“施老，”孙传芳笑一笑说：“你不是来当安徽督军吗？马上上任去吧！” 　　原来杨宇霆、姜登选匆匆北走，留下来江苏、安徽两个督军缺，张作霖以此作为对张宗昌、施从滨的奖品。孙传芳的卫队长知道这是个暗号，将施从滨拉了出去，枪声两响，让他到阴间“上任”去了。 　　孙传芳得意忘形，随随便便就杀了战俘，他部下的高级将领，对此都表示不满，有的人甚至还说：他迟早会有报应。孙传芳事后亦颇悔轻率，勉强解释：这是杀鸡骇猴，给陈调元一个脸色看。至于有没有报应，他却并不放在心上。 　　孙传芳的联军，一直打到徐州以北，与山东交界之处，方始停止。一个多月的工夫，占领了上海与江苏、安徽两个省，自是踌躇满志；福建、江西等省，以及苏北的地方势力首脑，纷纷贺电祝捷。孙传芳除了—一复电至谢以外，并决定在江宁正式召开浙闽苏皖赣五省联军成立大会，会中决定了五省军政人事，孙传芳本人是五省联军总司令兼苏军总司令，韩国钧为江苏省长；卢香亭为浙军总司令，蔡朴为浙江省长；周荫人为闽军总司令，萨镇冰为福建省长；陈调元为皖军总司令兼安徽省长；邓如琢为赣军总司令，李定奎为江西省长。此外又“封”了一批镇守使，连清帮大字辈的张仁奎，亦当上了南通镇守使。一时弹冠相庆，将星闪耀，夫子庙的歌台酒家着实做了一笔好生意。 　　东南形势的改变，以及泰军遭遇重大挫折，使得在岳阳楼饮酒赋诗的吴佩孚雄心复起。首要之着是获得孙传芳的支持，秘密派人去接头，反应相当良好。 　　原来孙传芳虽是王占元的部下，但自王占元为湖北人所驱逐，由吴佩孚接任两湖巡阅使以后，对孙传芳颇为器重，十一年冬天派他援问，就此起家。一则感恩图报；再则孙传芳崛起为五省雄长，但在北洋中的资格毕竟还浅，五省军队的总司令，亦非全为嫡系，能把吴佩孚捧出来，毕竟多一重保障。 　　其次接头福建的周荫人，得到的答复，更令人安慰，是“惟命是听”四字。有了这两方面的支持，吴佩孚便派人到湖北去征求萧耀南的意见；萧耀南特派二十五师师长陈嘉谟，到岳州去见吴佩孚传话。 　　“大帅要出山，尽管出山，不过暂时请不要到湖北来。” 　　“为什么？”吴佩孚很不高兴瞪眼问说。 　　“因为萧珩帅需要时间。”萧耀南字珩珊，他之需要时间意思是在湖北脚步尚未踏稳。 　　“我要出山自然是在湖北。”吴佩孚换了一副神色，“我问你，你私人对我出山，有什么意见。” 　　“大帅出山，我个人愿效犬马之劳。” 　　“好，你回去告诉珩珊，孙馨远、周荫人都拥护我，看他怎么说。” 　　陈嘉谟回去跟萧耀南商量，认为形势对吴佩孚有利，出山为不可避免之事。湖北的地盘，本来是吴佩孚的；而且第二次直奉战争，并未动员萧耀南，实力得以完全保存，现在亦应该为老长官效效劳了。 　　“江山本来是他的，他要断送也由他。”萧耀南终于发了迎吴出山的电报。 　　于是吴佩孚在岳州发出通电：“奉军深入，政象日非。孙馨帅兴师讨奉，坚请东行；福建周樾帅电称，惟命是听；湖北萧市帅率湖北全体将领电称，此次共伸大义，欲动人心，首资号召，拟请钧座出山，希早命驾等语。救国锄奸，岂容袖手，兹定于二十一日赴汉，特先奉闻。” 　　第二天就是十月二十一日，吴佩孚乘舰东下，萧耀南率领全省文武，在汉口码头上迎接，与上次吴佩孚过汉口时的情形，炎凉不同。迎入行辕开会，首先讨论名义，有人提议用“十四省讨贼联军总司令”；吴佩孚还嫌十四省的范围太小，删去此三字，称为“讨贼联军总司令”，这个“贼”字指奉张，亦指为吴佩孚恨之切骨的冯玉祥。 　　这一支讨贼联军，由湖北、四川、贵州三省及一部分广西军队组成，共分十路。司令部的成员，十分煊赫，参谋长是日本士官第一名毕业，由日本天皇赐刀，以后又赴德国留学，公认为军事学权威的蒋方震；秘书长是当过广西省长的张其鍠；总参议更足壮吴的声势，是鼎鼎大名的章太炎；此外外交处长张志潭、交通处长高恩洪，都是总长级的人物。原来的参谋长张方严降为高参；杨云史屈居秘书帮办。如果吴佩孚讨贼成功，掌握政权，这个司令部立刻就可以改成军政府。 　　其时张作霖亦在积极作因应之中。他深知吴佩孚的“讨贼”，主要是对付倒戈的冯玉祥，而冯玉祥的国民军对奉军的威胁及敌意，日深一日。在打倒冯玉祥这个相同的目标之下，一旦采取讲和的手段，吴佩孚要他化敌为友，联合讨冯，是相当有把握的。因此，他的军事部署，表面对付吴佩孚的主力孙传芳，实际上却完全以冯玉祥为对象。 　　张作霖预备组织三个军团，以李景林为第一方面军军团长；张宗昌为第二方面军军团长；统率京榆驻军，亦即奉军全部精锐的是第三方面军，军团长自然是张学良，而“张不离郭、郭不离张”，副军团长非郭松龄莫属，这个军团预备改编为三个军，番号亦编好了，是第八、第九、第十；军长内定由姜登选、韩麟春、郭松龄担任。郭松龄其时在日本观操，张作霖急电召回。郭松龄一回到天津，随即称病住进义国医院。 　　原来郭松龄已经决定要倒戈了。郭松龄对张作霖之宠信杨宇霆，非常不满。郭杨势不两立，在奉军中是公开的秘密，但由于老帅的威望，少帅的感情，郭松龄一直隐忍未发，及至杨字霆将姜登选挤到了安徽，姜登选再一挤，把他的安徽督军挤掉了。如果杨宇霆能在江苏站住脚，倒也罢了；或者杨宇霆，卸甲丢盔，逃回关外，老帅加以惩处，也还能平服军心，谁知杨宇霆不但安然无恙，而且受宠如故，素来气量狭窄的郭松龄，如何咽得下这口气。 　　本来郭松龄虽与冯玉祥站在敌对的地位，但两家的眷属，却有往来。郭松龄的妻子韩淑秀出身燕京大学，而冯玉祥的妻子李德全亦在北京念书，与韩淑秀是旧识。两家“老爷”驻区相近，时有走动，所以郭松龄对冯玉祥的情况是相当了解的。 　　在日本观操时，国民军亦派有军官团，领队是韩复榘，跟奉军观操团，住在同一座旅馆，因此常有接触。郭松龄的亲信也是同学的高纪毅，知道郭的心事，极力建议郭冯合作。郭松龄接纳了建议，便由高纪毅跟韩复榘初步联络，获得有利的反应后，郭松龄才与韩复榘正式密谈。 　　在这次谈话中，郭松龄向韩复榘透露了一个秘密，奉军进攻国民军时，将由日本供应军火。郭松龄表示乞援外国，掀起内战，他们不赞成；如果奉军有进攻国民军的命令，他不会听从，甚至倒戈。 　　及至郭松龄接到召回的电报，向韩复榘重申前言。所以郭一动身，韩亦兼程回国，到包头向冯玉祥秘密报告。冯玉祥不肯相信，因为郭松龄跟张学良的关系太深，如说郭会倒戈反奉，在他觉得是件不可思议之事。 　　因此冯玉祥便说：“既然郭茂宸自己提议，就请他亲笔写一个类似条约的文件，派两名亲信送来。” 　　韩复榘赶到天津，传达了冯玉祥的要求；郭松龄便在义国医院的病房中召集亲信会议，除了高纪毅以外，另有第二旅旅长刘伟；第六旅旅长刘振东；机要秘书李愈三、及郭松龄的胞弟郭大鸣。 　　会中大家一致支持郭松龄与冯玉祥合作的决定，认为奉军精锐，尽在掌握；关外的留守军，不足为敌，打回沈阳，决无问题。 　　于是由郭松龄亲自执笔，写了一个密约条款，以冯玉祥为甲方；郭松龄为乙方；李景林为丙方，但此密约，仅须甲乙双方签字，便即生效。 　　这个密约一开头，先捏造张作霖已与日本帝国主义签署了一个企图进攻国民军的祸国条约，以此作为反对的理由。条款主要内容计三点：第一、奉军进攻国民军时，郭军即倒戈相向，回攻奉军。第二、郭部出关后，专门开发东北，不问关内之事。第三、直隶、热河请划归李景林。 　　显然的，第一点是一个借口，奉军不必进攻国民军，郭松龄亦可起兵出关；而冯玉祥便可以奉军进攻为由、出兵助郭。第二点是表示弃绝张宗昌的部队；第三点则为免除李景林制肘的后顾之忧。 　　这个密约由李愈三、郭大鸣送到包头，冯玉祥表示满意，只加了一条，郭松龄的军队统称为东北国民军，然后就在密约上签了字，交原使者带回。 　　十一月二十六日郭松龄在滦州一家火柴公司楼上，召集团长以上会议，首先由郭松龄讲话，历数第二次直奉战争、官兵死伤惨重，但至今对遗属未发一文抚恤金，孤儿寡妇都靠同袍接济。当然这都要归罪杨宇霆，说到“上将军”如何宠信杨宇霆，以及杨宇霆如何弄权祸国时竟忍不住痛哭失声，好久不止，只好扶他到别室休息。由韩淑秀继续讲话。 　　“今日之事，是为东三省人民，也是为我们整个团体，决非任何个人之事，希望诸位先生信任你们的军长，跟着他走，我们只有前进，不容后退！”团体是当时军阀称自己的派系习用之词。 　　郭松龄所掌握的奉军精锐，计有六个步兵师、两个炮兵旅、一个骑兵旅、以及辎重工兵等，一应俱全。他的办法是，策动亲信旅长夺位，将忠于老帅的第五师长赵恩臻、第七师师长高维岳；第十师师长刘恩铭；第十二师师长裴春生扣押起来，然后送交李景林看管。李景林因为有直隶、热河两省地盘，而且自此可以不受国民军的压迫，自然乐于替郭松龄作“看门狗”。 　　在十一月计二日，召开军事会议，正式宣布起兵以前，郭松龄先在义国医院，找了亲信来安排人事，决定组织四个军，军长是刘振东、刘伟、范浦江，以及旗人霁云，原来都是旅长，飞跃而为军长，无木大感兴奋。另外两名亲信，魏益三是先遣军司令；彭振国是车站警备司令。此外炮兵第一旅旅长邹作华，郭松龄打算派他为参谋长，却为大家一致反对，因为邹作华跟郭松龄不和，是大家都知道的事。 　　及至郭松龄情绪稳定后，复又出席，宣布退回关外，专心从事东北建设，永远不再参与内战的决心，要求大家签名赞成。然后发表东北国民军总司令部的人事。又派他的秘书齐世英，专诚邀请黎元洪的秘书长饶汉祥来草“露布”。 　　通电一共三通，最重要的，当然是“张上将军钧鉴”那一通，劝张作霖退休，由“英年踔厉，识量宏深，国倚金汤，家珍玉树”的张学良来主省政，郭松龄自愿“竭诚匡功”；那时“三省富强，四邻和睦”，张作霖大可“婆婆岁月，赏玩烟霞”。 　　通电之后，继以行动，先遣军司令魏益三，率兵两团，偃旗息鼓，潜出山海关，预定第二天一早占领沈阳，第一团已顺利出关，第二团却遭遇了奉军张作相十五师的截击。原来张作相的儿子张廷枢时任团长，在深州开会时，悄然溜出会场，向他父亲告密，因而破坏了魏益三的突袭计划。 　　在此之前，郭松龄在义国医院召开第五次“榻前会议”时，住在天津曹家花园的张学良，已经得到密报；深夜十一时下达了紧急集合的命令，他的卫队是一个骑兵连，住在河北王义客栈，大多数都在侯家后的寨子里饮酒作乐，只集合了六十五个人，连同总部的军法处长朱克沐等人，上了火车，到达沈阳时，正好张作霖接到郭松龄的通电，一见张学良，跳起来嚷道：“好！小六子，你来干！我让给你干就是了。” 　　张学良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只是发愣；张作霖仍然跳脚大骂，在座的黑龙江督办，外号“吴大舌头”的吴俊升，劝着他说：“大帅，你不能怪汉卿。郭鬼子造反，总要借个名目，他说拥护汉卿，哪里是真的拥护，汉卿一定不知道这件事，如果知道，先就跟郭鬼子拚命了。” 　　郭松龄生得人高马大，又跟张宗昌的白俄军那样，爱穿粗布野战服，所以外号“郭鬼子”。吴俊升的话虽不错，但木本水源，凡事总有个起因，如果不是张学良过分信任郭鬼子，何致于奉军精锐，全归他人掌握？张作霖越想越气，复又跳起来骂道：“小六子，我跟你今生父子，前世冤家，你看你交的好朋友！” 　　“我跟郭茂宸，今生朋友，来世冤家。”张学良说完，转身就走。 　　张作霖大喝一声：“你去哪？” 　　“我到前方去看看。” 　　“汉卿，汉卿！”吴俊升拦着他说：“咱们先商量商量。” 　　知子莫若父，张作霖知道张学良颇得军心，一到得前方，很可将被郭松龄胁从的部队拉了回来。再说，变起肘腋，不叫自己的儿子上前方，又怎能叫他人去拚命？所以他又拦住吴俊升说：“让他去。” 　　等张学良一走，张作霖自己来调兵遣将——杨宇霆因为郭松龄指名要消除他，为了缓冲局面起见，征得张作霖的同意，避往大连；同时打算着到关东军方面活动。因此，张作霖不得不自己来发号施令。 　　可是，环顾北大营，将在哪里，兵在何处？“完了！完了！”六神无主的张作霖勉强定下心来，筹划应变的措施，跟五姨太秘密商量，决定将能够调动的现款两百七十万元，寄存于“满铁奉天公所”，作为逃亡日本的准备。 　　由于魏益三的计划受阻，郭松龄倒戈的战事，不得不由山海关开始，一路势如破竹，首先被打垮的是张作相的第十五师；伤亡惨重，部队长只剩下一个少校副营长。接着是韩麟春、游金纯、汤玉麟的部队，亦都不支，或退或降，俱告瓦解。 　　在政治方面，冯玉祥、孙传芳分别通电响应，李景林亦有通电，声明与奉天脱离关系，并将京奉运输总司令，杨宇霆的亲信常荫槐，以及兵站司令张宣等人扣留。此外梁启超的研究系，乘时投机；梁启超的儿女亲家林长民随同郭松龄夫妇行动。策划张作霖垮台以后的奉天政局。 　　不过，尽管张作霖坐困危城，已在作逃亡之计；张学良在秦皇岛旅顺一带栖栖皇皇；热河的阚朝玺亦有反奉的趋向，看来郭松龄的气势如虹。但奉军中亦有冷眼旁观的人，认为郭松龄能否成事、颇成疑问，因为他起兵倒戈的动机，值得怀疑，尤其是杀姜登选一事，强烈地显示出，郭松龄只是气量狭窄，志在报复私怨。 　　当十一月甘二日，郭松龄在深州召集军事会议时，恰好姜登选乘专车出关路过深州，即将到站，郭松龄的副官长马之福。向郭松龄请示，要不要去迎接？ 　　马之福的意思是，郭松龄去一接，姜登选自然要在滦州住一晚，就此加以软禁。但郭松龄只是关照：“你代表我去请他下车住一晚，明天早晨我去看他。” 　　等马之福照实转告，姜登选这样答说：“不必了！我跟你们军长沈阳见吧！” 　　姜登选不上钩，马之福只好硬拦了，交代站长，姜登选的专车，不准开行；同时驰报郭松龄，将姜登选硬请下车，安置在车站前面的一处民房之中。 　　至此姜登选才知不妙，一夜未曾合眼；第二天一早写了封信给郭松龄，要求会面；回信是一时无暇，容后再说。这样软禁了五天，姜登选被杀；事先有人劝郭不要杀他，而郭松龄不听。因为第一、姜登选挤掉了他的安徽的地盘；第二、曾任黄兴的参谋长的李书城多嘴，将姜登选所说的，第二次奉直战争时，“在山海关没有杀郭松龄，实在是他的运气”的话，告诉了郭松龄。新仇加上旧恨，便不惜处决了在此役中完全无辜的旧日同袍。 　　就从这一天开始，局势逐渐发生了变化，首先是张学良与郭松龄的日籍顾问宇田与仪战，经过日本方面的安排，在滦州接触，试图找出停战的途径。张学良要求先行停火，再商善后；而郭松龄提出的条件是：山东归岳维峻、直隶归冯玉祥、热河归李景林，郭松龄本人回奉天，执掌东北军政。彼此的距离，南辕北辙；张学良知道与郭松龄已无可再谈，便由秦皇岛转赴旅顺，偕同杨宇霆回沈阳，决心与郭松龄以武力周旋到底。 　　其次是冯玉祥与李景林发生了矛盾。当郭松龄倒戈的通电一发表后，冯玉祥便加强了对北京的控制。冯玉祥一向厌恶“安福系”，因此权倾一时的京畿卫戍司令鹿钟麟，逮捕了安福系的要角曾云需与姚震，同时派国民军分别驻守车站及东交民巷，以防要人避匿。 　　见此光景，段祺瑞大感威胁，一面改组执政府，让梁鸿志解职，改派许世英接任；一面派黄郭与许世英赴张家口向冯玉祥征询时局意见。结果冯玉祥发表“拥护执政，始终不渝”的通电；而段祺瑞则以改组执政府作为回报，一向担任段冯之间桥梁的贾德耀，出任陆军总长；由张作霖推荐的代理农商总长莫德惠请辞照准。 　　但冯玉祥却希望他留任，更希望他留京。原来冯玉祥之跟郭松龄合作，多少有些投机性质，他不以为郭松龄能顺利成功；也不以为张作霖会，败涂地，到得相持不下时，他可能会发生举足轻重的作用，所以想留住莫德惠，作一道他与张作霖之间的桥梁。 　　为此，冯玉祥特派他的挂名参谋长，清帮大字辈的张树声，向莫德惠致恳切挽留之意。莫德惠跟他的机要秘书’王冠吾商量，认为张作霖对郭松龄倒戈，李景林的脱离，所受的刺激甚大，此时最需要的是精神上的支持，莫德惠回东北以示与张作霖共患难，对他是一种极大的鼓舞。不过对冯玉祥不必表示得太明显，不妨虚与委蛇。此外，王冠吾安排莫德惠与段祺瑞作了一次秘密的会晤，段祺瑞保证，除非郭松龄能彻底控制关外的局势，他不会发表他的东北职务。同时请莫德惠转告张作霖，尽可能坚持，切勿轻言离开沈阳。 　　不过，北京的治安，鹿钟麟完全掌握；冯玉祥既然要留莫德惠就不会轻易让他离开北京。所以想了一条“喧宾夺主”之计，由王冠吾带着一班莫德惠的“班底”，离京赴津；而莫德惠便化装为“班底”之一，安然通过鹿钟麟派在前门车站的便衣侦探的耳目。一到沈阳，张作霖大感欣慰，特开帅府仪门迎接，大张盛宴。 　　宴后密谈，张作霖最关心的是李景林的态度，他希望李景林之通电声明与东北脱离关系，只是权宜之计。基本上仍倾向奉天。为此，特派许兰洲为密使，到天津活动。许兰洲的行囊中，除了正金银行的四十万元支票以外，还有李景林老母的一封家书，告诫李景林善自为计，莫入歧途，希望能策动李景林来个“反倒戈”。郭松龄如果后路有变，沈阳方面再发动反攻，前后夹击，形势就大为不同了。 　　当然，李景林的态度重要，还不如日本态度的重要。当所谓“奉变”初起时，张作霖便找他的日籍顾问问计。张作霖的日本顾问有好几个，但最亲密的是，由日本陆军参谋本部推荐的，前关东军高级参谋松井七夫；他的哥哥便是日本陆军“少壮派”要角之一的松井石根。在张作霖准备逃亡时，松井七夫将五姨太及张作霖的年幼子女，都接到他家里去住，同时建议张作霖分两条路线求援于日本，一条是外交路线，活动日本驻奉天总领事吉田茂，致电外相币原喜重郎要求支持张作霖，结果是加藤内阁决议，对郭松龄发出警告，不得损害日本在东三省的利益。这个警告，便成了日本在华外交、军事、经济各方面驻在人员，处理“奉变”的行动纲领。 　　另一条自然是军事路线，除了由松井七夫直接致电参谋本部要求出兵干预以外，最重要的活动对象是“关东厅长官”儿玉，及关东军司令官白川。不过，日本军方初期对张作霖的军事支持，并不积极，只是由关东军指派驻辽阳的第三十九联队所属的一个大队与一个工兵中队，进驻沈阳；以及关东厅增派“巡查”一百余名，担当沈阳城内城外的警备而已。 　　十二月四日这一天，对郭松龄、张作霖来说，都是个大日子，郭军前锋占领了出关第一要地的锦州；而就在日本阁议对郭松龄提出警告的这一天，据说关东军司令白川到了锦州，以日军不干涉郭军行动为交换条件，要求郭松龄承认张作霖与日本所订的各种条约：郭松龄表示不能接受，白川拂袖而去。 　　又据说：郭松龄到达锦州后，热河都统阚朝玺曾派他的参谋长邱天培来谈合作，阚朝玺的条件是，保全张作相吉林督军的地位；阚朝玺自行进攻黑龙江，取吴俊升而代之；奉天则归郭松龄。可想而知的，郭松龄必然拒绝。 　　这些“据说”都来自郭松龄方面。事实上内外形势都已转变为对张作霖有利。在内，冯玉祥与郭松龄的密约，在河南的国民军并不知道；当然也不会知道直隶、热河的地盘已划归李景林这一协议，所以国民二军、三军的邓宝珊与徐永昌两部，仍着着向李景林的防区进逼；同时冯玉祥派张之江率领三旅之众在丰台待命。准备支援郭松龄的计划，亦被李景林误会为将与邓徐两军，合击会师。这一年多来，李景林饱受国民军的庄迫，至此认为忍无可忍，决心与国民军见个高下，重金礼聘德国军事顾问，在北仓一带，秘密构筑有电网与地雷的新式防御工事。 　　这一下，当然导致了李郭关系的根本变化，由“中立亲郭”转而为“拒冯远郭”；十二月二日发表了表明立场的通电。 　　他的立场是“职司守土、保卫地方，此役倘有对于直隶扰害秩序、破坏和平者，惟有率我健儿、捍我疆土，人不侵我，我不侵人。”明明白白地表示，直隶是他的地盘，不容许国民军侵入。当然，他作此强硬的表示，须有所恃，首先想到的是张宗昌，论公，直鲁唇齿相依，是一起磕过头的弟兄，所以“直鲁联军”的新番号，很快地出现了。 　　十二月三日，李景林所部与国民二军邓宝珊部，在直隶大城进行了历时一个半小时的侦防战，正式开火决裂，接下来便是第二天李景林发表痛低冯玉祥的通电。同时李景林对郭松龄亦采取了行动，一面释放郭松龄交给他看管的奉军将领高维岳等人；一方面隔断了冯玉祥与郭松龄之间的通路。 　　这对郭松龄还不是太大的打击；打击最重的是，关东军司令白川向奉、郭双方提出书面警告，表示两军行动如果扰乱到南满铁路两旁的附属地带，及日军守备区时，关东军职责所在，必要时将采取武装行动。换句话说，郭松龄的部队，不准越过南北向的南满路及西东向的京奉路之交叉点的“老道口”，这个交叉点在沈阳以西；倘不能逾此点而东，即无法到达沈阳，无异为张作霖加上了最后的一道保障。 　　郭松龄当然要提出交涉。由他的驻京的胞弟郭大鸣转托黄膺白，向日本驻华公使芳泽谦吉严重抗议，理由是过去奉军入关，都是畅通无阻；即就眼前而论，南满路向亦正在运吉、黑两省的奉军南下支援，何得独独限制郭军？这样说法，理直气壮；芳泽表示，果真郭松龄能打过辽河，乘胜往沈阳追击，应该没有问题。 　　问题是郭松龄能不能打过辽河？张学良集结残部，在锦州拒郭的一战，打得并不好，只靠率部退过大凌河时，破坏了铁桥，暂时阻遏了攻势，未来情况如何，颇为难说。因此张作霖特地于十二月八日，在沈阳召开军事会议，检讨局势。 　　通盘检讨下来，仍旧大有可为：第一、有关东军帮忙；第二、李景林态度转变，尤其是李景林与国民军已经开火，如果直鲁联军能够击败国民军，必然挥师山海关，自郭军后路逆击，郭松龄有天大的本事，亦难逃束手就擒的命运；第三、郭军仓猝出关，冬天的装备不够，北国冰封，天气严寒，大大影响了郭军的战斗力及士气；第四、京奉路的铁轨，破坏得很厉害，郭军工兵团，修一段走一段，进展很慢，最狠的一着是，张学良接受了他的好友，也是英文老师，任职京奉路局的英国人爱尔顿的建议，将沿线水槽完全破坏，火车行驶全靠水火相济，缺水跟缺煤同样动弹不得；拉民亻夫挑水，费时费事，自然限制了部队的行动；第五、吴俊升的骑兵，虽以中东路的俄国人，间接响应郭松龄，拒绝载运，但已入吉林然挑南，正越过科尔沁大草原，兼程南下，“黑龙江马队”，自乾隆年间的海兰察，一直到清末的僧格林沁，赫赫有名，这支生力军一到，可使战局改观。 　　但最重要的一点是，张学良个人的号召。郭松龄回师出关，是打的张学良的旗号，而正面抗拒的正是张学良本人。这一来郭松龄便变成师出无名了。而旦，张学良驭下有恩；郭军将士，愈逼近老家，便愈觉得自己的行为合不合中国军队传统中所强调的“忠义”二字？因此张学良在前线喊话的效果很大，郭部团长以上的军官几乎个个在军用电话中，与张学良诉道衷曲。只要时机一到，楚霸王四面楚歌、兵败孩下的故事，立即可以出现在郭松龄的身上。 　　因此，在这一次军事会议中检讨下来，重新鼓舞了奉军的信心，决定整兵再战，全部兵力计有张作相所部两万八千；游金纯军八千；汤玉麟四千；张学良的总预备一万，合计五万人。主要装备有野炮一百门。作战方针是坚守辽河，以待局势的变化。张学良除在辽河左岸，筑了一道一英里长的战壕以外，另外修筑了一条接连京奉路的轻便轨道；他的司令部就设在装甲火车中。 　　在内外各种因素牵制之下，郭松龄竟有些举棋不定了。本来他的左翼已占领了营口，如果由张作霖的老家海城北上，经辽阳，柑沈阳之背，出这一支奇兵，以张作霖的后防空虚必然震动，可以导致其崩溃。但郭松龄顾到，第一、路程较远；第二、这条进攻路线正沿着南满铁路，可与关东军发生冲突——他新请到的秘书长梁启超的儿女亲家林长民，可能提出与关东军冲突，十分不智，主张循外交路线，取得日本谅解的建议，因而在军事上，失去了制先的机会。 　　见此光景，反而促成了日本军方见机而作，准备打落水狗的计划。其时沈阳人心浮动，老百姓纷纷避难，西关的火车站中，挤满了老弱妇孺，张作霖每天开会，除了大骂“郭鬼子”、“小六子”以外，束手无策。于是在辽阳的关东军进驻沈阳，派出部队在沈阳八个城门口站岗，代为维持秩序。 　　这样到了十二月十五日，日本方面有了新的行动，一方面在朝鲜日军有一部分渡鸭绿江，向奉天移动；另一方面，关东军司令白川，派了一个叫安河内的中佐，向郭松龄的外交代表齐世英，提出了第二次警告，南满铁路两侧二十华里，亦即十二公里以内，两军不得交战。 　　这是不平等条约上所规定的，日军从来没有执行过；一旦执行，对郭松龄构成了严重的抵制，因为自南而北的公路，是与南满路平行的。郭松龄无法利用这条公路就什么也谈不上了。 　　但郭松龄仍旧相信芳泽谦吉的话是有效的，只要奉军一垮，“乘胜追击”，通过南满路不成问题。事实上，他亦只有这条路好走，因此，集中五万兵力，野炮二百四十门、迫击炮一百五十门、重机枪一百五十挺，沿京奉线由沟帮子、大虎山一直开到巨流河西岸的新民屯，与张学良指挥的守军，隔河对峙——这一仗打起来，是一场其硬无比的歼灭战。 　　不过，这只是郭松龄的想法，他的部下并不同心。其时他的部队中，已流传了一句口号：“吃老张家的饭，不打老张家。”同时郭部高级将领，邹作华、高纪毅、张振鹭、刘伟、范浦江等人，在新民屯透过奉天总领事古田茂所派的代表，与张学良取得了联系；甚至还利用日本的通讯设备，将郭松龄的部署通知了张学良。 　　在战线上，郭军高级将领，自亦有很“实惠”的支援行动，最明白的一个现象，由河面打过来的炮弹，落地不爆炸；当然是指挥炮兵的邹作华动了手脚，将炮弹的引信秘密拆除，或者把螺丝松开，引信与炮弹的接触不良，自然无法引爆。 　　话虽如此，张学良还是一步也不敢放松，连官长都抬了机关枪上前线。其时巨流河已经结冰，怕郭军履冰而过，直扑十里以外的沈阳，所以士兵除白天作战以外，晚上还有一个任务便是用铁铲凿冰，使河面的坚冰，不至连成一片；沈阳城内每家皆备的铁铲，一齐都被征用。 　　这样到了十二月甘一日，吴俊升所派援兵的先头部队，骑兵四团由骑兵第七旅旅长王永清率领，星夜急驰长驱南下，侧击东西对峙的郭松龄，而且目标对准新民西南的白旗堡，打算截断郭松龄的归路。 　　这就到了郭松龄唱“霸王别姬”的时候了。二十二日晚上，他在一家粮店召开军事会议，表示将亲上前线督战，作背城借一之计。出席的高级将领，个个面现疲惫之色，有的瞠目不语；有的索性低下头去，仿佛倦极入梦。见此光景，郭松龄长叹一声，宣布散会。壁上的挂钟，嘡嘡地打了十二下，又是新的一天开始了。 　　会后郭松龄接到密报，他的部下由参谋长陈在新出面，代表邹作华、高纪毅等人，正式经过新民日本领事分馆向奉天接洽投降，提出的条件是：第一、赦免郭松龄；第二、保护投降者的生命财产。新民分馆通知了总领事吉田茂，他亲自向张作霖接头，得到的答复是：第二条接受；第一条拒绝。理由是奉军的将领反对。 　　郭松龄发觉已为部下出卖，就只能私下逃亡了。新民是七路交会的要冲，正东，越巨流河经张学良司令部所在地的兴隆店，而达沈阳；这条路郭松龄想走而走不通，自然不必再谈。东南也是越巨流河，经大民屯至辽阳，亦无从考虑；西南到白旗堡，变成自投罗网。他唯一能走一条路是沿着巨流河西岸往南，希望能与占领营口的部队会合，性命可以保住一半。 　　依照郭松龄的意思，打算骑马逃走，但韩淑秀不会骑马，他又不忍抛弃夫妇兼“同志”双重身分的结发之妻。仓猝间只好弄来一辆大车，连同林长民、饶汉祥，一起在凌晨二时，于大雪纷飞中，匆匆上路。 　　这时，军用电话中传来天津的消息：十二月十八日，张之江下令总攻击，与李景林的部队，激战了三天三夜；张之江大概读过唐书，知道“雪夜入蔡州”的故事，命令士兵反穿老羊皮袄，利用雪色作掩护匍匐前进，竟能穿过对方防御工事的铁网，一直冲到敌军阵地前，猝然发动攻击，李军大败。十二月甘二日李景林退入天津租界；部队则往德州方向撤退。 　　天津局势的变化，如果早几天发生，作为郭松龄盟友的冯玉祥占了上风，或许在声势上，能对郭军产生呼应支援的作用；同时留守山海关，防阻李景林，对郭松龄最忠心的魏益三，亦可进兵支援，但此刻对郭松龄来说，竟似讽刺他的兵败如山倒了。 　　十二月二十三日，在大风雪中走了一天，入夜到了辽中县属的老达房地方，得到警报，外号“天下好”的王永清，已率领骑兵追赶下来了。郭松龄虽有卫队，但都是些年轻魁梧，虽有训练、却无战斗经验的新兵，决难抵挡。事急之际，只有先觅地躲藏，等王永清冲过去之后，再思脱身之计。 　　于是找到一家富农家的地窖，郭松龄夫妇与饶汉样错缩在里面；林长民不愿“入地”，仍旧住在大车里面。将近午夜，人马喧阗；王永清的部队到了，他可能已获得情报，下令搜索。林长民急急下车逃命，却为流弹所击毙；郭松龄夫妇被捕；饶汉祥却比林长民来得幸运。奉军看是个窝窝囊囊的老头子，一身又脏又臭，还长了一头的癣，当时就把他放掉了。 　　郭松龄夫妇被解到老达房西北的白旗堡。作为张作霖讨逆军总司令吴俊升；吴部的第十七师师长万春麟；以及王永清的直属长官第十四师师长穆春，都已赶到白旗堡；对于如何处置郭松龄当然要向张作霖请示。 　　吴俊升接通了沈阳的电话；张作霖说道：“把他押回来！我倒要问问他，为什么造反？” 　　放下电话，吴俊升沉吟不语；万福麟问知结果后，主张遵令办事，将郭松龄移交给张学良，可是吴俊升不同意。 　　“郭鬼子一见了汉卿，就死不掉啦！不能留着他。” 　　吴俊升作此决定当然知道杨宇霆会支持他，张作霖怪罪下来，有杨宇霆在，不必担心。不过，虽说不能留着他，还是留了半天；将郭松龄双手钉在大车车厢上、游街示众，让所有的奉军看看造反者的下场，颇有明朝末年处置失律叛逆之将，“传首九边”，以励军心的味道。 　　张学良得知郭松龄夫妇游街以后枪决的消息，对吴俊升颇致不满；但张作霖却认为处置明快，着实可嘉。至于投降的郭军高级将领，由新民日本领事分馆护送到沈阳以后，杨宇霆主张从严处置，为首者一律枪决。但张作霖左右手之一的张作相不以为然。 　　“郭鬼子闹出这么大的乱子，也是有原因的。我们不能不先自己反省一下，自己也有错处。现在郭鬼子已经枪毙了，其他的人就不必罗织在内。如果一开杀戒，都是东北子弟，我们要结多少冤家？”他提出建议：“善后工作，不妨交给汉卿，让他从宽处理吧！” 　　事实上，张学良早就由兴隆店渡河，在新民作了宽大的处置；一并且收容了在锦州、绥中等处的残部。除了在山海关的炮兵第二旅魏益三所部，改投了冯玉祥以外，第三、四军团的实力，并没有受到重大的伤害。 　　善后工作告一段落，张学良才回到沈阳。这场大祸都是他用人不当闯出来的，料想他父亲不会轻易饶他；所以大家商量好，由他的父执张作相、吴俊升陪着他去请罪，一见了面，自然是双膝着地、长跪不起。 　　张作霖一半是气愤，一半也是做作，拔出手枪、连哭带骂：“你这小子，结交匪类，阁下滔天大祸，要你老子的命不说，害苦了弟兄，害苦了东三省的老百姓。不亏你老子还有几位过命的老弟兄帮着，咱们早就死在郭鬼子手里了。今天我不毙了你这小子，对不起老弟兄，对不起东三省的老百姓。”说完唏哩哗拉地拉手枪的保险闩。 　　唱这出“辕门斩子”作陪配角的张作相、吴俊升，赶紧跪下来为张学良求情，“大帅饶了他吧！不然咱们不敢起来。” 　　“罢！罢！”张作霖扔下手枪去搀扶两位老弟兄，“看两位大爷的面子，暂且饶你的小命。从今以后，不准你再胡闹” 　　郭松龄的职务改由韩麟春继任，他亦照郭松龄一样，综理三、四两军的军务。张学良暂且韬光养晦、啸傲烟霞——在郭松龄倒戈那段期间，张学良心力交瘁，一天睡不到两三小时，不能不靠鸦片来支持，就此抽上瘾了。 　　心腹之患，起于肘腋，侥幸敉平，但善后事宜，不仅仅止于整理军队，张作霖最头痛的是两件事，第一是地方元气大伤。奉系本来就不受欢迎，经过这一场事变，通货膨胀、益发贬值；而一向以理财见长的奉天省长王永江又因为态度上同情郭松龄，内不自安，已辞职回返金州故里，使得地方财政问题，益形严重。 　　第二是郭松龄之失败，主要原因是受制于日本关东军。张作霖对日本人的野心有深刻的了解；对于应付日本人，他多年来抱定一个宗旨：不亢不卑，公私分明。你要我张作霖个人帮忙，一句话，交个朋友嘛！但如果日本想在东北地方获取什么丧权辱国的利益，他总是须先透过日本顾问，设法疏解；万一疏解不成，便来个硬挺，甚至用“口说无凭”四字来作“挡箭牌”，日本人拿他亦无可奈何。 　　这一回关东军帮了他这么一个大忙，显然不能施展“硬挺”这个法宝。因此他越发重视“公私分明”这个原则，先派他的顾问陆军大佐町野武马到旅顺，先行致谢，同时安排他亲访旅大。 　　日本在满洲的军人及官员，对此都表示欢迎。他到了旅顺、大连以后，分别拜访关东厅长官儿王、关东军司令白川、满铁总裁松冈；然后将他在正金、朝鲜两银行的存款约五百万日圆，全部赠送白川，请他支配，分赠日本出力人员，他说：“日本人讲武士道精神，仗义扶倾，施思不望报；但中国人讲思义，虽一饭之恩，亦不能不报。这一回是我张作霖个人受了关东军绝大的恩惠，只有尽我个人的力量来报答。” 　　张作霖的这番举动，大出日本满洲的军政负责人的意外，当时竟无法作任何表示。张作霖专为办此事而来，事毕，无片刻逗留，专车返回沈阳；这番举动，干脆利落，做得非常漂亮。日本人很佩服，他自己亦很得意。 　　其时已是年底，国内的局势却起了变化。首先是冯系大将李鸣钟指挥以张之江一军为主力的国民军攻占天津后，冯玉祥向执政府保荐孙岳为直隶军务督办兼省长。此举引起李鸣钟的高度不满，联络了冯部的几员大将，向冯玉祥表示，天津是他们打下来的，国民二军、三军并无功劳，为什么督军、省长都给了国民三军的孙岳？ 　　但冯玉祥有冯玉祥的打算，第一、他知道张作霖与“十省联军总司令”吴佩孚，都以他为假想敌，形势孤单，需要笼络孙岳；第二、李景林虽然失败，但实力仍在，与张宗昌合组“直鲁联军”后，定会回师反扑，那时孙岳不得不打头阵，自己则可相机行事，进退不受牵制。好在他驾驭部下，另有一套手法，只要说一声：“我辞职，你们看谁来干？”大家便都让步了。 　　就在这扰攘不安之际，有个新闻人物到了北京，这个人就是为段祺瑞极端赏识与尊重的徐树铮。 　　段祺瑞由于黄膺白不考虑后果而鲁莽发动的“首都革命”，因缘时会，得以复起执政；但整个北京都在冯玉祥控制之下。段祺瑞知道徐树铮的个性，与冯玉祥决难相处；而且冯玉祥的嫡亲舅舅，曾任袁世凯的军政执法处处长，外号“陆屠夫”的陆建章，曾因拥护冯国璋、反对段祺瑞的原因，于民国七年夏天，在天津为徐树铮所杀。有此一段深仇，冯玉祥不会放过徐树铮，所以段祺瑞不但不愿意找他来襄助，而且在十四年一月，给了他一个“考察日本及各国政治专使”的名义，厚给旅费，组织了一个相当规模的考察团，促他出洋。 　　徐树铮在这一年中，遍游欧美，声华甚盛；所至各国，往往由元首及当政者接见，尤其是在意大利，与墨索里尼密谈至两小时之久，即有传闻，说徐树铮已代表段祺瑞与墨索里尼达成了一个军火借款的协议。 　　当郭松龄发动奉变时，徐树铮已由日本回到上海，受到各界隆重的欢迎，孙传芳并特地到上海去看他，并相偕至南通访晤张謇，在在看出政局可能正在酝酿一个极大的变化。 　　见此光景，段祺瑞大起戒心，密电上海，叮嘱徐树铮暂时不要去北京；因为张作霖正在酝酿入关，而奉军跟徐树铮过去的合作，很不愉快，他这一去，在奉张是个刺激，会加深猜疑，于大局有害无益。 　　但徐树铮认为考察回国理当回京复命；同时自以为是在北洋军人中唯一具有国际声望的领袖之一，没有人敢对他有何不利的行动，因此还是不顾一切地摒挡北行。 　　他是带着随员，由海道赴天津的，到津那天，正值李景林兵败逃入租界，而郭松龄在大雪天逃命的十二月甘三日。有人为他向英国领事馆借了一辆汽车，直驶北京。谒见段祺瑞时，相对而跪，抱头痛哭；这一副眼泪是哭国事，还是哭段祺瑞坐困愁城的境遇，就全不分明了。 　　其时冯玉祥已决定要杀徐树铮了。“替舅舅报仇”自然是主要的动机；但亦不无忌惮徐树铮果真获得墨索里尼的支持而得势，中国会走上法西斯的道路，与他的亲共的国际政治路线，发生严重的冲突，宜乎先发制人的因素在内。 　　这个任务，冯玉祥交了给他的心腹鹿钟麟。鹿钟麟是北京卫戍总司令，要杀徐树铮很容易，问题是何以善其后？他追随冯玉祥多年，深知冯玉祥；徐树铮一死，他决不肯承认是为了“替舅舅报仇”；那一来所有的责任都会落在鹿钟麟双肩。因此行事十分谨慎，在专线的军用电话上跟冯玉祥谈了好几次，始终谈不出一个能不落任何把柄痕迹的妥当办法，因而拖了下来。 　　到了十二月甘九日，消息越来越坏，冯玉祥以外，奉张积极向山海关的魏益三进攻，魏部已有不支的模样，徐树铮认为亦以走避为宜，因此这天下午决定出京，通知津浦路局，代备专车，预定夜间九时离京。 　　就在离京之前，收到段祺瑞派急足送来一封信，打开来一看，是一张不知何人笔迹的字条，上面八个大字：“树铮不可行，行必死。”据说是在段祺瑞书桌上发现的，特地送来告警。 　　徐树铮付之一笑，照原定时间，带了随员上车。北京到天津二百四十华里，普通车三小时可到。过站不停的专车，只须两小时，但因兵车壅塞，每站必停。随员们心里恐慌，不断下车去催；冯玉祥的运输司令，一名撤职的师长许祥云，不断接到驻各站的联络参谋报告，感到难于应付，想了个釜底抽薪的办法，打了个电话给张之江，请张之江给尚在途中的徐树铮去一个电话，说明兵车拥挤，路线调度不开，以致耽误专车的行程，请徐树铮原谅。 　　冯玉祥要杀徐树铮，并命鹿钟麟主持其事，张之江是知道的；他是基督徒，为人亦比较忠厚老实，不知道鹿钟麟明知徐树铮已经出京，而并无行动，原是解患于无形的一种手法。只当徐树铮是私下逃出北京，所以很诧异地说：“咦！鹿总司令怎么没有来电话？等我问一问再说。” 　　一个电话打到北京卫戍总部，鹿钟麟知道事情坏了；以冯玉祥治军之严，他不敢暗示张之江装糊涂，容徐树铮过关，只慢吞吞地答说：“小徐出京，我也是刚刚才知道，正要向督办报告。请你先转饬各车站，尽量拖延专车的前进，等我跟督办通过电话，看他有什么指示，我再转告你。” 　　过了个把钟头鹿钟麟的回音来了，“督办要我转告你，等小徐的专车一到廊坊，要你即刻把他毙了，并请你连夜派人到天津，把陆承武接到你的司令部，天亮以后，督办会派专人到你司令部，跟你商办一切善后。” 　　张之江一听，大惊失色，嘴里不断吸气：“这么办，不妥当吧？”他说：“小徐现在还是国家的特任官呢！” 　　“这是督办的命令，有什么办法呢？” 　　“既然是督办的命令，当然只有服从。不过，督办要派人来，最好请他下一道手令，交来人带来；一切请来人主持办理，我尽力协助他就是。” 　　鹿钟麟答应着，将电话挂断。张之江便派他的参谋长张钺到廊坊车站等候；到了一点钟左右，专车进站，张钺进入卧车，推开车门，只见徐树铮穿着睡袍，坐在床沿上抽烟看书，便先行了一个军礼，然后双手捧上一张张之江的名片。 　　“报告专使，我们都统正好有事，不能来迎接；特为派我来请专使，到司令部休息一下，等天亮再走。” 　　“不啰！天太晚了，我不去打搅啦。请你替我谢谢你们都统。” 　　“是。”张钺又行了个礼，退了出来。 　　预先想好的步骤，软的不行来硬的，一名少校军官接着上了车，傲然说道：“我们都统有事跟你商量，请你马上下车，跟我到司令部走一趟。” 　　见此光景，徐树铮料知不妙，但仍旧很沉着地说：“那一定是冯先生有电报给你们都统了。你先回去告诉张都统，请他再仔细看一看电报，到底怎么说的？是不是弄错了？” 　　那少校军官不再多说，向外一招手，立刻就有十几名士兵，持着长枪走了过来，在少校指挥之下，将徐树铮架起就走。 　　“慢点！让我穿好衣服。” 　　“没有那么多废话！走！” 　　于是只穿了一件睡袍的徐树铮，在雪里被押上一辆卡车，疾驰到张之江的设在英美烟草公司的司令部，关在一座仓库中；六名随员则关在马棚里；另有从英国公使馆借来摆样子的十七名卫兵，被软禁在车厢中，另作处置。 　　到了上午八点钟，来了一辆破汽车；车一停，后座钻出来一个穿少将制服的大麻子；麻子粒粒发红，气急败坏地嚷着：“小徐呢？小徐押在哪儿？” 　　此人就是陆建章的儿子陆承武，是特地将他从天津英租界接了来，跟徐树铮还是日本士官的同班同学，一直叫他“小徐”。叫了几声没有人答应，惊动了张之江。 　　“你先别急！”张之江将他拉进屋子，安抚他说：“这回朗公的仇，一定可以报。人已经押起来了，跑不了的。”陆建章字朗齐，所以张之江称之为“朗公”。 　　“我现在就去宰了这个小子！”陆承武仍旧在吵：“人呢？” 　　“不！不！”张之江硬推着他坐了下来，“冯先生已经派人下来了。现在徐树铮的几个随员在会议室，你先跟他们说几句话；等冯先生的人一到，再去办徐树铮的问题。” 　　于是陆承武被领到会议室，对着徐树铮的随员大声吼：“小徐这个小子，不忠不孝不仁不义；我今天要宰了他，剜他的心，给先父报仇。” 　　陆承武破口大骂了一阵，为人劝走。徐树铮的随员被困在会议室中，等待凶信；但心情非度日如年，而是越等越觉得有希望，窃窃私议，有的说，冯玉祥可能还不敢擅杀大员；有的猜测，段祺瑞可能已得到消息，出面在干预了。 　　这样等到下午四点钟，希望断绝；冯玉祥所派的一个西北边防督办公署的军法官，是当过王宠惠内阁司法总长的徐谦的侄子，从张家口坐火车到了廊坊，一见张之江，交出冯玉祥的手令；然后将陆承武找了来，三人密谈片刻以后，张之江派一名副官，带着四名枪兵，陪着陆、徐二人，去执行了冯玉祥的命令。接着，张之江的副官长，到会议室宣布：“徐树铮是陆建章的儿了陆承武所杀，冤冤相报，不与诸位相干；我们都统力保，释放各位。不过大家要具一份切结，打手印、罚咒，不会泄漏真相。否则诸位全家性命难保。”大家面面相觑，不发一言；办完手续，还照了一张相；然后领了短程的火车票钱，各奔前程。 　　第二天报上登出来两条新闻，一条是陆承武发表通电，手刃徐树铮为父报仇；一条是冯玉祥打给段祺瑞的电报，说“徐上将有功国家，不幸在路途为匪人劫害，死状甚惨，请政府优予褒恤。”但段祺瑞毫无作为，因为在他内心相信这是因果报应；而就他执政的立场来说，“褒恤”便须“惩凶”，凶手已由陆承武自己承认，明言为父报仇，如果查办的话，抖出当年徐树铮枪杀陆建章的经过，试问又该当何罪？因此，不作为是最好的作为。 　　徐树铮的尸首，是张之江的卫生处长苦苦哀求，说他是徐树铮的学生，愿以一门老小作保，请求殓葬。张之江要他出具切结，说明徐树铮为陆承武复仇所杀，始准所请。此人本名段大洪，但投效国民军时，不知为何，改了姓洪。 　　徐树铮的尸首，盛殓后由他一名卫士，用骡车运到北京；段祺瑞痛哭之余，买了一口极好的桶木棺材，重新盛殓。少不得也要开追悼会，挽联无数，而最受人注目的，是徐世昌所送的一副：“道路传闻遭兵劫，每谓时艰惜将才。” 　　这副挽联稀松平常，词既不工，情亦不切，而所以受人注目的缘故是，陆建章为徐树铮所杀；开吊时，徐世昌送的就是这副挽联。以挽陆之联挽徐，显然他亦认为这是因果报应。 　　十二月一日，张作霖由于孙传芳领衔，阎锡山等十六人联名通电拥护之下，在天津就任安国军总司令，同日发表命令：以孙传芳、张宗昌、阎锡山为副总司令；至于参谋长，不用说，当然是杨宇霆。 　　张宗昌受命回到济南，亦召开了一次军事会议，要求部下核实陈报兵力，一人一枪，究有多少？清查以来，有十七万多支，这就可以大加扩充了，一口气委出十几名军长；第八军军长毕庶澄并兼海军司令。前敌总司令褚玉璞，参谋长是李藻麟。大军分三路南下，褚玉璞到南京；张宗昌到安徽；毕庶澄则循海道至上海。奉军则由张学良、韩麟春率领第三、第四方面联合军团，进入河南支援吴佩孚。 　　名为支援，其实是来接收地盘；原来吴佩孚由于孙传芳的坐观成败，以致处境日蹙，由湖北退入河南，先至信阳，后到郑州，而且与他手下的大将靳云鹗失和，驻军河南中部，司令部设在郾城的靳云鹗，将吴佩孚的卫队都缴了械。他的另一员大将寇英杰，亦不大合作。为此，依附直系的官僚如夏寿田、张廷愕等人，特地将直系的“家长”曹锟，撮弄到郑州，来挽救直系的分裂。 　　曹锟到得郑州，住在旅馆里，患了重感冒；偏偏吴佩孚忙得一时没有工夫去看他，以致曹锟大为不悦。两天以后，方始晋见，吴佩孚探问病情，问了两遍，曹锟才答非所问地说：“今天的风好大！” 　　吴佩孚没有听出他弦外有音，天真地答说：“今天天气很好，没有风。” 　　“没有风，怎么把你吴大帅吹来了？”曹锟即时板起脸来：“你是大帅，我从前也是大帅。当年有了功劳都是你们的；我不把功劳分给你们，你哪里去当大帅？如今你呢，有功劳都是自己的，不能容人，也不能开诚布公，自大狂妄，以致于大家离心离德，你得好好想一想！” 　　这一顿声色俱厉的训斥，将吴佩孚说得哑口无言，夏寿田与张廷锷赶紧把话扯了开去，以免吴佩孚过分难堪。不过训斥归训斥，回护归回护，曹锟还是将靳云鹗找了来，好言安慰之外，嘱咐他要顾全“团体的利益”，尊重吴佩孚的地位。 　　当曹锟由郑州回保定后，局势已经有了变化；保定是在吴佩孚。讨赤时攻下来的。特派齐燮元坐镇，这一带的税收，是吴佩孚的重要响源。但直隶督军褚玉璞认为保定是直隶的疆界，应该收回；在曹锟离开保定到郑州时，派了一师人开入保定，接收了防务；等住在天津的齐燮元得知消息，已无可挽救了。 　　但是，吴佩孚最大的打击，是来自奉张。本来吴佩孚南抚孙传芳，北联张作霖，这个三角关系，以他为中心，怎奈孙传芳私心忒重，坐山看虎斗的结果，使得革命军能用个别击破的策略，造成吴、孙的两败俱伤；在这样的态势之下，张作霖面临了一个必须作出抉择的局面，如果不甘于坐守关外，便须入关有所作为。结果是张作霖选择了后者，也就是担当起对抗革命军，挽救北洋军阀的主要责任。 　　其时国民革命军对大局有一个极其精当的分析与判断，认为张作霖组织安国军，是孙传芳全力策动的结果。但张作霖目前对迫近潼关的西北军，较之对革命军，更为紧张；因为潼关一下，西北军开入河南，北方便大受威胁，所以奉军必先全力对付西北军，一定要待到河南稳定后，才会对革命军采取行动。 　　因此，革命军当前的战略是，第一、先肃清湖北西部；等西北军经营陕南告一段落，两军在鄂北取得联络，再定攻河南的计划；第二、乘此奉军无暇南顾时，革命军在东南方面，先定闽浙，再图苏皖，暂定划江而守，以待时局的变化；第三、上海势在必得，否则长江闭塞，海外交通亦难自如，一得上海，全面皆活，可立于不败之地；第四、南京及皖南收复后，进军河南，逐鹿中原，此时不但西北军可以取得联络，山西亦必响应，然后北定燕云，统一全国。 　　果然，初步显示，局势的发展，悉如预料，张作霖以孙传芳的主力守淞沪；直鲁联军守南京，而以入河南防西北军，作为奉军的主要目标。这一来，就非将挡道的吴佩孚请开不可了。 　　尽管张作霖函电交驰，表面询问吴佩孚的动向，实际上是请他让路，甚至表示入豫的奉军，可以归吴佩孚指挥。但有南口的经验在，吴佩孚颇具戒心，所以一再表示，自己的实力足以挡得住革命军，还不需要奉军。 　　但是，他的实力在哪里呢？寇英杰、靳云鹗两军，都指挥不动，而且靳云鹗反奉的态度十分强烈，甚至自行组织了“保豫军”，准备对抗张学良、韩麟春的部队。 　　张作霖忍无可忍，下令三、四方面军，肃清黄河北岸，渡河进占郑州。于是奉军先头部队于一月底进驻河南彰德；全部兵力五万人，由京汉、陇海两路陆续南下，前敌总指挥是第十军军长于珍，而张学良则不时往来于前线与北京之间。 　　三月五日，张学良到达河南卫辉，此地南滨大河，西控上党，号称天下之中，他与韩麟春召集第十军军长于珍、第十七军军长荣臻、第五军军长赵恩臻及炮兵司令邹作华等高级将领会议，决定分三路前进，于珍指挥中路、赵恩臻指挥西路、荣臻指挥东路，限一星期内渡过黄河，进逼郑州。 　　在会议中，张学良下了极严厉的命令：严守军纪，不碍害民扰民。原来张学良虽未正式受过西方教育，但从青年会到京奉铁路，他的外国朋友很多，颇为向往西方文明；革命军出师以来，只为部下恪守军纪，到处受到百姓的欢迎与支持，以致所向无敌，对他是个极大的启示。再细想一想，冯玉祥的部队打不散，亦是由于纪律严明；此外孙传芳的部队，军纪比较好，战斗力就比较强。奉军的装备、训练、士气都是第一流的，就是军纪太坏，以致于杨宇霆在江苏，地方上一声号召，群起而攻，不须有什么行动，就垮下来了。因此，他这一回决心要洗刷“奉军纪律最坏”的名声。 　　因此，这一回奉军由于黄河铁桥已断，不得不用船只渡河时，破天荒地是用相当合理的价格，雇用民船，而非蛮不讲理的征用；同时亦停止了拉伕，出价雇用伕子来运输辎重，使得河南老乡，大感惊奇。 　　三路泰军，由于珍所指挥的中路开始，分别在邹作华的重炮部队支援之下，强行渡河，直扑郑州，还发动了飞机助攻。同时张作霖给了吴佩孚一封电报，指责他“敌来犯境，则退让不遑；友来假道，则屏绝不许”，措词很不客气。见此光景，吴佩孚黯然退出郑州，转往豫西巩县，暂时歇足。 　　哪知冯玉祥的部队，已由陕西出动，而潼关守将张治公则投降了奉军；但在洛阳的所谓“镇嵩军”刘镇华部，却又响应冯玉祥。双方部队一层夹一层，形势搞得非常复杂，如果吴佩孚未离豫西，奉军不能自郑州攻洛阳的镇嵩军，张治公便有为冯玉祥、刘镇华夹击之危。因此，张学良派人持专函去见吴佩孚，信中很客气地请“吴老伯移居郑州”，实际上是要他让路。吴佩孚置之不理，韩麟春等人便老实不客气要动武了；以关云长自许的吴佩孚，变成了兵败的“刘皇叔”，栖栖皇皇地遁往南阳。 　　其时国民革命军的发展，真所谓“顺天应人”，大军所到，无不欢迎，以致孙传芳一败于江西，再败于福建，三败于浙江，四败于安徽，五败于江苏，三月什三日国民革命军克复南京后，于四月十八日由国民党正式发表文告，国民政府决定奠都南京；军事方面继续北伐，肃清了黄河以南，而山西的阎锡山，亦已决定与国民革命军合作。在这样的情况下，奉军不能不放弃陇海退守河北。 　　北洋军阀，如今只剩下一个张作霖了。时移势转，他只有在两条路中挑一条走，不是退守关外，便是独挑大梁。张作霖挑了后面的一条路。 　　挑这一条路，是由于张宗昌的慷慨陈词。六月十六日下午，张作霖在顺承王府召集会议，商讨“最高问题”，亦就是否自封“海陆军大元帅”组织军政府？张宗昌站起来发表议论：“现在的敌人，跟以前不一样了，似前不管是哪一系，打来打去都是北洋自己人。吃了败仗的，过一阵子照样再起来：现在败给革命军，可真是把命都革掉了。与其坐着等死，不如痛痛快快大干一番，干不过人家，再回关外也不迟。老帅有了“大元帅”这个衔头，就算出关，也跟孙中山在广东一样，仍旧可以撑起一个场面来。” 　　张作霖连连点头，“最高问题”便这样决定了。当天张作霖发表通电，表示讨赤到底；但对反共者，暗示可以妥协。同一天由孙传芳、张宗昌领衔，会同奉军将领通电拥护张作霖。北洋政客梁大诏、曹汝霖等亦支持张作霖为北洋最高领袖。 　　两天以后，张作霖在西苑怀仁堂就任“陆海军大元帅”，当天发表两道命令，一道是“制定中华民国军政府组织今”；一道是特任潘复为国务总理，负责组阁。 　　其时冯玉祥、阎锡山已先后加入革命阵营。但冯玉祥与蒋介石，在意见上有严重的歧异；原来国民党内部正在闹“宁汉分裂”。 　　蒋介石与冯玉祥在徐州初次会晤，虽经李烈钧等人极力沟通，一而冯玉祥始终拒绝蒋介石的要求，即是不愿率军沿京汉铁路肃清武汉。最后闹到冯玉祥不辞而别，径回开封。 　　因此冯玉祥之加入国民革命军，对奉军并不构成新的威胁，但阎锡山加入国民革命军，便成了奉军的肘腋心腹之患。张作霖几次派代表劝阎锡山回头，不得要领之后，终于在十月初“明令讨伐”。 　　阎锡山亦知晋奉之战势不可免，在军事上早有部署，但晋军自民国以来，一贯采取守势，备多力分，加上力量原不及奉军，所以一经接触，首先在京汉路上，为张学良、韩麟春杀得“军资遍野，骸骨积山”；接着京绥路亦告失利。 　　但正当张学良在保定发出捷报时，晋军第四师师长傅作义，突袭涿州得手；北京与保定之间的交通，被拦腰切断，张学良急派三十军军长于芷山，率兵赶往琢州，一战成功，但得而复失；再度进入涿州的傅作义，就不好相与了。 　　傅作义的兵力，共计三个步兵团、一个炮兵团，以及工兵营、机枪营各一，连同涿州城内的百姓，共计军民八万之众。自古以来，守城以粮食为先，所以傅作义实施粮食管理，预计可以供应一个月。他构筑的防御工事，周密坚固。守一个月亦并不困难。 　　奉军由张学良指挥，五次猛攻，不能得手，乃采取长期围困的策略。战火殃及人民，最苦的还不是道路流离，而是困在孤城中挨饿。 　　一个月以后，粮食不继，改以杂粮充饥，士兵吃的是黑窝窝头，到了十二月初连杂粮都吃完了，只能吃酒糟。十二月十四日，也就是被围整整两个月的那天。琢州妇孺数百人环跪在司令部外面泣诉，说他们肚子已经空了三天，要求结束战争，以维残生。但傅作义不为所动。 　　到了一月，傅作义实在撑不下去，派人向奉军谈判停战条件，二月四日达成协议，共计五条：第一、即日起停战；第二、涿州人民在战事中的一切损失，由奉军清偿；第三、涿州守城军改称“国防军”，永不参加内战，一切军械粮响，由奉方补充发放；第四、“国防军”驻地为军粮城；第五、奉方付现大洋二十万，作为开拔费。 　　这二十万元的一部分，落入若干老名士的荷包中，一个是樊增祥，湖北恩施人，他的父亲叫樊燮，在湖南当提督。这个职位是“绿营”——八旗以外，汉人兵营，使用绿旗，所以称为绿营——中最高的，掌管一省兵马，正一品。其时湖南巡抚是洪秀全的小同乡骆秉章，重用幕友左宗棠，独断独行，跋扈非凡，外号“左都御史“；一次召见樊燮，谈论军务，话不投机，左宗棠举起手来，就摔了樊燮一个耳光；接着以“目不识丁”的考语，参劾樊燮，竟致革职。 　　樊燮以一品大员，受辱于仅仅举人的左宗棠，认为奇耻大辱，回到恩施老家，对他的独子樊增祥说：“你将来如果不中进士，就不是我的儿子。”同时延聘宿学老儒，教樊增祥读书；对西席的礼遇甚隆，感于东主的雅意及苦心，悉心教导；樊增祥亦能不负父志。光绪三年中进士、点翰林，但散馆以后，改官知县，以后一直当外官。辛亥革命时，以江宁藩司署理两江总督，入民国后，一直保持着遗老的身分。 　　樊增祥诗才甚美，且以诗篇丰富著称，与易顺鼎齐名，傅作义为了沽名，特意托人致送大洋五千，请樊增祥写一首诗来榆扬，樊增祥最擅长的是梅村体的长歌，代表作是咏赛金花的前后彩云曲，以傅作义守琢州的艰苦，本可大大铺叙一番，但他心轻武夫，只做了一首七绝：“新收琢州七千人，百日燕南集大勋，十六年来千古战，英雄我爱傅将军。” 　　对于这首赠诗，傅作义自然应该称谢，于是另一位名士夏寿田亦收到了五千元。此人字午诒，是王湘绮的门生，他的科名比樊增祥高，是光绪二十四年的榜眼，但没有做过什么官，而且命运多乖，先入端方幕府，而端方在四川遇难；入民国后，入袁世凯幕府，结果一场洪宪春梦。袁世凯一死，夏寿田也失意了。只以奔走于皖系军阀门下，靠周济度日。受了傅作义五千大洋，为他写了一封谢函，骄四俪六，文采可观；但流传得广的，还是樊增祥的那首诗。 　　其时，有一项重大挫折，便是南北枢纽的重镇徐州，为国民革命军第一路总指挥何应钦部下所攻克。 　　本来当安国军成立，张作霖就任总司令时，商定的战略，除由张学良、韩麟春入河南，接替吴佩孚反攻湖北以外，三名副总司令的任务是：阎锡山固守晋绥，以防冯玉祥；孙传芳坐镇南京；张宗昌的直鲁联军，沿津浦线南下，进出南京、上海，协助孙传芳，抵抗北伐的国民革命军。 　　张宗昌兵分三路，自己往安徽去解决当地的小军阀；褚玉璞往南京；毕庶澄往上海，他的衔头是直鲁联军第八军军长兼海军司令。 　　其时国民革命军已策定了肃清长江上下游的作战计划，首先攻取杭州，其次占领上海，然后会师南京。当毕庶澄于二月甘四日抵达上海时，杭州已在六天以前，为国民革命军前敌总指挥白崇禧、东路总指挥何应钦分别自浙东、闽北进兵，顺利克复。毕庶澄当前的主要任务，便是防守松江三十一号铁桥，准备阻拦自嘉兴方面前进的革命军，所以司令部设在上海北火车站；像吴佩孚一样，在数节车厢中办公。 　　但没有两三天，毕庶澄一跤跌进温柔乡，只在富春楼老六的香闺中盘桓——原来当时上海的情况极其混乱，共产党领导的总工会，到处发动罢工，甚至夺取警察局的枪械，准备武装暴动。加以直鲁联军与革命军有在上海大战之可能；租界当局为恐波及，都加强了戒备：英、法两国并派兵增援。上海工商界的有力人士，为求自保，必须多方疏通，以求免于战祸；而“三大亨”众望所归，尤其是杜月笙，正崭露头角，他与各方面都结有香火因缘，虽在阛闺而得“政通人和”之妙，所以自保之计，多向他求教。 　　当时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取得共识，国民革命军纪律最好，而且白崇禧、何应钦都有表示，希望上海不致糜烂；因此只要策动毕庶澄投向革命军，上海即可避免战火。至于总工会，以三大亨在上海的社会势力，自有收拾他们的办法，不足为忧。 　　将毕庶澄诱入脂粉阵，便是预定的计划；除了富春楼老六以外，北里四小金刚张素云、芳卿、云兰芳，轮番周旋，毕庶澄一掷万金，毫无吝啬，北站的司令部早已置诸脑后。北洋海军总司令杨树庄，想跟他见一面，竟不可得。不久，杨村庄归入革命阵营，受任为国民革命军的海军总司令，并派军舰三艘，驶往九江，归北伐军指挥。 　　在富春楼的香闺中，枕边腻语，她劝毕庶澄投降革命军，这一来便可留在上海不走，双宿双飞，直到天荒地老。”毕庶澄不免心动，正在谈判投降条件时，不道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师长薛岳所部，已攻占沪南龙华，随即开赴闸北；毕庶澄得报，狠一狠心，丢下富春楼老六，赶到北站，下令开车，经南京转往江北。他的第八军，为革命军包围缴械，一部分想冲入租界，为英、法军队以机枪扫射，死数百人之多；另有两千人缴械以后，为租界所收容，此外日本在上海的驻军，亦缴械收容了第八军的一团人。 　　国民革命军在南京方面，亦颇有进展，东路军由宜兴向常州、无锡方面直攻；江右军的湖南部队，则由袜陵直追江宁，在南京的孙传芳，一看势头不妙，通往扬州。接着蒋介石乘楚同军舰，由江西至采石矾江面督战，直鲁联军由浦口仓皇退却，革命军一面渡江追击；一面向南京进攻，终于在三月甘三日由中华门冲入，当晚光复全城。 　　直鲁联军这一回南下的任务，彻底失败，褚玉璞由浦口退保徐州；张宗昌久攻合肥不下，退回济南；毕庶澄自上海逃出后，不敢去见张宗昌，一直躲在青岛。 　　憋了一肚子闷气的张宗昌，认为最可恶的是毕庶澄，有两件事坏在他手里，第一、三月初，张宗昌、孙传芳在上海发行库券一千万元，以江海关二五附税作抵，令上海各银行、钱庄、商会摊认；那时上海是在毕庶澄控制之下，加一点压力，不难勒索；而结果是江苏各团体纷纷表示反对，而且要求免征各县军粮。 　　第二件是当南京危急时，张宗昌电令毕庶澄派兵支援，而毕庶澄置之不理。张宗昌认为，这一切都是毕庶澄私通革命军，准备叛变的证据，非杀他不可。 　　到了四月里，张宗昌打电话到徐州，将褚玉璞召至济南，开口说道：“俺有一件很要紧的事，你能给俺办一办吗？” 　　“只要督办有命令，我都能办。” 　　“好！”张宗昌说：“毕庶澄这个免崽子，在上海让富春楼迷昏了，误了俺的大事，也让咱们的团体，受害不浅。你想，三月初，上海全在他手里，俺跟孙馨远发一千万库券，有海关的税作抵；毕庶澄这个小子只要发个帖子，把上海有势力的人请了来吃饭，当场叫他们认数目，谁敢不认？不认就拿机关枪扫他个娘的。你想，有了一千万，咱们什么事不好办？” 　　褚玉璞觉得他说得太容易了，但无论如何硬逼软商，一千万没有，两三百万应该是有的。结果弄得一文不名，毕庶澄多少是有责任的。 　　“你看，”张宗昌拿一个卷夹，使劲往桌上一摔，“这都是那兔崽子跟蒋介石来往的电报。”他问：“你说，阵前通敌，该当何罪？” 　　“督办吩咐吧！” 　　“你把这免崽子毙了！” 　　褚王璞不免迟疑。原来他跟毕庶澄以前的交情很深，自关外五站时期开始，便是形影不离的，但自二次直奉战争以后，情形不同了，毕庶澄自以为任何条件皆比褚玉璞优越，但地位却不如褚玉璞；尤其是褚玉璞当上了直隶督军，毕庶澄心里最不舒服。此外跟褚玉璞在赔钱、玩女人这两件事上，也常有摩擦；但无论如何，要叫他下手去杀毕庶澄，实在强人所难。 　　但他一想到自己，感觉就不同了。他在想，张宗昌知道他跟毕庶澄交情不浅，有意出这么一个难题给他，极可能就是试试他的忠心；如果设词推托这个任务，可能毕庶澄未死，他先送命了。 　　转念到此，褚王璞将心一横，“督办交代，我一定办妥当。不过，督办得给我一道正式命令。”他解释理由：“我可以正式宣布他的罪状，让他死而无怨，别人也知道督办是整顿纪律。” 　　“说得不错。俺马上给你办。” 　　收到了书面的正式命令，褚玉璞略略作了一番部署，随即打电话到青岛，约毕庶澄第二天上午到济南，有要事面商。毕庶澄答应当晚由胶济铁路专车酉去，预计第二天一早可到济南。 　　褚玉璞特为亲自到车站去迎接，他在济南有个留守司令部；但接到毕庶澄后，同车到他的私宅。毕庶澄下车到客厅一看，知道事情坏了，因为枪兵环立，还有个军法官坐在写字台后面，仿佛等着记录口供似的。 　　“华舫，”褚玉璞说。“我是奉命办事。” 　　接着军法官便宣读张宗昌的命令，写得非常详细，毕庶澄迈敌的证据，都刊在上面。毕庶澄面如死灰，一言不发；等到军法官读完命令，褚玉璞的干儿子刘振邦，在毕庶澄脑后开了一枪。 　　这个自命周公瑾复出的毕庶澄，终于唱了一出“周瑜归天”。但虽死于非命，却有个红粉知己——富春楼老六特为赶到济南去为他收尸。 　　张宗昌连番失利，退守济南后，地方上的有力人士，主要的是张怀芝的弟弟，当过烟台镇守使的张怀斌，联络在河南失败的靳云鹗，以及一班士绅，劝告张宗昌组织山东省保安司令部，意思是要求张宗昌，脱离安国军政府，宣布独立，保境安民。张宗昌不肯背叛张作霖，事实上亦不敢与奉军为敌；恰好南京国民政府发表，以陈调元为山东省主席，张宗昌认为以他跟陈调元的交情，此举等于代他看管地方，只要整个局势有利于北方，山东随时可以回来，陈调元亦必拱手相让。因此，决定将直鲁联军撤到直隶，屯扎京奉线的滦东一带。 　　张宗昌虽仍是直鲁联军的统帅，但直隶在名义上是褚玉璞的地盘，所以他不无奇人篱下之感。有一回对褚玉璞说：“俺把山东赔光了，来到你们直隶，俺是在这里吃‘劳金’。”所谓“劳金”是山东商场的术语，作伙计的以劳力换取酬金之意。这虽是牢骚，但亦包含着对褚玉璞不满的意味在内；因而张、褚之间，逐渐形成矛盾。 　　民国十六年四月十八日，国民政府正式宣布奠都南京，两天以后，日本田中内阁成立。 　　田中义一出身于日本陆军最大派系的长州，原为陆军大将，退役后加入日本最大的政党政友会。当政友会总裁横田病殁后，公推田中继任；但政友会的实权，握在一个与军部有密切关系的野心分子森恪手中，在田中被选后，他公然表示：“此后阁下居党魁之名，我任党务之实。”田中同意了。 　　因此，田中组阁后，自兼外相，而以森恪担任外务省次官，掌握对华外交政策。田中内阁的使命有二：一是谋求金融恐慌的紧急对策；二是改变对华政策。日本的军阀，一直认为政府的对华政策太软弱，如要转变，当然是转往强硬方面。 　　于是，在一个多月以后，正当国民革命军，将直鲁联军撵回山东，安徽、河南方面着着进展之际，田中派出第十师团两千人，借口保侨侵入山东，接着田中自六月下旬至七月上旬，在东京外相官邸，召集驻华公使芳泽谦吉、沈阳总领事吉田茂，以及陆海军及参谋本部首脑举行了五次“东方会议”。 　　此会实际上由森恪一手主持，会中通过了他所提出的四点建议，作为“对华政策纲领”：第一、田中内阁为保护在华利益，不论在中国本部，或满蒙均应出兵；第二、东三省、内蒙古为日本国防安全线、各该地的治安秩序，日本必须确保；第三、东三省本地人的政权，如能保障日本的特殊利益，日本应予支持；第四、国民政府如变更东北政治组织，日本应不惜满蒙与中国分离，另行制造傀儡政权。 　　到了七月下旬，田中将此“对华政策纲领”，上奏于继位才只一年的昭和天皇。同时积极展开在中国争取特殊利益的活动。 　　十月间，田中派新任满铁总裁山本条太郎及张作霖的顾问町野武马到达北京，通过杨宇霆的关系，向张作霖提出包办“满蒙新五路”的要求。这五条铁路是：敦化至图门江的敦图路；长春至大连的长大路；吉林至五常的吉五路；延吉至海林的延海路；眺甫至索伦的洮索路。其中敦图路对于日本由长春经大连至大皈的航路，有节省三十五小时行程的重大军事、经济价值，更是志在必得。 　　由于杨宇霆的全力干旋，张作霖对于缔结“奉日政治经济同盟”，以及五路地价一千万日金先付五百万这两个条件，已有应允之意。但谈到订立文件却触了礁；张作霖识字不多，也会写自己的名字，但日本人如果要他签署什么文件，他会故意发怒，指责对方，明知他不认识字，故意要出他的丑。其实是避免有笔迹流落，成为把柄。这时杨宇霆就会出来转圆，说一句：“大帅说了算！”事实上是不是说了算呢？他对朋友与部下，确是如此；但对日本人就不一定了，如果只是他个人吃小亏，当然会守诺言；但如遇到丧权辱国的事，他就不承认了。话当然是说过的，但只是逼到无法时的缓兵之计；到要他履行承诺时，再由杨宇霆设法来搪塞。 　　不过山本条太郎，这回着急的倒不是怕张作霖不肯签约，因为他现在是军政府的领袖，将来可以由军政府与日本政府签订正式文书，张作霖是无法以不识字来推托的；他着急的是，森烙在他所主持的大连会议中，不知道田中另有计划，因而决定采取急进的手段。山本条太郎怕功败垂成，急急赶到东京，说知原委；森格承诺，暂缓行动，但日本军部并不知道这件事。 　　山本条太郎从十一月回到北京后，继续交涉到第二年，也就是民国十七年的二月间，条件大致就绪；地价五百万元，由奉天以兴筑吉会路最后一段，也就是敦图路为由，为满铁借款五百万元的方式来支付。 　　但其时中国的局势，正在酝酿大的变化，国民革命军的积极筹划北伐，张作霖亦金调兵遣将，分头防御。同时国民政府代理外交部长郭泰棋，正式发表声明，不承认向满铁借款一事。由于这两个原因，新五路签约之事，便搁了下来。 　　日本军阀，当然不愿见国民革命军顺利完成北伐，因而早有计划，便是在革命军北伐途中，拦腰截断，当革命军于四月间在津浦线发动猛攻，直鲁联军望风而溃时，驻济南的日本武官酒井隆，及领事藤井，以保侨为名，连电东京增兵，于是四月十九日，日本派出第六师团五千人，指挥官福田彦助奉到的命令，是驻扎青岛，是一种示威性质。哪知酒井隆蓄意要制造事端，拔弄福田移兵济南。而其时第二集团军孙良诚已抵达济南，直鲁联军业已撤退，革命军变成与日军形成对峙之势。 　　于是，包藏祸心的酒井隆，命日本特务机关，在中日对峙中间开枪，引起双方误会，以致发生冲突。中国的军队及官员备受屈辱，但蒋介石洞悉日本的阴谋，在阻挠北伐；所以在忍辱负重的原则下，采取了出敌不意的战略，绕过济南，直指北京，三个集团军，全面猛扑，张作霖的大势去矣。 　　日本知道奉张的政权，朝不保夕；趁火打劫的机会，稍纵即逝，因此满铁代表江藤丰三，于五月十二日赶到北京，逼签五路协定。交通部长也是杨宇霆心腹的常荫槐，故意避往天津；路政司长刘景山则临时辞职，为的是不愿意作日本人的工具，有意杯葛。但江藤丰三岂肯干休，拉了杨宇霆向“大元帅”坐逼。以不准奉军通过南满路相威胁，张作霖无奈，只好命航政司长赵镇兼次长，再兼代部务的名义，于五月十三日深夜到部，在“敦图”、“长大”两路包办合同上，盖用了交通部的大印。 　　但这份合同，颇有暇疵，第一，命赵镇兼代部务的生效日期是五月十五日；第二，签约日期的五月十三日是星期日，因而提出要求，更改为五月十五日。 　　但田中对张作霖的逼迫，还不止此；五月十七日那天，芳泽谦吉去看张作霖，提出忠告，也是警告，督促张作霖全师撤出关外，否则战败时，日军将在山海关一带，解除奉军的武装。 　　第二天，日本向中国南北政府，及欧美列强，发出一件“党书”，略谓如果动乱波及满蒙，日本即将在该地采取维持治安秩序之有效措施。接着，东京参谋本部，下令秘密动员，命驻屯满洲各地部队，以及由济南撤至大连的“外山旅团”，向奉天移动；并派劲旅在锦州、山海关、热河朝阳等地，担任奉军警戒。关东军司令部亦移入沈阳。所谓“担任奉军警戒”，实际上便是占领上述各重要地点。预定五月甘二日发布东京大本营的“奉敕命令”、当日午夜开始行动。 　　结果奉敕命令未到，主要原因是美国仗义执言，认为东三省的主权，属于中国政府，日本此举“未免大胆”。美国国务院要求日本在实际行动以前，须告知美国。因此日本外务省邀集陆海军有关部门会商对策，代表外务省的森俗及陆军都主张按照原定计划进行，但海军极力反对。最后取决于首相田中，他在别庄的游廊中，彻夜沉思，终于作了保留奉张地位的决定。关东军大感失望。 　　其时在奉军看，情势已经非常明显，一唯一的上策便是三十六计中的第一计，退保关外。但棘手的是直鲁联军，张宗昌已拉着队伍，退到滦河以东，白崇禧指挥的革命军，亦已追到，隔滦河而对峙，白崇禧要求张宗昌投降遭拒绝后，准备渡河追击，这样且战且走，就会把战火带到山海关外。因此张学良电请革命军暂勿渡河，由他负责来解除直鲁联军的武装。白崇禧同意了。 　　由于有张学良、杨宇霆负责善后，张作霖决定尽快退回关外。话虽如此，他走得还是很从容，电召在保定的张学良、杨宇霆、孙传芳，在大元帅府举行入关以后最后的一次军事会议，发出前线总退却的命令后，随即邀请北洋元老王士珍，商量临时维持北京治安的办法。 　　原来此时的局势，非常复杂，也非常微妙，张作霖虽有意退让，但日本军阀却正在想尽花招，阻止革命军进入北京，日本天津驻屯军司令新井，邀集各国驻军司令，举行联席会议，提议划天津周围二十里为“联军警备区”，不许华军侵入；但英美等国司令，都认为应以防守租界为限。及至得悉张作霖决定一总退却”时，又提议由各国联军分别把守北京各城门，不准任何军队进入；这完全是庚子年八国联军攻北京的办法，侵略的形迹，更为明显，自然越发不能为各国驻军司令所同意。 　　另一方面，革命军因应的措施，颇为谨慎，蒋介石与冯玉祥、阎锡山在徐州、石家庄等地会晤后，一致同意由日本军阀及政府并无任何重大冲突的阎锡山接收北京，以期减少日军的敌意。于是阎锡山释放以前扣留的奉军高级将领于珍，赋与他一项与张作霖接洽和平接收北京的办法，终于达成了协议。 　　当然在这一个龙蛇混杂的时期，总还有人打着乘机崛起的如意算盘，其中最热衷的两个人，都住在天津租界，一个是齐燮元，向革命军输诚，希望收编孙传芳及直鲁联军的残部，成立第五集团军；一个是段祺瑞，派安福系政客姚震，五度密访芳泽谦吉，希望在此政权将成真空之际，由日军保护他到北京组织临时政府。当然，这是妄想。 　　六月一日，张作霖在居仁堂以茶会招待外交使节团话别；接着又传见北京商会会长，表示他即将离开北京，政务交国务院代行，北京的秩序，请王士珍负责。各国使节及北京商会会长，提出同样的要求，希望张作霖派他的卫队鲍毓麟旅，暂驻北京，维持治安。使节团并且提出保证，鲍旅将来可以安全退出关外。张作霖也同意了。 　　日本自然不甘心他们的种种阴谋落空，因此芳泽谦吉奉令作最后的挣扎。原来自森烙主持的大连会议结束后，即由芳泽代表日本向张作霖提出一份“满蒙党书”，除了新五路问题以外，另外还提出四项要求：第一，所有东三省境内中国铁路与日本利益相抵触者，一律不许建筑；第二，日方有权开发东北矿产及建立大型铁厂；第三，由奉方委托日本银团代为整理奉票；第四，日侨在东北与本地人杂居。 　　张作霖对这项“觉书”自然不能接受，但亦不愿明显拒绝，以致引起严重冲突。因此，仍旧使出与杨宇霆合作惯了的“太极推手”，你推我，我推你，一味敷衍；在交涉过程中，消息外泄，以致东北各地展开了风起云涌的反日浪潮。张作霖一方面利用此种情势，作为拖延对日交涉的借口；一方面撤换了对日态度强硬的奉天省长莫德惠，代之以较为缓和的刘尚清来敷衍日本。 　　敷衍拖延到张作霖正式宣布自我解除政权，便到了图穷而匕首见的日子，所以劳泽在居仁堂的茶会以后，秘密拜访张作霖，劝他接受“满蒙觉书”中的条件，否则对他不利；但如接受，则日本可以保护他由大连返回沈阳。张作霖一口拒绝，态度非常坚定。不管芳泽如何以暗示方式作威胁，他仍是那句话：“我姓张的不会卖国，也不怕死。” 　　等芳泽黯然而去以后，张作霖立即召集亲信密商，大家都认为芳泽所说由大连回沈阳，是坐南满铁路的火车；这是否意味着京奉路会出问题呢？于是分别电询负责北京至山海关警戒责任的第五方面军团军团长张作相，及作为看守后方的第六方面军团军团长吴俊升，有何情况。 　　张作相及吴俊升相继电复，保证北京至山海关及山海关至沈阳的安全；张作霖决定仍循京奉路出关。虽然也有人建议，坐汽车取道古北口出关，但这条路坎坷险峻，不但颠簸之苦，难以忍受，而且在山路中有倾覆之虞，并不安全，因此，说过也就算了。 　　不过，为了防备万一起见，决定了两项行车的原则，第一，起程日期及时间保密；第二，行车途中，或快或慢，机动调度。专车是早就预备好的，一共两列，停在前门东站，都在升火待发的状态之下，六月二日傍晚，京奉路局接到电话通知，专车要出发了。七点多钟人到了，但不是张作霖，而是当家的“五夫人”。张作霖是在半夜一点钟，已是六月三日了，方始乘车离开顺承王府，十分钟后便已到达前门东站，张学良、杨宇霆、孙传芳等着在送行。一时十五分开车，专车共十八辆，同行人员有北洋政府“送终内阁”的总理潘复、莫德惠、刘哲、于国翰，以及日本顾问町野武马、嵯峨诚世。 　　清晨到达天津，潘复及町野武马下车，而上车的是杨宇霆的心腹，总管东北交通的常荫槐。当天下午车到山海关；在沈阳的吴俊升，特地赶来迎接，列车经过重组，张作霖的座车改在第四辆。 　　吴俊升虽是山东历城人，但在张作霖的一班“老弟兄”中，两人的感情特厚；郭松龄倒戈，兵迫沈阳时，吴俊升的黑龙江骑兵，星夜急驰，及时赶到，活捉了“郭鬼子”更是奇功一件。从张作霖进京以后，他们有半年多未见了；从订交以来，从未有这么长的日子的睽隔，所以一见了面，亲热异常，吴俊升一直在张作霖的车厢中，抽大烟、聊天，还来了一场牌九，在这欢然叙旧，浑不觉漫漫长夜的气氛中，他们怎么样也想不到，离鬼门关是越来越近了。 　　暗杀张作霖的阴谋，是军部的主张；甚至可说是关东军司令官村冈长太郎的主张，日本政府及田中义一，事前丝毫不知。 　　这个阴谋的策划及执行者，是第九师团司令部附员陆军步兵大住河本大作。最初是由村冈派驻哈尔滨的武官竹下义晴，赴北京执行，但河本大作认为北京耳目众多，暗杀的责任不易掩饰，因而建议改在张作霖回奉天途中实行，同时这件事也就归河本接手了。 　　首先是地点问题，初步选定在巨流河的铁桥上，但以中国的军警监视甚严，颇难下手；几经研究，终于找到一个相当理想的地点。 　　这个地点是沈阳以西的皇姑屯。京奉路东西向，南满路南北向，两路交会的十字路口，便在皇姑屯。南满路是架设吊桥，京奉路便在吊桥之下穿过。行动计划的第一步是派爆破专家的工兵队长菅野，花了六个小时，在吊桥下面装上两百磅黄色炸药的药包，通以电流，由那里的独立守备队东宫大尉下手。 　　侦察行车时刻，亦有专人，是两名武官建川美次与竹下义晴；此外在山海关、锦州、新民等地都派有密探，所以张作霖的专车，虽说时快时慢，行踪仿佛难以捉摸，事实上在河本是能够充分掌握的。 　　另一方面为了嫁祸起见，由河本所派的浪人安达理盛，找到一个失业军人刘戴明，此人是吉林督军孟思远的旧部，孟恩远在民国八年为张作霖所驱逐，刘戴明既然能为故主复仇，又有两万元日金的奖赏可得，所以在安达来找他时，一拍即合，先收定金一千元，余数事成以后补足。 　　于是刘戴明弄到三个吸毒的乞儿，在六月三日晚上，让他们过足了瘾，带到一家澡塘子洗澡换衣服，其中一个颇为机警，在澡塘子中溜走；另外两个于深夜带到吊桥附近，用刺刀刺杀，弃尸而去。 　　六月四日清晨五时二十三分，专车通过南满路吊桥，车头刚过，张作霖专用的那节车厢入桥上时，轰然一声，吊桥桥板，被炸塌落，压碎了三辆车厢的车顶。吴俊升当场身首异处，张作霖受重伤，刘哲、莫德惠及日本顾问嵯峨也受轻伤；常荫槐无事，因为他在皇姑屯之前一站就下车了。 　　皇姑屯离沈阳只有几里路，宪兵司令齐恩铭在总站等着迎接，听得爆炸声，知道出事了，立即率宪兵赶到；将受重伤的张作霖由汽车运进城，他只说了一句话：“千万别让小六子知道！”小六子是张学良的小名——张学良幼年，算命的说他会夭折；攘解之法是，将他送入寺庙当几天小和尚，然后接他出来，听到什么名字，就叫他什么名字，表示已是投胎为另一个人了。张作霖接他出来后，听得有人大喊：“小六子快回来吃饭。”因此，张学良的小名便叫“小六子”；当然，这个小名只有张作霖才能叫。 　　为什么张作霖临死以前的遗嘱，只有“千万别让小六子知道”这一句话？有人认为仅仅这一句话，张作霖在国史上便已不朽。因为他怕张学良骤闻凶信，急切父仇，下令对日本军队发动攻击，那就恰好给予日本少壮军人一个求之不得的机会；果然如此，则不但蒋介石在济南惨案中，忍痛忍辱以负重，务求打倒北洋军阀，接收北京政府的统一大业，势必功亏一篑；而且东三省亦马上就会变色。可以说，张作霖至死都是将国家的利益，置于个人的生死恩仇之上的。 　　因此，当张作霖在这天上午十点钟咽气以后，奉天省长提出秘不发丧的主张，五夫人不仅同意而且极力支持，所以对外发表的消息，除了说吴俊升当场被炸死之外，对张作霖只说他受伤，正在治疗之中。 　　当时日本在奉天的军政两方面的首脑，无不急于想知道张作霖的生死。沈阳总领事林久治郎，及张作霖的日本顾问土肥原贤二、松井七夫的太太，平日与五夫人常有往还，此时都借探问为名，来找听动静，；只见五夫人依旧打扮得花枝招展，谈笑自若；遥望上房，虽不能看到张作霖的影子，但鸦片烟的香味，阵阵飘来，足证“老帅”未死。 　　这一套秦始皇、明成祖暴崩在外，秘不发丧的办法，居然瞒过了日本人，两天以后土肥原对日本新闻记者发表了一篇“活见鬼”的谈话，说他这天下午四时半，亲自看到张作霖，伤势已有起色。 　　这天——张作霖去世的六月四日，阴历为四月十七，恰好是张学良的生日，他做梦也没有想到，母难之日，又逢父难。 　　第二天上午，他在中南海召集军事会议，会前杨宇霆向他说：“奉天只怕出事了。” 　　“什么事？” 　　“只怕老帅遇险。” 　　张学良不相信，若有这样的大事，何以北京丝毫不知？因而问说：“你这消息是哪里来的？” 　　“法国公使馆有这么一个消息。”杨宇霆随即又说：“我也不大相信。” 　　连传达消息的人，自己都不相信，那还谈什么？但午饭以后，正在继续开会时，里间张学良的专线电话响了：是五夫人从沈阳打来的。 　　一听电话，张学良神色大变，眼圈发红；放下电话，沉思了好一会，擦擦眼睛，出室回到会议桌上，向在座的将领宣告：老帅遇险，炸断一臂，性命无忧。 　　这时的张学良，面临着很棘手的三个问题：第一是，日本既然炸死了张作霖，当然也放不过张学良，生命遭受威胁；第二是张作霖的“老弟兄”愿一致支持张学良继承父业，但东北政权如何得以顺利转移，获得日本的承认，大觉踌躇；第三是直鲁联军一直希望就食关外，但东三省可说没有一个人欢迎这支毫无军纪可言的部队，而且也养不起他们，张学良必须先解决这个问题后，才能出关奔丧。 　　经过极缜密的筹划，张学良在六月十六日，化装成为车头上加煤的工人，搭乘撤兵的列车抵达沈阳；沿途都有日本兵上车检查，亏得是在车头上，才未被发现。 　　满面煤黑，一身垢腻的张学良，背着一个褡裢袋，从铁路员工的出口，踏出车站。一个人走到小西门，他的卫队亦陆续到达，这是预先约好的会合地点，那里停着一辆小汽车，张学良上车发动引擎，载着他的卫队回到“帅府”。 　　这时的张作霖的遗体，自然是早就入殓了，但张学良还得忍着眼泪，不能凭棺一恸。第一件大事，自然是召集高级将领的会议，由张作相领头发言，一致表示拥护，或者说是支持，接下来讨论发丧的步骤。 　　第一步是以张作霖的名义，写一张手谕，因伤不能视事，一切职务交由张学良代理。“老帅”会签他的姓名；但张学良已学得唯妙唯肖，仿冒以后，大家仔细观察，都说毫无破绽，日本人要看也不要紧。 　　第二步是调兵遣将，加以警戒。因为有确实情报，河本大作在六月三日，曾集合了一批日本军，在“南满附属地”待机而动；由于跟关东军参谋长齐藤恒未曾联络，为齐藤所解散。河本复又不断要求日本领事馆准其出兵维持南满附属地以外的秩序，未获要领；接着日本浪人在日侨住宅及商业区，一连四次自掷炸弹，希望制造事端，引起混乱，但以中国军警，沉着应付，阴谋失败，但仍不得不注意警戒。 　　第三天，也就是六月十九，方使发布张作霖伤重不治的消息，布设灵堂，正式发丧。张学良同时宣布就任奉天督办一，停止军事行动。吴俊升的黑龙江督办的遗职，则由万福麟接替。 　　其时，北京已由阎锡山的部队接收，阎锡山在保定就任京津卫戍总司令，表示权负责治安，政治听中央办理。六月十五日国民政府发表“对外宣言”，统一告成，对外关系另辟新纪元，十六日发表“对内宣言”，揭示“厉行法治，澄清吏治，肃清盗匪，莹免苛税，裁减兵额”五大要政。 　　但看来全国统一，其实还有缺陷，阎锡山派奉系将领于珍、邢士廉到沈阳，劝张学良服从中央政府，以政治方法解决东北危机。 　　东北危机甚多，眼前所需应付的，就是履行日本包办铁路的问题；张学良已下定决心，不理会这件事。 　　“什么包办铁路？我不知道。” 　　“是令尊代表中国，跟敝国签订的条约。”林久治郎问道：“阁下怎么说不知道？” 　　“喔，条约！”张学良答说：“所有重要文件都在先父遇险的那一刻，炸毁了。” 　　林久治郎没有想到，张学良有这样一个借口；当时气急败坏地说：“这整个交涉，都是杨总参议经办的，他完全知道。” 　　“喔，”张学良淡淡地答说：“他现在深州，跟白崇禧一起料理撤军的事，等他回来再说吧！” 　　一句话将林久治郎挡了回去。直到两个星期以后，方又见面——那天是张学良受东三省省议会联合会，一致推举为东三省保安总司令新职就任之日，林久治郎特地前来道贺。 　　“我们已看到了贵总司令南北息争言和的通电。不知道你跟南京政府有联络没有？” 　　“尚无联络。” 　　“听说阎锡山派了代表来，劝阁下接受南京政府的职位，是吗？” 　　“什么职位？”张学良又说：“你弄错了！于珍、邢士廉是回来归队。” 　　“南京政府具有共产主义色彩，地位亦尚未稳定，东北并没有与之联系的必要。而且，”林久治郎意味深长地说：“阁下亦宜在培养基础上下点工夫。” 　　国民党原来容共，而张作霖则视共产主义为洪水猛兽，封华俄道胜银行，搜查俄国使馆，逮捕中国共产党人。 　　蒋介石及一班国民党元老，原来便已对客共一举，不以为然；由于受张作霖的坚决反共态度，认为容共为南北统一的一大障碍，因而决定反共清党。张作霖这次愿意交出政权，就是认同清党以后的国民党的一种表示。张学良认为东北服从中央，至少在他个人无悖于老父的素志，只是此事尚待民意公决，不必与林久治郎争辩，妄言妄听，一笑而已。 　　倒是最后一句话，张学良颇有警惕，而且觉得林久治郎是善意的忠告。在内部，东北上下一致，全体拥护；但在外面，亦就是日本方面，军阀、政府甚至张家的顾问，对于谁应继承张作霖，有不同的意见，松井七夫看中杨宇霆；齐腾恒看中张作相；河本大作看中张景惠。主张维持张学良的，只有一个奉天特务机关长秦真次，不过日本政府大致的看法，眼前一动不如一静；张学良的地位，眼前还不致受到威胁，长此以往，就很难说了。 　　由于有这样的警觉，张学良深感如何在外交上解除来自日本的压力，应该是他今后需要格外着力的问题。 　　痛定思痛，张学良很想找出父难的真相。家人及亲信僚属，私下谈论，都怀疑杨宇霆、常荫槐及町野武马等少数人，事先已有所闻。町野武马事先曾有建议，专车最好在白昼行驶，而且自愿同行，但到了天津就下车了；与张作霖同岁的町野武马，虽有军籍，但跟日本陆军的关系不深，自从三任共九年任期满后，改充张作霖的私人顾问，每年从五夫人手中领取交际费三万元，到日本活动的对象，大致是财界、满铁及“玄洋社”——“黑龙会”的重要人物；在军界，常接触的只有一个影响力不大的上原勇作元帅。町野武马由于跟关东军的关系不深，不可能参预密谋，但却可能从其他方面得知消息，只不敢公然明言而已。 　　最可疑的是常荫槐，偏偏会在皇姑屯前面一站下车；可能连出事的地点，都已前知，但没有证据，无奈其何。 　　但真相终于渐渐揭露了。原来当六月四日出事以后，有个浴室老板，偶尔去看热闹；发现其中两具尸体，就是前一天深夜，由刘戴明带来的三个客人中的两个。像这种身分的人，常是日本宪兵的“线民”，他们向沈阳宪兵队密报。使得张作霖死于关东军之手的消息，因而流传于东京政要之间。 　　不久，东京的铁道大臣小川平吉，接到他的一个朋友工藤三郎的申诉，评他的亲戚安达隆盛，受河本大作之托，找到刘戴明为他“办事”，言明酬金两万日元，但只付了一千元的定金以外，事后对余款概不认帐，使得他很难对刘戴明交代。如果出了什么纠纷，安达隆盛表示不负责任。 　　小川便将这话转告了田中首相；未几元老西园寺公爵也知道了这件事，便将田中义一找了去说，倘或刘戴明为张学良所捕，供出实情，丑事暴露，与日本的颜面有关。好在南满路的经费很宽裕，赶紧给了人家吧！ 　　刘戴明终于收到了应得的血腥钱，而且在日本人的指使下，逃到大连去开“燕子窠”，其后不知所终；想来亦是被日本宪兵杀之灭口了。 　　由于林久治郎想阻止张学良在东北易帜，交涉无功，日本特派外交界耆宿林权助出马；此人在戊戌政变时期，当过驻华公使，新近奉派为日本驻法大使，以吊丧特使的名义，到达沈阳，跟张学良展开密谈。林权助倚者卖老，谈话一次比一次露骨，八月九日更提出威胁性的警告，说东三省如果率尔易帜，日本已有采取自由行动的最大决心。 　　“我是中国人，”张学良答复他说：“自然要以中国人的立场，作为看问题的出发点。我愿意跟国民政府妥协，无非是为了中国统一，实行分治合作的政治理想而已。日本的劝告，我愿意考虑，不过我可以奉告特使先生，这个问题的最后解决，以东三省民意为依归。”他停了一下又说：“就国际关系而言，想来日本是文明国家，不至于冒干涉他国内政的大不韪。再者，日本为什么屡次以强硬态度来威胁我，我实在不明白。” 　　“日本对这方面，已有决心；即使冒干涉内政之嫌，亦在所不惜。”林权助催促着说：“希望贵总司令从速下定决心。” 　　“不行！”张学良毫不屈服，“我的决心，以东三省民意为定；我决不会违反东三省的民意；也决不能不讲是非。” 　　此时陪同林权助来的一名日本少将，插嘴说道：“现在不是谈是非的时候。田中首相的决心，就是是非的标准。贵总司令如果不能依从田中首相的决心，东三省将有重大事故发生。” 　　这是相当明显的威胁，如果态度过于强硬，“济南惨案”将复见于沈阳；因此，张学良召集元老、心腹会议后，决定将易帜日期，延后三个月。第二天由刘哲当面通知林权助，这多少是个结果，林权助的任务不算完全失败，回到东京也可以交差了。 　　但是，张学良要易帜的决心，反因林权助此行而更炽烈，因为挂了青天白日满地红的国旗，则外交问题，日本应该到南京去交涉，他的肩头就减轻了；其次，更有一项肘腋心腹之患，亦只有易帜，才能消解。 　　原来国民政府内部，出现了宁汉分裂以来的第二次危机——蒋介石在北伐胜利后，立即进行裁兵，这是非常正确的政策，因为非如此不能节省天文数字的军饷支出，移作建设之用。但第二、三、四集团军，都认为这是“撤藩”，目的在削落他们的势力；其中第四集团军的态度，更为激烈。张学良接到密报，第四集团军首脑之一的白崇禧，与杨宇霆在滦州处理直鲁联军的善后问题时，相处极欢，每每闭门密谈；白崇禧与杨宇霆都有“小诸葛”的外号，加之还有以善谋著称的“孙联帅”——孙传芳参预；这三个人集合在一起，可不是“三个臭皮匠”，因此，颇为多方所瞩目。 　　直鲁联军的问题，已经解决，照道理来说，一切皆应归于正常，而滦河方面的情况，非常不正常。第一是滦河以东的昌黎、卢龙、迁安、抚宁、临榆等五县，原是河北省管辖的五县，杨宇霆所指挥的奉军，盘踞不去。第二是北平——北洋政府垮台后，国民政府明令恢复明初燕王时代的名称北平；所以京奉路，亦改称为平奉路，被截成两段，每周对开两次，至滦州互换车头。过了深州的平奉路，由常荫槐控制。第三，杨宇霆、常荫槐扣留了平绥、平汉、津浦各路局运送奉军的车皮五千四百个；车头亦有数百个，中央曾两次派交通部次长王征出关交涉，不得要领。 　　为此，张学良挨了不少骂，但杨宇霆跋扈嚣张，张学良无奈其何，据熟悉内幕人士分析，白崇禧与杨宇霆的合作，是相互利用。白崇禧的打算是，即为裁兵而召开的编遣会议，极可能破裂，那时滦东的奉军，即可利用扣留的车头、车皮，长驱南下，配合在渤海湾的舰队，则局处胶东的直鲁联军，亦将活跃。至于奉军干预编遣会议，所得的报告，当然是支持杨宇霆取代已由抽大烟进而打吗啡的张学良，而杨宇霆接管了东北，当然是全面倒向日本。 　　但如归顺了中央，首先对杨宇霆的野心，就是个有力的约束；因为这一来，他的野心如见诸行动，便成了人人得而诛之的乱臣贼子；同时，日本对杨字霆的支持，亦必因此而有所收敛。 　　经由信使往还，中央对张学良的要求，几乎完全接受，将热河亦划归东北，并先易帜；同时任命张学良为国民政府委员。至于东北的党务，亦不妨暂缓推进；总之一切的步骤，都力求慎重稳妥，不使日本有任何干预的借口。 　　延缓三月的期限已届，时机亦已成熟；张学良便在十二月甘九日上午七时，发出通令，奉天、吉林、黑龙江三省，同时悬挂青天白日满地红国旗。中华民国终于真正地统一了。 　　其时杨宇霆早已回到沈阳，张学良本想派他去当黑龙江省长，但杨宇霆仍旧愿意担任总参议，推荐他的心腹常荫槐出掌黑龙江，张学良如言照办。 　　杨亨霆的气焰更甚于以前；以前有“老帅”在，多少还有“一人之下”的模样，如今完全是“万人之上”了。张学良在他心目中，只是个刘阿斗；《三国志·诸葛亮传》说，刘先主临终以前，特召诸葛亮交代后事，说“若鄙子可辅，辅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外号“小诸葛”的杨宇霆，认为张学良这个“鄙子”，实在“不才”，已在作“自取”的打算。 　　因为如此，他对张学良渺视到了毫无顾忌的程度，称呼上加上个东北人所说的“小字眼”，司令长官变成“司令长官儿”。民国十八年一月七日，也就是阴历前一年的十一月二十七日，杨宇霆为他的父亲作七十岁生日，奉为首座的贵宾，不是“司令长官儿”，也不是特地从大连来拜生日的“孙联帅”，而是为东北将领所轻视的褚玉璞。 　　这便使得张学良越起戒心。在此以前，张学良已看出杨宇霆包藏祸心，患在不远，一次是他劝杨宇霆应该效力中央，疏远日本，杨宇霆答说：“你走你的中央路线，我走我的日本路线，两宝总有一宝押中，有什么不好？” 　　张学良便问：“如果是你的这一宝押中了呢？” 　　杨宇霆瞠目不知所对。 　　张学良有个洋顾阳门也是好朋友叫端纳，澳洲人，其实是英国的高级情报人员。英国的在华利益，一向是跟日本发生冲突的，所以端纳对走日本路线的杨宇霆，非常注意。有一回他问张学良：“你是不是向捷克订购了三万支步枪？” 　　张学良大为诧异，于是端纳出示由平奉路局公款付给捷克军火商的单据，才知道是常荫槐假借他的名义所订购的，于是找了杨宇霆来问。 　　“不错。”杨宇霆坦然承认，“这是给黑龙江山林警备队用的。” 　　“我怎么不知道？” 　　“小事嘛！” 　　张学良略想一想又问：“咱们的兵工厂，不是也能造步枪？” 　　“没有人家的好。” 　　杨宇霆脱口而答，完全没有想到对方的感想——好家伙！你不但要发展自己的武力，而且装备还要胜过我。 　　“听说叶开鑫、叶琪来了。”张学良又问：“他们来干什么？” 　　“叶开鑫代表唐生智；叶琪代表白崇禧。”杨宇霆洋洋得意地说：“专诚来给我们老爷子拜寿。” 　　“住在哪儿？” 　　“住我家。” 　　“我跟他们多少也算认识，怎么不来看我？” 　　“嘿！”杨宇霆大声答说：“人家也要看得见你才行啊！你白天黑夜颠倒着过，人家要来看你，你没有起来；等你有精神能见客了，人家可是要睡了。” 　　张学良默然，杨宇霆却还有话说；告诉张学良町野武马又从东京来了。张学良很轻视此人，因为他只是个黑龙会的外围分子，与日本政府跟军部的关系不深，没有什么用处而好说大话；在张作霖被刺以后，张学良送了他十万大洋，将他辞退了。 　　他这次从东京来的目的，张学良可以预想得到，是为了五路事件。果然，町野武马直言相告，希望张学良履行张作霖跟日本所签的“五路协定”。 　　“先父那时是代表中国政府签的协定，现在原件已经毁在皇姑屯；东北是地方政权，不管外交上的事，请你们找国民政府外交部去交涉。在我这里，别说履行什么协定，连谈都无从谈起。” 　　话风中点水泼不进去，町野武马默无一言地退出以后，立刻去找杨宇霆。到了半夜里，杨宇霆来了，脸色颇为严重。 　　“这件事，搪塞不下去了。原先没有挂青天白日旗，人家还有个指望，我也比较好敷衍，如今一挂了旗，人家非算帐不可。” 　　“算什么帐？”张学良冷笑，“他跟我算帐，我还跟他讨那笔血债呢！” 　　“话不是这么说，倒底是怎么出的事，也还不知道，而且也还没有证据。” 　　“五路协定，不也是没有证据吗？” 　　“不过，老帅确是许了他的。”杨宇霆紧接着说：“町野武马来找我，脾气是发极了，他说，他也不是非逼着咱们履行协定不可，不过他是原经手人，这件事得对满铁跟田中有个交代。他要我跟他发表一个联合声明，说明当时交涉经过。你说怎么办？” 　　“你不是跟老爷子唱双簧唱惯了的吗？仍旧想法子敷衍一下好了。” 　　“不行！此一时也，彼一时也。第一，那时候没有挂旗；第二，老帅总是满口答应，指定要我跟日本人接头，我才好想法子；如今打你这儿先就一口回绝了，咱们的双簧唱不起来。” 　　“那，”张学良感到事态严重了。“你说怎么办？” 　　“我当然不能跟他发表什么联合声明，由他一个人去发表好了。” 　　“发表了，咱们怎么办？” 　　“不理他。” 　　“那不等于默认了吗？” 　　杨宇霆不作声。显然的，杨宇霆已经跟町野武马商量好，用公布内幕的办法来要挟他，“地价一千万，收过五百万”之说，他不知道有这回事没有？但只要一公布，大家都会说：“怪不得！张作霖没有拿日本人的钱，为什么要签那个协定？”这一下，老父的一世英名，付之流水；而且也替国民政府外交部带来了极大的难题。 　　这样焦虑苦思到天快亮时，痛头发作，找了住在帅府的马医师来，注射了一针海洛因，顿觉精神一振，脑中灵光闪现，刹那间想到了一条釜底抽薪之计。 　　于是找了他的内卫人员来——张学良的卫队是一个骑兵连；特为选出一排人，昼夜轮班，随侍在旁，宛如帝皇的“宿卫”，称为“内卫人员”；卫队长名谭海，奉召前来，张学良问道：“还有谁在？” 　　“高纪毅、范凤台。” 　　“你把他们也找来。” 　　等三人到齐，张学良说道：“杨邻葛跟町野武马，打算公布当年老爷子跟他们谈判五路的经过，你们说这件事该怎么办？” 　　“他怎么能这么办？”谭海愤愤地说：“老帅在的时候，待他那么好，他居然敢毁老帅的名誉，太不应该了。” 　　“应该不应该是一回事，日本人要公布，又是一回事。咱们得想个法子拦住他不发表。” 　　沉默了好一会，高纪毅用低沉的声音说：“只有干掉。” 　　郭松龄的部下，大都认为郭松龄被捕后，“就地正法”是出于杨宇霆的主意，早欲得之而甘心；这就更加强了张学良的决心，当下秘密商定了计划，各自散去，张学良一觉睡到下午才起身，命值班的内卫张汝舟打电话找杨宇霆与常荫槐，由下午四点钟打到六点钟才找到杨宇霆。 　　“司令长官叫我给督办打电话，晚上来打牌。” 　　“还有谁？” 　　“没有外人，长官踉太太，还要请常省长。” 　　“常省长在我这儿。”杨宇霆停了下来，大概是跟常荫槐研究，张学良可能要跟他们谈新五路的问题，好一会才在电话中说：“一会儿我们俩一起去。” 　　到了七点钟，一辆踏脚板上站了四名卫士的大轿车，开到帅府；卫士被留在外面，杨宇霆与常荫槐进了仪门，那座半洋式的大楼，楼上是张学良夫妇所住，楼下是一间大客厅与两间起居室，东面一间，陈列着一具老虎的标本，大家都称之为“者虎厅”；西面一间是张学良的“签押房”。 　　将客人引人“老虎厅”后，方始通知张学良下楼会面；起先是寒暄，随后声音便低了，厅外的内卫不知道他们在谈什么？好久，只见张学良推门出来，大声喊道：“杀个台湾西瓜来吃！” 　　一语甫毕，不知道从哪里闪出来四个人：谭海、高纪毅、范凤台，还有一个叫刘多荣，手里都拿着枪，推开老虎厅的门，四枪并举，杨宇霆站在屋子中间，首当其冲，身子晃了几下，倒下地去；坐在沙发上的常荫槐可能是吓傻了，身子未动，便即呜呼。 　　这时宪兵司令陈兴亚已受命开始执行全城断绝交通的戒严任务。杨、常的尸体用灰色军毯包了起来，送到东花园暂置；血迹当然也打扫干净了，张学良便又打了一针海洛因，开始筹划善后。 　　“把朱处长、刘处长请来。” 　　张学良的幕僚，有武有文；武将闭祸，照例文官收场；这朱、刘二人，一个是军法处长朱光沐，一个是秘书处长刘鹤龄，奉召到达帅府途中，已经知道了这回事，彼此已经交换过意见，有了腹案，所以等张学良一问到“怎么办？”立刻便有了答案。 　　“他们犯了军法，审明枪决，要作一个判决书。”刘鹤龄说：“再要发一个司令长官领衔的通电。” 　　“我想，还要打个电报给何云竹，说明一切，让蒋介石有个了解。” 　　何云竹便是何成溶，湖北随县人，早年在武昌经心书院读书，光绪末年弃文就武，出身日本士官；他先是黄兴的主要助手，以后追随中山先生，亦深获蒋介石的信任。他在国民党内一直担任一项特殊而重要的秘密任务，负责运动各方军人，响应革命；北伐开始，他是蒋介石驻上海的总代表，现在正移驻北平，是蒋介石与张学良之间的联络人。 　　商量停当，由朱光沐、刘鹤龄分别动笔，通电中宣布杨、常罪状，先是总括一笔：“溯自民国十三年后，屡次战祸，均由彼二人怂恿播弄而成。”下面提到东北与国民政府“信使往来，南北协洽”，只有他们俩，“返回观望，阴事阻挠。” 　　阻挠的具体证据是：滦东五县，不肯交还河北，其一；平奉车辆，张学良已允交还，而杨、常作梗，以至关内外铁路，迄今不能畅通，其二；滦东撤兵，顺应世局，而杨、常坚持异议，其三；至于在东北，则杨、常“以兵工厂及交通事业，为个人私利渊薮，把持收入，不解省库，其动用款项有案可稽者，已达现洋二万万余元，既无长官批示，亦无部认核销”，而且任用私人，排斥异己，前奉天省长王永江之被逐；以及激起郭松龄之生变，都该由杨、常负责。 　　既然如此，何以不早作处置，而有此突发的制裁行为？这一点当然要解释，是由于“近更暗结党徒，图危国家，言念及此，曷胜隐痛”，这十六个字便将“五路协定”、皇姑屯炸车这两重公案都包含在里面了。接下来，省不得说几句门面话：“学良与同人等再三筹商，佥谓非去此二人，东北大局，非徒无建设之望，且将有变乱之萌。大义灭亲，何况交友？毒蛇螫手，壮夫断腕，学良等不敢违弃公谊，徒顾私情，当于十一日召集会议，并邀彼二人列席，当众按状审问，皆已俯首服罪，询谋金同，即时宣布罪状，按法执行。”最后还有几句意在言外的话：“国家自有定律，非同人等所能轻重”，这是说杨、常确是犯了死罪；“所冀海内明达，洞悉内情，共明真相”，暗示有日本人牵涉在内，只是不便明言而已。 　　通电列名的人，也就是召集会议、审判杨、常的人，除张学良以外，有东北边防军副司令长官张作相、万福麟；已改名为辽宁的奉天省政府主席翟文选；热河省政府主席汤玉麟，海军司令沈鸿烈，以及东北元老张景惠、刘尚清、刘哲、莫德惠等人。 　　判决书的主要内容，与通电大致相同；但增加了一段张学良在通电中不便说的话：“又接报告，该被告人等，又与共产党魁某某等勾结，预定本年三月间中央代表大会，南北同时发动，杨负奉军联络及兵器补充；常力收黑龙江省防军，扣留交通款项，利用失意军人。并曾给德法某机关汇去巨款。”暗示三中全会以后，编遣任务开始时，将会有大规模的反中央军事行动；利用张宗昌、襦玉璞打前锋。 　　其时已到破晓时分，张学良叫人打电话给杨宇霆的两名亲信，粮袜厂厂长葆康及被服厂厂长潘廷贵，即刻到“帅府”来议事。此两人都还在被窝中，为家人唤醒后，大惑不解，不知为什么挑在这个时刻会议？及至赶到“帅府”，才知道杨、常被杀，顿时面无人色，身子抖个不住。 　　“不与你们相干！”张学良安慰他们说：“他们两个人该死，别人没有错。我找你们来，第一，要你们俩给他们办后事；第二，你们告诉这两家人，我决不会跟他们家属为难。” 　　上午九点钟，住在大和旅馆的孙传芳，接到张学良亲自打来的电话，说有要事面谈，已经派汽车来接了，请他务必命驾，到得“帅府”门前，他就感到气氛有异，进进出出的人很多，但都是脸色阴沉，而且急步匆匆，视而不见的神情。孙传芳由副官带到签押房，只见张作相与翟文选都在，见了他只点一点头作为招呼，连口都未开。 　　“孙联帅到！”副官在另一间屋子的门口报告。 　　“请进来！”是张学良的声音。 　　孙传芳一听，随即起身入内，见面吓一跳：张学良的神气，非常难看；上身着睡衣，下身着马衤夸，正伸左臂，让医官替他注射海洛因。 　　“我放了大炮！” 　　“汉卿！”孙传芳讶然相问：“我不懂你的话。” 　　“我，”张学良的神情越显阴郁了，“把杨邻葛、常翰襄枪毙了。” 　　孙传芳大吃一惊，目瞪口呆地看着张学良，心里很难接受这样一个事实。 　　“我自信没有办错。如果办错了，我向东三省父老请罪。” 　　说到这里，郑谦进来了，张学良便从桌上拿起通电及判决书的稿子，交给了他；关照他润饰，然后与孙传芳一起到了签押房。 　　“这么办，”张作相面无表情地说：“未免过甚！” 　　“我如果办得不对，我给父老请罪！”张学良握拳连连击桌，“我自信没有办错，绝没有办错。” 　　“事已至此，”孙传芳用和事佬的口气说：“先不必研究办得错不错，得要商量善后的办法。” 　　“等大家来了，一起商量。” 　　所谓“大家”，便是东北的领袖人物，应张学良之约，陆续到了。由郑谦宣读了通电的稿子，也就等于提出了善后的办法；由大家承认，杨、常是经过他们讯问以后，“俯首服罪”，因而一致决定，“即时宣布罪状，按法执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