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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〇八


  “中堂,”黎庶昌比较了解洋人办事的规则,“这一案交涉的重心,还是在京里,象这样的大案,朝廷原该指示宗旨,是委曲求全,还是据理力争?这在查办的时候,出入关系甚大,廷寄只说‘体察情形,持平办理’,又要‘顺舆情’,又要‘维大局’,都是些活络门闩的话。且不说将来责任都落在中堂双肩,眼前没有一个定见,案子即无归趋。”

  “我亦有这样的看法。”薛福成接口也说,“设或中堂在天津持平办理,而总署对法使罗叔亚一味迁就,彼此分歧,这个交涉一定办不好。如今恭王在假,文尚书丁忧回旗穿孝,百日明满,又请病假两个月,人在奉天。总署中,听说是“董太师”一把抓,而军机变成宝中堂为首,所以才有这样不负责任的上谕。中堂顶石臼做戏,吃力不讨好,固无论矣,不过这出戏总要做得下来才好!”

  于是黎庶昌和钱鼎铭也劝曾国藩,说他病体未痊,尚在假中,廷寄中也有“精神如可支持”的话,可见并不勉强,既然如此,大可撒手不管。即使要管,只管地方,不管对外交涉。钱鼎铭自告奋勇,愿意到天津去揭开“迷拐幼孩”的底蕴。至于这一案涉外的教案,或者奏请另简大员办理,或者请旨责成崇厚,自己设法了结。这才是于公于私,两有裨益的事。

  曾国藩与僚友谈文论事,总是要让人尽量发挥意见,到了言无不尽之后,他才肯说话,所以那三人在苦口婆心劝他明哲保身时,他只是手捋花白胡须,闭目静听,到声音静了下来,他才张目开口。

  “诸公爱我太切,未免言不由衷。如果我能撒手不管,于私,自有裨益,于公,则未必尽然。要教崇地山自己去了结此事,更是缘木求鱼,他如能善了,也就不致于激出这一场变故来了。”

  三个人听他这一说,虽感失望,并不觉得意外,如果他能袖手,也就不成其为曾国藩了!因而面面相觑,不知还能有什么话说?

  于是,侍立在曾国藩身边的老二纪鸿说话了:“三位老世叔,剖析利害得失,已经十分明白,如果总署的意见跟爹相左,则治丝愈棼,倒不如不管的好!”

  “我已经答应周家勋,不日到津,何能不管?”曾国藩答道,“至于总署的意见,可以想象得之,无非息事宁人而已。我当然也要申明交涉的宗旨,奏请朝廷准许,或者告诉总署,那就表里一致了。”

  “然则请教中堂,”钱鼎铭问道:“中堂心里是怎么个宗旨?”

  “我总立意不跟他开衅。”

  “法国人要开衅呢?”

  问到这话,曾国藩不断点头,慢吞吞地答道:“一个字:挺!”

  “中堂的挺经有十八条,”钱鼎铭带些调侃的语气说:“这一次不知道要用那一条?”

  虽有些玩笑的意味,其实是极严重的事。曾国藩遇到疑难之际,一身硬挺是出了名的,现在要如何挺法?首先曾纪鸿就关心万分,因而与黎庶昌和薛福成,口虽不言,却都直着眼看他,是作何话说?

  “这一条么?”曾国藩的声音显得很苍凉,“是顶顶管用的一条。我此刻不说,将来你们就知道了。”

  别人开衅,会在兵船上用“后膛螺丝开花”炮,朝岸上轰,这一身硬挺是怎么个挺法?还说“顶顶管用”,实在有些莫测高深!因而他的幕友和儿子,你一言、我一语,旁敲侧击地一定要逼他说。

  “那我就说了吧!”曾国藩终于慢条斯理地答道,“这一条叫做:我死则国生。又叫:置之死地而后生。这件案子,曲直是非,现在还不甚分明,但法国人死了好几个,教堂烧了好几座,他没道理也变做有道理了。缉凶、赔银、赔不是,能依的我件件都依。如是还要开衅,就只好我来挺,法国人要开炮,我就站在他炮口对准的地方。我想法国人也是讲道理的、难道真的开炮打死我?果真如此,各国一定不直法国所为,得道多助,我们的交涉也就好办了!”

  曾国藩的神态和心情,都跟从容就义的志士一样。但六十老翁,衰病侵寻,说出这样的话来,做儿子的第一个就忍不住,眼圈一红,赶紧悄悄背过身去,拭去眼角的泪水。

  他的僚友们则更有深一层的想法,勋业彪炳,封侯拜相的朝廷柱石,如今为了洋人霸道,委屈求全到情愿挨打不还手,不惜一身相殉,务求达成和议,想想也真可悲!上上下下如果再不奋发自强,替国家争口气,那就太对不起曾国藩的苦心了。

  “那么请示中堂,”钱鼎铭不再劝曾国藩卸责,问他起程的日期:“那天动身,应该作何准备?不知道中堂定了主意没有?”

  “那倒不必太急,谋定后动,庶乎无悔。我还要料理料理,总在月初才能动身。调甫,”曾国藩又说:“你看看候补道当中,可有脑筋清楚,言词便给的人,挑这么两员,用我的名义发札子,委他们到天津,会同府道,先办理缉凶事宜。”

  “是!”钱鼎铭看着黎庶昌和薛福成问:“还有奏稿,由我这里办,还是署里办?”

  “我这里办。”曾国藩接口回答,“今天也晚了,明天再说。我想,明天总还有上谕,把朝廷的意向弄清楚了再动手,也还不迟。”

  果然,第二天又奉到上谕,崇厚自请治罪,并建议将地方官分别严议革职,而朝命先将崇厚和天津道、府、县周家勋、张光藻、刘杰等人,“先行交部,分别议处。”等曾国藩到了天津,“确切查明,严参具奏。”

  督署之幕僚们,对这道上谕都觉得很满意,认为朝廷不允崇厚所请,将天津地方官革职,而必留待曾国藩查明了“严参”,是倚重授权的表示。照这样看,曾国藩将来可以放手办事,不必忧虑掣肘。

  曾国籍的看法也相同,但觉得朝廷的委任既专,自己的责任愈重。于是亲自口授,写呈第一通复奏,除了指出挖眼剖心一说的真假,为本案关键所在,决定由此着手,“悉心研鞫,力求平允”以外,又说:“谕旨饬臣前往,仍询臣病。臣之目疾,系根本之病,将来必须开缺调理,不敢以病躯久居要职,至眩晕新得之病,现已十愈其八,臣不敢推诿,稍可支持,即当前往。”

  这个奏折到京,宝鋆才算放心,他一直在担心他这位老同年,怕他病体难支,力不从心,不肯出任艰巨。但是曾国藩到了天津,只能保得当地可以无事,法国的“兵头”在他安抚之下,不致操切鲁莽,另生枝节,而整个交涉,还得总署跟法国公使罗叔亚来办。

  这个交涉是移樽就教的时候多。罗叔亚的脾气很暴躁,平常遇到各省发生教案,总是其势汹汹,有一番很严厉的指责,这一次反倒不大着急,每次都说,案情重大,一定要等他国内的指示,目前不敢干预。这显得事有不测,宝鋆深为担心。请罗叔亚请不动,把他的翻译官德威利亚请到总署,奉为上宾,向他探询法国方面的态度。德威利亚倒不摆架子,把罗叔亚的看法都告诉了宝鋆。

  罗叔亚认为这一案非同小可,最严重的是撕毁法国的国旗,其次是杀了丰大业和他的秘书,再次是杀了他的侨民多人,最后才是焚毁教堂。所以他不敢作主,一面向法皇请示,一面要看中国如何办理?

  “那么,”宝鋆问道,“请问贵翻译官,敝国应该如何办理,贵国始可满意?”

  “不能答复。”德威利亚很快地说,接着便起身要走,怎么样也留他不住。

  宝鋆和董恂、沈桂芬面面相觑,都在心里把德威利亚的话想了又想,总觉得凶多吉少,看来不免要动武。

  “曾涤生说,抱定宗旨,不跟他开衅,我看难免开仗。”宝鋆说道,“经不经得起打,且不说,光是军费就不得了。‘西饷’还是胡光墉替左季高借的洋债,现在就算有什么税课作担保,跟洋人开仗,就借不到洋债。马上大婚还要多少银子来花。真正是,唉!”他顿足长叹,“把人急得想上吊!”

  “佩翁!”沈桂芬倒还沉着,“急事幸可缓办,罗使不是说要向他国内请示吗?一来一往,最快也得个把月的工夫,尽有从容应付的余地。”

  想想不错,宝鋆不再那么想上吊了,“走!走!”他把大帽子抓在手里,“上翔凤胡同去。”

  到了大翔凤胡同鉴园,恭王在病榻前接见。商量了好半天,还只有用“以夷制夷”的老套,不过这个“制”不是制服,是节制,想劝出各国公使来约束法国,不叫他动武。当然,这有一套说法,主要的是发挥这么一层意思:倘或决裂,必于各国通商,大有关碍。换句话说,要想跟中国做生意,就不能让法国跟中国打仗。

  于是“董太师”尽敛威风,低声下气地向各国公使去游说,经过两天的奔走,总算有了结果。宝鋆在每日养心殿照例晋见时,面奏请召见董恂,听取交涉经过。

  “各国使臣的意思都差不多,他们也晓得如果法国开仗,对各国商情都有关碍。不过中国倘无妥善办法,似乎要居间调停,也很难措词。罗叔亚的性情很暴躁,法国的那个水师提督,脾气更坏,万一失和,各国亦难阻止。所以说来说去,还是要中国先尽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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