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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国民党捏造历史

　　现在再回看陈少白的追忆，便知道上李鸿章书，乃是孙中山完稿在上海见过郑观应之后，不但不成于广州，更不成于香港了。既然这样，又何来桂崇基所说的孙中山在香港向唐绍仪出示上李鸿章书呢？

　　至于桂崇基说孙中山因唐绍仪之介，得识徐秋畦的事，也不能成立。据《国父年谱初稿》，一八九四年六月，孙中山“偕陆皓东至天津，上书李鸿章”，“先生在沪遇香山同乡郑官应，由其函托王韬介绍于李鸿章幕僚罗丰禄。迫先生偕皓东抵天津后，先访罗，又得徐秋畦为先容，求介见鸿章，先以书进。”则徐秋畦和孙中山的搭线，是罗丰禄而非唐绍仪。徐秋畦是李鸿章的幕僚，陈少白回忆中的“李鸿章幕下的老夫子”，该是指他。桂崇基说徐秋畦带孙中山见李鸿章的一些细节，虽然有趣，但是非常可疑。原因无他，以李鸿章的忙、李鸿章的大架子，他是根本不会见孙中山的！

　　但是，若说李鸿章根本不会见孙中山，这对国民党的附会之徒说来，是认为脸上无光的，所以，他们就开始捏造历史。

　　胡去非在《孙中山先生传》（一九三一年八月上海商务印书馆版）里，曾集这种捏造之大成，胡去非说：

　　至北京时，冒险谒李鸿章，密陈北京政府之横暴腐败，革命之不可缓，议论雄快。李谢之曰：“今日之革命，余亦知其不可已；然余年七十有九，精力既衰，断不能大有为，幸君努力为之，中国前途，唯君等是赖，余必为君后援”云云（见时事新报馆编《中国革命记革命党小传》）。

　　吴稚晖编年系“别传”云，中日交战前，先生由湖南出扬子江口，由海路入北京，深夜冒险晤李鸿章于私邸，陈说大计，劝李革命。李以年懋辞。此为癸巳二十八岁以前之历史，即自传所谓“十年如一日”也。

　　到台湾后又大造特造

　　胡去非本人后来也不信这些捏造，他在《总理事略》（一九三七年十月上海商务印书馆版）中，就有“先生见李鸿章不遂”

　　的更正。但是国民党逃到台湾后，却把这一捏造，花样翻新起来。首先是一九六五年十一月十一日《新生报》登出《中央社特稿》－《万世风范的国父》，其中说：“在国父演讲时曾担任过记录的中国广播公司董事长梁寒操，讲了八个有关国父生前的小故事，来纪念国父百年诞辰。”梁寒操讲的第一个故事是：

　　国父在二十七八岁的时候已经出来行医，有一次他满怀爱国报国的热忱，上书李鸿章，并由唐绍仪陪同，去见李鸿章。当时李鸿章还没有看完国父所上的书、就老气横秋地对国父说：“天下大事困难重重，不是你们年轻人所能够了解的。”国父辞出后，大为光火，眼睛冒出愤怒的光芒对唐绍仪说：“我起先以为李鸿章很行，现在才知道他根本不行，我的建议他干不了，我自己来干！”

　　梁寒操做过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也是老广（广东人），他带头造这种谣，由《中央社特稿》方式发出，自然就愈来愈绘影绘声了。难怪此后国民党宣传媒体上，不但把孙中山见李鸿章的电视画面，弄成李鸿章一派诚惶诚恐模样，并且干脆就说孙中山当时是去“招降李鸿章”了！——国民党捏造历史，竟逸出常识，一至于此，国民党真太目中无人了！

　　梁寒操捏造历史中，提到孙中山见李鸿章是“由唐绍仪陪同”的，这种捏造，未免太粗糙；所以十八年后，这一捏造由桂崇基翻做，变成唐绍仪是中间人了，而“陪同”的，又换成徐秋畦！当《传记文学》的编者向桂崇基专函请教出处的时候，桂崇基说：这是“民国二十年左右”唐绍仪亲口对他说的！他居然把这段秘史埋在心里五十多年，真是天晓得他在干什么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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