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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五五


  “这话不错。不过,我们该按规矩办,逃得了和尚逃不了庙,回籍也好,赴任也好,只要案子里要传他,尽可行文该管省分办理,这不必担心,现在要防商人逃走,先动手要紧。”

  于是即时知会步车统领衙门,去抓两个人,一个顺天祥汇兑庄的掌柜王敬臣,一个是乾盛亨汇兑局的掌柜阎时灿,因为陈启泰的原折中说:崔尊彝和潘英章“汇兑银两”,就是由云南汇到这两处地方,而且存贮备用的。

  王敬臣和阎时灿已经得到消息,虽感惊慌,却并未逃走,因为一逃便是“畏罪”,再也分辩不清,所以等官差一到,泰然跟随而去。

  带到刑部衙门,由秋审处的司官审问,因为是传讯证人,所以便衣谈话。先带王敬臣,供称是云南弥勒县人,到京已经五年,在打磨厂开设顺天祥汇兑庄,专做京城与云贵两省的汇兑生意。

  “云南善后局崔总办,有没有从昆明汇款到你那里?”

  “不知道。”王敬臣答道,“小号向来照同行的规矩,认票不认人。”

  “永昌府潘知府,拿票子到你那里兑过银子没有?”

  “有的。”

  “什么时候?”

  “从去年冬天到今年春天,陆续取用,不止一次。”

  “一共几次,总数多少?”

  “总数大概六万多银子,一共几次记不得,小号有帐好查的。”

  “你开个单子来。”

  王敬臣退了下去开单子。趁这空隙提阎时灿,他是山西票号发源地的平遥县人,在巾帽胡同开设乾盛亨汇兑局。

  问他的话跟问王敬臣的相同,一样也开了单子,由昆明汇来的银子,每处都是六万七千两,但崔尊彝另外在顺天祥借用了两万八千两。

  “这样看起来,你跟崔总办是有交情的。”秋审处司官抓住这一点追问。

  “崔总办在云南多年,署理过藩台,虽没有交情,名气是知道的。”王敬臣又说,“他借银自然有保人,小号不怕他少。”

  “保人是谁?”

  “就是永昌府潘知府。”

  “那么,你怎么又相信潘知府呢?”

  “回老爷的话。”王敬臣答道,“潘知府是现任知府,‘放京债’的当然相信。”

  “好,我再问你,崔总办、潘知府在你铺子里取了银子,作什么用?”

  “那就不知道了。”

  问到阎时灿,也是这样回答。京里的汇兑庄及票号,都结交官场,凡有外官来京打点,都由他们牵线过付,崔、潘二人的银子作何用途,决无不知之理,只是他们要推诿,无奈其何。唯有交保饬回。

  这下一步,刑部六堂官的意见不同,有的主张正本清源,先传崔尊彝、潘英章到案,弄明白了案情再说,有的却以为不妨请旨令饬周瑞清先递“亲供”。

  商量结果,让周瑞清先递“亲供”,有许多不妥,第一,片面之词,碍难凭信;第二,周瑞清是军机章京,案情未明了以前,不宜将军机处的人牵涉在内。因此决定奏请饬下云南及安徽的督抚,饬令潘英章,崔尊彝“迅速来京,赴部听候质讯。”

  上谕照准,而且对太常寺卿周瑞清作了处置:“着听候查办,毋庸在军机章京上行走。”

  周瑞清被撤出军机,“听候查办”,而且用的是明发上谕,可见得慈禧太后对这一案的态度,是要秉公办理,不问周瑞清有何背景。因而便颇有人为王文韶担心。

  于是关于京朝大老明争暗斗的流言,传说甚盛,有人说,这是李鸿藻所领导的北派,对继承沈桂芬衣钵,在南派最得意的王文韶的打击;有人说,董恂丢官,疑心是王文韶想夺他的户部尚书,所以指使他的会试门生陈启泰报复。说法不一,而都对王文韶不利。

  人言如此,天象偏偏又示警了。去年见于西北的扫帚星,中秋前后再度见于东南,照例下诏修省,而亦必有言官论述时事,箭头自然而然地又指向王文韶和景廉。

  有个湖北人叫洪良品,是陈启泰的同年,官居江西道御史,上了一个奏折,引叙史实,说星变皆出于政失,所以古代遇有灾异,往往罢免宰辅,因为燮理阴阳,咎不容辞。现在皇太后垂帘听政,皇帝冲龄典学,国事所赖,全在军机大臣,接下来就提到云南报销案:“臣续有风闻,为陈启泰所未及言者。近日外问哄传,云南报销,户部索贿银十三万两;嗣因阎敬铭将到,恐其持正驳诘,始以八万金了事,景廉、王文韶均受赂遗巨万,余皆按股朋分,物议沸腾,众口一词,不独臣一人闻之,通国皆知之。盖事经败露,众目难掩,遂致传说纷纭。臣窃思奏销关度支大计,数十年积弊相仍,全赖主计之臣整顿,以挽积习。景廉久经军务,王文韶历任封圻,皆深知此中情弊者,使其毫无所染,何难秉公稽核,立破其奸?乃甘心受其贿赂,为之掩饰弥缝。以主持国计之人,先为罔利营私之举,何以责夫贪吏之藉势侵渔;蠢胥之乘机勒索者也?”

  因此,洪良品“请旨立赐罢斥”景廉、王文韶,或者“照周瑞清例,撤出军机,一并听候查办。”最后还发了一段议论:“夫天道无常,人事有凭,前日之枢垣用倭仁、文祥而大难可平,今日之枢垣,用景廉、王文韶而灾眚屡见,感应之机,捷如影响。”

  这道奏折,虽只攻的是景廉与王文韶,但恭王、宝鋆和李鸿藻看了,心里都很难过。从前大难之平归功于文祥,今日天象示警,又应在景廉和王文韶身上,仿佛其余的军机大臣中都尸位素餐,庸庸碌碌,无功无过之可言,岂非渺视。

  这使得景廉与王文韶更为不安,唯有表示请求解职听勘。官样文章照例要这样做,其实希望大事化小,最好驳掉洪良品的奏折,来个“应毋庸议”,无奈这话说不出口,就能出口,恭王亦未见得肯支持,倒不如放漂亮些。

  “这件事很奇怪啊!”慈禧太后似乎也很难过,“重臣名节所关,想来洪良品也不敢随便冤枉人!”

  这竟是洪良品的“先入之言”,已为慈禧太后所听信。景廉的颜色就有些变了,不过王文韶有练就的一套功夫,能够听如不闻,毫无表情。

  恭王也觉得话锋不妙,更不敢为景、王二人剖白,只顺着她的话答道:“皇太后圣明,重臣名节甚重,象这类事件,总要有确实证据。御史虽可以闻风言事,亦得有个分寸,得着风就是雨,随意侮蔑大臣,这个风气决不可长。”

  “当然,凡事要凭证据。你们找洪良品来问一问,问清楚了再说。”

  “是!”恭王略一踌躇,决定为整个军机处避嫌疑,“臣请旨,可否另派王公大臣,饬传洪良品询问明白。”

  “可以。派惇王好了。”慈禧太后又说:“翁同龢为人也还公正,让他在一起问。”

  于是即时拟旨明发,说是“事为朝廷体制,重臣名节所关,谅洪良品不敢以无据之词,率行入奏。着派惇亲王、翁同龢饬传该御史详加询问,务得确实凭据,即行复奏。”

  这是个令人震动的消息。参劾军机大臣的事,不是没有,但无非失职、徇情之类,象这样公然指控“受贿巨万”,而且请求“立赐罢斥”的情事,是上百年所未有的,因而有人预感着将会发生政潮。

  在翁同龢,当然不希望如此。王文韶到底是南派的重镇,如果他垮下来,应补的军机大臣,不出他跟潘祖荫,论慈眷,潘祖荫不及他,但论资望人缘,他未见得胜过潘祖荫,所以将来鹿死谁手还很难说。既然如此,一动不如一静,能够保住王文韶,卖给他一个大大的人情,最为上策。

  打定了这个主意,先托人去抄洪良品的“折底”,静等惇王发动。惇王到第二天早晨才来跟他接头,约定下一天的中午,在宗人府传洪良品问话。本来应该遵旨立刻办理的,翁同龢有意以书房功课为推托,将时间延后,好让王文韶和景廉有辰光去作釜底抽薪的挽回之计。

  事实上行文也得费一番工夫,因为是奉旨传讯,等于慈禧太后亲自诘问,所以由侍卫处办公事,通知都察院,转知洪良品应讯。

  洪良品早就有准备了,写好一个“说帖”,到时候赴宗人府报到。惇王和翁同龢相当客气,首先作揖,延请落座。

  “想来已经看见明发了?”惇王首先开口。

  “是的。”洪良品探手入怀,取出说帖递了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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