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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八六


  黄秋岳百脉贲张,不断有种冲动;拍案痛骂须磨一顿,然后自首,承认过去的错误,静候政府裁处。但这种冲动始终未能化为决心;刚一发生便为其它种种顾虑所打消失,首先想到的是面子;其次想到的是“解职听勘”以后的生活;公私交迫,困处愁城的日子,令人不寒而栗。每一次的冲动,都像一个迅速膨胀的气球,很快地到达极限;但每一次都有一个针尖,轻轻一戳,立即泄气。

  话虽如此,黄秋岳还是没有同意;只表示需要考虑,他说他的能力有限,可能无法达成须磨的期待。当时约定在一星期后作复。当然,他也不会收下那张支票。

  这以后几天,黄秋岳心里只有一个念头,如何能够摆脱须磨的威胁?在办公厅中,沉默寡言;回到家更是把自己关在书斋中,独自沉思,交游酬酢都摒绝了。

  与黄秋岳形成强烈对比的是,他的姨太太兴致特别好;虽然他在书房中时,她从不去打搅他,但饭桌上,枕头边,笑语殷勤,风情万种。黄秋岳也就因为有这一朵活色生香的解语花,才没有愁出病来。

  这天下午,黄秋岳正在客厅里看晚报,是一篇成都通讯,详记两名日本记者被杀的经过——日本为了国军追击“二万五千里长征”的共产党,成都的地位突出重要,要求设置总领事馆,以便搜集情报。成都并非通商口岸,外交部便根据条约,加以拒绝;而日本政府悍然不顾,派定岩井英一为代理总领事,由上海乘长江轮船,溯江西上。预备到成都开馆。

  平时四川民众对日本政府已发动了大规模的抗议运动,岩井到了重庆,不敢再往前走;日本外交当局便改用迂回试探的方式派与岩井同行的四个人,到成都打前站。这四个人,两个是记者,一姓渡边、一姓深井;一个是“满铁”的职员田中;再一个是汉口濑户洋行的老板。他们由重庆乘汽车到达成都的那天——民国二十五年八月二十三日,正好举行反对日本设置领事馆的群众大会,会后游行,浩浩荡荡,队伍长达数里; 哪知恰好有四个陌生的日本人抵达,更刺激了群众的情绪。治安当局怕发生不测事件,劝告渡边等四人,最好留在他们所投宿的大川饭店,以便于保护;这四个人不听忠告,以致第二天在大川旅馆,发生了严重的冲突。

  冲突的过程是:包围、冲入、捣毁、殴斗。治安当局出动一连的兵力,及若干宪兵支持警察;但群情激愤,群众已变成了狂潮。结果,四个日本人,一半负伤,一半下落不明。到下一天,两名日本记者的尸体在大川旅馆的正府街发现。再下一天,八月二十五日,在大川旅馆再度出现包围的情况;这一次,治安当局知道是左派分子有组织的行动,以强硬手段镇压,频有死伤;同时捕获了两名首谋分子,立即处决,以期收拾事态。

  这就是引起严重外交问题的“成都事件”的真相;左派分子激平民众的爱国情绪,却为政府制造了问题。

  正当黄秋岳叹惜痛恨!黯然不欢之际;他的那位徐娘风韵的姨太太,笑盈盈地捧来一个大盒子,一面打开盒盖,一面说道:“你看看这件大衣怎么样?”

  说着,拎起大衣领子往上一提,是一件毛汽油光闪亮的“灰背”;等她往身上一比,黄秋岳觉得这模样很面熟,倒像在何处见过似地。

  “这件灰背大衣,跟胡蝶的那件,一模一样。”

  这一说,黄秋岳想起来了。报上登过一张照片,中苏复交后,首任驻苏大使颜惠庆赴任;在同一条邮船上有梅兰芳与胡蝶,新闻记者邀一貌堂堂的颜大使与梅胡合影,真能尽华夏人物之美,是一张极有名的新闻照片。照其中的胡蝶,穿的就是这样一件灰背大衣。

  “不错!”黄秋岳说:“可惜,价钱太贵了。”

  “买得起就不贵;才四千块钱。”

  “四千块钱还不贵。我一个月的收入才多少?丽人一袭衣,下官半年粮。”

  “你又要哭穷了!银行里几万块钱摆在那里。哼!”

  听得这话,黄秋岳始而一楞;继而一惊,顾不得姨太太的唠叨,赶到银行里查帐;果然有一笔五万元的存款,而且是支票,经过交换,收起入帐,算日子正是与须磨会见第二天的事。

  这跟“栽赃”没有甚么两样。黄秋岳首先想到的是,应该报告长官;但兹事体大,必须谋定后动。于是找了个清静的咖啡馆,一个人坐下来细想。

  结果是,越想问题越多;对他最不利的是时间问题,可想而知的,须磨出此一着,当然另有布置,早已占了防御上的优势。如果须磨约会之后,立即反映;或者支票存入的当天,便将实情和盘托出,都可以邀得谅解,甚至还会获得奖励。如今时机已经错过,据实上陈,所换得的必是一句诘问:你为甚么不早说?从而就会产生诛心之论:是内心在动摇,考虑接受须磨的条件。那时跳到黄河都洗不清了。

  或者可以这样说:我早已决定拒绝须磨的要求,所以当时不即据实报告者,是觉得不必多事;哪知须磨居然“栽赃”,这就绝不能保持沉默了。

  这样说法,似乎没有毛病;问题何以迟至这时候才来报告?是因为一直不知道须磨有一张支票存入他的账户之故。

  哪知一回到家,才知道自己的说法不能成立。首先是姨太太迎着他问:“你怎么一声不响,往外就跑;到那里去了。”

  “我到银行里去看帐。”黄秋岳答说:“那笔钱不是我的。”

  “不是你的,是谁的?”

  “你不知道。”

  “唯岂不知道才问你,人家的钱为甚么存入你的户头?”

  黄秋岳不愿多说;“以攻击作为防御”,故意反问一句:“你怎么知道我户头里有五万块钱?”

  “那天银行打电话来的。”

  “甚么?”黄秋岳大惊:“银行打电话来的。怎么说?”

  原来须磨派人去存钱时,只知道名字,不知道账号;银行职员看面额很大,而存钱的人不是黄秋岳往日所派的工友,怕发生错误,所以曾打电话到黄家去求证。

  “银行的人问我,是不是派人来存五万元?我怎么好说不是?当然说不错。”

  “那!”黄秋岳气急败坏地问道:“你当时为甚么不跟我说?”

  “我为甚么要跟你说,应该你自己跟我说才是。”

  她的解释是,黄秋岳曾经说过,只要他有钱,一定尽量给她用。现在有这么一笔说大不大,说小真不小的款子在银行里;她倒要看看,他以前说的话是出于真心,还是随口敷衍?倘出真心,自然会主动告诉她,此刻我有钱了;有多少,你要花就花吧!

  “不错,我说过这话。问题是这笔钱不是我的。”

  又回到原来的疑问上来了:“不是你的钱,怎么会存到你的户头里?”

  “是别人寄存的。”

  “谁?”

  “你不知道。”

  “我当然不知道!”她脸色铁青,“谁也不知道,你安着甚么心?甚至也不知道你在说甚么?牛头不对马嘴。”

  想想自己的话,漏洞确实很大;既是别人寄存,安有支票存入银行时,不先通知他的道理?而况寄存之说,根本不通;那人为甚么自己不开个存款户头,直接“寄存”在银行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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