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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根株纪(2)

　　余光中也是文星时认识的朋友，此人是王安石看不起的。“福建子”为人文高于学、学高于诗、诗高于品，但聊天时满有趣，尤善巧思。他为人最喜招朋引类、结党营诗，我在文星时，他极力拉拢我，邀我参加师范大学的“现代诗朗诵会”，奉我为贵宾，介绍到我时，人人争看文化太保真面目，掌声之大，任何人不能比。事后诗人夏青说：“他这种散文家这样受欢迎，我们下次非让他也朗诵几首诗不可！”余光中又拿梁实秋和我的文章在师大的翻译课班上试由学生翻译，试验结果，认为我的文章比梁实秋的容易译，换句话说，语法比梁的西化得多。他又约我到他课堂上讲了一次演。凡此种种，都是刻意交好的动作，后来文星被官方封门，势利眼的余光中也就见风转舵。最不该的，是他明知文星被勒令停业，他在香港谈话却说文星结束，是经济上的原因、是经济上的经营不善！他对国民党政府的血手封店，不敢置一词，反倒如此曲为之讳，真是太没脊梁了。余光中曾有一文名《岂有哑巴缨思？》他不敢说真话，至少也该哑巴一下，别说假话，可见“哑巴缨思”，亦未易为也。为了报复他的可恶，近二十年后，我受萧孟能太大朱婉坚之托，到法院告余光中违反著作权，为了他把卖断给文星的著作一物两卖，在法院，余光中狡赖说所谓的文星书店只以出版一次为限，事实上，若只以出版一次为限，即付“三千元”，当年余光中尚无此身价！

　　余光中这种自抬身价以为狡赖的方法，在我代朱婉坚控告满脸买卖人相的蔡文甫时，也同样发生过。蔡文甫竟说他当年跟文星签约，是“不平等条约”，我在法庭上斥责他，说：

　　“当年签约你蔡先生又不是小孩子（那时他实年三十八岁）、又没有心神丧失、又没被暴力胁迫，契约如有不平等，你为什么要签？何况那个约，比你们现在九歌出版社跟作者的约，在许多地方，还对作者有利得多，你说不平等，是什么意思？当时买断你的大作，付了你三千元，那时一幢新公寓才不过十二万元，三千元不是小数目，如果说有不平等，我看该是文星根本不该出那三千元！其实一块钱都不必付你，你也会高高兴兴给文星出书，因为你当时尚未成名，一登文星，身价十倍。如今你这么‘有名’啦，也该想想当年文星捧你有功吧？也该回馈回馈文星书店负责人萧太太吧？可是，你出了文星的书，甚至礼貌上都不送萧太太一本，我给你的存证信你也悍然不回，今天还说什么不平等的话，你可真好意思！你现在也是开出版社的人了，假如有一天，你的九歌也像文星一样，被政府给关了门，作者们这样对你，你愿意吗？”我这番后，说得蔡文甫面红耳赤，完全不能回嘴了，余光中的情形，也大率类此。

　　文星为余光中出书时候，他亲笔写自吹自擂的广告词，自道：“中国文坛最醒目的人物之一，余光中是诗人、散文家和翻译家。减去他，现代文艺的运动将寂寞得多，他右手写诗，左手写散文，忙得像和太阳系的老酋长在赛马。”如今他签下与文星这种约，真不知该怪右手还是该怪左手，《新约》中说不要叫左手知道右手干的事，理论上反之亦然。但两手相互间纵不知情，签约者必居其一，总不能不认账也！十六世纪英国总主教克兰默（ThomasCanmer），在被火刑处死前，曾谴责他的手，说他手写了大多的违心之言，而该先遭火烧（“……I have writen many things untrue.And forasmuch as my hand offended，writing contrary to myheart，myhand shall first be punished therefore；for，mayl come to the fire，it shall be first burned．”）。有的历史没记载总主教怪自己的右手还是左手，四百年后如时光倒流，只有余光中能现身说法、提供解答了！基本上，余光中一软骨文人耳，吟风月、咏表妹、拉朋党、媚权贵、抢交椅、争职位、无狼心、有狗肺者也。他开会开到外国去，在加拿大参与国际笔会，大会关心大陆被捕下狱作家，余光中与焉。令人奇怪的是，当台湾被捕下狱作家在牢中的时候，余光中为何不关心？会喊。“狼来了”的他，却为何为虎作怅？至于笔上写“天安门，我们来了”的诗人，却在台北景福门纳福，且为诗拍蒋氏父子马屁，更证明此人是势利中人，绝无真正诗人的真情可言也。

　　余光中介绍一个人，叫王敬羲。梁实秋跟我讲了一个笑话，他说每次王敬轰离开梁府，都要偷偷在门口留下一泡小便才去。梁实秋一直装做不知道。有一天，王敬羲居然很神气地自动招出来，他说：“每次我都撒泡尿才走，梁先生知道吗？”梁实秋答道：“我早知道，因为你不撒尿，下次就找不到我家啦！”王敬羲是余光中的朋友，人嘻嘻哈哈的，倒也爽快，只是以文化人兼市侩，可鄙而已。在蒋介石下令扑杀文星时，他在香港打出文星招牌，虽扩散文星毒素有功，但自己趁机中饱，却是实情。他向我约槁，我写了一本《借古不讽今》，愉装在茶叶筒里，由一香港来的女作家携出台湾，他印出来了，却一文不付版税。我被捕后，他在《南北极》杂志有以声援，可以肯定。但从我复出后，他却一路造谣，竟说国民党有意把李敖放出来了，又在萧孟能诬告我的案子中助萧为虐、落井下石，种种行为，十足是文化小人。他又盗印柏杨的书，虽中饱版税，但在柏杨出狱后向他讨钱时，他却给了柏杨一些，大概是勾引柏杨老婆后的内疚吧？柏杨做了王八头而不知，还感谢王敬羲呢。我们深知内情的，都忍不住窃笑。

　　在文星时代，有一次我同何凡等聚餐，何凡洋洋得意他说他在《联合报》写“玻璃垫上”，“一连写了十多年，还不出事，可见段数之高。你李敖整天惹警备总部，是何道理？…我说：“何凡啊！你还好意思说吗？你独占专栏地盘，有别人享受不到的好机会，有这么大的宣传媒体，你整天写的，上限不过大官的白眼，下限不过公车的黑屁，然后就是谁跳多高、谁跑多快、白菜萝卜多少钱一斤。……你十多年来，没把言论自由的尺度写宽一点点，没给警备总部这些大老爷们施以一点点教育和教训，你不觉得你失职吗？你还好意思这么得意吗？”何凡虽然讨人厌，但他大太林海音却很好。她主持《联合副刊》时，我曾投稿，有的用了有的不用。她虽然胆子不大，但比起后来政工系痖弦之流来，却高明宽大得多。

　　她在文星后期，到我家看我一次，也预约过我的告别文坛十书，此后就不敢再和我来往了。十多年后，我出狱归来，在路上一遇，聊了几句，再见面时不幸已对簿公堂——我代萧孟能太太朱婉坚追究版权，告了多人，她也在其中。”她在法庭上遁同说：“她所以没通知萧太太，因为找不到她。”我说：

　　“萧太太过去有钱的时候，你们为什么找得到她呢？”林海音为之语塞。无论如何，林海音是位不错的朋友，虽然我们早就“幽明异路”了。

　　我代朱婉坚追究版权的官司，在法院方面全这当然和国民党的司法黑暗有关。不过在一片黑暗中，我倒看到一幅光明的画面，那就是一九八七年六月八日《民生报》来访问我时，做记录的一位小女生徐开尘。她进我家门时，一片清秀脱俗、神韵飘逸，使我眼睛一亮，我一边接受访问，一边偷看她，她真耐看！习惯上，我看到漂亮女人，都一边看一边挑她的毛病、找她的缺点，以便不再留恋，但这小女生却挑不出毛病，并且愈看愈有余味。此后几年，这小女生和她的同事邱海岳、林英哲等，与我聚餐过几次，每次聚餐，我都忍不住要偷看她几眼，非常舒服。有一次在敦化南路碰到她，我说你为什么不打电话给我，她说打过一次你不在，我说为什么不打第二次，她笑而不答——她的笑，可爱极了。又过了几年，我从凯悦大饭店出来，看到基隆路对面有人一再向我挥手，我过马路一看，原来是这可爱的！旁边有两位她的同事。我半开玩笑的点破，我说你知道这么多年来我一直对你单恋吗？她又笑而不答——她的笑，可爱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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