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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四

　　殷海光这篇《我对于三民主义的看法和建议》，原登在一九六〇年六月十六日《自由中国》里。这篇文章是因殷海光一个月前写《给雷震先生的一封公开信》（《自由中国》，一九六〇年五月十六日）引起。在这封公开信中，殷海光有这样一段话：

　　我在台湾大学任教，算来有十一个年头了。我教的科目，不是政治，也不是历史，而是逻辑、罗素哲学、解析哲学、理论语意学这类东西。我在这十一年里，偶尔为学生办的刊物写点文章，也有时被学生请去讲演。这些工作，是任何教师份内的工作。只要有学生请，教师们是没有正当理由拒绝的。我底写作和讲演在从前也没有出过什么“问题”。可是，自从一九五八年十二月十五日我讲演《胡适与国运》以后，“问题”就来了。这一天下午七点钟，我在校本部开讲，由于题目很有吸引力——我不认为我自己有什么吸引力，当时连走廊上和窗户上都爬满了青年。我讲演底内容大致与在自由中国第二卷第九期所发表的相同。在这篇讲演中，我提到对于中国现代思想最有影响的人物时，只列举了康有为、梁启超、陈独秀和胡适之四位先生，而没有列举别的人物。我这样做系基于我自己所做的种种考虑。我底这些考虑对不对，有而且只有就学术思想的观点去衡量才可。讲演完毕以后，照例由学生提出问题。有一位学生问：“殷教授认为三民主义怎样？”我当时答复说：“三民主义系四十年前的政治统战工具。它是为了迎合当时复杂的政治思想而设计的，所以也就十分糅杂。”我的确没有在这篇讲演中恭维某党人士硬要天下人恭维的偶像；我的确也没有说半句恭维三民主义的话。除了当作压制思想的权威以外．我想不出任何理由必须把任何人的话捧若圣经，更何况那些儿十年前的方便说法！大概这招致了某党人士极度的不满。自此以后呢？每逢有学生请我讲演，不是因训导处同仁说“教室不够”，便是说“题目不行”，而给打消掉了。对我而言，反正这类事件平常得很，懒得去记忆。世道衰微如此，有什么可说的呢？

　　看了这段来龙去脉，我们不难发现，殷海光在写过千千万万批国民党的杰作以后、在《自由中国》封门的前夜，最后奋其一击，以他思想家的透视力，在国民党所倚恃的圣经头本，尝试去点破真相、尝试去动上。显然的，殷海光为了这一点破真相与动上，很快的失掉了演说的自由、失掉了《自由中国》。如今我们追念这段往事，应该注意到当时自由民主人士的那股双轨作业一一—轨是用新党对抗国民党、一轨是用新解说剥开国民党的圣经。也许当时他们这样做，不全是自觉的，但他们在“文字收功”多年以后，最后升级到这种双轨作业，却是一种不得不然的发展。虽然他们立论的纯度，不无可疑；组党的品类，容有可议，但是他们毕竟百尺竿头，没有停止地向前走了。

　　他们在竿头翻落，求仁得仁，这种勇于殉道的精神，比起扭曲他们以为“纪念”的伪君子们来，真是伟大得无与伦比了！

　　一九八四年八月六日以两小时作

　　〔附记〕殷海光的历史训练和资料训练很差，所以他无法从孙文的著作中举证，这是他立论的大缺点。孙文在一九一九年写《文言本三民主义》，在民生主义部分，尚没提到“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又名共产主义，即是大同主义”的话，这些话是一九二四年《演讲本三民主义》增加的，而那时正是国民党共产党哥俩好的时代！三民主义的统战性质，在此可得佐证！（一九八四年八月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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