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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七二

　　何以石原与板垣不主张扩大？那是因为他们对中国的情况，比在东京的陆军将领，了解得多，深知蒋委员长的地位及威望，与“九一八”时代已大不相同；号召力在整个中国大陆，无远弗届，无微不达。

　　同时，他们在关东军服务多年，深知日本真正的心腹大敌是俄国。中日两败俱伤，得利的渔翁在莫斯科，所以极力主张不扩大，保存国力，对付苏俄。但多田、石原、板垣虽居陆军的要津，却非统制派的领袖；论资望足以与杉山、梅津、小矶以及松井石根之流相片的荒木贞夫、宇垣一成，因为不是现役，无法担任陆相或参谋总长；尽管近卫邀宇垣担任外相，荒木担任文相，但以无法约束现役的陆军将校之故，所以不扩大派的主张，到头来终于牺牲在以统制派为主的扩大野心之中。

　　更糟糕的是，不扩大派的板垣，从入阁以后，暗中受了统制派的游说，言行一变，破坏了石原构想为主的“宇垣工作”——一条双管齐下的结束中日战争的路线。

　　在“芦沟桥事变”发生半年以后，日本不但未能如杉山向昭和保证的，可以三个月以内结束战争；而且投入中国战场的总兵力，已超过预定限度的三分之二。日本军部所拟定的战略指导原则是，全部陆军五十个师团，以十五个动用于中国战场；其余三十五个师团，用来防俄；而至一九三八年初，日军在南京方面有十四个师团，华北十个师团，山西一个师团，恰为总兵力的一半；而且情势显示，尚须增兵。石原与板垣在中国的阴谋活动，一向捡便宜惯了的，认为这样打仗法，即令战胜，亦将大丧元气；所以必须改弦易辙；由力战改为智取。板垣之入阁，象征着谋略战的开始。

　　影佐祯昭之脱颖而出，即在此时；他担任陆军参谋本部第八课课长，主管的就是谋略工作。

　　在石原莞尔的指导之下，开始挽救由第一次近卫声明：“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及德国驻华大使托德曼调停中日停战失败所造成的僵局。

　　第一个行动是利用“满铁”驻南京事务所主任西义显与外交部亚洲司日本科科长董道宁的同学关系，试探和平。当时军事委员会对敌情报工作的原则是，不放弃任何可以探索敌人真相的机会，所以董道宁被允许可以秘密赴日。

　　一九三八年二月，董道宁到了南京，与影佐见面，影佐表示，当近卫发表“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声明时，他曾强烈反对，且一度想恳求参谋长多田，直接向日皇陈述，中止发布此一声明，这话不知真伪，但董道宁在日本逗留两周回国时，影佐托他带了两封亲笔信给行政院副院长张群，军政部长何应钦，这却是一个足以为他自己带来杀身之祸的不平凡的举动。

　　于是四月初，高宗武与西义显在香港会谈，提出了中国方面的和平条件。当然，这是以谋略对谋略，虚与委蛇，藉此一则多了解敌人的意向；二则为缓兵之计，但日本方面却很认真；石原打算由这条路线，逐步进行，修正近卫自己所承信的，平生所犯的最大的错误，发布了那个国际惯例所仅见的声明。

　　哪知，四月六日台儿庄大捷，日本第十、第五两个师团被击溃，伤亡三万人之多。东京军部大受刺激，封闭了西义显的这条路线。

　　于是接下来便有“宇垣工作”；而以近卫内阁逐渐改组，杉山“退阵”、板垣登场，及宇垣任外相、荒木任文相为“宇垣工作”的开始。

　　当时日军已打到徐州，下一个目标是开封与郑州，夺得平汉，陇海两路交叉点的中原要冲，循平汉线长驱南下，直达武汉三镇，打一个大胜仗以后，谈和更为有利。哪知国军已准备了一个根据中国最古老的战略而设计的陷阱，等在那里了。

　　六月上旬，日军攻陷开封；它的机械化部队正计划一鼓作气，直下武汉时，开封、郑州间的花园口决堤，黄河横决，滚滚南下，淹没了河南省东南的大平原，以及淮河以北的地区，浸水地区约一公尺，农民还可以步行往来；中国政府当然也有必要的赈济行动。而日军的灾情惨重，百倍于当地的中国百姓；他们的车辆、大炮、坦克，皆尽陷于泥沼，动弹不得，不但阻遏了日军对武汉的攻势，而且逼迫日军修改作战计划，并改组华中的战斗序列。

　　这对刚刚开始的“宇垣工作”，虽说是兜头一盆冷水：但也有好处，那就是正好配合宇垣的“低姿势”，在六月十七日，他就任外相后所举行的第一次外国记者招待会中，公开修正了第一次近卫声明，说“大局根本变动时，可以重新考虑日本的态度。”在此以前，中国政府已获得情报，宇垣就任外相有四个条件：加强内阁统一；对华外交一元化；迅速决定和平方针；不拘泥于“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声明。近卫完全接受。因此，本乎谋略战的原则，中国国防会议秘书长张群，以私人身分向宇垣发了一个贺电，宇垣复电道谢，并建议可否请行政院院长孔祥熙到日本商谈谋和的可能性？及至六月十七日的公开声明，无异进一步表明求和的诚意；于是，十天以后，孔祥熙的代表乔辅之首先在香港与日本总领事中村丰一会谈，为孔祥熙赴日的行程作安排。

　　当然乔辅之首先要探明的是，日本方面的条件；乔辅之问：“日本是不是会要求蒋委员长下野？”

　　中村无法回答这个问题；急电外务省请示。宇垣亲自拟了复电，明确指示：“以蒋介石下野为条件。”外务省东亚局长石射立即提出警告：倘或如此，和谈一开始就不必希望有结果。

　　宇垣的答复是：“最后并不以蒋介石下野为条件；但目前日本朝野反蒋的空气很浓厚，所以不能不在一开始作一个姿态。”

　　事实上是很清楚的，蒋委员长已成为中国唯一的领袖，不论和战，都非他主持不可。但石原莞尔所策划的谋略战以暂时“倒蒋”为整个谋略的核心；其中包含着亦和亦战，对内对外的重重阴谋：

　　第一、如果蒋委员长“下野”，中国再无第二个人能领导抗战；那时中国战场将形成一片混乱，日军在华中、华北、华南、河东——山西各个战场，发动全面攻势；或许杉山元所作“三个月内结束战争”的狂妄大言竟得实现。这也就是统制派甘于退让，容一个长于设计，一个重在实行的石原与板垣这一对搭档，来试一试的主要原因。

　　第二、即或不能达成使中国订立“城下之盟”式的“和约”；但打一个大胜仗，不会成问题，“和片”亦一定可以实现。

　　第三、军部虽知数十万陆军陷入中国战场这个大泥淖的危险；但下级军官至士兵，以及民间为数众多的狂热右派分子，对战略上的严重危机，不会了解，只看到“皇军”节节进展，会反对谈和。鉴于日俄战后，订立 《朴次茅斯条约》引平民间大暴动的往事，就必须在“反蒋的感情”上，使大家有所发泄，才能接受与中国谈和这一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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