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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一二


  慈禧太后细看西面那一班从领头的惇王,到末尾的翁同龢的脸色,知道自己这两句话把他们“镇”住了,于是又用缓和的声音说:“皇帝还没有成年,诸事要从长计议,你们都是国家的重臣、近臣,休戚相关,跟外头不一样,总得要搁下成见,多替国家着想。”

  醇王是主战的一方,既无彻底灭洋人的长策,就不敢再多说。军机和总理衙门,除了李鸿藻以外,是主和的一方,听出慈禧太后暗中支持的意思,便不必再多说。彼此沉默之下,作为清议领袖的倭仁,就不能不发言了。

  “臣愚昧,”他说,“张光藻、刘杰两员,既然官声甚好,不宜加罪。”

  “是的,不宜加罪。”瑞常和朱凤标同声附和。

  因为这三个人的位高望重,宝鋆等人不便说话,只有恭王起而相驳,但他病后虚弱,无力多言,只说得一句:“不依曾国藩所请,此案不能善了。”

  于是又出现了僵持不下的沉默,翁同龢觉得这是个给自己讲话的机会,便提高了声音说道:“臣有愚见。曾国藩所请两事,皆天下人心所系,亦是国法是非所系。请再申问曾国藩,洋人此后如无别项要求,尚可曲从,倘无把握,则宜从缓。似乎不必在仓促间定议。”

  这是折中的论调,也合乎慈禧太后“从长计议”的指示。在主战的一方,认为不得已而求其次,至少该这么办,而主和的一方,觉得以此作为让步的表示,亦未始不可。只有一个董恂,听得翁同龢的话,心里就冒火。

  董恂久为清议所指摘,而他亦对朝士抱着极深的反感,最使他痛恨的是替他安上一个“董太师”的外号,臣子拟于董卓,如在雍正、乾隆朝,凭这个外号,就可断送一辈子的功名富贵。因此,他总认为那些以讲学问务声气的名流,徒尚空言,不负责任,所发的议论,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如眼前的翁同龢就是。曾国藩的折子,或准或不准,可否之间只凭慈禧太后一句话就可裁决,反对的人虽多,但上有慈禧、下有恭王,仍可如愿以偿,不想翁同龢节外生枝,要搞乱了垂成之局,岂不可恨?

  于是,他抬脸冲着翁同龢说道:“这时候天津不知道是什么局面?那里容得你往来问答?”这句冲口而出的话,成了危言耸听,两宫太后首先就悚然心惊。董恂的意思中是表示,即在这庙堂筹议大计之时,也许大沽口的外国兵船,就已经在开炮了。战端既然随时可启,往来问答,稽延时日,以致误了大事。这一下原来以为翁同龢有道理的,便觉得他的话亦不免迂腐了。

  于是慈安太后微喟着说:“有僧王在,他的马队,还可以把洋人挡一挡。现在,也还得要调一支兵进京保护才好。”

  “是!”恭王答道,“臣等商议,预备再调驻张秋的铭军九千人入京。等商议好了,请旨办理。”

  “李鸿章呢?”慈安太后又问,“他此刻在什么地方,这件案子,他怎么个说法?”

  “李鸿章此刻在潼关。他给臣写信,也说‘断乎不可用兵’,只能跟洋人‘一味软磨’。”

  惇王听得这一说,算一算督抚中预备开仗的,只有一个丁宝桢,但“东军”全靠一个总兵王心安,那两三千人要拿曹州一带的土匪,根本就不能调进京。看样子已非得依从曾国藩的意思不可,那就只有在“讨价还价”上打主意,因而接着恭王的话说:“曾国藩所请办地方官、缉凶这两件事,既不得不从,那么,中国人迷拐孩子,也不能不严办。”此又是董恂出的主意,认为严拿拐子,刺激洋人,应该从宽,所以惇王这么说。

  这一说勾起了醇王的牢骚,发了好大一篇议论,说素日无备,而临事则以“无可如何”四字塞责,从咸丰十年以来,试问“所备何事”?这是指责当国十年的恭王。说到最后,他亦是“无可如何”,只好在文字上要求了,“此次纶音,如果仍有措词失体之处,”他很起劲地说:“臣等仍当纠正。”

  慈禧太后点点头,看着恭王说道:“那种‘大清仇人’什么的,是有点儿不象话!”

  “是!”恭王病后体力不支,急于完事,便敷衍着醇王说:“军机拟旨如有不妥之处,醇王等人尽管纠弹,臣等虚心接受。”

  恭王这样给面子,醇王不便再发牢骚,于是御前会议到此结束。时间太长,无不汗透重衣,上了年纪的倭仁等人,甚至因为跪得太久,站不起来,得要太监来搀扶。

  虽然如此,却还不能回家,都在朝房里等着看军机处所拟的旨稿,如有与廷议不符之处,象醇王所说的,“倘有措词失体之处”,便可当时“纠正”。

  军机章京的笔下都快,但这天拟旨,要把群臣所发,面奉裁可的意见,都包括进去,而遣词用字的多寡轻重,与发言者的名位又有关连,因此斟酌损益,费了三个钟头,才把两道明发、两道廷寄的稿子拟好,邀请大家去看。

  两道明发,是摘叙曾国藩的原折,为洋人辩解“教民挖眼剖心、戕害生民之说,多属虚妄”,以及遣责天津地方官办事不力,革职查办。两道廷寄,一道分寄沿海各省督抚,严密戒备;一道专寄曾国藩,指示大计,自然最关紧要,所以大都争着先看这一件,只见写的是:

  “曾国藩、崇厚查明天津滋事大概情形一折;另片奏请将天津府县革职治罪等语,已均照所请明降谕旨宣示矣。曾国藩等此次陈奏各节,固为消弭衅端,委屈求全起见;惟洋人诡谲性成,得步进步,若事事遂其所求,将来何所底止?是欲弭衅而仍不免启衅也。该督等现给该使照会,于缉凶、修堂等事,均已力为应允,想该使自不至再生异词。此后如洋人仍有要挟恫吓之语,曾国藩务当力持正论,据理驳斥,庶可以折敌焰而张国维。至豫备不虞,尤为目前至急之务。曾国藩已委记名臬司丁寿昌署理天津道篆,其驻扎张秋之兵,自应调扎附近要隘,以壮声威。李鸿章已于五月十六日驰抵潼关,所部郭松林等军亦已先后抵陕,此时窜陕乱民,屡经官军剿败,其焰渐衰,若移缓就急,调赴畿疆,似较得力。着曾国藩斟酌情形,赶紧复奏,再降谕旨。日来办理情形若何?能否迅就了结,并着随时驰奏。总之和局固宜保全,民心尤不可失!曾国藩总当体察人情向背,全局通筹,使民心允服,始能中外相安。沿江沿海各督抚,本日已有寄谕令其严行戒备。陈国瑞当时是否在场?到津后即可质明虚实,已令神机营饬令该提督赴津听候曾国藩查问矣。将此由五百里各密谕知之。钦此。”

  这道廷寄,实际上照曾国藩及总理衙门的意思办理,而表面上对主战一方重视民心的议论,亦已完全采纳,所以大家都没有什么话说。

  再看那两道明发上谕,摘引曾国藩的原奏,文气不顺,近乎支离。翁同龢心里在想,如果照此明发,一定会引起指摘,还得重新斟酌。但看看窗外日色,已经偏西,还要清稿,还要“请起”,面奉两宫太后认可,时间局促,决无再细作推敲的工夫,因而也就一忍了事。

  等恭王入见,又费了三刻工夫,才算妥帖,廷寄即刻飞递,明发由倭仁带回内阁去处理。出宫时刻,已快下钥,却有一骑快马,飞奔而来,天津的折差,递来崇厚的一个折子,说是曾国藩病重,请另简大臣赴津主持。

  ※ ※ ※

  曾国藩的病是又重了些,但神明不衰,未到卧床不起,无法治公的地步。就是病势增重,也是受崇厚所逼,而间接是受英国公使威妥玛所逼。

  当教堂被焚之初,英国驻天津的领事李蔚海,就联络各国领事,组织了一支“自卫队”,名为保侨,其实是有意要反衬出中国官府不能维持地方。及至罗叔亚到天津,老奸巨猾的威妥玛自告奋勇,陪着他同行,在幕后全力煽动。起先是提出拿天津府县及陈国瑞抵命的要求,以后又透露口风,赔偿损失最少得数百万银子,杀人放火的凶手,至少要正法三、四百名。上海来的《申报》又载着英国人的议论,说是必须用武,儆戒中国官民。同时崇厚打听到,罗叔亚不仅每天与法国水师提督会商,而且已有两千洋兵开到,大沽口和烟台的外国兵船,亦日有增加。

  这些消息把崇厚吓得胆战心惊,万一开仗,朝廷主战的一派得行其志,那时追究责任,第一个就会把他杀掉,至少也是充军的罪名。这是不可避免的,兵败议和,则杀主战的大臣,和议决裂,不惜一战,则必杀主和最力的人来激励士气民心。为此,他一天几次去见曾国藩,反复申说,必须答应罗叔亚在照会中所提出的要求,否则大祸就在眼前。

  曾国藩撤张光藻、刘杰的职,奏请治罪,已觉内疚神明,痛悔不止,如何再肯听崇厚的话?最后被逼不过,他半真半假地表示了态度。

  “洋人亦须适可而止。”曾国藩依然保持着他那平静舒缓的语声,“莫以为我立意不开衅,便是怕事不设防!我已密调各路军队到津,军械由上海制造局航海赶运,军粮呢,福建采办的两万石米,可以奏请截留。真的逼得人不得过,也就只好跟他周旋了。”

  崇厚惊愕莫名,“中堂,”他嗫嚅着说,“我竟不知有这些部署!”

  “现在你知道了。”曾国藩闭眼捋须,接着又说:“我自募勇剿贼以来,此身早已许国。幸赖圣祚绵长,将士用命,荡平巨寇,百战名将,如今凋零虽多,也还有李少荃、左季高、彭雪琴、杨厚庵,那个不是念切时艰,心存君国?就算我衰病交侵,不久人世,继起亦复有人,不见得跟洋人打都不能打!”

  这番话一说,崇厚无法再谈得下去,而且心里惊疑不止,他无法判断曾国藩的话,是真是假?他也知道,曾国藩处事一向慎密,又有一班极能干的幕友,暗中调兵遣将,非无可能。看这样子,说不定曾国藩眼前的一意主和只是缓兵之计,等军队开到,又是一样说法,那就非把大局搞决裂了不可!

  这样一想,他觉得曾国藩在天津,有害无益,苦于无法把他请走。谁知事有凑巧,曾国藩因为崇厚一味媚敌,逼人太甚,心境大为不快,眩晕的毛病越发严重,以致当客呕吐,卧倒在床。崇厚灵机一动,趁此机会,飞奏曾国藩病重,不能任事。这是非常不礼貌的举动,但照崇厚的想法,这一来不但是救他自己,也是救了曾国藩,让他能把一副千斤重担卸下来,回保定安心养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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