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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一一


  转念到此,曾国藩眩晕的毛病又发作了,只觉得天旋地转,头重脚轻,赶紧扶着桌子,摸索到床上躺下。

  于是多少年来的感触,又梗塞在他心头了,一切不如人,说什么都是空话,唯有忍辱负重,奋发图强。接着便想起洪杨平定以来的诸般新政,沈葆桢所经理的福建船政,规模庞大的上海制造局,京师的同文馆等等,总算是可以安慰的一些成就。

  就因为有这些成就,曾国藩越觉得非和不可,此时忍辱,将来才有报仇雪耻的机会,否则刚创下的一点基础,浪掷在战火之中,不知何年何月,才得重起炉灶?于此可知,自己立意不与法国开衅的宗旨,真正是万不可移。如今只要挺得下来,任何牺牲,在所不惜。

  因此,当第二天崇厚又来谈天津道、府、县一概撤任,听候查办这件事,他居然同意了。决定委记名臬司丁寿昌署理天津道,府、县两缺,由崇厚保举一个姓马、一个姓萧的署理,据说这两个人对天津地方,极其熟悉,办理缉凶,非此两人不可,曾国藩也同意了。

  他和崇厚会衔的奏折尚未到京,总理衙门已经接到法国公使提出强硬照会,以及罗叔亚在天津与他们的水师提督频频会商的消息,看样子战端随时可起。宝鋆急得食不下咽,只怨自己运气不好,偏偏恭王和文祥都在病假的当儿,出现了这么棘手的局势,而且军机上三个人还不能协力同心。李鸿藻力主“民心不可失”之说,他后面有醇王和清议的支持,发言颇有力量。看来抚局难成,战火要起,这副千斤重担,怎么挑得下来?

  “我也知道,这副担子你挑不下来。”慈禧太后听得宝鋆的陈奏,断然作了处置:“现在只有一面催文祥赶快销假,一面让恭王进宫来看折子,国家到了这个地步,他不能不力疾从公。”

  以私人的交谊,宝鋆不忍把这副重担放在病骨支离的恭王肩上,但情势所迫,无可奈何,只得遵旨传谕。

  “闹教案不想闹成这个样子!”慈禧太后神色抑郁地说:“这一阵子,我们姊妹愁得都睡不着觉,打是不能打,民心也要紧,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总得有人切切实实出个主意才好。不知道各省是什么个意思?”

  “丁日昌给奴才来信说,总宜保全和局为是。”

  宝鋆的话一完,李鸿藻接口便说:“丁宝桢也给臣来信,其中有两句话,臣请上达圣听。”接着,他用极清朗的读书的调子念道:“倘或其曲在彼,衅非我开,则用兵亦意中之事。”

  这江苏、山东的两丁,是巡抚中顶尖儿的人物,宝鋆和李鸿藻针锋相对,各引以为重,于是第三者的沈桂芬说话了。

  “现在就是先要辨个是非曲直。曾国藩的头一个折子,已经说得很明白。以臣愚见,局中人见闻较切,这一案既已责成曾国藩查办,不能不多听听他的意见。”

  这番话看来平淡无奇,其实是放了李鸿藻一枝冷箭。李鸿藻也跟倭仁一样,虽受命在总理衙门行走,却从未视过事,“局中人见闻较切”就是指他身在局外,不足与言洋务。总理衙门的大臣都跟李鸿藻格格不入,只是沈桂芬秉性以阴柔出名,不似董恂那样近乎粗鄙,所以他跟李鸿藻的暗斗,不为人所注意。

  三个军机大臣,宝鋆、沈桂芬站在一边,自然占了上风。同时李鸿藻也不是不了解局势的人,他并不主战,只是觉得有责任为“义民”说话而已,话说过了,责任就尽过了,所以明知沈桂芬话中有刺,隐忍不言。

  只要不抬杠,两宫太后都乐意他们多说话,于是慈禧太后便又问起朝中和民间对此事的看法,大致慷慨激昂的居多,敢替洋人说话的甚少。这对两宫太后来说,多少是一种安慰。

  但等曾国藩和崇厚会衔的奏折一到京,这份安慰便变成极沉重的负担了。奏折中为洋人雪冤,指出“教民挖眼剖心,戕害生民之说,多属虚诬”,列陈所以“致疑”的原因五点,奏请“布告天下,咸使闻知,一以雪洋人之冤,一以解士民之惑”,这已经是要从长计议的事,又要将天津道、府、县三员撤任查办,以及派兵弹压,并俟“民气稍定,即行缉凶”,那就决不能轻许了。

  不许怎么样?宝鋆和董恂不知说过多少遍了,不依洋人,就会开仗。是和是战,两宫太后无法作任何决定,慈禧太后还觉得这事也不能只听少数人的意见,于是召见病起第一天进宫看折的恭王和军机大臣,面谕召集御前会议。

  ※ ※ ※

  养心殿地方太小,太后又不能出临外朝,决定在乾清宫西暖阁集会。奉召的一共十九个人,区分为四个部分,第一是亲贵,惇王和孚王。第二是重臣,官文、瑞常、朱凤标、倭仁四相,以及恭王为首的军机四大臣。第三是近臣,御前大臣醇王、景寿、伯彦讷谟诂,弘德殿行走的将相,翁同龢、桂清、广寿。第四是掌管洋务的总理大臣,董恂、毛昶熙。除了孚王以外,其余十八个人都在近午时分到了乾清宫,由惇王带班,进殿行礼。军机大臣和总理大臣跪在东边,其余的跪在西边。

  乾清宫是天子的正寝,在康熙以前,皇帝临轩听政,岁时受贺赐宴,以及日常召见臣工,都在这里,是内廷中规制最宏伟的一座宫殿,广九楹、深五楹,象征“九五之尊”。中间三楹设宝座,楣间有块顺治御笔的匾:“正大光明”。自从康熙末年闹出“夺嫡”纠纷以后,从雍正开始,废除了立储的制度,皇位的继承,由皇帝御笔书名,锦盒密封,这个锦盒就藏在“宫中最高之处”的“正大光明”匾额后面。

  左面三楹为东暖阁,原名“抑斋”,自从高宗因为得了绝世奇珍王羲之父子的三通帖,珍藏在此,所以又题名为“三希堂”,右面三楹就是西暖阁,题名“温室”,高悬高宗御制的一篇“乾清宫铭”。其时正当全盛,高宗又享大年,所以铭中最后一段是这样六句话:“五福敷锡,万国咸宁,敢恃崇居,惴惴矜矜,益慎体乾,惟皇永清。”现在,两宫太后及十五岁的皇帝,就是坐在这篇铭文之下,为了“一国不宁”,召见“惴惴矜”的亲贵重臣。

  分班行了礼,所有的太监都奉命退出殿外,这时慈禧太后才用低沉的声音说道:“天津的教案,没有想到闹得这么厉害!现在法国人蛮得很。曾国藩的折子,想来你们都在军机处看过了,要办地方官,要拿杀洋人的百姓,这件事该怎么办?我们姊妹俩想不出主意,所以找大家来商量,有话,你们尽管说!”

  这样的场合,第一个说话的应该是惇王,他是早就预备好了的,片刻沉默以后,开始发言:“曾国藩不是不讲理,不体恤下属的人,他这个折子,也是大不得已。不过民为邦本,民心一失则天下解体。所以这件事要慎重。”

  这几句话说了等于没有说。在他肩下的醇王就不同了,一开口就显得很激动,“民心宜顺!”他大声说道,“天津的地方官也没有罪,张光藻跟刘杰,平时的官声很不错,他们当然不能偏袒教民,讨洋人的好。事情闹开来,全怪那个丰大业太野蛮,拿枪就打,这还成话吗?如果说中国的使臣,在他们法国也是这样子蛮不讲理,枪击职官,不也一样要犯众怒吗?至于陈国瑞路过天津,说了几句嘉许义民的话,正见得他忠勇性成。在法国看,他们有罪,在中国看,何罪之有?他们的罪,是总理衙门给安上的,咱们自己还在查办,总理衙门倒先替天津的义民认了罪的。给法国公使的照会,说什么天津的‘举事者’,等于我‘大清仇人’,这种措词太失体了!还有人说,天津的百姓,无缘无故杀法国人,不过借此抢劫掳掠。诬责义民,于心何安?”

  那段话是宝鋆说的,他不能不申辩:“启奏两位太后跟皇上,七爷的责备,奴才不能受!烧教堂的时候,有人大抢特抢,是有案可稽的。”

  “趁火打劫,总是有的。”慈禧太后为他们排解,“这一层,现在不必再提了。”

  “臣有申辩。”董恂接口高喊。

  “好!你说吧!”慈禧太后告诫:“就事论事,别闹意气。”

  “是!”董恂用含冤负屈的声音答道:“臣等奉旨与洋人交涉,事事以宗社为重。洋人脾气多很坏,臣等受气也不是受了一天,局外人不谅,嬉笑怒骂的也很多,臣等总想着受辱负重四个字,能够为朝廷‘求全’,自己‘委屈’一点儿,算不了什么。这一次教案,原是相激而成,如果地方官实心为国,知道现在还不是可以跟洋人开衅的时候,平日多加化导,就不致于教民相仇。老百姓也应该体谅国家,平长毛、灭捻匪,现在陕甘还在用兵,国力凋敝。明明惹不起洋人而偏要惹他,惹出这样一个局面,不就等于跟大清为仇?”

  董恂一口气说下来,上了年纪,不免气喘,所以得停一停,而醇王不容他往下再说,接口便驳:“说百姓与朝廷为仇,是断断不会有的事!这话在自己都不能说,何况说给洋人,形诸文字?试问,洋人误信百姓与我大清为仇,不更以为朝廷孤立无援,越发得寸进尺,没有个完结?求和反不得和,不但失体,而且失策!”

  “原是说委屈求全。”董恂的再度辩解,就显得有些软弱了,“措词当然要不同些。”

  “怎么个不同?”

  看醇王咄咄逼人的神态,慈禧太后心想,倘或引出主战的论调来,今日一会,便难收场了,得要想个办法,先教大家死了不惜一战的那条心,专就“抚局”上去研究,如何能够议和而不太吃亏才是正办。因此,她摇一摇手:“不必在这些细故上争执。”接着,摆出不胜悲愤的神情说道:“道光、咸丰两朝,咱们中国都吃了大亏,洋人是咱们的世仇,你们如果能想一条计策,把洋人灭掉,我们姊妹俩就死也甘心!”

  这番话说得群臣动容,都觉得语气严重,不敢轻易奏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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