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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

　　驰道是秦始皇御用的道路，专为他个人享乐之用，结果以后在军事上发挥了极大的作用。群雄并起，项羽入关，如无驰道，则用兵不致如此神速，秦亡得也不会这么快！这是秦始皇生前做梦也想不到的事。

　　由于交通的发达，相应而起的便有旅舍事业的发展，旅舍有公私两种，公家的旅舍就是“亭”。但商贾喜欢住私人经营的旅舍，因为亭有许多不便。

　　有哪些不便呢？古今同理，对于现在公家的招待所，一般人所感到的不便，在当时也是一样。譬如说，借住某名胜区某公营事业机构的招待所，说不定有一天晚上管事的人会怀着歉意来对你说：“某先生，实在对不起！刚才接到台北的长途电话，我们董事长明天要招待一班贵宾来玩，所有的房间都要用。请你原谅，让一让。”这样的情况之下，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如果是住私营的旅舍，就决不会有这样的麻烦。

　　亭的设置住宿设备，本意原是供官员过境之用，有时大员驾临，按照日程，早就收拾整洁，扫榻以待。为了避免再洒扫一遍的麻烦，即使空着，也不愿让商民使用。至于到期必迁，对于一般旅客来说，原不过夜来有个宿处，天明赶路，还不生影响。可是做买卖的商人，就不同了，到某一处进货、售货或者收取帐款，事不由己，逗留的日程亦难预定，倘要多住数日而非迁不可，随身带着货物银钱，岂不狼狈？

　　其次，目前有许多招待所，对于借住者招致应召女郎，悬为厉禁。当时的亭也是如此，这对终年在外，每招游娼伴宿的商贾来说，实有未便。但这些都还是小问题，最大的不便，是商贾无法在亭中做生意。

　　现代的商业制度，灿然大备，制造商是制造商，经销商是经销商，有批发、有门市，分工甚细。在古代，虽有“行商坐贾”之说，但并无严格的“同行公议”，非遵守这个规定不可，所以行商亦可为坐贾，因时因地而异，具有极大的机动性。

　　当然，出发做生意之前，先有一个计划，到甲地买进某项货物，到乙地出售，再进某项货物，到丙地去卖。预计需要多少资本，若干时日，行程如何？都曾仔细盘算过。但是意料不到的客观因素的影响，随时可以打破预定的计划。举个最简单的例子说，携带一批货物，赴某地销售，中途忽遇山洪暴发，或者发生战乱，交通中断，那末，这一批货物便得就地处理。或者原定赴某地销售的，结果在中途某处，发现这里的行情比预定的销售地点还要好，则又何必多花运费、时间，非照原定计划执行不可？

　　遇到这样的情形，行商立刻便成坐贾，在私营的旅舍中便可展开交易。如果住亭，就不会得到这种方便。此外私营的旅舍，奉“顾客至上”为信条，一切的设备、招待，都能符合商贾的特殊需要。特别是某一家相熟的旅舍，可以作为商业上的一个联络站之用，对于业务的推广，更有帮助。

　　由此亦可见，在那种通讯、交通远不如现代，以及天然的不可抗力，随时可以破坏预定计划，为人带来厄运的环境中，如果没有足够的应变能力。是无法出门经商的。刁间就有这样的本事，能识人，能用人，而且能够教人。所以他派出去经商的奴仆，都能获得极大的成功，不仅获利，而且得名。史记“货殖列传”说他的奴仆，“连车骑，交守相”。请想想，这份煊赫！

　　“守”者太守，为一郡之长；“相”，诸侯的属官，掌理民政，亦可以说是地方官。这些达官贵人，居然与奴仆身份的商人一起高车骏马，连翩同行，不能不说是异常的现象。而此现象，正为汉朝商业发展过程中的一大特色。

　　这个异常现象的造成，可分两方面来看，一方面是以奴仆的身份如何高攀得上贵人？一方面是守相为何要折节下交。就前者来说，汉初大乱初定，朝野上下，所全力以赴的目标，即是“治生”，过分追求物质的结果，产生一个观念上的偏差：能赚钱就好！而社会上的阶级又与政治上的阶级不同。政治上的阶级是：官吏、庶民——庶民又有等次，但都为自由人、奴婢。社会上的阶级是富翁、中人、贫民。因此汉高祖虽有诏令，商人不得衣丝乘车，并且有种种歧视商人的法令，而商人只要有了钱，除却造反，其它可以为所欲为。因此，刁间的僮仆，手握巨赀而又手腕灵活，则结交守相，非不可能。

　　至于守相的折节下交，固不免看在钱的份上，心存势利，但大部分是要借重大商人的财力，解决公家的经济问题。

　　那时的地方政府，不比现在，有岁入岁出的预算，更谈不到严格的财政收支系统。尤其在汉武帝以前，对于地方财政，采取放任政策。不过放任不是放纵，横征暴敛，或者从事不急之务，加重人民的负担是不行的。所以这个放任政策，实际是不管主义。不管地方官的困难，有问题自己去解决，不用想跟中央要钱。

　　如果地方富庶，当然可以自给自足，无奈大乱之余，小民餬口尚且不易，何来余财，以奉公家？因而地方上便发生了两个财政上的问题，第一，是政费不足，无力建设。第二，是王侯的用度不足。

　　王的封邑大，问题比较小。侯的封邑通常为千户，说得明白些，就是指定一千户人家，缴纳相当的税赋，以供侯的用度，故称为“衣租食税”。通常每一户每年缴税二百钱，一千户共得二十万，也就是二十斤黄金。除去平时衣食车马之费，定期赴京朝觐天子，一切贡物、旅费、交际应酬的费用，也包括在里面，境况并不如何宽裕。如以年收甘万钱为目标，则以史记“货殖列传”的计算，就畜牧业而言，能牧马五十匹，或养牛一百六十七头，或养羊、养猪二百五十条，有一于此，即可年收此数，在经济上的地位，与千户侯相当，而其支出，不如千户侯之多，所以生活可以过得很优俗。

　　侯的收入少，支出大，甚或二十万钱的收入亦不足，这样，为他管事的“相”，就必须设法去找额外的钱来弥补。或者青黄不接，周转不灵，也必须先借一笔钱来过关。这些难题，唯有手头握有大量现金的贸易商，能为他解决。相的折节下交商贾，原因在此。他所要问的，是有钱没有钱，肯借不肯借？不是什么奴仆不奴仆！

　　郡守的情形，稍有不同。他们的必须联络大商人，是想经由贸易的方式，解决一时的困难，促成经济的发展。这情况，就像现代华尔街的大亨，为开发中国家奉为上宾是一样的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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