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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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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册 第一章 出将入相】 光绪七年三月初七，胡雪岩终于践约抵达北京。同行的有两个洋人，一个是在华经商多年，泰来洋行的经理，德国人福克；一个是英商汇丰银行的代表凯密伦。 由于这年天气格外冷，天津海口尚未解冻，所以胡雪岩是从陆路来的，浩浩荡荡十几辆车，一进右安门，直投前门外草厂十条胡同阜康福钱庄。为了接待东家，“大伙”汪惟贤十天以前就预备好了；车队一到，胡雪岩与他的客人，还有古应春与办笔墨的杨师爷，被接入客厅，特为挑出来的四名伶俐的学徒，倒脸水倒茶，忙个不停。胡雪岩是汪惟贤亲自照料，一面伺候，一面问讯旅况。 乱过一阵，坐定下来；胡雪岩贴身小厮之一的保福，捧着金水烟袋来为胡雪岩装烟；同时悄声说道：“张姨太已经打发丫头来催请了。” “现在哪里有工夫？”话中似嫌张姨娘不懂事。 保福不作声，只望着屏风后面一个十六、七岁的丫头摇一摇手，表示胡雪岩还不能进去──由南到北，通都大邑中，有阜康钱庄，就有胡雪岩的一处“行馆”；大多有女主人，住在阜康福后进的张姨娘，不甚得宠，所以胡雪岩有这种语气。 “大先生，”汪惟贤来请示：“是用中菜，还是大菜？”紧接着又表功：“恐怕两位外国客人吃不来中菜，特为跟文大人借了个做大菜的厨子，都预备好了。” 所谓“文大人”，指的是刑部尚书文煜，他是正蓝旗的满洲人，同治七年出任福州将军。清兵入关，在冲要之地设有驻防的将军坐镇，其中福州将军因为兼管闽海关之故，是有名的肥缺；文煜一干十年，宦囊极丰，有上百万的款子，存在阜康。汪惟贤知道胡雪岩跟他是在福州的旧识，交情甚厚，所以不嫌冒昧，借了他从福州带来的会做大菜──西餐的厨子，来接待福克与凯密伦。 既然预备好了，自然是吃大菜。胡雪岩本有些话要问汪惟贤，但因他也是主人的身分，按西洋规矩，与汪惟贤分坐长餐桌的两端，不便交谈。直到饭罢，两洋客由阜康福中会说英语的伙计陪着去观光大栅栏以后，胡雪岩才能跟汪惟贤谈正事。 正事中最要紧的一件，便是他此行的任务，跟左宗棠谈一笔三、四百万两银子的借款。胡雪岩急于想知道的是，左宗棠入朝以后的境遇，“圣眷”是否仍如以前之隆；与两王──掌枢的恭亲王及光绪皇帝的生父醇亲王的关系；以及在军机中的地位等等，必须了解得清清楚楚，他才能决定哪些话可以说，哪些事不必谈。 “我看左大人在京里顿不长的。”汪惟贤也是杭州人，跟东家打乡谈，“待不长”称之为“顿不长”；使得胡雪岩大吃一惊。 “为啥顿不长？” “还不是他的‘沃不烂、煮不熟’的老脾气又发作了。” “沃不烂、煮不熟”也是杭州的俚语，有刚愎自用之意。接着，汪惟贤举左宗棠在军机处议俄约及“海防”一事，来支持他的看法。 原来新疆回乱一起，俄国以保侨为名，出兵占领了伊犁，扬言暂时接管，回乱一平，即当交还中国，及至左宗棠西征，先后克复乌鲁木齐、吐鲁番等重镇，天山南北路次第平靖，开始议及规复伊犁，要求俄国实践诺言，而俄国推三阻四，久假不归的本意，逐渐暴露。于是左宗棠挟兵力以争，相持不下；这样到了光绪四年秋天，朝议决定循正式外交途径以求了结，特派左都御史崇厚为出使俄国钦差大臣，又赏内大臣衔，为与俄议约的全权大臣，许他便宜行事。 这年腊月，崇厚取道法德两国，抵达俄京圣彼得堡，立即与俄国外务部尚书格尔思展开谈判。谈了半年才定议，而且崇厚以“便宜行事”的“全权大臣”资格，在黑海附近的赖伐第亚，签订了“中俄返还伊犁条约”，内容是割伊犁以西以南之地予俄；增开通商口岸多处；许俄人通商西安、汉中、以及松花江至伯都讷贸易自由。 消息传回国内，舆论大哗，痛责崇厚丧权辱国。而崇厚敢于订此条约，是因为背后有两个强有力的人在支持，一个是军机大臣沈桂芬，他是朝中足以与“北派”领袖李鸿藻抗衡的“南派”领袖，深得两宫太后的信任。一个是直隶总督北洋大臣李鸿章，以继承曾国藩的衣钵标榜，在军务与洋务两方面的势力，已根深柢固，难以摇撼。在议约的半年中，崇厚随时函商，获得沈、李二人的同意，才敢放心签约；而且未经请旨，即起程回国，留参赞邵友濂署理出使大臣。 沈桂芬、李鸿章虽都赞成伊犁条约而动机不同。沈桂芬是因为僵持的局面持续，朝廷既不能不派重兵防守，左宗棠的洋债就不能不借，长此以往，浩繁的军费会搞得民穷财尽，用心可说是委曲求全。 李鸿章就不同了，多少是有私心的，第一、如果中俄交恶而至于决裂，一旦开战，俄国出动海军，必攻天津，身为北洋大臣的李鸿章，就不知道拿什么抵挡了；其次，左宗棠不断借洋债扩充势力，自非李鸿章所乐见，伊犁事件一结束，左宗棠班师还朝，那就无异解甲归田了。 无奈崇厚的交涉办得实在不高明，两宫震怒，士林痛诋，连恭王与沈桂芬主持的总署──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行走的诸大臣，亦觉得过于委屈，有改议的必要。 于是朝命以出使俄国大臣崇厚不候谕旨，擅自启程回国的罪名，开缺交部严加议处。所议的俄约，交六部九卿、翰詹科道妥议具奏。这就是所谓“廷议”。 廷议的结果，崇厚所签的条约，无一可许，两宫因而如开“御前会议”，慈禧太后原想严办崇厚，加以“翰林四谏”中的宝连与黄体芳，上奏力攻崇厚而且语中侵及李鸿章与恭王；这一来，崇厚便免不了革职拿问，交刑部议罪，虽非锒铛入狱，而软禁在刑部提牢司的“火房”中，这度日如年的况味，也就可想而知了。 此举是抵触“万国公法”的，各国公使，群起抗议，但朝廷不为所动，一面派使英兼使法的钦差大臣、曾国藩的长子曾纪泽兼使俄，谋求改约；一面将崇厚定了“斩监”的罪名。不过，朝廷并未放弃和平解决的意愿，备战以外，由李鸿章策动英、法、德三国公使，出面调停；免了崇厚的死刑，但仍监禁，然后曾纪泽才在光绪六年六月，由伦敦动身赴俄。 交涉开始之时不会顺利，是可想而知的。幸而曾纪泽不愧名父之子，运用他对“万国公法”的知识、出使的经验及关系，促请英、法驻俄公使的协助，在左宗棠到京的前两天，与格尔思改定了约稿，伊犁收回；嘉峪通商，不明定可通至某处；松花江通航取消；只是赔偿军费增加四百万卢布，共为九百万。 当中俄关系紧张时，李鸿章提出“海防论”的主张，与左宗棠的“陆防论”针锋相对。及至左宗棠到京入军机，先议俄约，由于曾纪泽挽回利权之多，超过朝野的期望，左宗棠亦表示满意，无甚争执；后议李鸿章“海防”的计划，他的话就多了，由海防谈到陆防；一转而为西陲的形势，与他在新疆用兵的经过，滔滔不绝，目无余子，军机处只听得他一个人又说又笑，“礼绝百僚”的恭王，默坐一两个时辰，连句话都插不上。 “大先生你想，”汪惟贤说：“不要说恭王，哪个都吃不消他。恭王忍了又忍，忍到后来，索性要军机章京把原折收了起来，不议了。”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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