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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八七

　　要解释这个误会，只有将前后经过，原原本本地告诉她；但妇人不可共机密，就算她谅解了，同意不动这笔款子，也会惹出许多麻烦来，而况她绝不会同意！

　　“你怎么样？如果你心疼钱，以后就别说那种慷慨的话。我是实心眼儿，信以为真，结果搞得下不了台！”

　　“好了！”精神濒临崩溃边缘的黄秋岳，一颗心突然一松；自觉“得救”了，“你把我的支票本拿来！”

　　替爱姬买了灰背大衣的第二天，便是约定给须磨答复的日子；他踌躇了一天，不知怎么办？到得下一天，接到须磨的信，问其它的儿子所主管的一个外交上的问题——无关机密；但如作了答复，便是接受须磨要求表示。黄秋岳考虑了一夜，终于跟他儿子通了电话，给了须磨满意的答复。

　　以后的一段日子，倒也并没有多大的麻烦；黄秋岳方在庆幸，并未出卖了国家的机密，不料发生了震惊全世界的“西安事变”，须磨的要求便多了，每天都要有情报。因此，政府对因应此一巨变的全部过程，日本了如指掌。

　　到得二十六年一月，须磨以此功劳，连升三级，内调为外务省情报部长；这是个大使级的职位，而须磨不过是比公使犹低一等的总领事。

　　须磨离职，黄秋岳并不能脱离日本的掌握；由须磨的继任者，接收了黄秋岳的关系。半年之后，爆发了七七事变。

　　正在庐山的蒋委员长，接到来自宋哲元、秦德纯的详细报告后，判断这是日本军的挑战，不应视之为偶发性的“地方事件”。立即作了他生气最重大的一个决定：应战。

　　蒋委员长看得很清楚，日本从一九三四年初斋藤内阁的陆相荒木贞夫不安于位；到一九三五年秋天，岗田内阁的教育总监真崎甚三郎被逐，皇道派完全失势，侵华的步骤即逐渐加紧。及至一九三六年发生“二二六事变”，军部所支持的官僚广田弘毅组阁，竟接受了统制派的要求，恢复陆相现役制；陆军想并吞华北五省的狂妄野心，更为明显。最彰明较着的一个事实是，陆军省军务局军事课长武藤章，建议扩大华北驻屯军的编制，司令由旅团长少将级，改为师团长中将级；驻华武官矶谷廉介则越过他们的大使，直接向陆军省要求增兵华北，于是这年——一千九百三十六，亦即民国二十五年的五月一日，日本政府正式宣布华北驻屯军司令改为“亲补职”，由昭和亲自任命第一师团长田代皖一廊中将为扩大编制后的第一任华北驻屯军司令；半个月以后，陆军省“行最小限度的增兵”，是一个旅团；旅团长河边正三少将，在北平成立了司令部。凡此都是对中国将有大规模军事行动的迹象；所以武装冲突的性质，即令是局部的亦会很快地发展为全面的。蒋委员长看得最透澈的一点是，日本军阀的野心永无止境，即令忍辱受侮，答应全部要求，甚至承认“满洲国”；但遇到国际矛盾冲突，时机有利日本时，他们仍旧会越黄河而南，继续侵略。

　　因此，与其坐而待亡，不如起而应战；特别可珍视的是，民气可用，把握这多年以来所培养的宝贵的时机，一定能为国家民族，死中求生，打开一条出路。就算败了，国格未失，精神不死；倘或再不抗战，国民精神日趋消沉；民族生机，毁灭无余，那就真的要沦为万劫不复的悲惨境地了。

　　这个决心是在“七七”的第二天作成的；随即下令在四川的军政部长何应钦，赶回南京，着手动员；三天之内就拟定了具体的全面抗战的军事计划纲要，在七月底以前秘密组成大本营及各级司令部，准备以一百八十个师——第一线一百个；预备军八十个，与日本军阀周旋到底。

　　但是，在华北苦心撑持的宋哲元，尚未了解在庐山的蒋委员长，已下了中国有史以来最大规模动员的决心，所以仍旧忍辱负重地采取息事宁人的态度。到得事变发生的一周以后，蒋委员长接到各方面的报告，证实日本政府已受军部牵制；而陆军首脑部中，“扩大派”压倒了“不扩大派”，决定由日本本土派遗三个师团——包括驻广岛的板垣的第五师团在内；朝鲜派一个师团；关东军派两个旅团，投入华北战场时，认为让全国民众了解国家民族的存亡生死，已到了“最后关头”；唯有“凭全民族的生命，以求国家生存”的时机已经到了，因而在七月十七日的“庐山谈话会”中，发表了以 《对于日本的一贯方针与立场》的演说；第三天，演说全文见报，全国民众热烈响应，人人都了解：这回，中国跟日本要拼个你死我活了。

　　下一天，蒋委员长下山回南京；随即派遗二十九军出身的参谋次长熊斌，秘密北上，向宋哲元说明中央的决策及全面抗战的步骤。这位“宁为战死鬼，不作亡国奴”的专阃所寄的大将，立即改变了态度，下令正在撤退中的三十七师，停止后撤。

　　这时的政治重心，已由庐山回归南京；行政院院会的重要性亦就恢复了。于是黄秋岳受到日本总领事馆的压力，亦就愈重。到了七月二十九日，二十九军奋勇抗敌，在副军长佟麟阁，一三二师师长赵登禹壮烈成仁；官兵伤亡五千人，但也予敌重创以后，平津相继弃守，战局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平时日本海军亦已有了行动。以上海及长江方面作为“警备区域”的日本海军第三舰队司令长谷川清中将，决定在上海制造借口，发动战争，但第三舰队的主力在长江流域，汉口驻有陆战队二千人，需要集中到上海；同时长江上游的日侨撤退，亦须一段时间，因此，虽有行动，并不积极。

　　这些情况在蒋委员长的参谋部门，看得很清楚，秘密拟定了一个瓮中捉鳖的作战计划；调集轮船，在江阴要塞附近的江面凿沉，一方面阻止敌舰由海入江；一方面隔断在江阴以西水域中的二十多条日本军舰及二千海军陆战队，可以一鼓成擒。

　　这个计划的拟订不难，付诸实施的技术问题却很复杂；尤其是为了保守秘密，只能在暗中调遗部署，更费时日。但正当海军部会同交通部着着进行，将次成功时，日本在汉口的二千海军陆战队，突然撤退；在长江的二十多条日本兵舰，亦鼓棹东下，由八月七日至九日，前后三天之中，都通过了江阴要塞，集中在上海；陆战队而且强行登陆，并要求中国撤退在上海的保安队。浙沪的情势，立刻就很紧张了。

　　隔了两天，中国交通部下令各轮船公司，尽速将航行中的海轮，驶入长江；接着海军破坏了江阴下游的各种航行标志，并开始阻塞江阴要塞江南的水道。日本海军固然无法再施故技，在下关江面炮轰南京；但参谋本部的拟订的瓮中捉鳖的计划，却也完全落空。

　　这件事很奇怪！日本长江舰队的行动，发生得非常突兀。情报部门疑心消息已经走漏；但却无从设想，走漏的过程如何？及至“八一三”战争终于爆发；当天军方征用招商局轮船七艘；民营轮船十六艘；海运舰艇及趸船二十八艘，在江阴下游的长山港江面，一律凿沉，成为长江的第一道封锁线。下行轮船只到镇江为止。属于日清汽船株式会社的两条长江轮被封锁在南京江面，自然被接收了交给招商局运用。

　　下一天发生了有名的“八一四”空战。这天上午中国空军从杭州笕桥机场起飞，以日本海军旗舰“出云号”为中心目标，展开空中攻击；下午，日本木更津联队轰炸机十八架，从台湾新竹起飞，空袭笕桥机场。平时中国空军全部九个大队及四个直属中队，正全部转移至东南地区，决定部署于杭州、南京、南昌、广德各机场，担负支持上海作战及保卫首都的任务；当日机到达笕桥上空时，恰好担负驱逐任务的第四大队刚由周家口调防降落，得到警报，紧急升空，迎头痛击，打下六架之多，而四大队一无损失。中国空军有史以来第一次对敌作战，即创零比六的辉煌纪录；第四大队大队长高志航，一战成名，成为中外交誉的英雄。

　　就在这天，外交部接到驻日武官的急电，日本已决定调派第三、第十一两个师团，编成“上海派遣军”，起用预备役的松井石根为司令官。淞沪战事，必将扩大，恰正符合蒋委员长的算计。

　　原来关于对日的战略，军事首脑部作过多次的秘密研讨。蒋委员长曾经说道：“日本要亡中国，不出蚕食鲸吞两个办法。中国不怕它鲸吞；却须留心它蚕食。”从九一八到七七，便是蚕食的态势，先割东北、次及华北；如果光是集中力量跟日军在华北周旋，倘或不胜，日军能够站住脚，下一步必是渡河而南，蚕食东南膏腴之地。这是始终处于被动挨打地位的下策；上策是要争取主动，牵着日军的鼻子，让他们在我们要打的地方打。

　　因此，当芦沟桥事变爆发，蒋委员长决定应战，而日本海军为了争功，想对中国东南沿海有所行动时，陈诚就极力主张，在淞沪坚决抵抗，将日军吸引到东南来，鉴于日本外交官反复要求外交部长王宠惠，承认廿九军三十八师师长张自忠与日军代表所签订的三次停火协议，越见得日本想将芦沟桥事变，作为地方事件，以便于蚕食；就越足以证明全面抗战的战略指导思想之正确。但不明军事原理，不知其中的奥妙；东南为中国的精华地带，战火蔓延，可能有许多人认为可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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