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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

　　徐道邻眼里的“花柳病”

　　徐先生既为传统派做嫁衣裳，看到抨击传统派的文字，自然不顺眼。于是他转过头来，决定打趣“李先生”一下，他说：

　　李先生说，想要占有一个美人，她的优点和缺点，就得一块儿占有。这句话不错。但是，如果她的“缺点”是一种花柳病，那我们却不必一定要非“占有”不可，因为那是我们可以“预防”的，何况她还“要求”我们预防呢。

　　看了这段话，我真要套徐先生的话而说他“弄拧”了我的意思了。在原文里，我是这样说的：

　　我们面对西方现代文化，就好像面对一个美人，你若想占有她，她的优点和“缺点”就得一块儿占有，这个美人是任性的、不可塑的，她根本不理你这一套农村文化的“忠告”，她即使有”缺点”，即使想在人老珠黄时有所改正，也绝不会用你这一套发了霉的东西。

　　我每用“缺点”两字，都加上括号，表示这词有点特殊意义，不可以乱肯定的。徐先生既同意我“这句话不错”，却又说“不必一定要非‘占有’不可”，态度上的模棱是很明显的。模棱的原因，是因为他痛感于这美人有“花柳病”。

　　我的答复是，即使这美人有“花柳病”，一齐“占有”又何妨？留得美人在，何愁病不除？何必因小失大呢？徐先生大概忘了我的本意了，我曾说：

　　也许西化的结果会带来不可避免的“流弊”，可是我们总该认清我们的“大目标”是什么，为了怕肚痛，难道就不养孩子吗？为了怕噎着，难道就不吃饭吗？我们的“大目标”是建设现代化的强国，在这个“大目标”下，我们该有“衣沾不足惜，但使愿无违”的决绝与胸襟。“大目标”

　　是安慰我们补偿我们最好的代价。在这个百年大计中如果真有“损失”，也是值得一千的。

　　同样的道理，我可以说，难道为了怕“花柳病”，就不同这美人“成其好事”了吗？这不太懦夫了吗？太不罗曼蒂克了吗？在美人面前，我们要有“卖油郎”的精神：只要“花魁女”能使咱们生气蓬勃，她有点“花柳病”，又算得了什么？

　　何况，这美人即使有“花柳病”，也不会…要求’我们预防”

　　的。徐先生这话表示他不懂女人心理。徐先生该再仔细看看那本库普林（AlexanderLvanovichKuprin）的“亚玛”（Yama），看看那位有了性病的女孩儿怎样对付她那心上的小冤家——

　　她绝不会“要求”的！咱们也无从‘预防”起。女人的“缺点”永远是神秘的，绝不是徐先生和我所能假定的。

　　还有，这美人如果真有“花柳病”，她一定偷偷请教西化派的医学博士，绝不会找传统派的中医，更不会找什么超越派的密医。我们江湖郎中的救美计划是休想染指的！

　　徐道邻的新保守主义

　　我们的大病在于不承认我们的弱点，我们的弱点在缺少生气蓬勃的酵素，就好像“卖油郎”缺少了“花魁女”。今天我们最该承认的，莫过于承认我们需要“花魁女”。肯定了这个大前提，其他一切都是余事！

　　面对这美人，我们需要的是“勇气和毅力”，而不是“保守眼光”。徐先生在“论守旧和革新”中，曾告诉我们：

　　不拿保守眼光的巨盾来掩护自己、欺骗自己，就必须忍受承认弱，点的烦恼，和使出急起直追的力量。这种有碍于日常心理的安宁，和生活方式的安定，一般普通人哪里能拿出来这种勇气和毅力？

　　这是多么明智的论断！承认我们的“弱点”是需要”花魁女”。

　　也许会使黄帝子孙有点难为情，有点“烦恼”。可是除了“急起直追”外，我们还有什么办法去寻找生气蓬勃的酵素？这美人和她的“缺点”来了，也许暂时“有碍于日常心理的安宁，和生活方式的安定”，可是又有什么两全的法子？美人还在金屋外面，我们有什么“预防”的办法？我们今天第一件事是先“占有”她和她的“缺点”再说，我们还不配谈“预防”！还没有工夫谈“预防”！

　　不幸的是，“论守旧和革新”的作者本人，却和“一般普通人”一样的缺乏“这种勇气和毅力”。他本人的“保守眼光”为他自己做了“巨盾”，也为一切保守主义者做了“巨盾”。当然啦，以他的聪明和灵巧，他是不会不骑一骑墙的。所以他一行文，便露骑墙的痕迹。例如他会说：

　　根据我们对于过去历史的认识，再加上我们现代社会学、人类学、行为学等等新的观点，对于想从中国一堆古书中研究出一种救世新药——不但要救中国人，并且要救全世界的人——的一种努力，我们至少认为还没有充分的事实的和理论的根据，使我们可以抱有过分乐观的信心。

　　但他同时也会说：

　　从社会学、人类学的立场看，我十分感觉着我们有把中国旧有的伦理思考从速的予以新颖化、予以通俗化的迫切需要。（以上皆引自《行动中的中国文化》）

　　这是何等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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