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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五六


  惇王接了过来,只见说帖上写:“江西道监察御史洪良品谨呈”。翻开里页,匆匆看了一遍,随手交给翁同龢。

  翁同龢从头细看,与折底无甚区别,觉得都是空泛的指责,并无确实证据,不由得就说:“未免太空了。”

  “御史闻风言事,既有所闻,不敢不奏。”洪良品凛然回答。

  “大臣受贿,不会亲自跟行贿的人打交道。”翁同龢问道:“什么人过付,在什么地方交纳?足下总知道吧?”

  “不知道。”洪良品大摇其头,带着些不以此一问为然的神情,“这样的事,岂有不怕御史知道之理?当然私相授受,非外人所能得见。”

  “既然外人无法得见,又何从辨其真假?”

  “物议如此。也许是局中人自己泄露出来的。”

  “所谓的物议,究竟是那些人在传说,你亦不妨指几个人,作为证据。”

  洪良品又大摇其头:“万口同声,无从确指。”

  “我倒要请教,”惇王问道,“此外还有什么证据?”

  “没有。”

  “就是听人所说?”

  “是。”洪良品答道:“我的话都在说帖里面,请王爷垂察。”

  再问也无用了,送客出门。惇王跟翁同龢就在宗人府商议复奏,自然是据实而言,同时将洪良品原送的说帖,一起送了上去。

  下一天清流在松筠庵集会,预备支援陈启泰和洪良品。座间传阅洪良品的说帖,无不盛赞,只为想先睹为快的人太多,所以清流中后起之秀的盛昱,自告奋勇,高声诵读:“窃维贿赂之事,踪迹诡秘,良品不在事中,自无从得其底蕴。但此案户部索贿累累,现经刑部取有乾盛亨、天顺祥帐簿确据,前御史陈启泰奏:崔尊彝、潘英章交通周瑞清贿托关说,外间喧传,贿托者,即贿托景廉、王文韶也;关说者,即向景廉、王文韶关说也。巷议街谈,万口如一,是贿托之实据,当问之崔尊彝、潘英章;关说之实据,当问之周瑞清。然则景廉、王文韶受贿非无据也,崔尊彝、潘英章即其据;良品非无据而率奏也,人人所言即其据。以枢臣而大招物议,是谓负恩;闻人言而不以奏闻,是谓溺职,且御史例以风闻言事,使天变不言,人言亦不言,亦安用此尸素御史为耶?良品与景廉、王文韶素无往来,亦无嫌怨,使非因物议沸腾,何敢无端诬蔑?实见时事艰难,天象如此示变,人言如此确凿,故不能不据实以奏。”

  读到这里,只见有人奔了进来,手里高扬一张纸,大声说道:“上谕下来了!”

  此人是国子监的一个博士,姓刘,亦算是一条“清流腿”,他排闼直入,径自去到邓承修面前,将邸抄递了给他。

  “‘此案必须崔尊彝、潘英章到案,与周瑞清及户部承办司员,并书吏、号商等当面质对,庶案情虚实,不难立见。’”邓承修念到这里,以手加额闭着眼说了两个字:“痛快!”

  “这还不能算痛快,且不免遗憾。”张佩纶大声说道,“景、王二人,何可相提并论?”

  “公意云何?”盛昱问说。

  “景秋坪情有可原,王夔石万不可再容。”

  这两句话,出于清流之口,特别是出于张佩纶之口,差不多就算定评,也注定了他们的官运。邓承修瞿然而起,带些歉意地说:“我又要出手了。”

  于是就在松筠庵中,专有陈设笔砚,供清流草谏章搏击的余屋,邓承修文不加点地拟好折底,邀了张佩纶和盛昱来商量。

  奏折的第一段是怀疑刑部未必能遵谕旨,彻底根究,因为象这样的暧昧营私之举,不是经手过付的人,不可能握有确实证据,即令有确实证据,亦非严刑逼供,不肯吐实。何况被参的王文韶,仍在军机,仍是户部的堂官,纵使刑部堂官公事公办,无所回护,而司官为了将来的祸福,可能不敢得罪王文韶,潜通声气,预为消弭。再说,崔尊彝、潘英章虽奉严旨催传到案,但辗转费时,何弊不生?

  “入手便探骊得珠了!”张佩纶表示满意,关键就在“被参之王文韶未解枢柄”这一句上。换句话说,如果要根究,非先叫王文韶退出军机,消除刑部司官的顾虑不可。

  “你看第二段!”邓承修矜持地微笑着,显见得第二段是他的得意之笔。

  看不到几行,张佩纶脱口赞了一声“好”,接着,摇头摆尾地念出声来:“臣窃谓进退大臣与胥吏有别,胥吏必赃证俱确,始可按治,大臣当以素行而定其品评,朝廷即当以贤否而严其黜陟。”

  “这是有所本的。”邓承修笑道,“记不记得曾侯论何桂清的话。”

  这一说,张佩纶和盛昱都想起来了。当初两江总督何桂清失陷苏常,革职拿问,照律定了死罪,公卿督抚,交章论救,为他脱罪的一个借口是,何桂清弃地出于僚属的请求。朝廷左右为难,特为密旨咨询曾国藩,他的答奏是封疆大吏,行止进退,应当自有主宰,不当取决于僚属。这个说法,成为定评,何桂清终于伏法于菜市口,邓承修这句“大臣当以素行定其品评”就是套用了曾国藩的原意。

  “话虽如此,涵义更深一层。”张佩纶说,“我辈搏击当奉此为圭臬。”

  “此所以景秋坪可恕。再往下看吧!”

  提到景廉,邓承修说他“素称谨饬,不应晚节而顿更。但此案事阅两年,赃逾巨万,堂司书吏,尽饱贪囊,景廉总司会计,未能事先举发,纵非受贿,难免瞻徇,或者以其瞻徇,遂指为受贿,亦未可知。”

  “这又未免开脱太过了。”

  “就这样吧!”盛昱为景廉乞情,“勿过伤孝子之心。”

  这是指景廉的儿子治麟,光绪三年的翰林,颇有孝友的声名,张佩纶跟他虽无往来,却很敬重其人,所以听盛昱这一说,就不开口了。

  再往下看,邓承修的笔锋横扫,简直剥了王文韶的皮,说他当户部司官时,就以奔竞出名,后来放到湖北当道员,“亲开钱铺,黩货营私。”

  “这是要实据的。”张佩纶问道,“确有其事否?”

  “自然有。王家的钱庄开在汉口,你去问浙江的京官,何人不知?”

  “那就是了。”张佩纶便往下念:“及跻枢要,力小任重,不恤人言;贪秽之声,流闻道路。议者谓:前大学士沈桂芬履行清洁,惟援引王文韶以负朝廷,实为知人之累。众口佥同,此天下之言,非臣一人所能捏饰,方今人才杂糅,吏事滋蠹,纪纲堕坏,贿赂公行,天变于上,人怨于下;挽回之术,惟在任人,治乱之机,间不容发,若王文韶者,才不足以济奸,而贪可以误国。”

  “好一个‘才不足以济奸,贪可以误国!’”盛昱插进去发议论,“这是对王某的定评,亦是对吏治的针砭,然而亦不能独责王某,领枢廷者岂得辞其咎?”

  “是的。”邓承修深以为然,“这点意思很可以叙进去。”说着,就要提笔添改。

  “不必!”张佩纶劝阻,“恭王最近便血,病势不轻,勿为过情之举。”

  邓承修接纳了劝告,同时也接纳了张佩纶的意见,特为添上一段:“乞特召一二亲信大臣,询以王文韶素行若何?令其激发天良,据实上对。如臣言不诬,乞即将王文韶先行罢斥,使朋比者失其护符,讯办者无所顾忌,天下之人知朝廷有除奸剔弊之意,庶此案有水落石出之时。如臣言不实,则甘伏讪上之罪。”

  斟酌停当,由盛昱代为抄缮。诸事皆毕,时已入暮。外面“清流腿”和“清流靴子”都还未散,一见他们三个人,立刻趋陪左右,旁敲侧击地探问。这三个人只矜持地微笑着,显得神秘而严重。最后,张佩纶才说了句:“铁翁有封事。大家明天看邸抄吧!”

  邓承修号铁香,人称“铁汉”,凡有搏击,毫不容情。这一道奏折,可以猜想得到,必为王文韶而发,更可以预料得到,词气必不如洪良品那样缓和。加以这一天夜里,刑部会同步军统领衙门,大捉户部书吏,益见得大案大办,情势严重,所以第二天中午,专有关心时局的人守在内阁,等看邸抄。

  午初时分,发抄原折以外,上谕下来了,说的是:“本日召见军机大臣,据王文韶力求罢斥,恳请至于再三。王文韶由道员历任藩臬,擢授湖南巡抚,著有政声,是以特召为军机大臣,并令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行走。数年以来,办事并无贻误。朝廷简任大臣,一秉至公;该给事中称为沈桂芬所援引,即属臆度之词。现在时事多艰,王文韶受恩深重,惟当黾勉趋公,力图报称,仍着照常入直,不得引嫌固辞。”

  王文韶虽被留了下来,但案子却并不马虎,上谕中说:“至云南报销一案,迭经谕令麟书、潘祖荫严行讯办,定须究出实情!景廉、王文韶有无情弊,断难掩饰。着俟崔尊彝潘英章到案后,添派惇亲王、翁同龢会同查办。”

  前后对看,慈禧太后的意思便颇费猜疑了。有一说,王文韶没有学到沈桂芬的清慎,却学到了他的柔媚,深为慈禧太后所欣赏,所以对这一案,有意保全庇护。另一说则正好相反,认为慈禧太后大权独掌,身体亦已复元,一定要大刀阔斧作一番整顿,眼前不让景廉、王文韶抽身,正是要等案子水落石出,拿他们两人置之于法,作为彻底整饬吏治的开始。

  但不论如何,添派惇亲王和翁同龢会同查办,意味着案子只会大,不会小,特别是有亲王在内,更意味着案内涉嫌的人,不止于三品官儿的崔尊彝和周瑞清。向例,涉及一二品大员的案件,方派亲王查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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