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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十一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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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谋生的日子 一 陈正言疲惫不堪地走出新华社大门。不是工作累，而是他对值夜班不大适应，只要倒班，他就会出现这种不良反应。这个星期轮到他值夜班。 熟人一眼就看出他通宵未眠。熬夜的人有一个特征：脸上无精打采，眼睛浑浊不清，步履高低不一。 他现在最大的愿望就是睡觉。 不远处就是他的出租房。 正要加快脚步，却发现前方有一伙鬼鬼祟祟的陌生人。便衣！他脑子里马上产生这个概念，是条件反射的作用。这一两年，他一直忙于奔命，去过广州、深圳，到过上海、浙江，东躲西藏始终摆脱不了都宁便衣的追捕。真是“天网恢恢，疏而不漏”，人到哪里，便衣便追到哪里，从未间断。尽管过着像逃犯一样的日子，但他从来没有自暴自弃，从来没有认为自己是歹徒，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对象。无论何时何地，他始终坚信自己是一个清白的好人，是一名合格的共产党员，是一名称职的党务工作者。 只是不敢回家乡。 不回去不是怕死，不是理亏，而是好汉不吃眼前亏。逃逸是暂时的回避，是权宜之计。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 睡意全无，陈正言全神贯注地密切注视着前方。还不能确定是便衣，但不能掉以轻心。人在特殊时期的心境无法像正常人那样平和，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 还是防着点。不怕一万，就怕万一。他转身，绕道而行。 “站住！” 真的狼来了！ 他不由自主地站住。这一次不是便衣，而是三名穿制服的警察。 “同志，请出示身份证。”一口纯正地道的北京腔，外加一个敬礼。 他松了一口气，心情放松许多。只要不是都宁的警察就好办。 “对不起，身份证没有带在身上。我是新华通讯社的编辑、记者，这是我的出入证。”陈正言奉上出入证。 出入证顶个屁用，警察要的是身份证。 谁有随身携带身份证的习惯？何况法律也没有这个要求。 “听你的口音是外地人。”瘦子警察试探性地问：“并且还是乡下人是不是？” 凭什么断定他是乡下人？凭判断力。警察都长有一双火眼金睛。城里人没有这种黄花菜的脸色，当然他们不知道他熬了夜；城里人走路没有这么慌张，当然他们不知道他在躲便衣。 乡下人的硬件他都具备，还有什么好说的。 他想回答不是，又怕暴露了身份。不过，相对北京这样的大城市来说，小城市的人也是乡下人。这样想就通了。乡下人就乡下人，他点头默认。 三名警察立刻把他围住。 难道警察怕乡下人？ 不是怕乡下人，而是怕他跑了。北京马上要开“两会”，所有“三无人员”都必须遣送回家。 “这东西不管用，你得出示北京市公安局发的暂住证。”胖子警察理由充分地说。 什么暂住证？他还是第一次听说。 情有可原，过去他是城里人。 难道新华通讯社的出入证还不能证明他有固定的职业和固定的生活场所，还抵不上公安局的暂住证？要知道新华通讯社是国内知名的通讯社。 “对不起，老弟，没有暂住证就得跟我们走一趟。”胖子警察说。 “到什么地方去？” “跟我们走就可以了。”瘦子警察说。 不肯去也得去。 陈正言说：“你们这是侵犯人权。我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首都还需要什么暂住证？我要告你们，要对你们的行为曝光。” 瘦子警察说：“那是你的权利，但你今天必须跟我们走一趟。” 他被塞进路边的一辆警车上。 到哪里？ 车上已经关着五六个人。旁边坐着的是一位憨厚的年轻人，对面有一位50来岁的老头在闭目养神。看到陈正言进来后，老头问：“小伙子，干什么的？” “新华通讯社的聘任记者、编辑。”这次说得完整。 “哟，记者怎么也被抓起来了，不会是卧底吧？” “他们说我没暂住证。”他回答。 “什么狗屁暂住证，不就是要捞钱吗？”老头直截了当地说。 交谈中得知，老头是陕西人，叫施继权，在“京苑大酒店”当大厨。年轻人叫叶国保，洛阳人，在一家企业当保安。 抓人不是儿戏，必须正儿八经地当一回事。到了派出所，胖子警察问情况，瘦子警察做笔录。 陈正言被带上来。 问：有什么证件？ 答：我有新华通讯社的出入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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