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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七一


  因为平时统制派已决定与纳粹德国相勾结,隐隐就已走上反英美的路线,而吉田茂是有名的英美派;中岛则与美国工业家有密切关系之故。

  广田屈服在军部的压力之下,两大政党“政友会”、“民政党”,各限二人入阁,而且不占大藏、外务、内务等重要职位。

  此外,又修订了内阁官制,陆相、海相仍限于在现役将官中任命;也就是推翻了大正二年山本内阁的一次大改革。自此以后,内阁的命脉便掌握在军部手中;倘或不同意首相的人选,可用拒绝推荐海陆相的手段作为抵制,组阁者即无法就预备役中去物色人选;同样地,如果要倒阁,授意海相或陆相辞职,然后拒绝推荐继任人选,亦可逼垮内阁。

  对于皇道派来说,除非放弃本身的主张投向统制派,就永远不能再期望担任陆相及其它重要军职。因为陆相既非现役将官莫属,即非内阁中“现役之长官”推荐不可,这样统制派就一直可以把持陆相的位置,永不许皇道派染指。

  为统制派的理论逐渐形成;日本陆军倾向与纳粹合作的迹象,日渐明显之际,东京有好些比较具有民主思想的政坛巨头,惄然心忧,其中之一就是近卫文麿。

  身材颀长,风度翩翩,可与英国外相艾登媲美的近卫,是日本除了皇室以外,第一号的贵族。“五一五事件”以后,他一直在镰仓新建的别墅中养病,平时中国驻日大使蒋作宾亦因高血压,在附近的长谷修养;蒋作宾的秘书丁绍仞,跟近卫是东京第一高等学校的同学,以此渊源,常相过从,每个月至少有一次,留宿于镰仓山中近卫的别墅,促膝长谈,对于统制派的渐渐得势,同感忧虑。

  因为皇道派为荒木大将,小畑中将都在帝俄时代当过驻俄武官,目击苏联革命的经过,对于共产主义的活动,格外关心,视积极警戒日本赤化为最大的任务,所以对内标榜“防止赤化、维护国体”以振兴日本主义及武士道精神为思想中心,对外则全力防苏,凡进兵中国,以及海军的南进政策等等,都表示反对。而统制派则恰好相反,一意主张对外扩张,有所谓“中国派”以侵华为目标;有“南方派”提倡向东南亚发展。对于苏联希望彼此妥协;所持的是消极的态度。

  于是,有一天蒋作宾正式提议,日本应与蒋委员长携手,彻底解决中日问题。他说:

  “日本军阀一向利用中国军阀,相互牵制;自以为‘以华制华’,阻挠中国统一是最聪明的办法;其实大错特错。

  “事实证明,中国在蒋委员长领导之下,已经走上统一之途了。因此,日本对中国问题,应以国民党为中心来考虑;向来日本专门打击国民党的政策,是根本错误。倘或继续不变,中国的容忍有其限度;超过此一限度的后果,严重异常。”

  严重到甚么程度呢?严重到中日两国同归于尽;其实是日本自取灭亡——但说得太率直,会引起对方的反感,于事无补,所以用“同归于尽”的说法。

  蒋作宾的分析是:一到中国无法容忍时,将不惜一切,起而抗战。日本军阀打算以武力征服中国,是对中国毫无认识的梦想。中国的战略思想家看得很清楚,日军不来则已;一来先拖住了再说。因为日本劳师远征,利于速决,如果以“空间换取时间”,旷日持久,一方面日本吃不消,另一方面英美一定会帮助中国,因此扩大而为世界大战,中日两国“同归于尽”,亚洲将为英美所支配。

  蒋作宾的这番分析与建议,自然是事先获得政府许可的,由于理论的本身说服力很强,近卫表示衷心赞同。蒋作宾又跟一向支持中国革命的头山满、秋山定辅谈过,大致亦表示赞成。因此,一项 《中日和平草案》,渐次成形;蒋作宾在民国二十四年即一九三五年夏天,专程回国,在重庆谒见正在指挥西南“剿匪”军事的蒋委员长;所谓为了整个亚洲和平着想,与日本的政治家合作,阻遏军阀的横行,中国政府决作一次最大的让步;对于东北问题,暂置不问。

  于是丁绍仞携着包括四点在平等互惠的基础上,谋求中日长期合作的方案,遄返日本,一到东京却驱车访晤正在轻井避暑的近卫。南定的步骤是,由中国大使馆将此案提出于日本政府;近卫从旁协助,克底于成。

  当时的外相是广田弘毅,他跟他的外务省同僚,亦都赞成这个方案;但几天以后近卫去催问结果时,广田告诉他,军部反对此案;要求中国政府承认“满洲国”伪组织。这是怎么样也办不到的事。近卫大为失望,丁绍仞亦复如此;不过他并未死心,向近卫辞行时,作了约定,如果日本方面愿意根据此一方案重开谈判时,可派联络人员到中国。同时也提出了两个已经征得同意的联络人,一老一少,年长的是秋山定辅;年轻的是中山先生老友,“三十三年落花梦”作者“白浪滔天”家的第二代吕崎龙介。

  及至一九三七年近卫组阁,不及一月,“芦沟桥事变”爆发,事先不但作为内阁总理大臣的近卫一无所闻,就是陆军省对整个情况亦不甚了解。派遣在中国的陆军将领,不但早已视“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为必然之理;甚至以为军部的命令亦可不理。

  【第三部 第八章 祸溯从头】

  近卫当然不主张“事变”扩大;记起丁绍仞辞行时所作的约定,认为除却他跟蒋主席促膝深谈以外,别无防止扩大之法。于是先向宫崎及秋山联络;再征得陆相杉山元大将的同意,决定派宫崎到南京联络。 哪知在神户上船之前,宫崎为宪兵所扣押。同时秋山亦在东京被捕,罪名是有间谍嫌疑。几经交涉,军部同意释放,但并未履行同意;事隔一周,“事变”已扩大至不可收拾的地步——军部欺骗了他们的首相,有意扼杀近卫谋与蒋委员长直接深谈的可能性。

  到得中国在蒋委员长领导之下,奋起抗战,明白昭示,牺牲已到最后关头,唯有与敌人周旋到底时,近卫内阁却还拿不出确定的方针,因为内阁受军部的影响;而军部在担当中国战场主要责任的陆军方面,却有扩大派与不扩大派的尖锐对立。是故近卫虽在阁议中声明了不扩大的方针,而事实上“芦沟桥事变”已无法作为“地方事件”就地解决。即使陆军一致不同意扩大,要收束局势亦起棘手;更何况意见纷起,无法下达明确的指令,唯有任令在中国的陆军将领,任意胡为,以致濒于无法收拾的恶劣态势。

  陆军的扩大派,大致在陆军省;由杉山陆相及梅津次官主持,此外朝鲜总督南次郎及朝鲜军司令官小矶国昭,亦为扩大派的巨头。

  至于不扩大派,则为参谋本部掌实权的人物,以多田参谋次长为首。最不可思议的是,发动“九一八事变”的侵华急先锋,属于统制派石原莞尔及板垣征四郎,竟为不扩大派的健将。石原平时担任参谋本部作战部部长,协助次长多田骏与陆相杉山元展开激烈的争论;到得“事变”第二年的六月,杉山元垮台,由板垣征四郎接任陆相,即为多田与石原的策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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