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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七九

　　影佐心里得意，他在想：汪精卫一生三翻四覆，开头都有他的一套理想；似乎特立独行，表现了中国读书人的起节。但他的理想，往往经不起考验，极容易为环境所支配，现实所屈服，譬如这一次说不坐日本船到上海；其实要坚持亦不难，大可在汕头暂住，自己另外安排交通工具；可是，他并没有这么做。照此看来，只要汪精卫一上了这条船，就不怕他不就范。

　　但汪精卫却自以为还大有可为；在“哈芬号”做了一首七律：“卧听钟声报夜深，海天残梦渺难寻。舵楼欹仄风仍恶，镫塔微茫月半阴。良友渐随千劫尽，神州重见百年沉。凄然不作零丁叹，检点平生未尽心。”

　　诗的题目叫《舟夜》。汪精卫向来“道不行；乘桴浮于海”，失意得意不知在大海中度过多少个“舟夜”，所以说“海天残梦渺难寻。”

　　“舵楼欹仄”是指重庆和蒋委员长；日军猖狂便是“风仍恶”。对“舵手”虽无谴责之意，但已肯定了掌舵极难。不过在他认为已发现了一线光明——近卫是他的“镫塔”；可惜“镫塔”上的光，不是越来越强，无端跳出来一个平沼，成了浮云掩月之势。

　　“良友”自是指曾仲鸣；“百年沉”是指元朝——统一中国的元世祖忽必烈即位于一二六〇年；至一三六八年元亡，历时一百零六年。他的意思是，眼前恰如宋之亡于元；一定要亡于日本了！因而用了“重见”的字样。

　　这当然是正好经过“零丁洋”的感触；但他自负比文天祥有办法，不必作“零丁洋里叹零丁”之叹。至于“检点平生”，“未尽”之“心”就是从未真正满足过领袖欲；这一次大概可以“满足”了。

　　平时周佛海早已到达上海，展开活动；罗君强在这年初春，公然跟他一个姓魏的长官要了六百元旅费，飞到香港，作了周佛海的主要助手。当时日本方面跟周佛海联络的是西义显；因为高宗武最初赴日的任务，对蒋委员长有所报告时，都由周佛海经手转呈，而西义显对高宗武的情况非常清楚，所以由他跟周佛海联络，最适当不过。

　　四月初，西义显坦率地告诉周佛海，日本方面对高宗武已失去信心；以争取蒋委员长来主持谈和的“高宗武路线”，已遭拒绝。问周佛海今后的和平运动，应该如何做法。

　　在影佐祯昭已上了“北光丸”，专程赴河内去接汪精卫时，西义显这话无异明白表示，日本已决定扶植汪精卫。事实上这也在周佛海估计之中；今后如何做法，在陈璧君几次到香港，在九龙闹区尖沙咀的住宅中，与周佛海、梅思平筹议已熟，此刻是向日方表明态度的时候了。

　　周佛海说：“采取言论的和平运动，为汪先生的原案；但我以为，只有言论，尚感不够。应该在南京建立中央政府，以政府的力量，推行和平工作。”

　　这就是所谓“周佛海路线”；实际上是“陈璧君路线”。甚至也可能是“汪精卫路线”——汪精卫夫妇对他们的追随者，唱了一出“双簧”，汪精卫采取“言论的和平运动”：陈璧君私下表示应该采取“实际行动的和平运动”。而对外则由周佛海作陈璧君的化身，提出“组府”的“周佛海路线”，藉以掩护汪精卫。

　　周佛海对西义显的具体说明是如此：“如果日本政府能忠实履行近卫声明，我们亦可成立强有力的政府。但近卫的这份声明，份量还嫌不够；对最重要的撤兵问题，竟避而不谈，评价值已大为降低。倘能恢复我们所提原案，并忠诚付之实行，则庶几中日事变可以解决。现在汪先生既已出面主持，应飞往东京，直接征询日本最高当局的意见；如果认为条件不能接受，仍可返回民间的和平运动。如果日军能保证并尊重我们政治独立，即应毅然到南京组织政府。这是我个人的意见，准备向汪先生建议，请他接受。”

　　如果汪精卫肯作东京之行，便有“朝拜”的意义在内；仅在宣传上便可获致巨大的利益，所以日本方面毫不考虑地表示“欢迎”汪精卫到日本访问，有了这个承诺，周佛海的活动便更积极了。

　　由于“兴亚院”拨来的“关余”，每月有三百万之多；经费宽裕，易于结客，周佛海拉拢的人很多。但比较重要的，只有四个，一个是无锡人赵正平，“维新政府”的“教育部长”；他是民初陈英士任沪军都督时的幕僚。周佛海与他的侄子，地方自治专家赵如珩在日本同学；赵正普通过这层关系，与周佛海接上了线。

　　第二个是岑春渲的儿子岑德广；由他的关系，又拉拢了一批清朝末年达官贵人的子弟，如杨士气的侄子杨毓恂等人。第三个是大夏大学的校长，章太炎的侄女婿傅式说；他是“日本通”之一，浙江温州人，与梅思平小同乡。

　　第四个是富滇银行上海分行的负责人袁砚公。他跟前面三个人不同，赵正平是过气政客；岑德广是纨裤“遗少”；傅式说虽为大学校长，而在学术界并无多大地位，号召力有限，而袁砚公是龙云及云南大老李根源的驻沪代表，他之参加“和平运动”，可能会影响云南的稳定，因而为军统判为制裁的对象，而且很快地被执行了。

　　但在中下层“干部”方面，由于自正金银行提来，整箱簇新联号的交通银行十元钞票的魅力，到设在威海卫路太阳公寓的招兵买马机构来登记的却很不少，筹备“组府”的初期，足已够用。但要钱有钱、要人有人，粉墨登场的初步条件，虽已具备；而且陈璧君在内，周佛海、梅思平在外，交相“劝驾”；汪精卫却临事踌躇，不敢轻发。因为过去在政治上的翻覆，毕竟是在国内；如今却牵连到外敌！汪精卫不好货而好名；清夜扪心，不能不想到“身后是非”。

　　陈璧君心里雪亮，汪精卫要一个人来壮他的胆，这个人若非顾孟余，就应该是陈公博。顾孟余的态度很坚决，早有“割席”之势；而且陈璧君于汪系人物，唯一所畏惮的也只是顾孟余，不敢自讨没趣。因此，集中全力在陈公博身上下工夫。

　　到了香港，陈璧君去看陈公博，谈到组府问题，陈璧君表示汪精卫并无成见，决定召集一次干部会议，以多数的意见为意见。陈公博便从“党不可分，国必统一”的原则，谈到汪精卫个人的利害，滔滔不绝地举出不应“组府”的理由。

　　陈璧君一直不作声；等他讲完，平静地说一句：“你自己跟汪先生去说。”

　　陈公博默然。于是陈璧君展开“攻势”，极力相劝；说只有陈公博对汪精卫是有说服力，而这分“说服力”只有在促膝倾谈时，才能发挥。

　　陈公博考虑了好久，终于还是拒绝了。

　　于是，不得已而求其次，一方面由汪精卫打了电报；一方面由陈璧君再度作香港之行，向陈公博提出要求，如果他真的不愿参加干部会议，希望他派一个代表。

　　这时在香港能够代表陈公博发言的亲信，只有一个何炳贤。但是，何炳贤不愿蹚浑水，一口拒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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