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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〇七


  为此,被裁的湘军,对马新贻大为不满。在他们的想法,“九载艰难下百城”,江宁的克复,洪杨的被灭,都是曾家和湘军的功劳,曾国藩当两江总督都“太细了”,既然朝廷要调他为疆臣之首的直隶总督,那么两江总督应该仍旧归湘军领袖接充,最有资格,也是最理想的人选,自是“九帅”。不得已而求其次,让李鸿章来当,也还说得过去,因为他跟湘军关系很深。谁知会落到一向在安徽做官的马新贻身上,这是从何说起?

  本来就心怀不平,加上马新贻的处置过于严峻,因此在江宁的湘军旧人,跟这位籍隶山东,身在教门的总督,感情搞得很坏,不断有人来向曾国藩诉苦。他除了劝慰以外,不愿再有什么表示,其实也是无法有什么表示,人已离开两江,再去过问两江的事,不但为情理所不容,而且也犯朝廷的大忌。这一来,五中忧烦,右眼失明,而且得了个晕眩的毛病,唯有在黑头里闭目静卧,人才觉得舒服些。

  于是,各方所荐的医生,纷至沓来,文祥荐了一名七世祖传的眼科,崇厚也荐了一名洋人来看。用药各异,但有个看法是相同的,曾国藩必须好好调养。因而在四月间,奏陈病状,请假一个月调理,期满又续假一个月。他的打算是,这样续假几次,便要奏请开缺,纵使不能无官一身轻,回湘乡安度余年,至少可以交出直隶总督的关防,回京去当大学士。位尊人闲,在昌明西学、作育人才上,好好下一番功夫,那才是自己的“相业”。

  【二八】

  谁知就在拜折续假的当儿,天津起了轩然大波,五月二十五日深夜递到一件廷寄,曾国藩起床听人念道:“崇厚奏:津郡民人与天主教起衅,现在没法弹压,请派大员来津查办一折,曾国藩病尚未痊,本日已再行赏假一月,惟此案关系紧要,曾国藩精神如可支持,着前赴天津与崇厚会商办理。匪徒迷拐人口挖眼剖心,实属罪无可逭。既据供称:牵连教堂之人,如查有实据,自应与洋人指证明确,将匪犯按律惩办,以除地方之害。至百姓聚众,将该领事殴死,并焚毁教堂,拆毁慈仁堂等处,此风亦不可长,着将为首滋事之人,查拿惩办,俾昭公允。地方官如有办理未协之处,亦应一并查明,毋稍回护。曾国藩务当体察情形,迅速持平办理,以顺舆情,而维大局。原折着抄给阅看。钦此!”

  念了崇厚的原折,恰好天津道周家勋亦专程来禀报此事,才知道事起于天津知县刘杰,抓住了两名拐子,同时天津的团练也抓住了两个,名叫武兰珍、安三。安三是个教民,而武兰珍虽非教民,口供中却说他的“迷药”是从天主堂一个司事王三那里领来的。也就在这时候,慈仁堂的孤儿,因为瘟疫死了好几个,掩埋得不够深,让野狗拖了出来,“胸腹皆烂,腑肠外露”。天津的百姓认为这就是洋人挖眼剖心的明证,所以天主堂外,聚集了许多人,其势汹汹,眼看有冲突发生。

  于是三口通商大臣崇厚,向法国驻天津的领事丰大业提出交涉,要勘查慈仁堂,提讯王三。慈仁堂里,固然看不出什么挖眼剖心的迹象,王三跟武兰珍对质的结果,亦证明了武兰珍只是胡说。但百姓不信,总以为崇厚袒护洋人,因而仍旧聚集在教堂附近,辱骂骚扰。天主堂跟三口通商大臣衙门相距不远,崇厚正要派官兵去弹压,法国领事丰大业兴师问罪来了。

  丰大业十分卤莽,挂两把手枪,一进客厅就破口大骂,接着不分青红皂白开一枪,吓得崇厚赶紧躲入签押房,丰大业就在客厅摔茶碗、拍桌子,咆哮不止。

  这时取名“水火会”的天津民团,已聚集了数千人,群情鼓噪,大骂教士、洋人,崇厚怕激出事故,重新又出来劝丰大业,有话好讲,不必如此。又告诉他,外面情势不妙,最好躲一躲,不要出去,否则怕有危险。

  通事把话传译了过去,丰大业怒气冲冲地答道:“我不怕中国百姓!”说完,带了他的秘书西蒙,掉头就走。

  崇厚不放心,派了马弁护送。衙门外面的百姓,都是怒目而视,已有一触即发之势,偏偏冤家路窄,遇着天津县知县刘杰,正从天主堂弹压回来,预备去见崇厚回话。丰大业一见,不问青红皂白,拔枪就放,这一枪没有打中刘杰,打伤了他的一名家人。

  “打!”不知道谁厉声一喊,于是人潮汹涌,淹没了丰大业和西蒙,等散开来时,只见地上躺着两具尸首。

  动乱不过刚刚开头,水火会鸣锣聚众,号召了上万的人,先到通商衙门东面的天主堂,杀了两名教士,放火烧房子,再往东面就是法国领事馆,杀了丰大业的另一名秘书汤玛生夫妇。最后出东门,打入慈仁堂,杀了十名“贞女”,把贞女教养的一百多孤儿放了出来,跟着又是一把火。

  于是崇厚和天津道、府、县,一面弹压,一面救火,但人多势众,无济于事,整个天津城象沸了的油锅,一直到天黑才慢慢静下来。事后调查,另外又杀了两个法国人,是在天津经商的一对夫妇,还有三个俄国人,被误认为法国人而遭了池鱼之殃。同样地,英国和美国的六座教堂,也因为老百姓分不清什么是基督教、天主教而被毁。至于教民死得更多,总在三十以上。

  曾国藩闭目静听,一言不发,他平日的修养,重在“不动心”,以为唯有如此才能保持湛然的神明,应付任何危疑震撼。但天津百姓闯了这么一场大祸,眼看咸丰十年,洋兵内犯的灾难,又有重演的可能,如何能不动心?所以口虽不言,神色已变,右眼下不断抽风,额上筋脉跃动,静卧多日,好了十分之七八的晕眩毛病,又已发作。可是,他硬撑着,只喊着他的第二个儿子说:“纪鸿,把灯移开些!”

  曾纪鸿赶紧将他面前的一盏洋灯挪开,同时劝他躺一躺,说有事明天再商量。

  “不要紧!”曾国藩慈爱地说,“我还得有几句话问。”他问周家勋:“法国水师的提督,就驻扎在大沽口,可曾上岸?是何态度?”

  “自然上岸了。”周家勋答道:“态度当然也很坏,不过不曾派兵上岸。”

  “别国的洋人呢,有何表示?各国领事,可曾有什么话?”

  “在天津的洋人,自然都害怕。听说,英国的李领事,要组团自保。”

  曾国藩不作声。好半天才说:“你回去告诉崇侍郎,我料理料理就到天津来。只要可以为国家免祸,一己荣辱,非所敢计。现在只有我跟他是局中人,祸福相共,我一定替他分谤,请他立定宗旨,沉着应付。”

  周家勋明白,言外之意,还是要委曲求全,不过曾国藩愿意分谤,崇厚是不是愿意受谤,却成疑问。当然,这只是他心里的想法,不便说也不必说,只把曾国藩的话,转达到就是了。

  等周家勋辞出督署,直隶按察使钱鼎铭已经得信赶到。此人籍隶江苏太仓,是个举人,咸丰年间办团练有名,李鸿章“用沪多吴”,就出于他的创议和奔走,处事干练明快,极得曾国藩的信任。这时,就不为他掌理刑名的职司,以私人的情分,也该为曾国藩分忧分劳、所以等不到第二天一早,就先要来报到,一则示关切,二则备顾问。

  曾国藩幕府中,也有洋务长才,一个是黎庶昌,字莼斋,贵州遵义人,再一个就是薜福成。当钱鼎铭来谒见曾国藩时,他们正在各陈所见,未有结论,等钱鼎铭一到,便得从头谈起。

  看完廷寄,钱鼎铭指着崇厚的折,愤愤说道:“崇地山一味媚洋,激出民变,明明是中外交涉事件,他请旨由直督查办,说是‘以靖地方’,轻描淡写地把责任往地方上一推,不太岂有此理吗?”

  “调甫!”曾国藩反倒劝他,“现在不是论追责任的时候,更不是生气的时候。刚才我跟莼斋和叔耘在谈,缉凶赔银,自然是免不了的,我跟崇地山要挨骂,也是免不了的。只是祸虽闯得这么大,恐怕民愤依然未平,要应付内外两方面,事情着实棘手,你看该怎么办?”

  “这件案子,是通商二十年来所未有。能够做到缉凶赔银,便算了结,已是上上大吉。至于内外之间,如何能够面面都有交代,要看案情而定,如果其曲在我,则办得严些,百姓亦无话说。倘或错在洋人,那个交涉自然就好办了。”

  “然则曲直是非,如何区别?”

  “在武兰珍口供的虚实。”钱鼎铭答道:“武兰珍究竟是否王三所指使,王三是否教堂所雇用,挖眼剖心之说,是谣传还是确有其事?照此层层严讯,悉心推求,则真相大白,曲直自明。”

  “一语破的!”曾国藩不断颔首,“我到天津查办,就从这个关键上着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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