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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


  驰道是秦始皇御用的道路,专为他个人享乐之用,结果以后在军事上发挥了极大的作用。群雄并起,项羽入关,如无驰道,则用兵不致如此神速,秦亡得也不会这么快!这是秦始皇生前做梦也想不到的事。

  由于交通的发达,相应而起的便有旅舍事业的发展,旅舍有公私两种,公家的旅舍就是“亭”。但商贾喜欢住私人经营的旅舍,因为亭有许多不便。

  有哪些不便呢?古今同理,对于现在公家的招待所,一般人所感到的不便,在当时也是一样。譬如说,借住某名胜区某公营事业机构的招待所,说不定有一天晚上管事的人会怀着歉意来对你说:“某先生,实在对不起!刚才接到台北的长途电话,我们董事长明天要招待一班贵宾来玩,所有的房间都要用。请你原谅,让一让。”这样的情况之下,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如果是住私营的旅舍,就决不会有这样的麻烦。

  亭的设置住宿设备,本意原是供官员过境之用,有时大员驾临,按照日程,早就收拾整洁,扫榻以待。为了避免再洒扫一遍的麻烦,即使空着,也不愿让商民使用。至于到期必迁,对于一般旅客来说,原不过夜来有个宿处,天明赶路,还不生影响。可是做买卖的商人,就不同了,到某一处进货、售货或者收取帐款,事不由己,逗留的日程亦难预定,倘要多住数日而非迁不可,随身带着货物银钱,岂不狼狈?

  其次,目前有许多招待所,对于借住者招致应召女郎,悬为厉禁。当时的亭也是如此,这对终年在外,每招游娼伴宿的商贾来说,实有未便。但这些都还是小问题,最大的不便,是商贾无法在亭中做生意。

  现代的商业制度,灿然大备,制造商是制造商,经销商是经销商,有批发、有门市,分工甚细。在古代,虽有“行商坐贾”之说,但并无严格的“同行公议”,非遵守这个规定不可,所以行商亦可为坐贾,因时因地而异,具有极大的机动性。

  当然,出发做生意之前,先有一个计划,到甲地买进某项货物,到乙地出售,再进某项货物,到丙地去卖。预计需要多少资本,若干时日,行程如何?都曾仔细盘算过。但是意料不到的客观因素的影响,随时可以打破预定的计划。举个最简单的例子说,携带一批货物,赴某地销售,中途忽遇山洪暴发,或者发生战乱,交通中断,那末,这一批货物便得就地处理。或者原定赴某地销售的,结果在中途某处,发现这里的行情比预定的销售地点还要好,则又何必多花运费、时间,非照原定计划执行不可?

  遇到这样的情形,行商立刻便成坐贾,在私营的旅舍中便可展开交易。如果住亭,就不会得到这种方便。此外私营的旅舍,奉“顾客至上”为信条,一切的设备、招待,都能符合商贾的特殊需要。特别是某一家相熟的旅舍,可以作为商业上的一个联络站之用,对于业务的推广,更有帮助。

  由此亦可见,在那种通讯、交通远不如现代,以及天然的不可抗力,随时可以破坏预定计划,为人带来厄运的环境中,如果没有足够的应变能力。是无法出门经商的。刁间就有这样的本事,能识人,能用人,而且能够教人。所以他派出去经商的奴仆,都能获得极大的成功,不仅获利,而且得名。史记“货殖列传”说他的奴仆,“连车骑,交守相”。请想想,这份煊赫!

  “守”者太守,为一郡之长;“相”,诸侯的属官,掌理民政,亦可以说是地方官。这些达官贵人,居然与奴仆身份的商人一起高车骏马,连翩同行,不能不说是异常的现象。而此现象,正为汉朝商业发展过程中的一大特色。

  这个异常现象的造成,可分两方面来看,一方面是以奴仆的身份如何高攀得上贵人?一方面是守相为何要折节下交。就前者来说,汉初大乱初定,朝野上下,所全力以赴的目标,即是“治生”,过分追求物质的结果,产生一个观念上的偏差:能赚钱就好!而社会上的阶级又与政治上的阶级不同。政治上的阶级是:官吏、庶民——庶民又有等次,但都为自由人、奴婢。社会上的阶级是富翁、中人、贫民。因此汉高祖虽有诏令,商人不得衣丝乘车,并且有种种歧视商人的法令,而商人只要有了钱,除却造反,其它可以为所欲为。因此,刁间的僮仆,手握巨赀而又手腕灵活,则结交守相,非不可能。

  至于守相的折节下交,固不免看在钱的份上,心存势利,但大部分是要借重大商人的财力,解决公家的经济问题。

  那时的地方政府,不比现在,有岁入岁出的预算,更谈不到严格的财政收支系统。尤其在汉武帝以前,对于地方财政,采取放任政策。不过放任不是放纵,横征暴敛,或者从事不急之务,加重人民的负担是不行的。所以这个放任政策,实际是不管主义。不管地方官的困难,有问题自己去解决,不用想跟中央要钱。

  如果地方富庶,当然可以自给自足,无奈大乱之余,小民餬口尚且不易,何来余财,以奉公家?因而地方上便发生了两个财政上的问题,第一,是政费不足,无力建设。第二,是王侯的用度不足。

  王的封邑大,问题比较小。侯的封邑通常为千户,说得明白些,就是指定一千户人家,缴纳相当的税赋,以供侯的用度,故称为“衣租食税”。通常每一户每年缴税二百钱,一千户共得二十万,也就是二十斤黄金。除去平时衣食车马之费,定期赴京朝觐天子,一切贡物、旅费、交际应酬的费用,也包括在里面,境况并不如何宽裕。如以年收甘万钱为目标,则以史记“货殖列传”的计算,就畜牧业而言,能牧马五十匹,或养牛一百六十七头,或养羊、养猪二百五十条,有一于此,即可年收此数,在经济上的地位,与千户侯相当,而其支出,不如千户侯之多,所以生活可以过得很优俗。

  侯的收入少,支出大,甚或二十万钱的收入亦不足,这样,为他管事的“相”,就必须设法去找额外的钱来弥补。或者青黄不接,周转不灵,也必须先借一笔钱来过关。这些难题,唯有手头握有大量现金的贸易商,能为他解决。相的折节下交商贾,原因在此。他所要问的,是有钱没有钱,肯借不肯借?不是什么奴仆不奴仆!

  郡守的情形,稍有不同。他们的必须联络大商人,是想经由贸易的方式,解决一时的困难,促成经济的发展。这情况,就像现代华尔街的大亨,为开发中国家奉为上宾是一样的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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