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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〇

　　问题在这里：那些奴仆，受命从事贸易、将本求利，盈亏都属于主人，何以有这样大的权限，能动用主人的资本，从事政治性的商业投资？万一吃了倒帐，或者资金搁浅，遭致巨大损失，那怎么办？其次，桀黠的奴仆，因为结交了达官贵人，有了强硬的背景，背叛主人，拿他无计可施，那又怎么办？

　　这就是刁间魄力过人的地方。这些因素都在他估计之中。由政治性而遭致损失，不足为虑，因为可以由政治性而从他处取得补偿。桀黠奴背叛，亦不足为虑，他自有驾驭他们的手腕。不但如此，他还有这样一个看法，愈是能结交贵人的，愈见得其人有才能，因而“愈益任之”。此是刁间独具巨眼的鉴别人才的方法。

　　识人还要能用人。一般地来说，用奴仆来从事农、工、商业，最要紧的一点是“同苦乐”。勤俭是治生起家的根本，所以要“薄饮食，忍嗜欲，节衣服”。但这些如果只是对奴仆的要求，而主人像卓王孙那样享用豪侈，则奴仆离心，事业决不会成功。当然，在生活刻苦以外，应有相当的工资作为酬报，是即所谓“同苦乐”的乐，才能维持相当的工作情绪和效力。

　　能做到这样，已经很不错了。刁间却还有更开明的做法，他允许奴仆自己经商，只要完成了主人交付的任务，行有余力，尽可以用自己所积蓄的资本，买进卖出，刁间不加过问。不仅不加过问，甚至予以财力上的支持。这就像陶朱公“三致千金”而分散给他的亲友一样，造成许多外围的子公司，声势越发壮大，呼应越发灵活，而且休戚相关，一荣皆荣，一枯皆枯，则要背叛刁间，不但他自己划不来，别的奴仆也不允许他这样做，合力约束制裁，所以不足为刁间之患。

　　这是刁间超越当时所有的商业理论，独树一帜的成就。此外他还有许多长处，尤其是对于白圭的理论，研究得非常透彻。白圭理论的精义在“观时变”。时者天时，而刁间的“时”，亦包括人事。说得明白些，在掌握自然因素对于生产及贸易的影响以外，还要顾虑到政治因素所导致的生产和贸易环境的变化。

　　先说天时。白圭的看法，出于计然，认为年岁丰歉是有周期性的。他是中国农村中“卖青”这一制度的发明者。由于他手里掌握了大批物资，便足以控制农村中的经济生活，如果年成好，谷麦丰收，则家家要添衣着，修房屋，于是他以丝和漆来交换谷物，当然谷物的价格是低廉的。倘若年成不好，民以食为天，正好打开积谷仓，以高价来交换棉花、土布等物资。在青黄不接之际，他又办理私人的农贷，约定某项农作物收获后清偿。总而言之一句话，变的是“以少换多”的魔术。但是他也有风险，譬如谷物连年丰收，一方面价钱越压越低；一方面陈谷会腐烂变质，这样就要造成双重的损失了。

　　至于政治的因素，不是指政策的变更，而是指发生叛乱的战事而言。那时有一项“战争财”好发，即是贷款收息。

　　最明显的例子是吴楚七国之乱，也正是刁间的那个时代。景帝三年，吴王刘濞自广陵即今扬州起兵，勾结山东及楚地请王谋反，声势浩大，尤其震惊天下的是，吴王所出的赏格：能斩捕朝廷大将的，赐金五千斤，斩一个裨将亦赐金二千斤。他写信通知一起反叛的诸王说：“我的钱，存在天下各处，随时随地可以动用，不一定要从吴国来取。你们要用钱，仅管用。有应该照上列赏格赏赐的，请通知我，我立刻派专人送去。”口气之大，空前绝后，而决非妄言欺人。

　　在以前曾谈过，汉初分封诸国，最富的是吴国。因为有“即山铸钱，煮海为盐”的大利，吴国的老百姓像现代的科威特那样，是不须缴纳任何赋税的。吴王刘濞，以四十年的经营蓄积，财富不知其数。由于吴国钱遍天下，吴国的盐亦营销天下，等于任何地方都有他的银行及盐号，所以说：“寡人金钱在天下者，往往而有之。”

　　相反地，景帝承文帝之政，轻徭薄赋，国库不裕。如果说打仗就是打钱，则胜负之数，未曾接战，就可判定。

　　也就因为财力不足，景帝当时虽派太尉周亚夫，率领三十六将军出关讨伐，但意存妥协，所以采纳袁盎的献议，希望七国罢兵。七国同叛的起因，是晁错建议景帝削诸侯的封地，所以出兵的借口，亦为“诛贼臣晁错。”袁盎与晁错是死对头，当景帝因窦婴的提议，召见曾为“吴相”的袁盎问计时，袁盎正好借刀杀人。他密陈御前：“独斩晁错，发使赦吴楚七国，复其削地，则兵可无血刃而俱罢。”景帝原是极信任晁错的，但考虑久之，终于说了句“吾不爱一人以谢天下”，要向晁错“借人头”了。

　　晁错作了“政策性的牺牲”，而袁盎的计策，并未生效。于是周亚夫的军事行动才正式开始。当时从军的三十六将军，多为列侯，他们的封邑多在关东。为了保护自己的利益，很愿意出力打这一仗。但有一层困难，领军从征，要自备粮袜军火，从何而得？当时通行的办法是借债。汉初的利息，即所谓“子钱”，多寡并无明文规定，只要当事人双方同意，订立契约，即有法律上的效力。列侯愿付的利息，亦是空前绝后的，借一还十。不过有一个条件，要吴楚七国之乱平伏，才能还清本息。因为羊毛出在羊身上，这笔军费是正当开支，等收复失地后、可以向老百姓摊派。

　　利息更高，风险也大。那时的一般富户，在战事上都看好吴楚七国的叛军。讨伐失败，则列侯的性命怕都难保，又从何处去向他们讨债？因此没有一个人肯借。

　　在关中，独有一个姓“无盐”的，贷放了一千斤金子。三个月以后，吴楚七国的叛乱讨平，无盐氏平地一声雷，增加了十倍的财富。都因为他具有政治眼光之故。以刁间的为人而论，他也决不会放过这个机会。吴楚七国之乱，齐王本来也参加了叛乱组织，中途反正，以致临淄为胶东、淄川、济南三国所围。城中物资缺乏，这也造成了刁间的机会。

　　利用机会就是乘时。机会稍纵即逝，所以坐而乘时以外，还该起而争时。治生或者说致富的过程，在那时有三个阶段：第一，“无财作力”，以劳力赚钱，稍有积蓄，便是第二，“少有斗智”，因为资本太小，一方面亏蚀不起，一方面要争取暴利，不得不费尽心机，想出许多“花招”来取胜，于是第三：“既饶争时”，默察时势环境的变化，掌握机会，大量进货、抛售，或作远程的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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