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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志留纪(5)


  去年一月三十日,我发表《给黄少谷先生的又一公开信》(收在“李敖千秋评论丛书”第十九册),最后说:

  ……回想半个世纪前,新闻界没有封杀你,因为你可以办报,“军阀”允许任何人办报,可是在“大有为政府”的今天,反倒不能办报了;又回想半个世纪前,司法界没有被这样污染,国民党员罗文干遭到政治迫害,“军阀”允许司法方面不配合,可是在“黄少谷主持司法院”的今天,司法方面的“言之痛心”,反倒愈来愈重了!我们怎么了?我们到底怎么了?我们的新闻界和司法界,半个世纪来,是不是开倒车了?

  问题已不在开不开倒车,问题在即使开倒车,还能开多久?少谷先生,你八十开外了,你和你的同党尽管不知今日何日、今夕何夕,但是你们的子孙应该知道,我真不愿用“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的老套来劝你们,但是“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的因果铁律,究竟还不是你们这些祸国殃民的老人所能推倒的,你们总该避免殃及子孙吧?

  如今,在倒车日甚声中,我们本该不要再结怨的人,却又周而复始,又来结怨,并且“殃及子孙”,是由先生的第二代出面,参加斗臭我了,我真觉得意不能平。回想十八年前,我到法院告先生,国民党法院为了开脱先生,竟推翻文明法例、推翻自己二十二年院字第一,一四三号解释例,说先生是发行人,所以无罪;如今我告先生第二代,自知结果如何。先生当然知道我绝非笨到妄想在此时此地法律上还我公道之人,先生当然知道我不过在留下历史记录与时代罪证。先生又何苦一而再再而三三而网的与我结怨,以为子孙之余殃?我真对先生之不智,为之呗息。国民党的悲剧性格有多重,其中之一就是自大狂,总是高估了自己,错估了敌人。在大陆错估了共产党,所以到了台湾;在台湾又把我们看扁,所以好像总把我们吃定。其实如日中天的汉武帝,都吃定不了司马迁,而被司马迁遗臭万年;何况是日暮途穷的国民党?当然国民党不怕历史、不怕异己,但对为子孙余殃,总有所怕。陶百川日日大声疾呼请种善因以留善果,但他自己却举家放洋以为趋避,其内心之明智与恐惧,可知矣!我今天做法律游戏,告先生的第二代,官司事小,象征事大。即我们这些国民党统治下的受难者,决心有同第一代斗争后又同第二代斗争的准备,结怨相报固然令人不快,但是只要国民党执迷不悟、欺人太甚,我们又有什么选择?遗憾的是,对我个人说来,我真的“不愿与余先生结怨,因为余先生毕竟是国民党大员中最能欣赏我的人”。但事实演变,先生人在江湖,竟前后四次,以不公正对我,甚至有甚于《联合报》,纵有;日交余情,亦云寒矣!我遗憾要以先生父女为斗争选择之一,一如先生父女选择跟我过不去。我真的感觉到,在政治壁垒的对峙下,甚至仅存的最后一叶都要飘零以去,在火光中、在爆破里,为时代的无情,留下悲怆见证。我本想尽量抑制自己,留下一个例外,但先生逼得我没有选择,我只好备述原委,以供先生反省之资。这是我给先生第一信也是最后一信,长与先生,生死辞矣!

  这封信是一九八四年二月五日清早写的。写好后,我拿给黄怕看。深知余纪忠的黄怕说:“要这么麻烦吗?以余先生那么聪明,我去跟他说就好了。”果然黄怡越过“柯、简二位”,开辟第二渠道,见了余纪忠,余纪忠照我开的条件,道歉赔款了事。为了给余纪忠面子,我请黄恰带去三幅不错的画,半开玩笑请黄怕转告:“余先生别以为自己吃了亏,如不喜欢这三幅画,可卖给蔡辰男的国泰美术馆,包余先生还可赚一票。”

  这就样的,黄怡捧了书面道歉和四百万现金过来,我抽出十分之一,送给黄怡,黄怡不肯收,我说:“算余老板请客,你没有车,你去买辆汽车吧。”她笑起来,勉强收了,真买了新车,变成汽车阶级了。后来胡虚一看了这封信,对我说:“李敖兄啊,这才是好文章啊,你可以写不骂人、不粗野的文章,而能把意见表达得深为得体,那么动人,为什么还要写其他那些骂人的、粗野的文章呢?”从这封信中,可以看出不少我快意恩仇的背景,但究其原始,这笔财路是我好心帮助胡虚一而来,义助朋友于先,才有“财富逼人来”于后,这也算是好心好报的因果关系。这一事件后,或许有人说,你这样对余纪忠,那《联合报》的王惕吾还不一样是报阀,你对他是不是反倒优待了?其实没有,我揭发过王惕吾为美军开妓院的事,扬他丑扬到这种地步,这是优待吗?凡是报阀,我都不放过,连小报阀——林荣三,我都“小的也要”呢!梁子最早结在林荣三的《自由时报》乱登消息,说:“东北籍国代路国华娶媳妇时,李焕夫妇破例到场祝贺。席间,李敖突然出现,并和李焕亲切拥抱,引起现场一场骚动。”看到《自由时报》,我很困惑,因为我不但早已多年不参加婚丧喜庆,并且与我们东北籍的什么立委、监委、国代之流根本没有来往,不但没来往,我还写文章一再骂他们呢!不但不认识的我要骂,认识的也照骂不误,梁肃戎被我骂得狗血喷头,就是显例。立委石九龄且是我三姊夫石锦博士的爸爸,于我是亲戚、长辈,我也照骂不误。如果真理所在,我因为对方是同乡、是亲长,我就放水,那李敖还叫李敖吗?我根本不认识“东北籍国代路国华”及其血亲姻亲,又何从“突然出现”在什么婚礼之上?何况,我一生美女都拥抱不完呢,谁要去拥抱李焕?也许有人以拥抱国民党大员为荣,我却深以这种不实报道为辱。《自由时报》实在太乱来了,因此我请来郭鑫生律师,把它告到法院,可是没告成。但我没完没了,又逮到它诬指我开车闯红灯,就凭这么一句话,我又请郭律师告到法院,地方法院法官谢碧莉判林荣三赔我十万元,我嫌少,上诉以后,高等法院法官吴欲君、王立杰、陈博享在我的依法纠缠下,判他再加四十万,今年七月六日支票开过来,连同利息一共赔我五十四万九千七百九十五元,可见我如何快意思仇!原因简单极了,就是“林荣三,大土蛋。讨厌你,跟你干。逮到你,法院见”。如此而已。

  美国绰号“黑色轰炸机”(Brown Bomber)的重量级拳王乔·路易斯(Joe Louis),从一九三七年到一九四九年,独霸拳坛十二年。他临退出江湖前,到台湾做过一次表演赛,美中不足的是,在众目睽睽之下,竟然没有可堪一击的对手能配他一战,他在台上,表情只是一片索寞。一个不量力的美国军官颇有拳名,上台跟乔·路易斯比划,可是拳未伸出,人已被撂倒,乔·路易斯表情继续索寞——他索寞,因为在这个岛上,没有真正可堪一击的“敌人”。乔·路易斯来时,我正念中学,看到报上对他的描写,我茫然一直难忘;可是多年以后,当我在文坛上独霸之余,我想到乔·路易斯,却又恍然若有所悟。乔·路易斯在美国,有一次与朋友们外出,途遇有眼不识泰山的小子们寻衅,小子们打过来,朋友们打过去,但是大家交手,乔·路易斯本人,只是闪躲而已。朋友们大叫老乔你怎么不打,乔·路易斯说:“我这一拳多值钱啊!

  怎么可以用来打这些小子们。”乔·路易斯说这话的时候,也可想到他的索寞。——上台的“敌人”固然不堪一击;台下的小子们,他也不屑一揍啊!我在台湾文海称雄,有一点对乔·路易斯自愧不如的是,我有时要在对方太不入流的时候,为了开道过路,也会挥拳施教,“打这些小子们”。并且,总是擒贼擒王,是狗就找主人,是和尚就找庙。做主人的、做庙的,别想藏在身后,我一定把他们揪出来打。有人问,你李敖不是也说过:“我不该向那些时代渣滓们消耗我的精力” 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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