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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三

　　说到这里，我愿意提醒国民党的朋友一声。据已故崔书琴先生告诉我：“他在天津南开读书时，天津还在北洋军人统治之下。当时三民主义是禁书。读三民主义如被查出，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可是他们总是秘密地放在桌子底下读，或者半夜起来读。”如果当时三民主义像现在一样得靠政治力量来掩护其权威并强使大家信从，那么怎能在北洋军人统治之下”深入人心”？

　　第三、三民主义是否“统战工具”？我的答复：“是的。”我说它是一种政治思想，系从它底思想性质方面着眼的；我说它是统战工具，系从它底政治功能着眼的。二者毫不相妨。这一看三民主义产生的背景便知。国民初年，承孔制大一统崩溃之后，新学说、新思潮涌入。当时的中国知识分子，在一方面由于好奇好新鲜，在另一方面由于迫切想抓住一个什么主义来救国，于是有人讲无政府主义、有人讲社会主义、有人讲民治主义、有人讲共产主义，……“思想庞杂”极了。由于“思想庞杂”，表现在政治上的就是行动纷乱，力量分散。孙中山先生看到这种光景，于是创建三民主义。三民主义中的民族、民权、民生可以看作政治问题底三大基本范畴（three primary categories）。试问上述各种思想学说，有哪一种能逃出这三大基本范畴以外？这真是各路孙悟空跳不出佛爷底手掌心也！就四十年前孙先生所处的时代而论，这真是一个伟大的天才创建。因为三民主义确乎比当时一般政治思想高出一筹，而且富于广含性（comprehensiveness），所以把当时那些思想都吸收了，都兼消了。因为思想上的吸收和兼消作用，于是许许多多政治醒觉分子渐渐皈依到三民主义的怀抱而滋长出一种一致的政治意识。这种政治意识之滋长，日后成为北伐运动的推动巨力。我想，凡属中国现代史的公正研究者，都应该对于这一段历史发展做一番客观的解析。

　　从这个观标来看，三民主义不是“统战工具”又是什么？当然，那个时候，似乎没有这个名词，而且孙先生本人未必“意识到”这一点。不过，这不是实质，所以无关紧要。我们并且还可推广一步来想：不仅三民主义是一统战工具，而且就国民党底发展史看，凡是它”革命”顺利的时候，也就是它的统战做得好的时候。只因后来“革命成功”，自以为政权在握，武力可恃，骄念横生，以为天下莫我若也，不肯虚心把统战认真做好，所以后来弄得处处荆棘横生，以至于一败涂地。孙先生本人就是统战的大发明家。同盟会是统战的初尝，”联俄容共政策”是大规模的统战，并且是“国际统战”，抗日战争初期搞的是很可欣赏的统战。到了抗战末期，战争及人事因素把国民党底政治机能腐蚀了，弄得它逐渐在统战中失去主动力，政协失败就是显明的实例。于是它对于统战滋生出畏惧、戒慎，甚至厌憎的心情。今日台湾国民党底政治心理就是这种心理底延续。所以它很难打开一条大的出路，而僵守在这里，日以捉蚊虫跳蚤、吹毛求疵为务。

　　第四、国民党应须将三民主义来一番改适。三民主义底大间架还是可用的。然而，它底内容和铺陈，凡十年来，毫无修正、翻新和充实。我极不赞成国民党借着政治权势把三民主义变成国教；但是我极其赞成国民党享有不借政治权势来宏扬其三民主义的自由。近十儿年来，对于三民主义研究得最努力的，我所知道的只有任卓宣先生。可是，他所走的路是钻到三民主义里面加以诠释。

　　这种工作，类似中世纪的繁琐哲学家之注解亚里士多德哲学。这种路线愈走愈窄。所以三民主义的繁琐哲学，到了任卓宣先生便是登峰造极，不能再有起境了。三民主义的阅读呢？从崔书琴先生之冒险秘密阅读而演变到今日必须以高压手段喂填鸭、必须拿考绩和利禄来做鼓励，相去何远！世变何极！这是三民主义的悲剧。这一悲剧之形成，丝毫不能怪任先生。自从国民党得势以来，就把三民主义捧若圣经，自党员以至人众，只许信奉，不许批评。这一种心理状态表现得最强烈的代表人物可推胡汉民先生。在这种传统气氛高压之下，即令任先生有柏拉图底才华也施展不出来的。国民党底这种“意识形态”之作用，不仅禁锢了自己底思想，而且也禁锢了三民主义。真是令人惋惜！

　　我们看孙先生所作三民主义序文，可知他自己并没有像他底信徒那样，把三民主义当作天经地义的意思。

　　而且，就我们从前一辈人所述孙先生底行谊中，得知他很喜欢和青年诘难辩论。如果当初孙先生对于三民主义采取像现在一部分国民党人士这种专横武断的态度，那么三民主义何能在无武装保护之下爬起来？何能畅行天下？杜威说：“民主必须每代更新。”大家奉行的政治思想，哪里是动都不能动的列祖列宗相传的“朱子家训”？

　　三民主义是四十年前的产品。这四十年来，世界进步得太快了，中国人底知识也有些进步。如果要它跟上时代，永远常新，并且使青年们读起来真正从内心发生兴趣，那么必须来一次改造。改造的工作，必须从吸收现代心理学、拉斯威尔政治学、波柏底社会思想评导、文化人类学等等着手。这种工作是一件比石门水库还要巨大的工程。这样巨大的工程，绝非一个人所能进行，而必须成立一个机构，网罗这些方面的人才以从事。国民党内至今还是有些聪明才智饱学之士。像陶希圣先生这样的人就可主持其事，期以三年有成。那时三民主义可以一崭新的面目与大家相见，在中国政治思想上重放异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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